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沛文集

   2003年，清水君從馬來西亞學成回國後，被中共以“顛覆國家”的罪名逮捕。記得那年中秋節他來電話問好，我曾慶幸地告訴他，我剛搬完家，他要晚一天想起我，電話鈴就只能在我的舊居裡回蕩。    念及清水君的30歲生日，我祝賀不成，便只好上網查詢有無他的新消息，無奈之中只得把勇於為他辯護的真律師郭國汀那年5月探監後寫下的文章重讀了一遍。清水君身體力行愛國愛民，卻被中共投入紅牢，與23個人一起被關押在常州的一間牢房裡。    70年代生在山東的清水君讓60年代生在四川的我想起50年代生在台灣的龍應台，不僅僅是因為後者的父親在中共依靠國際共產勢力顛覆中華民國前是常州的憲兵隊長。    我的腦海裡浮現出以張愛玲為藍本的台灣電影“紅塵滾滾”里那艘險些被人流沖翻的海輪。兩百萬以上的大陸人就這樣在中共奪取政權前，倉皇逃離自己的家園，擠上駛向台灣的海輪，其中包括龍應台的父母。毫無疑問這批難民本來都是中華民國的中堅。他們帶走的不僅是故宮的珍品，也是中國的文化。龍應台的父親算國民黨的軍官，母親是大戶人家的千金，師範畢業，到台灣後他們變成了社會的基層。當警察的父親一個人養不了家，但卻知道督促兒女背誦中國古文，母親必須養豬織網來填補家用，卻會唱三十年代的中國新歌“永遠的微笑”，抒發愛情，含而不露，當然也會對兒女們講述老家的風土人情，還有留在奶奶身邊的長子……    龍應台1985年就首次作為“台灣同胞”前往湖南尋根，去探望長她四歲的哥哥。在國民黨當政的台灣長大的龍應台不會家鄉話，但卻有機會在70年代留學美國，80年代在台灣功成名就，而在共產黨極權的大陸長大的哥哥是一位只說湖南方言的農民。我不知這位湖南農民是否會把吃的苦受的罪向陌生的妹妹傾吐，但我想龍應台憑她的敏銳自己就能看到猜到。無論如何，她哥哥能活過“鎮壓國民黨餘孽”和持續三年餓死四千萬人的大飢荒等等赤禍已算幸運。    龍應台之後有更多當年的難民返回大陸探親，其中包括一船在千島湖上觀光時被謀財害命的台灣游客。我是通過龍應台的筆才獲知千島湖曾經是千山鄉。龍應台的母親可以逃走，但帶不走的老宅被淹，祖墳被遷，因為中共相信人定勝天，大肆濫造水庫，破壞自然生態。象現在的三峽移民一樣失去了世代相傳的家園的大陸人何其多也！詳情可見被中共追捕了三年後經香港流亡到美國的作家鄭義的著述。    我母親的老家在成都郊區，有幸沒有被水淹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的皇權專制，建立了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雖然在聽命於斯大林的共產國際的滲透和打擊下，敗退台灣，但在中共的陰影下，迎來了百年風華。      元月八日，在德國的兩個民國僑團邀請《極權與當代中國知識精英》的作者仲維光在新年聚會上演講。標題為“從劉曉波到習近平—如何看待辛亥革命一百年後的中國現狀”。仲先生1949年在大陸出生，被迫從小接受中共的愚民教育，但他卻在20歲時開始覺醒，矢志做中共的掘墓人。因六四屠城被迫流亡德國的仲先生，以親身經歷深入淺出地剖析了從劉曉波到習近平等共產畸形人物，有助民國僑民透過大陸表面的浮華，瞭解中共的血腥本質。否則，民國僑民也容易像三毛一樣因為鄉情和無知淪為中共的統戰獵物。      三毛簡歷        三毛原名陳懋平，1943年出生於重慶，籍貫浙江。俗話說，三歲看老，這在三毛身上可以得到印證。三歲的她拒絕學寫“懋”字，她的父母居然會因此放棄祖傳下來的兒女輩分的排行，聽任次女自己改名為陳平。陳平後來以三毛為筆名則是因為在她三歲時，看了紅色畫家張樂平的《三毛流浪記》。      張樂平在民國時期享有創作自由，但在“新中國”完全淪為中共的畫筆。不過陳平的父親陳嗣慶在中華民國開律師事務所，知道中共的天下不容法制，在大陸淪陷前，帶著全家逃到台灣，繼續當律師。陳平有幸在父母的溺愛下在臺北長大。12歲上初二時，一個數學老師的惡作劇讓陳平受到嚴重傷害，心理不再健全，表現就是逃學、自閉、自殺。家境和社會環境允許陳平任性發展。她未成年就可以交男朋友，還能夠到大學旁聽。不過陳嗣慶在給次女的第11本書作序時表示，三毛在20歲前讓父母“過的是心靈上倍受欺凌的苦日子”。      與三毛同代的大陸人比如遇羅克（1942—1970）在中共暴政下雖然備受挫折，卻勇於抗爭，直到被殺害。陳平生在福中不知福，一再自殺後到西班牙留學，結識荷西。1971年，四年半後她回到臺北。她在台灣住了不到一年，在愛情上又遭遇打擊，再赴西班牙，重遇荷西。1973年，30歲的陳平與小她6歲的荷西結婚。1974年起，陳平開始以三毛為筆名在平鑫濤(1927—2019)主編的《聯合報》副刊上發表作品。成名作是1976年發表的《撒哈拉的故事》。三毛講演時說，“我的寫作生活，就是我的愛情生活；我的人生觀，就是我的愛情觀。”

