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流亡藏人對談“六四”

 

1989年北京發生中共用坦克屠殺和平示威的民眾時，我剛到德國留學半年，德國媒體的相關報道讓我觸目驚心，奮筆疾書，抗議暴行。“六四”三周年紀念日那天我特地呆在學生宿舍收聽廣播，可惜已經沒有任何相關報道，但我不會忘記六四。2013年我借德語小說《紅樓琵琶行》（Der weite Weg des Mädchens Hong） 發表之際，特別提請把對我的採訪安排在“六四”紀念日。於是，我得以借歐洲廣播電台（Funkhaus Europa）紀念六四英烈，講述六四影響……2014年我去德國東部參加麥森（Meißen） 文學節，朗誦講述八九一代心路歷程的《紅樓琵琶行》，然後出席以天安門運動參與者曾錚為女主角的記錄片《自由中國》在當地的首映座談。

兩個德國記者因“六四”二十五周年先後聯系我，促使我查閱中共製造六四屠殺後，我在過去的每個紀念日都在幹嘛。查到2014年2月網上再次推出我2007年發表的《“六四”十八周年與袁紅冰筆談》。以此為動力，我特意找到曾對我表示“我們都是同一個時代的人，同一個政權的受害者，同一個自由夢想的追逐者，同一個幸福安樂的嚮往者，唯一不同的是標簽，即你是漢人，我是藏人，卻流亡在外”的藏族同行安樂業。

華：我拜讀過你的詩作《丟失中的信念祭“六.四”23周年》，猜想六四也讓你念念不忘，那麼請告知你的六四經歷。我在“六四”十九周年時曾發表《我因六四而反共》，一晃就是六年。

藏：可以說我是六四的見證人，因為當時我在上大學，八九民運被鎮壓後，中共在全國範圍內搞整肅，大專院校為重點，每個星期都開會，所以，我就深深地記住了六四，也一直在關注六四。我聽說當年的某個學生領袖，在公開場合說，可以原諒鄧小平等中共領導鎮壓民眾的責任，其實，失敗者談論的“原諒”實屬“投降”，但是，“投降”歸個人所為，不可能代表集體，也無權代表集體，比如，達蘭薩拉無視西藏的局勢，提前向中共靠攏，公開把中共稱其為“中央政府”，又把中共憲法奉為歸宿，不過，藏人可不這麼認為，至今在不斷地向中共抗議，正在爭取“中共憲法”以外的自由，因此，引領者的慷慨不一定是集體的產物，而集體的行為不一定是引領者的心意，所以，這是一個矛盾的時代……或許我已被時代淘汰。

華：謝謝你也堅持對六四屠夫追究責任，請別介意投機者的媚共言論。對我而言，隨著時間的推移，青春的消逝，父輩王若望的辭世……我更覺得要竭盡全力講述六四，留住記憶，為下一代提供真實的信息，促使他們象我們一樣看穿中共的邪惡本質。希望你能具體告知在中共的強行洗腦下，六四對你的影響及其意義。

藏：俗話說，“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和平民眾被中共用坦克血腥鎮壓對我震撼很大。而中共為了把鎮壓合法化大搞沒完沒了的洗腦，讓人厭煩，想起那段時期，我就心生嫌惡，但是，仔細想來，那段經歷對我認識中共的本質幫助很大。

華：對，曾錚對此也記憶猶新。她當時在北大讀研究生。我對她提起六四，她告知“印象比較深的，還有六四之後的人人過關。當時北大被定為重災區，那真是人人過關，每個人都要詳細寫匯報，你六四時幹了什麼，一些重大事件發生的日子里，你在幹什麼。還得對鎮壓表態。北大被整得很慘。加一年軍訓，博士加一年所謂教學任務，發配到邊遠地帶比別的大學多一年才能畢業。”

與你們相比我真是幸運，因為我已經在德國，可以自由地抗議中共的暴行。中共濫用國家機器尤其是教育系統強奸民意實在令人發指，好在無法阻止你們獨立思考，辨別真偽。

藏：雖然您幸運，不過，失去了感同身受的機會，我們很不幸運，卻有了親身經歷。六四運動的爆發和中共的殘酷鎮壓對人們的影響非常深刻，同時中共為把鎮壓合法化編造的謊言及其洗腦也增大了六四的影響力，否則，很多少數民族大專院校學生本來不太清楚，通過強制開會就增加了對六四的認識，因為，人們基本上習慣了逆向思維，也就是大家知道，中共罵的對象是對它有壓力的，中共誇的對象都是死去的老黨員或老幹部。中共為了混淆視聽還有個術語叫“敵對勢力”或“分裂主義”，可惜許多中國人願意相信煽動仇恨的謊言。

華：我可不願被強制接受中共那套歪理邪說，對你可能是磨練，但不少人就因此成了腦殘。中共不僅在顛覆中華民國後吞噬了至少八千萬條人命，還扭曲了無數人的心靈……

藏：何止腦殘。本來我想假如有機會反思，就有救，可後來發現難度比較大。在歷史的進程中，二十五年很短，也就是一剎那，但是在爭取自由的過程中就覺得漫長，本來現在應該有所成果，但似乎事與願違，雖然年年在紀念六四，可很多時候，大部分人不願意提起六四當年的訴求，甚至很多人把六四當成政治避難的工具後就扔掉了，這個太不應該了，更對不起六四英靈。

現在我在想一個問題，為什麼主張中國民主化的部分學者反而去支持達蘭薩拉所宣揚的中共憲法框架之內的“中間道路”？我覺得這個行為對中國民主化的傷害非常大，也違背了八九民運的初衷。應當說中國人全面反思民主化的時候已到，至於如何去反思，就看大家的勇氣和興趣了。有一位西方學者說得非常好，“自由是勇氣的結果，幸福是自由的結果”。

華：因為他們不是學者，而是名利之徒，眼見中共財大氣粗，他們就想出賣自由與尊嚴。我從曾錚處獲知， 因為六四屠殺後中共對北大師生的整肅，弄的好多人不敢再上北大 。六四後中共強迫北大搞“軍訓”，其手段之殘酷導致學生寧可飲彈自殺。就是說，六四後中共的殘酷鎮壓大大地傷害了中國人的勇氣。中共的邪惡和殘暴令人道德底線下滑，很少有人再敢抵制暴政，捍衛人權，遑論追求理想。如果不是法輪功的修煉帶來的超越常人的信仰層面的意志和堅定，中國就被共產黨毀了。

藏：是的，一方面，中共的殘暴是有目共睹的，也是令人發指的；另一方面，依據一些資料，全中國一個億以上的富翁約有五萬多人，可見貧富差距的懸殊。我想中國應當離老百姓造反不遠，中國人是否已有準備？

華：是啊，我每天都在期盼中共解體。2004年《九評共產黨》發表後促發的三退大潮還在逐日高漲，這就是民心思變的實證，當然也是思想準備。

藏：這個相當好，我也讀過《九評共產黨》，受益匪淺。我覺得還要努力，乘發達的網路，還原歷史真相，引導爭取自由。“六四”二十五周年是推動歷史轉折，體制轉型的好時機。

華：英雄所見略同！仁人志士已在推動“重回天安門”，以曾錚為主角的記錄片《自由中國》攝制組在“六四”二十五周年之際也推出一系列協助中國自由活動。只有中國自由，才有西藏自由。請看：http://freechina.ntdtv.org/homepage-ch/

2014年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