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沛文集

  共產黨在大陸顛覆中華民國後，各民族抗爭不斷。反共抗暴的民運波濤洶涌，即使沒有共特也會爭論不休，我從六四屠殺後就支持民運，並努力為讀者提供我的視角與評判，這是見證之一： 以文會友 我在四川上大學時便開始以文會友，那時認識的文友中有張棗。1988年出國後，我繼續以文會友，還因此到過倫敦，結識張戎等旅英華人。後來因主要用德文寫作，幾乎脫離中文界，但還是認識了一系列流亡華人。因為六四屠殺在德國的產物除了全德學聯和民主中國陣線分部外還有一報一刊。流亡者在留德學人報上揭批中共劣跡、關注大陸現實，報道海外民運包括我的德文作品。也有人把已證實為文壇剽客的余 X 介紹給留德學人報讀者。留德學人雜志叫《萊茵通信》。這一報一刊見證我六四屠殺後在德國抗議中共、登上文壇並參與民運。 為了替法輪功打抱不平，我於2003年上網後，不僅結交了新朋，還聯繫上了老友。我主張首位網友清水君組建一個與左聯背道而馳的友（右）聯，一起用筆 “ 驅除馬列、還我中華 ” 。可惜他更熱衷於創建愛國民主黨。於是我繼續在網上尋尋覓覓，很快就獲知獨立中文筆會，在此列出幾封郵件說明我的相關經歷與看法。 致一位被筆會排斥的六四囚徒： 真高興，繼清水君後能結識天水君和你，等我找到五個你們這樣的男子漢後，就可以寫一篇右聯五君子了，哈哈 …… 人間正道是滄桑，這是當初清水君把我就法輪功寫的發言稿在博訊推出時作為編輯加的標題。苦難對一個真正的男子漢來說可以變成精神財富，這在你們身上得到了應證，但願清水君也能經得起考驗。你們在真善忍上總的來說都比我做得好，遺憾的是卻還沒有意識到真善忍就是道家所說的道，佛家所說的法，否則，你們就會如虎添翼。而那些明白了這個道理的法輪功學員卻意識不到民運的本質就是爭取被中共剝奪的人權 …… 無論如何，中共大勢已去，隨之而來的就是聖經中也預言的大審判或曰大淘汰，唉，不知如何才能讓更多的人明白法輪功真相。 致一位退出筆會的六四囚徒： 謝謝復信，我注意到您是因為您提倡 “ 反思歷史，關注政治，悲憫民生 ” ，所以把您看做同行，但我是有神論者，首先強調敬天畏神，自我完善。我很少用中文寫詩，水平有限，您的《中國》一詩讓我寫下幾行算是作答：（從略） 致為哄抬劉曉波不惜謾罵其批評者的廖某： 謝謝你對我的發言的肯定。我結識的漢學界人，雖然他們似乎比那位受夠了中共的迫害卻

如果說我在2008年以前讀完袁紅冰的作品後都無比暢快的話，那麼，2008年袁紅冰《對海外民運的嚴峻審視》讓我讀後一點不快，雖然文采還是同樣的飛揚。思考結果是因為袁紅冰完全忽視了海外民運的正面力量，只是大大地渲染了混在民運中的形形色色的共特包括偽類的惡劣表現。 本來我在2008年只想將2002年以來用中文撰寫的隨筆加以整理、修訂，專心德文創作，可惜有關民運的看法卻不適合用德文加工，更何況我曾用英文表達過相關看法，對中國民運感興趣的德國人都懂英文，用不著我再花費精力。所以，我用中文寫作下文以梳理與民運及袁紅冰相關的思緒。 卍 2006年在柏林的 “ 全球支持中國民主化 ” 大會期間，當一位來自澳洲的與會者在我面前罵袁紅冰時，我脫口而出，我是他的粉絲 …… 這是我第一次自稱粉絲，我這麼說主要是拒絕聽讒言。我這樣的人不是做粉絲的料，因為我只崇拜神佛，不崇拜人物，但我總愛看別人的閃光點，導致我也曾被袁紅冰批駁的 “ 偽類 ” 迷惑。 自從身為貴州師範大學法學院教授的袁紅冰2004年在澳洲提出前往美國政治避難的申請後，我就一直在自願為他辯護，因為憑我能讀到的相關資料尤其是袁紅冰自己的作品來看，袁紅冰堪稱中華英才，是中共及其爪牙的眼中釘，值得我支持。