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妓女萬歲》

看見《妓女萬歲》這個標題時，我大驚，以為是我的舊作，看完標題下的文字後，我大喜，可謂英雄所見略同。無論是那位在美國的電腦工作者，還是我這個在德國的人腦工作者，只要來自中共國，只要腦袋一空，便都會不由自主地去找“妓女”算帳，堪稱顆顆紅心向著黨，條條思路通北京。

本來我獲得學位後，很想回國任教，但實在難以委曲自己，所以借作家之名賴在他鄉。時間雖然好混，但一想到故國，我就氣不打一處來。有一次，就氣出了《妓女萬歲》。我的開頭是：

“妓女萬歲”不是一句諸如“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的空口號。億萬中國人民叫了幾十年“毛主席萬歲！”無濟於事，毛匪澤東還是在大權在握41年後的83歲時去見馬克思了，應驗了“8341”的寓意。毛的私人醫生李志綏則告訴大家妓女在中共國一直存在，只不過轉入了地下，改了名換了姓。所以，妓女萬歲是既成事實。

接下來我為薛濤等名妓以及唐詩中的無名妓也被看作妓女而大鳴不平。在我眼裡她們只是命運不濟，但人品文品高高在上的不幸女人。這些青樓女遠不是那些撓首弄姿，讓人觸手可及的三陪姐。更不是現在西方社會中這些個心甘情願賣淫從妓，卻無視道德，不知羞恥還想取得跟別的職業婦女相同權益的淫蕩婦。

然後我講了我是如何認識妓女的：

我讀了不少東西方妓女的故事，行了萬里路，才得以認識妓女。到了西歐後，雖說妓院、紅燈區近在眼前，但我何以入內？還得感謝海涅。他的故居在二十世紀的九十年代變成了一家別具一格的館子。裡面除了供應吃喝外還提供朗誦會、講座一類的精神食糧。為了幾百馬克的報酬我也曾混跡臺上。就在那兒，一位妓女帶著憂傷的微笑向我走來。她自個兒在幾家高檔賓館的酒吧拉客，業餘時間常到海涅館給心靈充電加油。與站在街邊視窗候客的妓女不同，她不袒胸露背，相反還包裹得比我嚴密。我大有聽一個妓女的話勝讀幾十本寫妓女的書之感。無疑她象薛濤一樣命該如此。

女人天生有三種類型。母親型的女人前世就促成了今生的姻緣，生兒育女是她們的任務。尼姑型的女人已沒牽掛，能一心追求靈魂的歸宿，彼岸的幸福。妓女命苦，因為她們得償還上輩子造的孽債，但這種苦難也讓她們看破紅塵，歸依神佛道。追隨耶酥和釋迦牟尼的人群中不乏妓女。其中蓮花色還成了釋迦牟尼的高徒，還有神通第一的美譽。

最後我提到了當時名揚全球的耐溫死雞（Lewinsky），認為這種雞比野雞更甚，連西拿利這樣的女惡霸都招架不了。那會兒我不知道此雞還有中國版。當然這中國版不曾因此上法庭，相反年年濃裝艷抹，在中共央視春晚上表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其實生活秘書也好，歌壇新星也罷，不都是以“黨和國家領導人”之名行流氓之實的共黨黨魁誘導出的新型妓女？

當初我是在象牙塔上慨嘆自己不能為欲望而忘記天理人倫；不能把金錢當身心的開關，只要有錢，就四通八達而高呼“妓女萬歲”的。那時，我的中文已很生疏，花了不少力氣寫出手稿後，我突發奇想，覺得我不該把它象過去一樣白給在德的兩個非盈利的中文媒體，而該以妓女為榜樣把它賣個什麼價。於是我把《妓女萬歲》給了一家商業性的中文媒體。我表示他們如用此文，得付稿酬。負責人猶豫一番後願給50馬克。這雖不是杜十娘價，只夠我付清潔婦三小時的工資，但我畢竟出了氣遂了願，所以樂於同意。他們也把文章輸入了電腦，但在我想依照慣例審稿時，他們卻嫌麻煩，於是我免為其難，取消了供稿。對我來說，50馬克實在不足掛齒，不能文責自負卻事關重大。因為寄生德語世界，忙於應付各項事務，《妓女萬歲》很快就被我遺忘在中國角落。

2002年，我在國內耳聞目睹了黃色娘子軍的戰績後，想起了我的《妓女萬歲》，於是我坐在侄兒的電腦前，又舊話重提“妓女萬歲”。在深圳訪友認識了一位報社總編。他向我約稿時，我表示自己的文章在黨天下是不可能露面的。為了讓他信服，我便拿出了我的《妓女萬歲》。他覺得我可以在香港發表。在一位香港朋友的幫助下我把它投給了《明報》。我2003年上網後，才獲知《明報》、金庸和中共的關系。金庸要看到我的投稿一定會以為我是在借妓諷他，那就冤枉我了，因為那時的我對他一無所知，更不知有人說他既要當婊子，又想立牌坊。

2003年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