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沛文集

  1974 年，當達賴喇嘛提出「中間道路」時，我才八歲。那年我父母在被中共派到藏區康定工作 19 年後終於被允許遷回漢地，我們四分五裂的一家才得以團圓。無數漢人象我父母一樣都是被迫到藏區工作，一旦可能，他們都會自願遷回漢地，因為漢人大多不願背井離鄉，也不適應高原氣候。然而在「共產主義幽靈」（《共產黨宣言》）潛入中華民國後，尤其是毛澤東在斯大林操縱的共產國際支持下，把民選的中國政府趕到臺灣後，那片土地的居民，無論屬於哪個民族，無不為了謀生四處漂泊，四海為家，而他們中至少有八千萬人非常死亡，五千萬人流落異鄉。   2014 年，在六四屠城 25 周年之際，改名「藏人行政中央」的原藏人流亡政府舉行「中間道路」網站開通儀式，正式面向國際社會，宣傳「中間道路」，而我則與無數華人在親歷六四屠城後，就踏上了與共產黨的極權專制南轅北轍的自由之路。 2008 年，當藏區土鼠年和平革命暴發時，我義不容辭地站出來支持藏民追求自由，反抗暴政，而且於四月執筆寫作致達賴喇嘛的公開信，希望他支持借北京奧運之機聯合全球正義力量向中共討還人權，而不要被中共利用來抵消「要人權不要奧運」的正義之聲。那時我與無數華人就達成「只有中共解體，西藏問題才可能得到解決」的共識。   遺憾的是，達賴喇嘛似乎沒有看見人權聖火，沒有聽到民眾呼聲……而中共利用他的國際聲望，如期舉辦奧運，得以掩蓋活摘器官等滔天罪惡。本來中共是在承諾尊重人權後才獲得奧運舉辦權，可北京奧運非但沒有讓民眾獲得人權，相反強化了中共對各族人民的壓榨與迫害。 2009 年 2 月， 20 歲的僧人扎白首先用自焚來抗議中共暴政。在五年內就有至少 131 名藏人為了自由而焚身，他們的勇敢激勵我繼續高舉反共義旗，支持大陸各民族各群體捍衛人權，追求自由。   自 2008 年起，我發表過數篇文章和講演，指出中共象它的榜樣蘇聯一樣言而無信，只懂暴力，不講天理和人倫。事實上達賴喇嘛在西藏自由抗暴 31 周年紀念日的講話也指出：「四十年來，西藏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徹底控制，中國當局在西藏為所欲為。已故班禪喇嘛 1962 年撰寫的七萬言書，當為揭露中國在西藏各種不仁政策與行動的一份歷史文件。而後不久所發生的文化革命造成的浩劫與眾生之苦難，今天已為世人所公知，我無意沉緬於這些悲慘痛苦的往事。 1989 年 1 月班禪喇嘛在圓寂之前數日曾說過，西藏在中國統治下獲

  首旅臺北促使筆者進一步審視研究計畫《比較被共產黨禁止的德文與中文作家－探討柏林墻兩邊與臺海兩岸的異同》，決定專闢一章探討臺灣解嚴前的禁忌二二八事件，這有助探討臺海兩岸的異同，原因如下： 二零一三年共軍總政治部聯絡部在北京西山公園建造無名英雄紀念廣場，「紀念上世紀五十年代為國家統一、人民解放事業犧牲於台灣的大批隱蔽戰線無名英雄」。榜上有名的八百四十六位紅色烈士比如李友邦與同年在臺灣開展的「遲來的愛─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遺書特展」的名单大致相同。[1] 三年後，被稱為「白色恐怖的受害者」的台灣作家陳映真（1937－2016），在北京過世後進入共產黨安葬中層以上幹部的八寶山墓地。二零一七年中共媒體紅歌網轉載陳映真一九八七年四月在其創辦的《人间杂志》上發表的評論「为了民族的和平与团结——写在《二二八事件：台中风雷》特集卷首」，但標題改為「陈映真： 1950年代比“二二八”更惨烈——从史的全局重新思考“二二八”」，文中聲稱 「我们以为，国府作为当时中国最高的统治者，当然对“二二八”不幸事件负有最高的政治和道义上的责任」，並斷言「“二二八”事变，是全中国人民共同的伤痕」。 [2] 鑒於二二八一直是中共針對臺灣宣傳的重點，而因二二八被陳儀政府通輯的謝雪紅在陳芳明的《謝雪紅評傳》問世後，成為連接兩岸的紅人。特以謝雪紅現象為例探討大陸的紅色恐怖與臺灣的白色恐怖的異同，作為筆者在臺三月的研究結果。   面對兩岸關係，每個人的立足點決定其視角與看法，而個人的立場及觀點與其閱歷及追求尤其是價值觀密不可分。跳出個體局限，超越種族與黨派立場，探求真相，捍衛人權是筆者的研究與寫作動力。以真實為準評介為禍百年的國際共運，捍衛普世價值則是筆者首旅臺灣的初衷。北京的共產暴政侵害人權，腐蝕世界，筆者希望有助首當其衝的臺灣人認清大陸知識人在《九評共產黨》中用血淋淋的實例為共產黨總結的九大基因：「邪、騙、煽、鬥、搶、痞、間、滅、控」。 個人出發點 一九八八年，筆者趕在聖誕節前，從北京乘東德航班抵達東柏林，在黑暗中走過毛澤東建議打造的柏林圍牆，進入明亮如晝的西柏林，然後乘火車穿越被德共隔立的東德，前往幫筆者獲得杜塞道夫大學入學通知的西德擔保人家，開始了個人的求真之路。 一九八九年北京發生的六四屠殺，促使筆者認同以結束共產暴政為目地的民主運動。為了搞清被共產黨奉為真理的馬克思主義，筆者改修哲學， 研究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