徐沛文集

2003年上網後，獲知一位女大學生在北京因言被囚。我對著她的文章照了照我22歲前留下的筆記。對照出我該向她致敬。與她相比，大學時代的我可謂無憂無慮。 我在重慶上大學的四年(1983-1987）是中共極權暴政的寬松時期。大學讓我大開眼界。這和我上的是外國語學院也不無關系。我們與外教和外國留學生的交往不受什麼限制。在北大，不僅得登記，而且一到時間，中國人就會被趕出外國人的宿舍……與此相比，我們學校自由多了。除此之外，我們學校還有一個專門培訓出國人員外文的預備部。學員都是各個大學選派出國的研究生和年輕教師，多為男性。他們彌補了外國語學院男生的不足。他們的存在豐富了我們的生活，他們的思想提高了我們的認識。就是因為一名中科大的研究生對我說，去外交部工作如同自投金籠子的鳥，我才放棄了尊母命考高翻的機會。 總之，我在校時舞會、報告會不斷。大家按課表上完課後，各有所忙。同學中有練氣功的，讀《包法利亞夫人》等西方譯著的，有織毛衣的，看三毛等的通俗讀物的。我隨機行事，對什麼都感興趣，但都不專一。 除此之外，我也愛和老外打交道。有外國電影必觀之。有次還拉著一位法語系的男生和我一起參加朗誦比賽，。表演《簡愛》的片段。“我們的精神是同等的，就如同你跟我經過墳墓將同樣地站在上帝面前”等話，我過耳不忘。倒是《第二性》之類的外國書，我過目即忘，只感到這些作者把生活復雜化了。 只有對政治我絲毫不感興趣。一位男生告訴我，胡耀邦下臺時，他們氣憤不已，宿舍樓熄燈後，他們大叫“打倒鄧小平”，但為了不受懲罰，幾位同學每人輪流叫一個字。他的講述只換來我一陣哈哈大笑。我笑他們膽小。我也確實膽大，六四屠殺後，我就在波恩的中共大使館前，當眾帶頭高呼“打倒鄧小平”！ 相反，宗教令我神往。我們班組織去大足旅游。大足石窟展示的栩栩如生的天國和地獄，讓我對佛教更加敬畏。結識的基督徒又讓我對他們的世界滿懷好奇。其中四位美國人給我的印象最深。這兩男兩女不是情人，卻友愛得勝似情人，他們對外人也好得驚人。比如，我講我想參加歌德學院和上海外國語學院聯合舉辦的作文競賽，他們便主動提議幫我打字，為我這篇文章後來得獎，提供了優越條件。還有位英文系的中國老教授也是基督徒，是他送我一本珍貴的中文版聖經，可惜我卻只開了個頭便因繁雜的人名和地名而束之高閣。畢業時，我還有心克服困難，把它讀完，所以

  一“假大空” 當自比“蛙王”的毛澤東被閻王捉拿歸案時，我還是個小學生。當時我和同學們都落下了純真的眼淚。有位同學還邊哭邊說，指引我們向前進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死了，我們會挨餓受凍的。 共產黨在大陸顛覆中華民國後，大陸人從此就被欺騙和毒害。談起那段時光，我腦袋裡便冒出“地主的鬥”一詞。它及“我愛北京天安門”、“東方紅”等都是中共通過學校灌輸我的共產謊言。小學生們一會兒學大寨，積肥送肥下農村；一會兒學大慶，在課堂上糊紙袋子；一會兒學雷鋒，上街掃地……我們校宣隊還到街上表演文藝節目，宣傳“黨中央精神”，我曾拿著塑料花邊唱邊跳“我手捧鮮花獻給首都工人民兵叔叔”，淪為贊美中共爪牙的小木偶。愛勞動，助人為樂，唱歌跳舞本身沒錯，只是內涵全都被共產黨赤化以至毒化了！ 好在帶我的保姆和外婆等文盲是中國文化的活載體。打雷了，我害怕，她們就說，老天有眼，只劈惡人。以此來教我做個不撒謊，不損人的好孩子。從她們口中我聽到了各種活生生的因果報應的故事。記住了“不做虧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門。”鬼不可怕，怕的是人心不正，如果自己心正行善，那麼就會得到菩薩保佑。總之，她們的言傳身教比學校里的各種走過場的歪理邪說與坑蒙拐騙具有說服力，奠定了我的價值觀念、文化根基。她們傳給我的報應論讓我屢試不爽，從而抵擋了“無神論”、“矛盾論”等共產毒物對我的腐蝕。 所以，害死不少中國人的毛澤東對我個人的負面影響不大，我還從毛詩中初步領略了中國古詩的美好。“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現在來看這些小時候讀過的詩句，才知道毛澤東只摹仿了古人的詩意美境，而壓根兒沒有古人的高風亮節。因此毛澤東算得上“假大空”的代表。 二“臟亂差” 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為了考試我還死記硬背過。考政治對我這個在大陸上過大中小學的中國人來說是最痛苦的一件事。在課堂上學的和我的興趣與生活風馬牛不相及，無論我如何努力，都聽不進，記不住，學不會。從小到大我的其它科目都不錯，得過各種獎勵，但我的政治歷來掙扎在及格線上。現在我認為這是因為我天性很強本能地排斥異己的歪理邪說的原因。也可以說這是我在共黨獨裁下所受的精神折磨。與老一輩的讀書人相比，這當然是微不足道的。中國人所受的共黨毒害和折磨不僅罄竹難書，而且貽害無窮。 鄧小平上臺後被迫實行開放政策。他以為迎進外國資本和技術就可以保住建立在共產邪惡主義上的