可不，袁紅冰抵達澳洲還不到四年，就發起了中國自由文化運動，辦起了自由聖火網站 …… 這在我眼裡都大大增加了海外民運的力量，推動了大陸民主化進程。 我自己從 “ 六四 ” 後就算反共分子，雖然很早就自動退出了因 “ 六四 ” 而成立的最大的民運政治組織 — 中國民主陣線，但卻參加過不少民運活動或曰反共活動，也見識過無數民運人士，其中包括偽類，他們與共匪區別不大，只不過自稱基督徒或自由主義者。盡管如此，在海外卻一直都有人在 “ 搞民運 ” ，一直在紀念 “ 六四 ” ，一直在支持大陸的民運力量。沒有海外民運的存在，袁紅冰也不可能在澳洲落腳，並有所建樹，不是嗎？ 袁紅冰給民運下的定義是：民主運動是為所有人的自由權利爭取法律保障的社會政治運動。這當然不錯，但在我看來有點狹隘，而我從一上網就在努力擴大海外民運的內涵，曾在《誰是共特？》一文中指出： “ 針對共特抹黑民運尤其是法輪功的現象，我也撰寫了好些文章，特別強調民運可以簡單地理解為民眾維護自主權的運動，因 ‘ 六四 ’ 、法輪功或別的原因不再認同中共並各盡所能加以

  1989 年北京發生中共用坦克屠殺和平示威的民眾時，我剛到德國留學半年，德國媒體的相關報道讓我觸目驚心，奮筆疾書，抗議暴行。 “ 六四 ” 三周年紀念日那天我特地呆在學生宿舍收聽廣播，可惜已經沒有任何相關報道，但我不會忘記六四。 2013 年我借德語小說《紅樓琵琶行》（ Der weite Weg des Mädchens Hong ） 發表之際，特別提請把對我的採訪安排在 “ 六四 ” 紀念日。於是，我得以借歐洲廣播電台（ Funkhaus Europa ）紀念六四英烈，講述六四影響 ……2014 年我去德國東部參加麥森（ Meißen ） 文學節，朗誦講述八九一代心路歷程的《紅樓琵琶行》，然後出席以天安門運動參與者曾錚為女主角的記錄片《自由中國》在當地的首映座談。 兩個德國記者因 “ 六四 ” 二十五周年先後聯系我，促使我查閱中共製造六四屠殺後，我在過去的每個紀念日都在幹嘛。查到2014年2月網上再次推出我 2007 年發表的《 “ 六四 ” 十八周年與袁紅冰筆談》。以此為動力，我特意找到曾對我表示 “ 我們都是同一個時代的人，同一個政權的受害者，同一個自由夢想的追逐者，同一個幸福安樂的嚮往者，唯一不同的是標簽，即你是漢人，我是藏人，卻流亡在外 ” 的藏族同行安樂業。 華：我拜讀過你的詩作《丟失中的信念祭 “ 六 . 四 ”23 周年》，猜想六四也讓你念念不忘，那麼請告知你的六四經歷。我在 “ 六四 ” 十九周年時曾發表《我因六四而反共》，一晃就是六年。 藏：可以說我是六四的見證人，因為當時我在上大學，八九民運被鎮壓後，中共在全國範圍內搞整肅，大專院校為重點，每個星期都開會，所以，我就深深地記住了六四，也一直在關注六四。我聽說當年的某個學生領袖，在公開場合說，可以原諒鄧小平等中共領導鎮壓民眾的責任，其實，失敗者談論的 “ 原諒 ” 實屬 “ 投降 ” ，但是， “ 投降 ” 歸個人所為，不可能代表集體，也無權代表集體，比如，達蘭薩拉無視西藏的局勢，提前向中共靠攏，公開把中共稱其為 “ 中央政府 ” ，又把中共憲法奉為歸宿，不過，藏人可不這麼認為，至今在不斷地向中共抗議，正在爭取 “ 中共憲法 ” 以外的自由，因此，引領者的慷慨不一定是集體的產物，而集體的行為不一定是引領者的心意，所以，這是一個矛盾的時代 …… 或許我已被時代淘汰。 華：