   2018年我首旅臺灣。一次接受採訪時，主持人提到劉曉波，可惜我一時說不清。為此我專門給他去信如下：      回到德國轉眼就已四個月，我依然記得在您訪談中沒表達清楚的地方。在今年元月首次來臺前與四月回德後我主要生活在外文環境中。這是造成我通過您的訪談發現自己的中文口頭表達能力不如意的客觀原因，雖然我2002年最後一次試圖回大陸教書不成後就開始借助互聯網抵制中共的紅色宣傳，為讀者提供我在自由世界的心得體會。    首旅臺北前我身在德國憂中國，四月以來變成身在德國憂臺灣，因為臺灣確實是寶島，但卻像對岸一樣從列寧創建共產國際起就開始被赤化，現在中共對臺灣的滲透已大大超過我的想像。      鑒於有人企圖在臺北為訪談中提及的劉曉波塑像，我想以此為動力趁德國人過暑假之際，寫下我口頭沒能表達清楚的觀點，因為我從六四屠殺起就開始支持以結束中共暴政為目的的中國民運，研究過與劉曉波相關的爭端。        違背誠信的共產黨文化      以謝雪紅為代表的臺灣共產黨員沒能趁228之際推翻國民政府，但中華民國卻在謝雪紅等多國共產黨員不擇手段地滲透中在大陸淪陷。當李敖等在臺灣自願吸收魯迅等紅色毒物之際，中共利用一切手段把其意識形態借助魯迅作品強行灌輸給大陸居民。推崇中共偶像的大陸人可以算作馬烈子孫，劉曉波（1955-2017）堪稱典型。他在訪談中坦承：「我要感謝馬克思的是，我在文革中能看到的書只有馬克思選集，馬克思給我提供了不少西方哲學史的線索，是當時『走向世界』的惟一橋梁。我看過馬克思全集四十多捲，可以大段大段背下來」。      生活在自由世界的華人不難明白馬克思(1818-1883)及其歪理邪說給世界造成的禍害。1997年出版的《共產主義黑皮書：罪行、恐怖、鎮壓》足以令人覺醒。此後德国历史学家略伍（Konrad Löw）還發表专著《共产主义红皮书》，揭示馬克思主義的邪惡與馬克思的人品密不可分。我曾把大紀元對略伍教授的專訪譯成中文，以便中文讀者知道，馬克思「是一个自信得无以复加，同时，轻视甚至蔑视他人，所有人和他们的传统的人」。而且馬克思的父亲「在儿子身上诊断出的所有弱点，都被这个儿子以后用来评价全世界。这可以说是把自己的毛病社会化。异化、自负、不顾他人，这都是他父亲说他的。这也是马克思臆想的社会特点，他后来也因此要反对社会」。      劉曉

       1996年我在德國杜塞爾朵夫海涅大學獲得文學博士後，因不願失去自由，靠德文作品獲得簽證留在德國。        2002年，我最後一次試圖回大陸教書不成後，開始借助互聯網抵制共產謊言，研讀並評介過一系列對中共持批評態度的大陸作者，其中包括劉曉波與余傑，以及流亡美國的曹長青。      2010年劉曉波中諾獎後，我支持批評者，抵制劉曉波在中共掌控下發表，後來在諾獎授獎儀式上被宣讀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因為此文謊言連篇，粉飾中共，迷惑世人。而余傑從2006年起就被數名海內外反共義士指控為中共線民。      2006年7月28日，余傑發表《以真話來維權》，指控活摘器官及匿名退出共產黨及其青少年組織的三退為造假後，我專門調查過余傑，因為我想知道面對喬高和麥塔斯對活摘器官的調查報告，余傑何以站在中共的立場，詆毀抗爭者。      2017年，我從推特獲知他又在臺灣媒體造謠污蔑他人，那麼我樂於向臺灣讀者提供我對余傑的見證，以正視聽。        調查過程        2006年，我通過互聯網向一系列和余傑打過交道的人了解他們對余傑的印象。我從家鄉四川問到異國他鄉，沒人贊揚余傑。      網上對余傑的評論更是貶大於褒。好笑的是被余傑害得不淺的郭飛雄曾撰文為余傑辯護，聲稱《余傑有氣節》！另一部毛傳的作者陳小雅則表示《余傑有堅持“毛式思維”的自由》。《投機的余傑與余傑的投機》對我啟發不小。可惜我不認識作者，不過我信得過的東海一梟和張耀傑也都提及余傑涉嫌剽竊。東海一梟表示：傳言此人屢有剽客行徑，不悉內情，姑妄聽之。但這次“拒郭事件”，充分說明這小子品質之卑劣。借神名義排斥郭飛雄和維權運動，於己無利，於他人及民主事業有害，這是狹隘；黃慈萍指出，白宮網頁說布希接見“中國人權活動人士”，傅希秋新聞發布說“中國自由狀況高峰會”，而不是余傑所言的接見基督徒和中國宗教自由狀況高峰會，這是撒謊。      張耀傑在“余王拒郭”醜聞曝光後也象東海一梟一樣站出來痛斥余王的不義之舉。在這之前張耀傑也象郭飛雄和我一樣曾撰文為余傑辯護，不同的是他為其剽竊行為辯護，因為在他看來五四知識分子也多劣跡斑斑，魯迅等也曾剽竊！對此我卻不能茍同。      自從我因清水君被中共囚禁，開始研讀魯迅起，就註意到大陸學者張耀傑。在我眼裏張耀傑等一系列大