看見《妓女萬歲》這個標題時，我大驚，以為是我的舊作，看完標題下的文字後，我大喜，可謂英雄所見略同。無論是那位在美國的電腦工作者，還是我這個在德國的人腦工作者，只要來自中共國，只要腦袋一空，便都會不由自主地去找“妓女”算帳，堪稱顆顆紅心向著黨，條條思路通北京。 本來我獲得學位後，很想回國任教，但實在難以委曲自己，所以借作家之名賴在他鄉。時間雖然好混，但一想到故國，我就氣不打一處來。有一次，就氣出了《妓女萬歲》。我的開頭是： “妓女萬歲”不是一句諸如“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的空口號。億萬中國人民叫了幾十年“毛主席萬歲！”無濟於事，毛匪澤東還是在大權在握41年後的83歲時去見馬克思了，應驗了“8341”的寓意。毛的私人醫生李志綏則告訴大家妓女在中共國一直存在，只不過轉入了地下，改了名換了姓。所以，妓女萬歲是既成事實。 接下來我為薛濤等名妓以及唐詩中的無名妓也被看作妓女而大鳴不平。在我眼裡她們只是命運不濟，但人品文品高高在上的不幸女人。這些青樓女遠不是那些撓首弄姿，讓人觸手可及的三陪姐。更不是現在西方社會中這些個心甘情願賣淫從妓，卻無視道德，不知羞恥還想取得跟別的職業婦女相同權益的淫蕩婦。 然後我講了我是如何認識妓女的： 我讀了不少東西方妓女的故事，行了萬里路，才得以認識妓女。到了西歐後，雖說妓院、紅燈區近在眼前，但我何以入內？還得感謝海涅。他的故居在二十世紀的九十年代變成了一家別具一格的館子。裡面除了供應吃喝外還提供朗誦會、講座一類的精神食糧。為了幾百馬克的報酬我也曾混跡臺上。就在那兒，一位妓女帶著憂傷的微笑向我走來。她自個兒在幾家高檔賓館的酒吧拉客，業餘時間常到海涅館給心靈充電加油。與站在街邊視窗候客的妓女不同，她不袒胸露背，相反還包裹得比我嚴密。我大有聽一個妓女的話勝讀幾十本寫妓女的書之感。無疑她象薛濤一樣命該如此。 女人天生有三種類型。母親型的女人前世就促成了今生的姻緣，生兒育女是她們的任務。尼姑型的女人已沒牽掛，能一心追求靈魂的歸宿，彼岸的幸福。妓女命苦，因為她們得償還上輩子造的孽債，但這種苦難也讓她們看破紅塵，歸依神佛道。追隨耶酥和釋迦牟尼的人群中不乏妓女。其中蓮花色還成了釋迦牟尼的高徒，還有神通第一的美譽。 最後我提到了當時名揚全球的耐溫死雞（Lewinsky），認為這種雞比野雞更甚，連西拿

人到歐洲後，飽嘗自由的甜頭，卻難免思念故鄉，過去我總往好的想，所以兩次決定海歸，然而這兩次故鄉行一次比一次用殘酷的事實擊碎了我的美夢。在歐洲享有人權和自由的我不可能再放棄這份人的尊嚴而重新淪為共產暴政的受害者。 為了早日重返家園，我不再象過去一樣，只做些不切實際的鄉夢，而是老老實實地寫下我的思路，因為我可以為推翻共產黨強壓在中國人頭上的三座大山（謊言、暴力和恐怖）傾心盡力。 如果我當初不是正好在歐洲親眼目睹被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黨衛軍屠殺了為民請願的和平民眾後卻公然宣稱請願者是暴徒，那麼，我這個聽著“黨啊，親愛的媽媽”長大的共幹之女也難以想象這個“媽媽”原來是個強占了母親地位的惡魔。暴行和騙術是它的拿手好戲。 每個生長在1949年以後的中華兒女從小就被這個帶著媽媽假面具的中共所迷惑。記得我很小就和保姆一起去參加人人都得到場的憶苦思甜群眾大會，聆聽大人們在共黨的脅迫下批判“萬惡的舊社會”，歌頌“黨和偉大領袖毛主席”。“東方紅”是我學唱的第一首歌。入學後則必須牢記：在那個“萬惡的舊社會”中國人民深受“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壓迫，吃不飽穿不暖，是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把我們從三座大山下解放了出來，從此過上了幸福生活。台灣同胞和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一樣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總之，黨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所以我們要聽黨的話。 為了一切聽黨的謊話，中共篡權後對老百姓實行全面的控制，讓中國百姓從小就被中共赤化。中華兒女入學卻讀不到世代相傳的《千字文》、《百家姓》和《三字經》，代替這些韻味十足內涵豐富的中華啟蒙讀物的是“地主的鬥”之類的中共毒物。為了考試，為了升學，中華兒女們都得死記硬背“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和社會主義的必然勝利都是不可避免的”馬列歪理。隨著閱歷的增加，在我識破一個一個謊言的同時，也一次又一次地驚嘆於中共這個華夏歷史上最邪惡的勢力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其中之一便是中共炮製的“簡體字”。這套簡化字異化了漢字這個世上獨一無二的象形文字，幾乎割斷了它們與《說文解字》的聯系，從而堵塞了中國文化靠文字傳承的主要渠道，同時得以將中共意識強加進新的文字載體。也就是說漢語不再是世界上最美好內涵最豐富的語言系統，而淪為一套除了日常生活和科技用語外，只有大堆中共術語（黨八股）的謊言系統。1949年被說成“解放”，這以前是“萬惡的舊社會”，以後為“偉