  二零零九年十月，我主動代替被中共囚禁的大陸同行去法蘭克福書展與中共代表唱對台戲。在書展上聽到了因反文革而坐紅牢的王容芬的講演，也在展廳里碰到了因反六四屠殺而坐紅牢的莫莉花。我們雖然都在抵制中共，但各自忙於扮演承擔的角色，沒有機會深談。在與莫莉花的交談中，我提到了蘇曉康的文章《女人一臺戲 ─“ 六十年 ” 評說的一個側面》，因為這篇文章促使我意識到：文革親歷者美國人卡瑪在她拍攝的八九紀錄片《天安門》（一九九五年）和文革紀錄片《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二零零三年）中無視柴玲們是被殺者，宋彬彬們是殺戮者， 貶低了柴玲們的功勞，淡化了宋彬彬們的罪過 …… 中共雖買到了作最大的國際書展的主賓國的資格，但各界獨立知識人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都在書展上抵制人權惡棍的宣傳秀。中共駐德大使吳紅波則在書展後借德國二台播放的一個嘲諷中國人權狀況和盜版現象的節目，在中共媒體上掀起了又一場紅色風波，繼續混淆中共和中國，強行代表中國人民，宣傳愛國主義或曰民族主義 …… 共產筆桿子總想把共產專制和自由民主的矛盾用什麼 “ 美蘇爭霸 ” 等形形色色的紅色術語加以掩飾和轉嫁。德國各界的親共人士也紛紛配合，其中不乏被稱為六八年人的德國毛份子或曰洋紅衛兵，他們與卡瑪有不少相似之處。 因此，我樂於寫出我對卡瑪的最新看法，因為卡瑪惡意剪接柴玲講話內容以及捏造文革史專家王友琴的話來為自己、為宋彬彬開脫是必須正視的事實。我也樂於 “ 對歷史盡責 ” ，寫下我對 “ 歷史中的女人 ”— 宋彬彬、王容芬和柴玲的評價，以抵制卡瑪的粉紅宣傳。 文革罪惡不容粉飾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歲的王容芬在紅色恐怖中用生命挑戰毛澤東，以給毛寫公開信的方式指出文革 “ 是一個人在用槍桿子運動群眾 ” 並表示 “ 我鄭重聲明：從即日起退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 ， 那時我剛半歲。在我記憶中，毛澤東死前十年就是 “ 憶苦思甜 ” 、 “ 批林批孔 ” 和 “ 工業學大慶， 農業學大寨 ” 之類的愚民運動。所以，我看影片《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時，覺得不錯。幸好後來我有幸獲知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等相關史料和《也談宋彬彬的不懺悔》等相關文章，我才從根本上認識到文革的罪惡和紅衛兵的暴行。 王容芬的事跡和作品則進一步促使我認識到毛澤東的紅衛兵與希特勒的青年團相似。二零零八年，她又在網上發表公開信，敦促胡錦濤

有大陸人出於贊賞，把韓寒與赤色偶像魯迅扯到一起。人在香港的梁文道也在自稱鳳凰的中共特務台製作的節目中宣稱： “ 韓寒再過幾年或許變得像魯迅一樣 ” 。 近赤者朱，梁文道不知從清水君（黃金秋）的《魯迅，漢奸還是族魂？》問世後，去魯迅化就勢不可擋。去毛魯化就象去馬列化一樣是中國民主化的必經之路。魯迅是中共黨文化的開創者，韓寒要是變得像魯迅一樣就糟了，不過我想他應該象清水君一樣是陽光男生。 韓寒讓我想起清水君，因為他們都很早登上文壇。清水君大韓寒八歲，二十歲時，就發表了個人散文集。清水君在海外發表《魯迅，漢奸還是族魂？》時不到二十八歲。可是他在二零零三年留學歸國後，就被中共以 “ 顛覆國家政權罪 ” 判處十二年徒刑。 從二零零六年起，魯三篇（《藥》、《阿 Q 正傳》和《紀念劉和珍君》）就開始被清除出大陸語文課本。魯三篇與毛澤東的老三篇（《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是最有代表性的紅色宣傳。