在我生活了30年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誰敢為納粹張目會依法遭到懲罰；而在我曾經居住過23年的中國大陸，誰敢宣傳民主自由更會遭到中共非法迫害。 可在臺灣，居然允許中共的血旗迎風招展，而中華民國的立國之本「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與共產黨勢不兩立並因此被聽命於蘇聯的國際共產恐怖組織聯合打到臺灣。「國共內戰」的本質是中華民國反共抗暴的衛國戰爭，持續至今。 假如臺灣有獨立的國際空間，我樂於支持臺灣宣布獨立，因為我不希望臺灣像大陸一樣落入魔掌，慘遭紅禍。 可惜臺灣像別的國家與地區一樣從列寧創立第一個蘇維埃政權起就是赤匪試圖侵佔的地方。假如1947年不是以蔣中正為首的國民政府用「白色恐怖」對付以謝雪紅為首的共諜，逼得他們逃亡大陸，那麼臺灣比大陸還會早兩年淪為蘇聯的殖民地，因為謝雪紅是接受莫斯科培訓並聽命於中共的臺灣共產黨員。 當大陸人為了反抗中共極權暴政，追求自由，不惜在桃園機場滯留125天之時，臺灣有不少居民被中共的宣傳迷惑，不知珍惜國軍尤其是823戰士用青春甚至生命保住的自由。 當自由被濫用的時候，臺灣島上亂象紛呈，但究其本質就是身在福中不惜福，不知捍衛臺灣的生存之本：反共防共，拒絕滲透。 特意兩次以德籍學者的身分申請到臺北，走街串巷調研半年後，我堅信保衛臺灣不被中共侵吞的最好方式是支持大陸人追求自由，解體共黨。

     自1989年北京發生六四屠殺後，我就像無數大陸留學生一樣開始認同中華民國，也因此關注臺灣，希望臺灣國際化。      臺灣寶島，人見人愛。唯其如此，臺灣比別的華語地區命運多舛，分別淪為荷蘭與日本的囊中物。      在列寧依靠德皇支持，篡奪俄國革命成果，成立第一個共產極權暴政後，臺灣也像別的國家與地區一樣遭到共產國際滲透，投身共產恐怖主義運動的臺灣人層出不窮，延續至今。臺灣共產黨員比如史明像德國共產黨員一樣為共產國際在大陸顛覆中華民國立下汗馬功勞。      也因此從1949年起，臺灣被迫接納躲避紅禍逃離家園的中華民國各省各族軍民。沒有以胡璉為首的國軍官兵浴血奮戰，保衛臺灣，共黨早就侵吞臺灣。      可惜試圖與中共裡應外合赤化臺灣的共諜在解嚴後浮出水面，打著各種旗號濫用臺灣的自由與中共極權專制遙相呼應，企圖消滅讓臺灣免遭紅禍的中華民國。      在平反戒嚴時期國民政府造成的冤假錯案時，千萬不要忘記白色恐怖源於國民黨主導的中華民國被迫防共反共。中共不僅造成至少八千萬無辜的大陸民眾冤死，而且對臺灣的滲透與威脅自解嚴後越來越嚴重。      在中共的滲透與打壓下，越來越多的臺灣人否認自己是中國人。其實臺灣一直因中華民國而獨立於中共暴政。即使創建臺灣共和國，也改變不了中華民國從1945年接管臺灣的歷史，而中華民國曾經追求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遙祝臺灣各界勇於承擔歷史包袱，突破現實困境。      中共用金錢收買臺灣的邦交國，臺灣可以把節省的開支投入清除共產主義貽害，援助大陸各省各族反共抗暴。      只有解體中共極權暴政，臺灣才可能國泰民安，創建自己的共和國。      首發：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228289

    無數革命志士前赴後繼於1911年結束滿清王朝，創建中華民國。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歷史上的皇權帝制，開啟了實行共和的民主憲政。         中華民國創建後定都北京，史稱北洋政府，可惜卻發生袁世凱稱帝與張勛擁退帝溥儀復位的反革命鬧劇。這一切導致孫中山（1866-1925）為了捍衛辛亥革命果實，不惜“聯俄容共”，在廣州改組革命黨，成立黃埔軍校，37歲的蔣中正（1887-1975）出任校長。孫中山辭世後，蔣中正帶領國民革命軍在三年後打垮北洋政府，統一中國，定都南京，開始訓政時期。       蔣中正從1924年被孫中山任命為黃埔軍校校長後一直到1947年才改任名譽校長。這是蔣中正靠革命武裝在民國群雄中獨領風騷的保證和標志。         蔣中正在道德操守上不如段祺瑞（1865-1936）等民國政要， 但他們無一不被中共的筆桿子塗改得面目全非。大陸每個學生必學的《紀念劉和珍君》撻伐的就是有“六不總理”（不抽、不喝、不嫖、不賭、不貪、不占）之稱的段祺瑞。真實的段祺瑞憂國憂民，其親筆遺囑“勿因我見而輕起政爭”等“八勿”就足以映照出魯迅、毛澤東不是革命家、思想家，而是野心家、陰謀家。         蔣中正最令人詬病的行為是他親自刺殺孫中山的政敵陶成章（1878-1912）。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確實有理，但陶成章也很坦蕩。請看他制定的《龍華會章程》：“無論什麼君主立憲、共和立憲，總不免於少數人的私意，平民依舊吃苦。……成功以後或是因為萬不得已，暫時設立一總統，由大家公舉，或五年一任，或八年一任，年限雖不定，然而不能傳子孫。”連魯迅都間接證實陶成章為了實現革命理想，敢於實踐、勇於獻身，克己奉公，以致“窮得不堪”，“用麻繩做腰帶”。         蔣中正雖然既獲得佳人宋美齡的芳心，又贏得精英陳立夫等的擁戴，但他卻因槍斃政敵鄧演達（1895-1931），軟禁立法院長胡漢民等違法行為遭到革命前輩比如汪精衛（1883-1944）的抵制，從而給共產國際製造輿論，抹黑民國尤其是蔣中正，吹捧毛匪澤東及其蘇區提供了把柄。於是，在斯諾等共黨走卒顛倒黑白的宣傳下，共匪得以靠“西安事變”咸魚翻身，藉口反日，發展壯大，最後靠外援、欺騙等陰謀詭計顛覆了中華民國，從蘇聯引進了史無前例的極權專制，讓辛亥革命的成果在大陸喪失。         1958年，“西安事變”的禍首張學良