震驚中外的六四屠殺是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上的一大轉折點，從那以後共產陣營便分崩離析，中共雖繼續用暴力和謊言維持著政權，但也名存實亡，因為中共與《共產黨宣言》背道而馳，把宣言中視為死敵的資本家都當成了座上賓，而且連中共黨員都不再相信共產主義，更何況中國民眾。 六四屠殺也改變了我的人生之路。我的處女作因六四而問世，我也決定攻讀哲學。也因此我這個中國人才有幸認識和瞭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從德國教授口裡我首次聽說孔子及其智慧是中國文化的精華。在這之前，我在大陸從進小學到出大學所學的知識與中國文化幾無關系，全是中共的愚民謊言。僅以我中學考卷上的幾例為證。 初三歷史試捲（1980年）： 在國民黨反動派的黑暗統治時期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殘酷迫害和壓榨中國人民。 在抗日戰爭中，國民黨推行一條不發動群眾的片面抗戰路線，中國共產黨執行一條全面抗戰-人民戰爭路線。 高二政治試捲（1982年） 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共產主義一定要實現。 資本主義生產的動機和目的，就是為了追求剩餘價值，資本家對剩餘價值貪得無厭的追求，決定了資本主義最終必然滅亡。 試卷上通篇假話，這些我在中學里被迫死記硬背下和一字一句寫下的謊言既是中共的愚民宣傳，更是中共折磨和毒害中國兒女的證據。當初我這個學外文不用記單詞的好學生花費了大量時間才記住這些假大空的歪理邪說，但考完試，便全部忘光，因為我的天性吸收不了這些毒物。如果能把因此失去的寶貴時間，拿來背誦朗朗上口，形象生動又內涵豐富的四書五經該多好啊！我在德國學儒釋道時，好記性已不再。盡管我只記住了孔子的“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朝聞道，夕死可矣”和老子的“上士聞道，勤而行之”等片言只語，卻也可謂我的人生指南。 煉法輪功後結識了幾位在德國的同齡台灣人。雖然他們都不從文，但中國文化修養並不比我差，談到孔子時，多能背誦大段的論語。打聽後才知當大陸人在學校飽受馬列毒害時，台灣人卻都受到儒家熏陶。記得一次，我在一位大陸朋友面前提到孔子，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孔老二是個大草包”。這曾是他在大陸上學時老師出的作文題目。六十年代前生在大陸的中國人全都被中共強迫“批林批孔”。當時我剛在成都入小學，就排著隊和全校師生步行很遠去參加萬人大批判會。當然大家批的不是真正的孔子，而是中共歪曲了的事實。這就象現在中共批法輪功一樣，完全是無中生有

當一名外國女記者問江澤民如何看待一位六四後被捕的女大學生遭共警輪姦的惡行時，他居然回答說，這位參加和平請願的女大學生是暴徒，所以被輪姦是“罪有應得”。江澤民的這番鬼話已不再令我震驚和氣憤，因為我早已得出江澤民是個披著人皮的惡魔。同時這也是中文內涵被篡改的又一範例，因為罪有應得的非江澤民之流莫屬。 眾所周知，是六四的坦克碾過了無數熱血之軀，把共產惡魔在中國的第三個代表江澤民推上了中共政權的核心。六四的數百萬參與者要麼死傷要麼流亡，要麼象上述女大學生慘遭迫害，要麼違背良心矢口否認。就這樣一個禮儀之邦在暴力、謊言和恐怖三座大山的壓迫下淪為了假惡鬥的險地。 物極必反，1992年興起的法輪功給大難不死的數千萬中國人帶來了莫大的福份，在他們獲得身心健康的同時，也重新樹立了對神佛的信仰。“真善忍”的大法大道讓以江澤民為首的共產惡魔做賊心虛，在六四的第十周年開始全面迫害修煉法輪功的老百姓，手段之殘酷無與倫比。然而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法輪功學員不僅沒有象八九民運一樣被鎮壓下去，相反更加舉世矚目，遍佈全球，也攝服了我這個一直對神佛畢恭畢敬的女人。 在此我只想談談罪有應得的傳統意義。這個成語與中國古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都源於構成中國文化（儒釋道）之一的佛學（釋），在民間被簡稱為因果報應。即使中共篡權後對宣揚因果報應的各種傳統文藝作品用“迷信”的罪名加以詆毀和取締，並未能將這種世俗化了的對神佛的信仰斬草除根。我雖生於文化大浩劫中，卻仍然能從小耳濡目染禁而不止的“迷信”活動。當然我是到了西方後，才得以從理性上瞭解和認識被愛因斯坦等科學家視為明燈的佛學。中國古書都飽含佛學道理。馮夢龍還專門針對岳飛等歷史人物的事跡闡述了六道輪回。遺憾的是這樣的知識不為在中共專政下受了無神論毒害的中國知識人所接受。 鴉片戰爭後，面對西方列強的欺凌，中國知識人不好好向內找，卻試圖靠西方技術和學說來解決自身的問題。在他們“砸爛孔家店”時，也失去了自信心和信神心。本來中國歷史上從天子到黎民百姓少有人不敬神不畏天。締造了天朝盛世的明君聖主比如梁武帝（464-549）更是虔誠的佛教徒。在強烈的功利心下五四知識人招來共產主義魔鬼，開始大肆在民眾中傳播無神謬論和暴力邪說。 共產主義魔鬼在大陸顛覆中華民國後，更是剝奪了老百姓的信神權，以致毛澤東能登上神壇。神佛不會因此不幸，但常人卻會

