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沛文集

自从我读到“阳光男孩”这个词后，便对这个词一见钟情，并总以它为标准衡量我见闻的男同胞。刚开始我对能在北大教书的焦国标算阳光男孩深表怀疑，并因此撰写《哀叹“公”民（鄢烈山—焦国标）》。在我看来，只有看透了中共邪恶本质并敢于公开反共抗暴的男同胞才算得上阳光男孩，比如因此被非法判处十二年徒刑的清水君（黄金秋）。 可喜的是讨伐中宣部后便被赶下北大讲台的焦国标失去了课堂，获得了飞跃，用事实证明他堪称阳光男孩。 中共特色 2006年5月“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柏林大会”召开，焦国标也出席。遗憾的是他忙于接受采访，我忙于各项事务，没有机会交流。我为了把一辆小车留下来供他接受采访后使用，还招来一个想坐小车的黑衣人破口大骂，虽然我只是告诉小车主人我需要他留下帮我一把，请想坐他车的与会者去乘前来载他们的大巴。正好路过的黄翔听见黑衣人对我口吐恶言，还为我打抱不平，我赶紧拉着这位让我一见如故的先生小声说，“别理他，我把这种人都当共特看待！” 我当然不可能证实这种人真是中共派来柏林破坏民运大会的特务，但我确实用这样的态度应对了在柏林大会期间出现的各种带中共特色的人和事。 我这次愿意当柏林大会的义工，是因为乐见阳光男孩们和阳光女孩们齐集柏林一起对中共说：“不”！这一愿望得到满足，我也得以与多位神交已久的阳光男女初次会面。即使高傲如袁红冰都很好处，容易接待，可惜一些无名或曰匿名男子制造麻烦，表现拙劣。我只好怀疑是共特有意为之！ 因为参加柏林大会的民运人士来自世界各地，有的提前两天抵达，会务组特意委托周博士帮客人找到一家价廉物美的旅馆，但食宿费用都得自己承担。我在会务组的请求下也专门提前两天赶去接待来宾，岂知却遇到难以想象的人事。到达第二天晚上有位香港来的北京人表示想吃中餐，我热心答应帮订购盒饭，让人统计一个数目给我。可是周博士按数买来盒饭后，还没分完就发现有人顺手牵羊拿走二盒，还有人没订也来交钱拿饭。结果为了我的一番好心，害得他人来回折腾了四趟，还损失了三盒饭。如此经历让周博士担心还会损失住宿费。为了不影响周博士为大会服务的心情，我只好拉差挨门收缴住宿费。大会开始后，又发生邹秘书为大会保管的1000欧元不翼而飞之事，总之，大会还未开始我就被迫收钱、借钱、还钱，最后，我还被迫主张捐钱，因为那位香港来的北京人不等离开柏林就要邹秘书还钱。也是因为以这位北京人为首的与会者抢占了本该先拉大会组织者的车，

  每次面对现实，反省来路，我都会得出人命天定的结论，因为我从没想过要当诗人或作家。 作为文革同龄人，我在四川生活到二十二岁，出国前，我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虽有个性，但还未和党性冲突，我没有感到不自由，也没有受到政治迫害。如果我对大陆现状有不满的话，那就是嫌脏和人多。 与黄翔相比，这显然与出身和年龄有关。比我大二十五岁的黄翔从小就因出身遭受打压，而我作为共干子女在没有冒犯 “ 党妈妈 ” 的前提下，还暂时拥有做人的特权。 我爸虽是 “ 大老粗 ” ，但我妈喜欢古诗，我们家的藏书除了单位发的毛选外，就我妈的几本按朝代分类的古诗集。现在想来，这几本诗集对我影响深远，还有我妈教我读过的李白及其《将进酒》。不过我是在十七岁后才开始写诗，作为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我在学校时也读过所谓的 “ 朦胧诗 ” ，但我读不懂，除了一首《致橡树》外。我自己之所以开始写诗，是为了表情达意，让读者明白我的心意，就是说，我那时的诗歌多是情诗。在我收读一个名叫国庆的北大研究生的情书后曾写到： 十 . 一 自从一只白鸽 传来了你的信息 十 . 一不再是 飘飘的红旗 面对一片天蓝的墨迹 只想拉着那只握笔的手 共登香山 看那枫叶翩翩 1988 年，我自费到西德留学，因为我毕业于四川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在校四年和当导游的一年里认识了不少西德人，其中一对夫妇视我如女，是他们作为经济担保人帮我办理的自费留学。 我当时倾其所有买了一张机票，就是为了赶到西德和他们一起过圣诞节。我到了西德后的见闻和经历，尤其是 “ 六四 ” 屠城促使我的思想有了一个巨大的飞跃。在 “ 六四 ” 之前我不关心国家大事，脑袋里只有儿女情长。这之后我不仅改学哲学，而且开始发表作品。 当黄翔在大陆为了表达自己的心声，六次入狱的时候，我得以在德国文化机构和社会的鼓励下 “ 自由地思想、自由地创作、自由地表达 ” 。我的第一本诗集是我二十七岁时在德国北威州文化部的赞助下发表的，而我的德文诗集全由功成名就的画家插图。当我 1996 年博士毕业发现我已无法再回大陆生活时，得以凭德文作品以作家身份获得在德国的居留权，清水君被捕后，我才想起申请德国护照。 是1989年六四屠殺促使我发表德文处女作。除了诗歌外，我创作过別的作品。在 Xu Pei 名下有五本诗集《公爵日日骑马外出》（ 1993 年）、《金莲》（ 2001 年）、《悟空》（ 2002 年）、《雪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