   導語：瓊瑤與平鑫濤在台灣的成功是中華民國公民享有自由的實例，而他們在馬列中國走紅則是中共統戰民國公民，轉移大陸民眾視線，遮掩中共罪行的特例。      上世紀六十年代，瓊瑤小說由平鑫濤在臺北推出，後來拍出瓊瑤電影，林青霞等因此出名，接著又上演瓊瑤肥皂劇……瓊瑤現象已持續半個世紀，值得在民國百年之際加以評介。      為了消滅中華民國，共產國際對民國公民尤其是要人大搞統戰，1949年後中共對民國公民也即台灣居民採用的統戰術與時俱進，現在中共對此的術語有“以民促官”、“以商圍政”、“以經促統”等。凡此種種都可從瓊瑤現象得到應證，瓊瑤、平鑫濤夫婦的經歷也足以折射出中華民國與馬列中國的本質區別。      陸恭蕙在專著《共產黨在香港》中披露了中共在香港的統戰內幕。“統戰”是來自列寧的中共術語，意即利誘收買。中共不擇手段地搞統戰，目的無非是利用其統戰獵物混淆視聽，顛倒黑白。這也是透過瓊瑤現象可以看到的統戰本質。        共產國際分裂中國        1911年，中華民國成立時，台灣還是日本從清廷手中奪走的殖民地。共產國際在滲透大陸的同時就開始在台灣活動，其走卒既有台灣人比如謝雪紅（1901—1970），又有日本人。 1925年就加入中共的謝雪紅到莫斯科接受培訓後，於1928年在上海成立台灣共產黨，其綱領就含“台灣獨立”，這是台獨的歷史根源。共產國際在台灣也像在大陸一樣成立了紅色組織比如“台灣文化協會”，進行紅色宣傳。      在美國原子彈的威懾下，日本戰敗投降。1945年10月25日，中華民國派遣日本陸軍大學畢業的陳儀（1883-1950）接收台灣。      可惜陳儀帶到台灣的民國官兵有的素質低下，讓日本政府統治了50年的台灣民眾失望之餘，積怨日深。而共產黨在兩岸的顛覆活動加深和激化了台灣的社會矛盾。1947年2月28日，因緝私引發的暴力沖突波及全台。臺中地區的暴動由謝雪紅親自領導，史稱二二八事件。陳儀不得不向中央政府請求派兵鎮壓。二二八事件的受害人中，既有台灣人，也有外省人，但為民國政府工作的幾乎都是外省人。謝雪紅等上百肇事者逃離台灣。“二二八”既成為台獨勢力挑撥離間的藉口，又成為中共媒體混淆視聽的事件。      1949年10月1日，謝雪紅站在毛澤東的背後，以台灣人的身份支持中共宣佈成立馬列中國。時任中華民國行

「蔣匪」原是蔣公 憑個人的好惡，我不會專門撰文來讚頌中華民國的終身總統蔣介石（一八八七～一九七五），一來，我同情陳潔如們，二來，我更願意為身體力行「和平反共救國」的汪精衛洗刷污名。 六十年代前在大陸出生的華人無不在「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等共產口號中長大。而我九十年代在德國學成卻歸不了國時才不得不承認蔣介石是偉人，因為我對共產黨的看法全都能從蔣介石處得到應證。蔣介石以八十八歲的高齡在台灣過世時，生長在四川的我才九歲。就是說蔣先生有罕見的先見之明，洞察之力。 蔣介石在大陸執掌了二十二年政權，和我今生在大陸生活的時間一樣長。 如果我沒有機會於一九八八年，蔣經國去世那年到德國留學，我不會獲知有關台灣和大陸的真實信息，當然也難以看穿共產黨的騙局和暴政，也不會認識到蔣先生比共產黨「偉大光榮正確」！ 在陳水扁竭力想「去蔣化」時，越來越多的大陸人摒棄了中共術語「蔣匪」，而出於對蔣先生的敬意，尊之為「蔣公」。 陳水扁反共，值得讚賞，有人懷疑他因此遭到中共勢力的迫害。倒扁的紅衫軍也確實令我想起善於挑起群眾運動的共產黨，但無論如何，他不會對憲政民主有什麼負面影響，因為正是民主制度能夠把貪官政客趕下台並送上法庭。 我不明白的是陳水扁們為何要「去」畢生反共的蔣介石呢？難道他們不知道是擁戴蔣介石的國軍英勇犧牲，才阻止了台灣像大陸一樣淪為共產黨的統治區嗎？沒有蔣介石，台灣人也會像大陸人一樣被虐殺、被餓死、被勞改、被迫奉馬列為神明！共產黨至少已害死了八千萬大陸人，至今還沒有放下屠刀。 陳水扁既然知道大陸人一直被共產黨剝奪了人權和自由，為什麼他們就不能比較比較兩岸的歷史，公正地判斷國民黨和兩位終身總統的功過是非呢？如果兩位蔣總統不嚴密防範共匪、共諜，讓台灣落入共黨手裏，也遭受赤禍，台灣怎麼會有和平的土改，從民選行政長官到政黨輪替執政的民主憲政呢？ 既當選為中華民國的總統，怎麼能不管民國的歷史和世界的現狀而「去中國化」呢？台灣作為民國政府堅守的反共堡壘，本來就是一個獨立的政體，在中共的虎視眈眈下，不凝聚民心搞建設，以防共匪登陸，卻像大陸的紅衛兵一樣抹黑蔣介石，搞台獨，挑起族群分裂，意義何在？如此短視的政策怎麼可能有前途？當然會被中共加以利用了！ 台海兩岸的台灣和大陸就像二十年前柏林牆兩邊的東德和西德。東西德人民能聯合起來和平地推翻共產黨在東德的統治，流亡全球的