女大十八變，我變來變去都一直在出嫁和出家間游弋。只不過2006年前似乎出嫁是必經之路，有媽媽的張羅，有男生的追求。而我這個四姑娘雖象《紅樓夢》中的四姑娘嚮往出家，但卻象寶玉一樣在與異性親友的廝磨中長大。我不僅自己體會愛情，還研究別人的愛情，為我提供素材的不僅僅是以海涅為首的六位德國詩人，但我對他們的作品和生平的瞭解足以讓我寫出一本學術專著，並以此變成德國文學博士。我也得以搞清愛情的來龍去脈。 在十九世紀前，愛情在文學和生活中都不起主導作用，在歐洲和在中國一樣婚姻主要以倫理道德為基礎，多由長輩作主，也講門當戶對，白頭偕老。是法國大革命後，歌德他們那代才把愛情提到了文學主題的高度。愛情自此耀武揚威，甚至無視倫理道德，主宰了不少人的生活，上演了多種悲劇。歌德的成名作《少年維特的煩惱》可算作此舉的代表。他講述了維特沉醉於對他人的未婚妻的說不清道不明的情感里不能自拔，最後自殺的個人悲劇。我不喜歡歌德，就是因為他這些只有情欲沒有智慧的作品，我喜歡的康德無暇顧及他，大概也是覺得這位才子感情有餘，理智不足。然而歌德的名氣比康德的要大得多，否則何謂曲高和寡？ 我所研究的六位德國詩人或多或少算是歌德的後來人。愛情都曾一度主導這批浪漫派詩人的生活。其中的一位也象維特一樣自殺身亡，年僅二十六歲。另一位因此離婚，開創了離婚在德國的先河，三十六歲時死在產床上。她讓我想起徐志摩（1897-1931），這位在中國以愛情為藉口而離婚的先例，他死於空難時也不到四十歲。這些浪漫派詩人年青時都敢目無上帝，海涅最為著名。海涅還曾一度為共產主義所迷惑，並與馬克思相交，但很快就與其分道揚鑣。海涅在出最後一本詩集時專門著文表示他信仰上帝。就是說海涅與另三位詩人在過了青春騷動期後都重新信奉上帝。他們的作品和生平啟示我寧信上帝，勿信愛情。 更何況我一直就對愛情充滿困惑。我從小愛才，誰懂得多，我就喜歡誰，誰會我不會的，誰就吸引我，這一來讓我有好感的人不少，也不乏男性。上大學後我媽開始為我的終生大事操心，而我還是今天覺得甲英俊，明天覺得乙幽默，各有千秋，我不知跟誰談戀愛和怎麼談戀愛。況且對方也在選擇。有時我看上了丙，而追求我的卻是丁。大四時，我開始與一位我從未見過面的北大研究生在紙上一唱一和。我們的紅娘來自奧地利，她先在他校，後到我校講學，覺得他和我十分般配。果然他的信讓我一看就愛。他的書法、文筆和想法都讓

2003年我曾發文聲援高瞻，雖然她因冒名為中共購買軍用芯片在美國被捕，至今身陷囹圄。聲援她的原因如下： 我愛與人互薦好作品。有一次，一位文友便向我推薦了高瞻的《大紅門你為什麼這麼紅？》這是我讀到的高瞻的第一篇文章。讀了幾篇後知道高瞻研究社會，她和研究文革的王友琴，研究經濟的何清漣，都用研究成果證明我的看法不錯：中共是萬惡之源。讀高瞻尤其讓我欣慰的是，她從社會學的研究角度出發已認識到信神給社會帶來的好處，並且自己也知道敬畏上帝。上中文網後發現好些女中豪傑都腳踏實地地工作著，而我只是憑自己的喜好讀讀寫寫。同時也愛陪著受難者落淚。這一次，眼見高瞻痛苦，我除了一如既往地掉淚外，也只能寫下自己的感想聊以自慰。 用高瞻自己的話說，在她於2001年的2月11號被中共非法綁架入獄以前“是個庸碌的學人，把與中國有關的研究當作職業的一部份，雖然勤苦地積累知識，卻不曾對共產主義和中共政權的本質作真正的知識分子式的追尋。現在我準確地明瞭我的學術方向和使命，決意嚴肅承擔知識分子對社會和學術的使命。在“2.11”之前，我的政治態度曖昧，道德判斷模糊，現在我堅實地站在人道和人權的地基之上，決意勇敢捍衛人類的自由和尊嚴，尤其是中國人的。我帶著傷痛和不間斷的惡夢慶祝這個變化。我慶祝自己終於能夠超越一己私心從而認定並且堅持一個高尚的事業：爭取中國以及世界所有地方人的人權和尊嚴。 ” 高瞻象留學愛爾蘭的清華畢業生趙明，流亡澳洲的北大碩士生曾錚等一樣都是在親身經歷了中共的牢獄之災後，得以認識中共的邪惡並勇敢地站出來揭露中共的中國人。他們是許許多多被害死的同胞們的代言人。我為他們而高興！遺憾的是還有不少人則象劉曉慶一樣沒有從此覺醒，不能意識到自己被侵犯的人權，相反失去了自己的心聲，成了中共木偶。 正是因為高瞻們用自己的苦難見證了中共的無法無天，我才得以看穿中共的假面具。為此我對他們心懷感激，更願和他們一起喚醒更多的中國人。 高瞻在覺醒前，為了謀利而走私，在我看來不足為奇。奇怪的是攻擊高瞻的人似乎不知道但凡有主見的人都不可能與中共步調一致，尤其是在海外呼吸了自由空氣的高知更難削足適履，怎麼可能去當什麼“中共間諜”。無論如何，高瞻的經歷象塞翁失馬的現代版。“台灣間諜”的高帽子雖是飛來的橫禍，但高瞻因此沒有淪為中共手中的許許多多的我無暇顧及的話筒，而升華成令人欽佩的人權志士，沒有比這更好的福