前者抹黑中國的傳統社會，後者偽造中共的光輝形象，都是顛倒黑白的範例，目的是混淆是非，迷惑世人，誤導受眾。   濫用自由的魯迅   一九一八年，魯迅三十六歲時才在錢玄同的鼓動下發出 “ 吶喊 ” ，詆毀正統價值觀包括 “ 仁義道德 ” ，誣蔑舉世無雙的五千年文明是 “ 吃人 ” 的歷史。從《狂人日記》開始，魯迅在十八年裡躲在一百四十多個馬甲（或曰化名）後發表了大量 “ 聽將令 ” 的五毛言論。我在專著《無恥的洋人》中專門披露以史沫特萊為代表的共產國際間諜把魯迅扶持和吹捧成 “ 偉大作家 ” 的史實。 遺憾的是，象蘇雪林一樣認識到魯迅的危害並予以抵制的中華精英太少，更多的知識人象胡適一樣縱容了邪惡，以致一個 “ 刀筆吏 ” 硬是被哄抬成了 “ 中國現代文學之父 ” 。其實如毛澤東所言， 魯迅與毛澤東 “ 心是相通的 ” ，都是為了盧布，投身國際共產主義恐怖組織的五毛始祖。 被魯迅誣蔑為 “ 喪家的資本家的走狗 ” 的梁實秋隨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後寫過《關於魯迅》。即使中華民國已被共產國際靠間諜、筆桿子和槍桿子趕到台灣，梁實秋還在文章中反對國民政府禁止魯迅。不過梁實秋認識到魯迅 “ 首先是以一團怨氣為內容，繼而是奉行蘇俄的文藝政策，終乃完全聽從蘇俄及共產黨的操縱 ” 。 就是說魯迅因為 “ 沒有健全的思想基礎 ” ，以至於失去了知識人的獨立性，淪

  二零一二年是我離開中國大陸的第二十四個年頭。我很慶幸在“六四”屠城前就留學德國，否則，我要麼繼續被中共欺騙而不知；要麼象孫寶強等中國精英一樣會因說真話而成為“紅樓女囚”。孫寶強不僅因抗議“六四”屠殺被囚禁被侮辱三年，而且出獄後還遭受監控和迫害。 而我因身在德國，“六四”屠殺後，不僅可以連續兩次去中共駐西德大使館前抗議，以解胸中怒火，而且還能發表演講和作品，譴責共產暴行，聲援大陸同胞。言論自由，集會自由是德國憲法保障的人權。可是在中國，我們卻被共產黨剝奪了人之為人的基本權利！ 二零零四年，我被迫申請加入德國籍，雖然德國本不是我樂於生活的國度。我贊同生在中華民國，親歷紅禍的李一民在《我的宣言》中所說，“近百年來中華民族遭受最大劫難的根源就是馬克思主義，全世界也深受其害”。可是德國人至今卻只把希特勒釘上了歷史的恥辱柱。馬克思在二零零三年還在德國電視二台（ZDF）的節目“最偉大的德國人”中名列第三，他之前是聯邦德國的第一任總統阿登納和天主教改革者路德，科學家愛因斯坦名列第十。這是“共產主義幽靈”還在德國游蕩的一個證據。 我曾數次企圖離開德國，可惜每次都不成功，德國成了我今生的宿命。既然躲不了，我就只好留在德國，一邊與馬克思和恩格斯一樣的知識騙子或曰洋五毛唱對台戲，一邊為海內外的各國精英當啦啦隊。 共產黨雖然企圖剝奪身在大陸的中國精英的話語權，但在互聯網時代，信息無國界，我既聽到了孫寶強的吶喊，又讀到了李一民托人帶到國外的反共宣言。 身在海內外的中國人，只要願意，都可以獲知中共推崇的馬恩列斯是什麼貨色，畢竟共產陣營已經解體，蘇聯的秘密檔案已經公開。   非我族類 馬克思在恩格斯的協助下開創了蔑視道德、顛倒黑白、傳播仇恨的共產黨文化。一八四八年《共產黨宣言》問世後，紅禍開始泛濫。恩格斯認識到馬克思“就像有一萬個魔鬼通過他的毛發捉住了他”，但他卻支持萬魔附體的馬克思，實現“共產主義要消滅永恆的真理，消滅所有宗教和所有倫理道德”的“革命理想”。馬克思曾向其女兒勞拉透露，他對幸福的理解是鬥爭，他所喜歡的顏色是紅色，這正是共產黨成立後的行徑和表現。 列寧把馬恩的仇恨學說、階級鬥爭落實到了行動上，於一九一七年創建了第一個以共產邪說為國教的紅色暴政，並開始滲透和顛覆各國。 列寧還開創了濫用文藝作品篡改歷史，美化自己的共產歪風。如果《震撼世界的十天