在德國獲得學位卻回不了自己的故鄉后，我開始研讀中國史料。最大的感慨是以魯迅為榜樣的筆桿子的無恥。他們像魯迅一樣違背「仁義禮智信」的傳統價值，顛倒黑白，欺世盜名。 1946年，推崇魯迅的陳伯達（1904—1989）發表《中國四大家族》，對民國政要蔣中正、宋子文、孔祥熙和陳果夫家族竭盡誣衊之能事，用惡毒的謊言為共產國際發射了一枚炸毀中華民國的重磅炮彈。 鑒於紅色媒體總是把民族敗類吹捧成君子，周恩來甚至被封為「民國君子」，我樂於向大家介紹被誣衊的陳立夫。他不僅是正人君子，還像宋美齡一樣長命百歲。 書生報國 陳立夫（1900 – 2001）的叔叔是辛亥群雄之一陳其美（1878 – 1916）。陳其美、黃郛與蔣中正是「桃園三結義」的民國版。他們都推崇孫中山的革命理想—三民主義，為了實現民族獨立、國家統一和民主共和而出生入死。大哥陳其美被袁世凱視為眼中釘，在利誘不成后，將其暗殺。二哥黃郛（1880 – 1936 ）反對聯俄的策略，認為「中日關係與中蘇關係比，無論如何不應該放棄日本這一條路」。可惜黃郛早逝，與他志同道合的妻子沈氏三姐妹中的大姐沈亦雲在專著《亦雲回憶》中展現了這位第一代民國君子的風範。蔣中正通過大哥陳其美結識孫中山後彼此賞識。孫中山去世后，蔣中正後來居上，成為革命領袖。 1925年，懷抱「科學救國」的陳立夫在美國留學時，眼見異邦的發展與建設，接受了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革命理想，申請加入國民黨。陳立夫獲得美國匹茲堡大學採礦學碩士后返國，哥哥陳果夫（1892-1951）力主他聽從蔣中正的召喚，去廣州擔任這位黃埔陸軍官校校長的辦公廳機要秘書，獻身國民革命。陳立夫放棄自己當工程師的理想，從此像他哥哥一樣忠心耿耿地輔佐他們心中的革命領袖蔣三叔。 1926年，陳立夫赴任后，發現蔣中正有時脾氣很壞，特別是對軍人。所以，他就對蔣中正說：「如果有人對我發脾氣，我會立刻辭職。」蔣中正在其合作的25年裡尊重他的人格，沒有對他出言不遜。 陳立夫在其自傳《成敗之鑒》中表示，「假如我來寫中國近代史，我一定要這樣說：對於中國的統一及廢除不平等條約等等艱巨事項，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蔣先生個人的功勞」。這是那時中華志士的共同理想，也是他們效忠蔣中正的原因。 1992年，94歲的陳立夫在家接見首批大陸記者，表示他的人生觀是以創造與服務為中心，並且引以為樂。有親友求字，

導言：在民國大陸時期，被稱為山西王的閻錫山送兩個兒子留學美國時的臨別贈言是「輕財重義，訥言敏行，儉己厚人，恭己恕人」。 閻錫山（ 1883-1960）是辛亥群雄之一。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的皇權帝制，創建了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可惜中華民國卻被國際共運顛覆，中國從此淪為史無前例的共產極權專制。但閻錫山的英名和業績不會因為失敗而被磨滅。恰巧相反，經過中共暴政蹂躪的大陸人更懂得珍惜和看重中華民國的功臣閻錫山。 閻錫山的先見之明 閻錫山在山西出生時，中國還由清朝慈禧垂簾聽政。1901年，閻錫山考入山西武備學堂，1904年被派到日本學武。1905年加入同年成立的中國同盟會。1909年學成歸國，不久考中舉人。武昌首義后，閻錫山所在的山西新軍響應。孫中山曾說，「去歲武昌起義，不半載竟告成功，此實山西之力，閻君百川之功。……倘非山西起義，斷絕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民國時期，閻錫山主掌山西大權，一心建設山西，山西成為民國的「模範省」。1919年，閻錫山創辦山西省立國民師範學校，讓窮人家的孩子薄一波、徐向前等都得以在此接受免費教育。 列寧在俄國篡奪二月革命果實后，製造的第一批共產難民里包括旅居蘇俄的晉商。蘇共剝奪了晉商的一切財產后，將他們遣返回國。閻錫山派人把這批身無分文的同鄉接回山西后，獲知蘇俄共產黨的暴政。文武雙全的閻錫山意識到，「共產主義之毒狠，實在甚於洪水猛獸，苟若沒有一個適當的方法以求對策，則共產黨之勢力蔓延，終將會成為世界人類之大禍。」 1921年6月，閻錫山召開持續兩年又四個月的例會「進山會議」，從理論上探討如何抵制由資本主義的弊病造成的共產主義赤潮。閻錫山希望找到「一適中的制度，以資幸福人類的生活，一面去除資本主義之剝削，一面免遭共產主義的控制」。與此同時赤潮也蔓延到中國，並借民國的自由於1924年湧入山西省立國民師範學校。 閻錫山支持蔣中正主掌的民國中央政府剿匪。1934年，中共用武力在陝甘邊區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后，閻錫山開始了「思想防共，民眾防共，政治防共，武力防共」，提出要用「九分政治一分軍事來防共，七分政治三分軍事來剿共」。 上當受騙的國民黨 可惜蔣中正在「西安事變」后中了共產黨的詭計。閻錫山也像蔣中正一樣因為民族意識和愛國情結被中共利用和欺騙。他們以為共黨成員都是中國人，在日本侵華之機，真會像1937年7月周恩來起草的《中共中