  2003年10月獲知杜導斌被中共非法抓捕後，我想起清水君的次數便增多了，然而很長時間都沒有冒險返回大陸的清水君的消息。上網尋覓，除了看到他幾個月前發表的《清水君其人其事》外還驚見拙文《我的反共根源》被人砍頭去尾戴上頂《馬克思其人其事》的高帽子。這讓我聯想到 “ 六四 ” 後我在中共的人民日報海外版上讀過的《吾爾開希其人其事》。當時我還差點上中共筆桿子的當。幸好那時我愛去找一位五十年代生的學姐交流。是這位中共高幹之女讓我明白什麼是 “ 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 。也就是在那時，我才得以領教中共筆桿子的無恥，並從此逐漸加強了對中共媒體的抵抗力。 驚嘆我的手筆被人改造得與中共的大批判文章有了共同點之餘，我開始自省中共筆桿子們和我的區別。《吾爾開希其人其事》等文的作者們是在完成中共交給的打人任務，而我的原文是介紹我在馬克思的故鄉瞭解到的真相。筆桿子們會為了完成中共的任務口是心非，胡編亂造，而我這輩子寫的都是我自己的所思所想。 大陸生活環境的險惡逼得我以作家身份賴在德國，但我從不曾為了稿費而寫作。因為讀讀寫寫一直就是我的愛好，出國前視野有限，寫的不過是日記和信。出國後，見了世面，眼界大開，再受到 “ 人民解放軍 ” 用坦克活活碾死為民請願的同齡人這樣的 “ 六四 ” 刺激，我的求知欲和創作欲都上了一層樓。寫下心得體會主要是為了給自己一個交代並與人交流。能夠因此得利，這既是幸運，更是責任。 深知文責自負這個成語的內涵，所以我只敢寫自己瞭解的人事物，尤以自己為對象。揭馬克思的老底也是為了盡責，讓同胞們知道被中共美化後奉為神明的馬克思其實是個沒有道德的自大狂，用他這樣的流氓無產者的畫像取代炎黃子孫世代相傳的 “ 三聖圖 ” （孔子老子釋迦牟尼）實在是中國人的恥辱。國民黨即使有諸多不是，但正如宋美齡所言 “ 從未獅褻諛外，如將彼等巨像高懸全國，靈爽式憑，捧為所宗者，今天有正義感之猶太人尚唾棄其同宗之馬克斯，乃共黨竟奉之為神明，並以馬列主義為我中華民族之訓練，此正如郭沫若宣稱 ‘ 斯大林是我爸爸 ’ ，實無恥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嘔。 ”  為表達對清水君的思念，本想按他的舊作寫篇《徐沛其人其事》，無奈我上網後已用中文把過去不曾觸及的底細袒露無遺。讀我文者，知我人也：我只不過是個與魯迅這個不懂尊孔敬神的中華文化殺手背道而馳的女人。我雖然身在西方，說著西話，可我非但沒被