在獲知列儂（1940—1980）死於非命後，我開始關注相關報道。針對槍殺列儂的歌迷，美國外星生命研究專家盧克曼（Michael C. Luckman）公開斷言，凶手被外星人操縱。盧克曼長期研究外星人與飛碟（UFO），發表過至少兩本專著，探討外星人與搖滾樂、搖滾明星以及好萊塢的關聯。凶手是否淪為外星人謀殺列儂的工具，我不能證偽，也不能證實，暫且姑妄聽之。 能證實的是列儂與華裔情人龐鳳儀(May Pang)都公開表示見過飛碟。在Youtube上可以看到相關報道“John Lennon UFO Encounter New York 1974”。1974年8月23日夜，他倆在紐約的陽臺上目睹飛碟。列儂在這之後創作的兩首歌“擺脫藍調”（Out of the Blue）和“沒人告訴我”（Nobody told me）中都提到飛碟。列儂在第一首歌中，把所愛之人比喻為來去無蹤的飛碟；在第二首歌中，則明確表示紐約上空有飛碟。 搖滾樂放縱情欲，追求聲響，很吸引人，唯獨不能陶冶情操，鑒於列儂擁有眾多歌迷，與他相關的史料都已曝光，我樂於在此基礎上評介列儂及其影響。 從西方到大陸 1964年，由四個英國男生組成的樂隊首次到美國演出，引發現場觀眾尖叫，通過電視轉播名揚美國，從此通過音像傳播世界。他們組成的樂隊以音譯名披頭四（或士）和原名意譯甲殼蟲進入中文世界。 披頭四不僅在自由世界引起轟動，也吸引了共產極權專制下的東歐青少年，以致列儂敢說披頭四比耶穌還要受歡迎，也就是說，列儂不敬神不信教，只“相信我自己”，“表達我自己”。自私自利的披頭四與西方的自由市場不謀而合，卻與違背人性的共產主義有所抵觸，當搖滾樂傳入東德後，共黨政權於1966年發動針對搖滾樂尤其是披頭四的大批判“我們不要擊打”。這很象八十年代鄧共當局針對以鄧麗君為代表的民國歌星發起的“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其結果都是讓被批判的對象更加吃香。其實，搖滾樂重宣泄無節制，只會引人頹靡暴戾，並不能引導聽眾反對極權專制，追求精神自由。披頭四正式成立四年後出名，成名後不到六年宣佈分手。他們中醜聞最多的是主角列儂。 披頭四在六十年代就到過香港，但一直到八十年代，披頭四才在鄧麗君之後傳入鄧共專政下的馬列紅朝。這之前能聽到西方搖滾樂的只有林立果（1945—1971）等高幹二代。林立果也被稱為大陸的搖滾先鋒，他在不經意間還

1988 年，我花費當了一年半德語導游的全部積蓄（四、五百元外匯券）買到一張東德機票時，還不知道這一去我會變成反共作家，從而有國難歸，成為流亡華人中的一員，嘗到剪不斷的鄉思。 當初我乘坐東德的航班抵達東柏林時還相信 “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 ，而現在柏林牆早已倒塌，我則得出 “ 沒有共產黨才有新中國 ” ，分裂和出賣祖國的正是中共。 在我目睹柏林牆兩邊的對比和海峽兩岸華人的區別，耳聞 “ 黨媽媽 ” 血腥鎮壓同齡人和扭曲真相後，我不僅認出中共是吃人的狼外婆，也從此走上文壇。 2003 年我發表第四本德文詩集《雪女》後，便開始藉助互聯網為文化中國添磚加瓦，幾乎忘記我身在德國科隆。 2008 年我才發表德文詩集《天目》。這次的插圖是旅澳國畫家章翠英的仕女圖，而過去的插圖都是由西方藝術家專門創作的版畫，已去世的德國畫家印門朵夫 (Immendorff) 也曾為我插圖。《法蘭克福匯報》因此評論說，《天目》是我的 “ 政治宣言 ” ，因為章翠英曾遭中共殘酷迫害 …… 其實不然，我只是對章翠英的仕女圖一見鐘情，更何況她既是同胞同輩，還是同性同修。