　　　　　　　　　　　 本來我對李安的作品不感興趣，在我給一名臺灣作家轉去揭露中共在“二二八”事件中扮演的角色的文章後，她答以自己對《色，戒》的評論，這之前我一直在為她辯護，因為和我一樣流亡海外的大陸同行多視她為偽知識分子，而我覺得我們沒有理由要求她也與中共針鋒相對，只要她不象李敖一樣媚共就行了。誰知這篇評論卻如此媚俗，讓我大失所望，於是我回信表示：我愛讀你的文章是因為覺得能從中增強自己的道德感，開拓自己的視野；而我反感張愛玲等人的作品則是嫌他們心胸狹窄，心理陰暗，誘人墮落。我現在忙於以人權的名義抵制中共舉辦奧運，所以，無暇深究李安是否也象張藝謀一樣色迷心竅，見利忘義，但我真心希望你不是東郭先生。” 2007年10月27號，人權聖火在歐洲的最後一次活動在北威州的首府杜塞爾朵夫舉辦。這次活動的宗旨是“沒有人權就沒有奧運”，由德國人組織的活動總是井然有序：先發言、跑步、後音樂和燭光。從六四屠殺發生後，市中心的夏朵夫廣場就一直是德中正義人士舉辦抗暴反共活動的場所，過去我就在杜塞爾朵夫讀書，自然要參加；現在我雖住在科隆，去杜塞爾朵夫要花近二十歐元的路費，但我還是樂於趕去支持，因為在這樣的場合認識和接觸的人，尤其是德國人多半心胸開闊、眼界高遠，否則，也不會去關心生活在共產暴政下的異族百姓。 現在人權聖火傳去了澳洲，我也提前完成了由北威州藝術基金會贊助明年出版的第五本德文詩集《天目》的相關工作。而《色，戒》居然如此轟動，還引發筆戰，推崇方被稱為“小資”，批駁方被稱為“憤青”，不過雙方都沒代表我的立場，一方面“小資”象李安一樣似乎不知真正的藝術必定有道德品質，《色，戒》讓我想起民謠：“這年頭，明星時常犯賤……越看越像妓女……導演……越看越像色狼”；而“憤青”則似乎不知中共才是真正的漢奸。既然如此，我也來湊個熱鬧，道出我的觀點。更何況還有人斥責李安“要中國男女演員在大銀幕上脫光衣服，色誘洋人，為求一獎……令華人蒙羞”，是“文化漢奸”，有組織則斷定“《色，戒》傳播不良意識，呼籲全球華人採取杯葛行動。” 我不用別人呼籲，也不會去看《色，戒》，花錢去看他人交媾對我來說無異於自取其辱，自潑臟水。因此我連《他人的生活》（也譯作《竊聽風暴》）這樣的再現東德生活的歷史片我也不看，更何況《色，戒》沒有再現抗日歷史，相反，還為了宣泄性幻想，既違背了原著，更扭曲了真實的歷史事件和人物，也

2007年，人權聖火沖破中共阻礙，在希臘點燃後在世界各國傳播，令我心花怒放；放下評委這樣的重擔，則讓我感覺輕松，於是我趁機寫下對女性的看法和我作為女性對胡適的看法，畢竟有識之士指出胡適的“溫和”成了不少人與中共妥協的依據。 
 １ 在東西方都有女人覺得男女不平等，抱怨自己是女人，秋瑾（1875-1907）算其中之一。詩句“身不得男兒列，心卻比男兒烈”是其雄心壯志的表露。這位孫中山的女同盟應該算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女權主義者。象她那樣有豪情壯志的女人值得男人驚嘆，不值得女人效仿。我研讀了秋瑾等東西方女權主義者的生平事跡後慶幸自己今生是女，而不是男，不會被她們迷惑。 如果說秋瑾是公開抨擊“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帶頭人的話，那麼，我還在和她唱反調，因為我曾撰文指出這是斷章取義，忽視了作者的原意。從上下文和與之相對的上半句“男子有德便是才”來看作者是在強調德比才重要，而不是說不贊成女子學習。這是現代人無意或蓄意曲解古代人的典型。其實《道德經》就足以說明重德悟道在中華正統文化中的重要性，對男對女都一樣，只不過男女的區別決定了社會角色的不同。 現代人也總用“惟女子和小人難養”來冤枉孔子歧視女性。對這樣的人我建議他讀讀原著，看看孔子是否還在別處用“女子”指稱女人，是否真有歧視女性的言行。只要象我一樣沒有失去女性的本能，然後再稍微涉獵古典，就既不會被秋瑾所誤導，更不會被女共產黨員余丹所迷惑。而西蒙波娃、桑達格，還有中了諾獎的葉莉內克等女權名流也只會讓我引以為戒。 有中文雜志的女編輯給我發來一篇吹捧桑達格的稿件徵求意見，文中還把她和魯迅相提並論。我讀後回答說，他們確實有可比之處：兩人都是持無神論的左派，都以反正統文化一鳴驚人，都為恐怖主義叫好！不同的是魯罵漢人，桑罵白人，簡言之，都需要心理醫生。 可惜在吶喊“救救孩子”的魯迅與宣稱“再造文明”的胡適等五四敗家子對中華正統文化的破壞下，幾代中國人多失去了通過正統文化獲得免疫力的機會，少有人能不受五四反文化、馬列黨文化或西方性文化的毒害。我想我能幸免中毒，與我從小在保姆的影響下信神相關。我即使拿起毒物加以品嘗，也會因反胃而全部吐出。 我應該是1998年左右才第一次翻閱胡適的文集，可沒看幾頁我就罷讀，因為實在難以下咽。上網以後想代替清水君打碎中共塑造的偶像魯迅，而魯迅與胡適就象他們倆投靠的共產黨與被其滲透的國民黨一樣難解難分，所以，只好硬著頭