  “ 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 ” 是我所推崇的名言。因為我讀書的目的是想認識和提高自己，而不象馬克思是想改造世界。馬克思一邊讓妻子孩子挨凍受餓，一邊妄想解放全人類，結果成了給自己的家庭和世界帶來無窮災難的始作俑者。 讀懂了聖賢書，便可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知道世事皆有定數，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是也！知道精神和物質是一性的，讀什麼樣的書，便會成為什麼樣的人，所以，選擇讀物非常重要。開卷有益，雖也是名言則不為我所提倡。 用聖賢書消去馬克思等無神論者的毒物後，隨著自我認識的提高，我對自己的看法也在變化，但至今我仍覺得我是個鳥性女人，不僅僅因為我和啄木鳥一樣眼尖嘴快。獲知不銹鋼老鼠被捕後，我有心變只在中共謊言長城下打洞的老鼠，我一有空就對著電腦傾吐心聲，但我畢竟不是老鼠，一入冬我的天性又顯露了出來，我寧可重溫聖賢書，而不想與電腦為伍。 收讀為杜導斌徵集簽名的郵件時，我剛參加了全球審江大聯盟在德國的第三次集會。白天我和各路來賓在科隆大教堂前暢所欲言了一天，挺過了冷風冷雨後，上天賜我們兩輪美妙無比的彩虹。集會結束後有一位陌生路人請我喝一杯，而我正好想吃晚飯，便和他去了附近的一家餐廳。自從我終於如願以償走上了修煉之路後，總是三句話不離本行，熱衷於向人講述法輪功的神奇和美妙。對這位找上門來的外國人也不例外。分手時，我向他道歉表示我大他十多歲，已沒時間和人幽會。大踏步地回到家，就獲知杜導斌被捕的消息。驚詫談不上，感想倒不少。 在我閱讀了余樟法後，有人向推薦杜導斌。我打開他的文集，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大陸的當代魯迅挑戰北京》。鑒於魯迅是毀壞中國傳統文化的旗手，標題前部分本讓我避之不及，但因為我不僅在和魯迅更在與中共唱對台戲，所以我沒有立即撤退。我覺得他的文采不及余樟法，但文風卻踏實不少。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那篇《良知不許我再沉默》。誠然他也不瞭解法輪功，但他卻作為一個有良知的男人知道在暴徒行凶的時候應該斥責暴徒，而不是象一系列旁觀者那樣對受害者說三道四，甚至落井下石。 最終我沒有寫下我的觀後感是因為我觀人的目的是為了審己，與其說我在審視他人還不如說我在剖析自己。杜導斌什麼書都讀，卻似乎忽視聖賢書，所以我在他的文中難以看見自己。我也反對中共獨裁，揭批中共偶像魯迅，但這一切是因為我在竭力弘揚中華文化，與杜導斌追求的自由主義不在一個層次。 如果說在我2003

  當不準知識人開口的“青蛙王”毛澤東被閻王捉拿歸案時，我還是小學生。當時我和同學們都落下了純真的眼淚。甚至有位同學邊哭邊說指引我們向前進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死了，我們會挨餓受凍。 共產國際在中國大陸顛覆中華民國後，大陸人從小就被欺騙和毒害。談起那段時光，我腦袋裡便冒出“地主的鬥”一詞。它及“我愛北京天安門”，“東方紅”等愚民歌曲似乎就是學校教給我的知識。小學生們一會兒學大寨，積肥送肥下農村；一會兒學大慶，在課堂上糊紙袋子；一會兒學雷鋒，上街掃地……我們校宣隊還到街上表演文藝節目，宣傳共產黨中央精神，我曾拿著塑料花邊唱邊跳“我手捧鮮花獻給首都工人民兵叔叔”。愛勞動，助人為樂，唱歌跳舞本身沒錯，只是內涵全都被共產黨政治化以至毒化了！ 好在帶我的保姆和外婆等文盲是中國文化的活載體。打雷了，我害怕，她們就說，老天有眼，只劈惡人。以此來教我做個不撒謊，不損人的好孩子。從她們口中我聽到了各種活生生的因果報應的神話故事。記住了“不做虧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門。”鬼不可怕，怕的是人心不正，如果自己心正行善，那麼就會得到菩薩保佑。總之，她們的言傳身教比學校里的各種走過場的政治說教和活動據有說服力，奠定了我的文化基礎。她們傳給我的報應論讓我屢試不爽，從而抵擋了“無神論”，“矛盾論”等共黨毒物對我的腐蝕。 所以，害死不少中國人的毛澤東對我個人的負面影響不大，我還從毛詩中初步領略了中國古詩的美好。“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這些小時候讀過的詩句現在看來還有意思，只不過毛澤東壓根兒沒有古人的高風亮節。因此毛澤東在我的眼中只是一個假大空的代表。 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為了考試我還死記硬背過。考政治對我這個在國內上過大中小學的中國人來說是最痛苦的一件事。在課堂上學的和我的興趣與生活風馬牛不相及，無論我如何努力，都聽不進記不住學不會。從小到大我的其它科目都不錯，得過各種獎勵，但我的政治歷來掙扎在及格線上。現在我認為這是因為我天性很強，本能地排斥異己的邪說歪理的原因。也可以說這是我在共黨獨裁下所受的精神折磨。與老一輩的知識人相比，這當然微不足道。中國人所受的共黨毒害和折磨不僅罄竹難書，而且貽害無窮。 鄧小平上臺後被迫實行開放政策。他以為迎進外國資本和技術就可以保住建立在共產主義歪理邪說上的血色江山。沒想到國門一開，來往的人流帶進的各種思潮沖擊著欺騙中國老百姓的外來邪說