而我的 “ 反共宣言 ” 則於 2001 年就發表在第二本詩集《金蓮》里了。 2008 年 5 月底德國西部電視台（WDR）來採訪時，我還特意找出來在鏡頭前朗誦。 印門朵夫們算我的父輩，都對我有提挈之恩，尤其是杜塞道夫美院的院長呂沛知 (Lüpertz) 。是他們把我領進了歐美藝術界，他們的經紀人還在我第一次海歸不成後，做了我的擔保人，讓我得以以詩人身份留在德國，而不用受政治避難的煎熬。但我對在大陸舉辦的他們的畫展卻毫無幫助。有十年時間（ 1992-2002 ）我象蜜蜂一樣在他們中穿梭，雖然我的追求與他們相左。如果說他們都在展示自己的能力，那我則在揭示上帝的神力。 上網後，我才明白身為華人的使命，尤其是當清水君（黃金秋）、楊天水、郭飛雄、力虹（張建紅）等中華好男兒都被共黨非法關押後，我更覺得我天生就是中共的掘墓人。 我身在科隆卻一邊藉助網路、電話向大陸同胞傳遞真相，一邊向西方人推廣展示中華文化的神韻。 2008 年神韻在杜依斯堡演出時，我呼喚了三十個西人前去觀看，其中包括《天目》的出版人。我希望與我有緣的西人都能分清中共與中國、中共黨文化與中華古文化，知道《明鏡》周刊披露的 “ 黃色間諜 ” 是馬列

《白玫瑰》與《小花》分別為聯邦德國和共產中國的影片，分別表現了正信的力量和邪惡的偽善。 《小花》1979年公演時，我還是十三歲的少女，對中共的紅色宣傳片既不反感也沒好感。如果不是因為小花的扮演者，現居美國的陳沖一再以紅色商女的姿態出現在公眾視野，我肯定也不會想起和提起這部早已無人問津的中共宣傳片。當陳沖在美國充當北京奧運火炬捍衛者後，我曾想剖析一下以她為代表的小花們的紅色心理，但實在忙不過來，更何況自古商女就不知亡國恨。 自從1989年我在德國見證中共用暴力鎮壓了大陸同胞追求自由的游行後， 白玫瑰，對我而言就不再只是一種鮮花， 而是反抗暴政的象徵。 一來因為白玫瑰是德國二戰時期以朔爾兄妹為代表的反法西斯力量的名稱，二來因為錢躍君在六四屠殺後創作了《白玫瑰組曲》。 我贊賞反德國法西斯的白玫瑰，更支持挑戰紅色法西斯的中國人。 揭露德國法西斯的白玫瑰 2005年，在胡錦濤訪問德國時，我專門發表德文演講《德國歷史上的白玫瑰現在盛開在中國》。 白玫瑰的英雄事跡在德國可謂家喻戶曉，有因此而成立的白玫瑰基金會、白玫瑰研究所，以朔爾兄妹命名的街道廣場難以記數，還有人希望把慕尼黑大學改名為朔爾兄妹大學。與白玫瑰相關的文藝作品也層出不窮。影視作品就至少有六部，其中一部就是上面提到的1982年問世的電影《白玫瑰》。2005年問世的另一部相關影片被翻譯成《希望與抗爭》。當時，有中文媒體的編輯向我約稿介紹這部獲得柏林電影節最佳導演和最佳女主角銀熊獎的影片，我就想藉此機會向中文讀者表述白玫瑰的歷史和現實意義。可惜沒能如願。 不過，馮曉虎2004年發表在《當代》第三期的《永遠的白玫瑰》基本上表達了白玫瑰的歷史意義。可惜這位高我五屆的四川外國語學院的校友似乎沒能認識到德國的過去就是中國的現在，畢竟他身在紅色法西斯專政下，2003年才在德國從電視上獲知朔爾兄妹。 而我在2003年時已效法朔爾兄妹當年散發白玫瑰傳單以喚醒民眾，開始在網上傳播白玫瑰精神，發表白玫瑰文章。 本來我以為生活在德國的華人尤其是知識份子或多或少都會受到白玫瑰精神的影響，白玫瑰文化的熏陶，可惜大錯特錯。 美化紅色法西斯的小花 當德國之聲中文組的副組長張丹紅在德國媒體大放厥詞為紅色法西斯辯護時，我才知道共產小花不僅會在美國象陳沖一樣為 “ 黨媽媽 ” 怒放，也會在德國引起公憤。 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