我2002放棄海歸夢，驚慌失措地從故園逃回異鄉後，就開始象祥林嫂一樣一有機會就告誡世人：中共是正在吃人的狼！為了讓東西方的東郭先生不要上中共狼的當，我可謂費盡心機，也因此學會了上網，並欣喜地發現挑戰中共狼的早行人不少。我有幸結識了無數同行，其中包括剛去世的楊春光。 我還清楚地記得楊春光接到我的電話時，表示他以為徐沛是個男的，我聽了直笑，因為在我收讀的各種郵件中稱我為先生的不少，我已習慣，倒是叫我小姐，我會反對，畢竟我已年近不惑，並早已知天命。楊春光比我大十歲，還不到知天命之年，但給兒子命名天倫。 楊春光以文抗暴，遭中共狼追殺，死裡逃生，留下後遺症，並最終導致他英年早逝。楊春光沒有逃過象八千萬中國人一樣被中共狼吞噬的厄運。 六四屠殺後，大批專家、學者被迫流亡海外，與中共臭味相投的李敖則乘虛而入，污染了不少人，包括楊春光這樣的因反抗六四屠殺而被捕入獄的自由鬥士，他甚至被人譽為 “ 大陸李敖 ” 。可他染上的李敖習氣卻是我讀不下他作品的原因。想來這也是楊春光既受到中共迫害又難得到民間支持的一個緣故。不過，楊春光不是唯一一個為了反抗中共的假正經而竭力地象李敖一樣不正經的大陸同行。對此我能理解，但不能認同，也不影響我和楊春光在電話上暢快地交談，畢竟我們的思想方向一致，都在揭露中共的暴政和謊言，更何況他身在 “ 黨天下 ” 也能認識到中共偶像魯迅原來是個 “ 侏儒 ” 。 當真正的自由鬥士要麼坐牢、要麼流亡、要麼夭折時，自由鬥士的演員李敖登場了，開始了他的所謂 “ 神州文化之旅 ” 。然而被中共媒體稱為 “ 文化名人 ” 的李敖與文化不沾邊，他是在褻瀆文化和神州，因為連身在中共軍隊，但見過世面的劉亞洲也知道 “ 宗教決定了文化 ” 。而李敖卻是個目中無神無教也無人的自大狂，他對宗教一竅不通，就象佛廟道觀這樣的凈土在中共領導下變成了賺錢的場地一樣，金剛菩薩等佛門用語到了李敖嘴裡也變成了他賣弄學問的技巧，簡言之，李敖徒有知識，沒有文化。 評論家唐子認為李敖是中共面對《九評共產黨》引發的危機請到大陸滅火的消防隊員，然而胡錦濤用保持共產黨的先進 “ 性”教育抵擋不了的退黨大潮，豈能靠李敖用其個 “ 性 ” 來號召大陸同胞擁抱中共得到解救？李敖雖有意識地表明要 “ 休戚與共 ” ，但卻下意識地借毛選透露共產黨要滅亡！ 本來我早知

2001 年聖誕節，我在大陸度過。那是我 1988 年到德國留學後，第二次試圖海歸。 可惜環境污染，貧富懸殊，紅色宣傳 …… 目之所及，沒有讓我開心的事物和變化。 在沮喪地準備提前結束海歸行時，我在一位中學同學家裡碰上了她的公公。她公公容光煥發，精神飽滿，引起了我的註意，於是，我從他口裡獲知法輪功的神奇。這之前我對法輪功略有所聞，但多半負面。是他和他家人讓我第一次得以瞭解有關法輪功的個人體驗和正面信息。 2002 年回到科隆後，我得以第一次通讀《轉法輪》。讀完後我想，如果是真的，那就太好了。我馬上聯系了附近的法輪功學員，以便學功和體驗。煉功沒幾天，我在打坐時就感覺到了一股強勁的旋轉的能量，想必就是法輪。這以後我便全身心地走上了修煉之路。 自我總結 我算是預感有世界末日和希望尋找出路的人群中的一員。 世俗生活中的職業和家庭滿足不了我的精神需求。名譽和財富對我更沒吸引力。我只是努力地應付著面對的境遇和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 2002 年前，我一直在尋尋覓覓。 法輪功讓我如獲至寶，不再迷茫。 這種由衷的快樂自此陪伴著我。 法輪功也成了我創作的動力和源泉。 我從 1989 年就開始在德國發表作品，並在完成學業後藉此獲得居留權。但是在 2002 年前我很少用中文寫作。針對中共的黨文化，我開始義務撰寫系列文章加以批駁和剖析。迄今中文網上已有我 200 多篇大小作品，至少五個文集。最大和最老的文集點擊量已過 50 萬。 因為北京奧運，我 2007 年又重新開始主要用德文創作。至今取得的最好結果是德國西部電台拍的一部有關我的電視專題片《流亡華人》。這部正面報道法輪功的半小時電視片已播放了至少四次。 法輪功不過問政治，但是因為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導致法輪功成了政治話題。為了講解大陸的現狀，我也開始關心政治，過問時事。 身為流亡作家我也義不容辭地開始批評德國的紅色宣傳員，即使他們是德國的前總理。 現在，紅色滲透不僅是我的個人網頁上的一個欄目，也成為德國媒體和議會的一個話題。 不求自得 法輪功的宗旨 “ 真善忍 ” 自 2002 年起就是我生活和寫作的準則。這之前我推崇 “ 真善美 ” ，但沒有完全落實到行動上。 過去我因中共被迫留在德國而心懷不滿，這之後