  中國古代的文人雅士都擅長琴棋書畫，我雖寄身於西方現代文壇畫界，心裡卻忍不住攀比先賢老道，想自圓其說，只好篡改成語，強詞奪理，用我的鄉音和游子生涯異化而成情奇素話。 情 在大革文化命的武鬥聲中我來到人間，雖躲過挨餓的年代，但嘗過挨打的滋味。小小年紀，鸚鵡學舌，立在講臺上狠批孔老夫子，列席真槍實彈的革命審判大會，以小女之身親歷過一系列龐大的群眾運動。相反，與琴瑟琵琶，這類閨秀碧玉們的拿手好戲都未曾得以謀面。到歐洲後，見鋼琴想撫摸，見小提琴想拉扯，是琴就愛，以致濫情，結果到頭來只會亂彈琴。 把亂彈琴寫下來交給讓我談情的編輯，算是交了文字債。但情債未了，而且似乎有增無減。還到2001年夏天，終於有點無情一身輕的感覺，得以隻身前去和我氣味相投的威尼斯水乳交融，了我的水城情節。 威尼斯以古老的水城之身令各方各地的各色各類人都必以步代車，加入我這個以步行為樂的徐行者的行列。我嘗到她的甜頭後，從不放過去那兒的機會，得以目睹中國人的隊伍在步行者的天堂一年一年壯大起來。我可站在陽光閃閃的石橋上向成群結隊違法擺地攤的同胞們打聽中國大陸的現狀，這比在德國只能從媒體上讀到些陰暗的報道相比，大開我的中國心。正在我盡情地享受義大利的太陽時，情孽又以新的面目找上門來。 曾經蒼天，難再下水。可這威尼斯的有情人是個在我的祖國被人用老外群起呼之時會用老內來奮起自衛的可畏後生。能用我的母語對我傾吐衷情。他不屬馬，但自以馬為姓。一匹令我不得不另眼相看的帶中國味的白馬。我退一寸，他進一尺，逼我以攻為守。在他自得意滿地打火點煙時，我撒野，大發脾氣，想跟他拉開距離。他卻陪笑，說在中國，人們都給他敬煙，我是第一個對他不敬之女。想聽高山流水，隨他去了在阿爾卑斯山鄉間的他家小宅。豈知他卻忙著替我掃搖滾樂盲。在他抱著電吉它跟他的樂友一起敲鑼打鼓地為我演示了搖滾樂後，我給他解釋何謂對牛彈琴。我這個屬馬的女人在西天下或覺如魚得水，或似小蟲寄生，或敢大鬧天宮，不一而足，現在又首次找到水牛的感覺。 人可以逃跑，但債卻不能一筆勾銷。身著唐裝的威尼斯人挑起的不只是我的相思。他問我呆在德國幹嘛，我逃回徳國後，就在家坐不住了。 我又一次為鄉思牽著回國尋找落腳點。滿懷舊情地回到母親身邊。我本性難移，照舊想踏青訪古，但在現代化的高潮聲中，連三峽、白帝城都面臨滅頂之災，我的閑情逸志難有插足之地。母親則嫌我的老

  從小學中學大學到學士碩士博士，上了不少課，聽了一系列理論，多半左耳進右耳出，考完試就永遠忘了，談不上對我的人生有所裨益，縱觀今生之路，覺得我在校門里結識的一男一女才算可讓我難以忘懷。 上四川外國語學院時，我們班有工廠派來陪訓的客座生。有一位被我們用德文稱作魔術師。很長一段時間他的成績最好，他象大哥哥一樣對待我們這些淺薄無知的正規生，深得大家敬重。是他用激將法促使我開始珍惜大好時光。有一次我的考分比他高，他替我高興，把我邀到街上吃了一碗雜醬面，以資鼓勵。“兩情若是長久時，又豈在朝朝暮暮”就是從他那兒學到的。這在他當時是用來排解思妻之苦的良方。後來魔術師被招回了工廠，不再有任何消息，我們不曾再見，我們的緣分雖然不大，但我大學時的益友非他莫屬。 今生今世跟我最有緣分的則是我的一個高中同學。我們性格迥異，人生之路大相徑庭。但我似矛，她是盾，無論我們相隔多遠，分別多久，只要走到一起，還一切如故，我尖刻，她圓滑。 我們同在四川的一所重點中學的尖子班時，她是我們班成績最好的女生，我則是最不聽話的學生。同班時，我倆沒說幾句話。十六歲時，我們才一談如故，她躺到我的床上，我們第一次徹夜長談。那年她考上了交通大學。 我們都一米六左右，但她肩寬，是個游泳健將，一到暑假，就約我去河裡暢游。一對烏黑的杏眼讓她光彩照人。在交大她比校花更盛，有兩名出眾的男生為了贏得她的愛，甚至大打出手，因此，一個沒拿到畢業證書，另一個被取消了研究生資格，只有她畢了業，也上了研究生。 高中畢業後，我們主要靠書信交流，但只要有機會相聚，她總要躺到我的床上與我通宵達旦地暢所欲言，大談各自心中的戀情秘史。她只大我幾天，但在我大學畢業前，她一直比我看得遠想得多。往往是她有主意，我有行動。八十年代初，她設計了兩條紫色的花綢長褲，我穿上到處招搖，可她只穿了一回，就沒敢再穿。 研究生畢業後，她不服從分配去青島大學任教，而跑去經濟特區，想自我奮鬥。沒想到一名男身女相，笑面虎般的港商卻讓她作起了賢妻良母夢。2001年冬天我在國內與她相會時，她還滿足於過小日子，正忙著想要生個孩子。豈知港商早有外遇！2002年春節，當港商藉口工作，領著新歡在外游樂時，她在家傷心地用眼淚塟送了作了十二年的美夢。如同千千萬萬的痴心人一樣，她不得不面對所愛之人的背信棄義。當我聽說她跟港商分手時，一點不詫異，因為

  在西天遊歷13年後，覺得可以變只海龜回東土養老。選中僑鄉江門，那裡有所不聞名的大學，但有小鳥天堂等一系列吸引我的名勝古跡。 我作好一切準備，於2001年12月初回國。我一再告誡自己應該睜隻眼閉隻眼，但結果還是一如既往地眼尖嘴快，本性難移。 大哥來接我，我嫌他不該西裝革履。著西裝有很多考究，國人大多不懂，有位穿著法國名牌出國考察的老總正好撞上我，成了我的笑料。在國內的環境里既沒條件，也沒必要自找打領帶的麻煩。一路上，好歹是個官的大哥替我當車夫不說，還得洗耳恭聽我的說教。車到父母家後，久候的弟弟高興地迎上來，我劈頭就說：“你怎麼不做健身運動，變得如此肥頭大耳，象豬八戒了？”我的尖酸刻薄不一而足，現在後悔也來不及了。 好在沒人跟我計較，在銀行管過信貸的二哥被我板著臉教訓一番後打著哈哈說：“沒結婚的女人都這樣。”我聲色俱厲地告訴他別以偏概全，也別顛倒因果。著重強調我不結婚是因為我沒找到嫁人的理由，而不是因為沒人找我。二哥迅速告饒求和。 我從小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爸爸用黃荊條管教我，我跟他對打，死不悔改，頗似大鬧天宮的孫悟空，就是說，只要我認定是對的，就會不顧一切地去做，不在乎後果，不考慮別人。在四川外國語學院上學時，輔導員找我談話，說紅花還要綠葉扶，讓我跟同學打成一片，我則覺得我不是紅花，不要綠葉，既跟同學無話可說，就應該各走各的路。大四時，被派去長江三峽隨游輪實習，我卻擅自在武漢帶著對一見如故的德國散客離船而去。我領著兩個新知東游西轉，數天后才自個游回重慶。系裡大事化小，讓我寫份檢討，我還頑抗，結果是位老於世故的朋友怕我被開除，替我寫了份檢討了事。在德國發表博士論文時，有個前言，以寫對導師等的感謝之詞，大都千篇一律。我反感套話，於是隨心所欲，寫了篇沒有突出感謝的短文。導師看後找碴，我不服，他聲稱，如我不按他的改，他就不簽名，我則寧可不發表也不修改。後來是滿腹基督情懷的老教授向我低了頭。當我坐在波鴻（BOCHUM）的一個博物館的講壇上發現他白發蒼蒼的頭顱向他致意表示問候時，全場響起了掌聲，聽眾們肯定把我當成了尊師的模範。 我的為人處事有悖常理，舉手投足總要出格，但我生得逢時，今生之路一目瞭然，讀書，讀書，再讀書，雖然我不認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我的興趣也從不在讀學校的課本上。愛看的是雜書，小時候是《上下五千年》、《十萬個為什麼》……在

  一夜我已卧床休息，電話卻突然大叫起來，換了過去，我要麼聽而不聞，要麼拿起電話不問青紅皂白就把對方訓斥一頓。但自從2002年2月發現我沒跳出主佛的手掌心後，只得戴上了 “ 真善忍 ” 的緊箍咒。於是我一躍而起，奔到電話機前，友好地拿起話筒。對方是當年跟我一起拿德國艾伯特 (Friedrich Ebert Stiftung) 博士獎學金的同胞。這些年失去了聯系。他剛在報上讀到我發表了德文詩集《悟空》的消息，想以學生會負責人的名義請我去給福來堡（ Freiburg ）的留德學人開朗誦會，介紹我的成功經驗。他的邀請我雖難以接受，但有空在此作篇短文向關心我的同胞交個老底。 我是 “ 六 . 四 ” 後在德國開始公開舞文弄墨的。就是說 “ 六 . 四 ” 的鮮血激發了我的豪情，給了我解答心中疑問和以文載道的壯志。我雖走馬觀花，在古今中外的各類叢書中尋尋覓覓，但讀得最仔細的是《道德經》，翻來復去地讀，讀了各種文種和版本。最愛提的是《西游記》的悟空和《東游記》里的八仙，最愛翻的是《紅樓夢》。我認定它們是人類文化的精髓，值得我全心全意地領悟。對它們的認同和我的人生之路就是我創作的源泉。 在一個民主、法制和教會治理的社會里，人們可以自由地選擇自己的精神食糧，從而給了我單槍匹馬在異國文壇和畫界弘揚我對故國文化的一腔衷情的機遇。給我舉辦過朗誦會的單位有文化機構、學校、商業集團、私人等五花八門，不一二足。朗誦會是我的一個經濟來源，對讀者來說，他們有機會提問，聽我解讀自己的詩文，創作意圖動機等等。導報的記者提及的是我在第四屆國際詩歌節上的兩場朗誦會。面對 200 名左右的德語聽眾，我分別以我的詩集《金蓮》和《悟空》中的詩歌為基點，講了我悟到的張果老倒騎毛驢的道理和《西游記》中蘊涵的佛法。最後談到了我的海龜之行和我從東土取回的真經《轉法輪》。我無非是在中國古文化和西方現代人間搭了一個獨木橋。 我不認為中國人需要我這個獨木橋，所以在過去的十多年裡，我僅同導報和萊茵通信禮尚往來。因為這一報一刊跟我的作品一樣都是八九民運的產物。它們不定期地告訴我別的旅德華人何所思？何所憶？我有氣有空時，寫篇感想，作為回報。我想用我的筆鋒沖擊一下，雖走出國門，卻不走出中共束縛的同胞們的固有觀念，以及在文字和思想上的框框。我覺得同胞們到了自由的世界，就應該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盡情地生活，自由地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