柯文哲在首次競選臺北市長時聲稱「中華民國是他的底線」，似乎他有意並能夠超逾「藍綠惡鬥」，為臺灣的長期發展盡心盡力。可惜他主導臺北市政以來，不僅沒有兌現承諾，也無助於臺灣抵制中共的統戰或曰收買，而且讓外界包括關注兩岸的我發現他失去了底線。 中共1999年開始鎮壓法輪功後，大陸器官移植數量飆升。柯文哲從2000年起多次以臺大醫師的頭銜隨廠商到大陸去指導葉克膜技術。 顯然葉克膜已是器官移植必不可少的技術，而正是因為有器官移植的需求，柯文哲培訓的大陸醫生才會活摘良心犯尤其是法輪功學員器官。 柯文哲敢於在2008年美國記者葛特曼調查中共活摘大陸人尤其是法輪功學員器官牟取暴利的滔天罪行時提供見證。此後柯文哲被中共禁止進入大陸長達五年。 柯文哲當上臺北市長後卻無視活摘這一罪惡，在接受中共媒體採訪時主張「兩岸一家親」，並一廂情願地要與對岸「互相認識、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互相諒解」。而我一有機會就告誡世人中共篡奪大陸政權後沒有停止屠殺無辜，只是屠殺對象與方式不同。 在柯文哲放棄底線後，中共央視在2018年8月15日力捧柯文哲的市長選戰，報導稱柯文哲的「人氣現在還是遙遙領先，他主要是得到年輕人的支持」，並關注柯文哲連任後是否會參選「臺灣地區領導人」。 柯文哲在臺北被記者們問及這則兩分鐘的央視報導時，笑嘻嘻地回答他沒有買廣告……那麼中共為何要出面為他打廣告呢？ 中共靠謊言與暴力篡奪並維持在大陸的極權專制，央視報道都必須經受嚴格審批，如此廣告只能說明他已獲得北京青睞。 柯文哲曾宣稱「臺灣政治上最大的問題就是藍綠惡鬥」，其實臺灣最大的問題是有不少人像柯文哲一樣失去底線，以致臺灣社會失去對中共極權暴政的警覺。柯文哲的支持者可能不知連韓國人進入大陸都會淪為「潛在供體」也即活摘受害人，更不知中共從未放棄侵吞臺灣。

小時候，我是個到處亂串的野姑娘，有一次撞見建築工人打地基挖出各種各樣的陶瓷品，我見了喜歡，雖然有人稱它們是死人用品碰了不吉利，我還是從叔叔們的鐵鍬下討得一個陶罐。小心翼翼地用水沖洗乾凈後興高採烈地抱回家，卻被我媽擋在門口臭罵一頓並不準我把心愛的陶罐帶進家門，於是我只好把它珍藏在走廊上，與蜂窩煤為伍。不久地方文史館的人找上門來要我上繳陶罐，因為它是一件珍貴的文物。這是我第一次接觸中國古董。 長大後，尤其是當導游時領著外國人參觀名勝古跡，見的各種古董就多了，小到慈禧太后的首飾大到秦始皇的兵馬俑。每一件文物都是今不如昔的明證，它們的工藝令我驚奇，它們的主人令我嘆息，它們的意義一目瞭然。參觀過了，也驚嘆完了。只有上海的玉佛和洛陽的石佛象美好的疑雲忽隱忽現在我的眼前，與我那時隔岸相望的樂山大佛一樣讓我看不透，也想不通，只好景仰不已。 到歐洲後，能在博物館觀賞中國古董，能在文物店接觸中國古董，還能在圖書館和書店找到與中國古董有關的漢學和佛學著述。我在海涅大學攻學位的七年裡多讀古書，歸國不成以作家之名賴在德國後觀古董的時候就多起來了。我曾把一匹活馬般的漢代陶馬借來我處觀到主人把它轉讓給新主。陶馬被兩名德國大漢抬走後，我沒有失落感，因為漢馬的神韻已潛移默化入了我的德文詩行。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此在歐洲生活了十五年後，我非但沒有西化，相反卻成了一個中國古董。這是我與同胞們接觸時的感覺， 2003 年上網後也有這種感覺。 在自稱不銹鋼老鼠的大陸女生因言獲罪，被中共投入紅牢的年齡我來到了德國。那時的我雖然在大陸讀了十五年書，得過優等生獎，但對中國和中國文化的看法多是中共灌輸的愚見。就是說我到了西方後才全面認識中國和中國文化。我讀的外文書比中文書多得多，一系列中文原著我都只讀過它們的譯文，比如《金瓶梅》和《玉蜻蜓》。我也翻閱過五四人和一些今人的作品。如果說五四人為主義和人欲所迷，那麼今人多為名利和物欲所亂。《廢都》、《上海寶貝》之流的我全看不下去，唯柯雲路的《大氣功師》我從頭仔細看到了尾。比較結果，還是文字簡潔，內涵深刻的古人作品令我愛不釋手。 我曾聽不懂崔健的磁帶。讀了他的歌詞我才知崔健比一般的歌星有靈感，雖然搖滾樂對我這個只愛德音雅樂的人來說，好比噪音，或者說是亂世之音。它既是現狀在崔健們心中的真實反響，也是末日氣氛的具體表現。 歌星

2018年元月一日我從德國飛抵桃園機場後，入住臺北南港區的中央研究院學人招待所，此前我對中研院幾無所知。到中研院的第一大驚喜就是聞到桂花香，這是我1988年離開四川後不再聞到的花香，足以慰藉我的鄉思之苦。 從四川外國語學院畢業三十年後，我有幸成為臺灣獎助金訪問學人，到臺北調研三個月。首旅臺灣的最大收獲就是親臨臺北中研院，親身體驗臺灣的自由，這是臺灣與大陸的本質區別。三十年前，我為赴西德留學，乘東德航班從北京飛抵東柏林，目睹被柏林牆圍起來的東柏林一片黑暗，而走到西柏林便燈光璀璨，亮如白晝。 從南京到臺北 1928年成立於南京的中央研究院是中华民国的最高学术研究机关，隶属国民政府，首任院长是蔡元培（1868 -1940）。 1948年民主推选出81名首屆中研院院士，其中数理组與人文组分別為28人，生物组25人。朱家驊、陈寅恪、梁思成、胡适、傅斯年、陳垣、馬寅初與郭沫若都名列其中。 中研院院士是中華民國的最高學術榮譽，不是職務，也沒薪水，只需出席兩年一次的院士會議。院士就由院士會議每二年在候選人中投票選舉。院士候選人則由各大學院校、學會、研究機關、中研院院士或評議員提名，經過評議會以通信方式無記名投票選出。 中研院於 1948 年在中國大陸選出第一屆院士後，因大陸淪陷，遷至台灣後，幾乎從零開始，十年後才召開第二屆院士會議，選出第二屆院士。當選這屆院士的吳健雄 （1912- 1997）是第一位女院士，現在總計至少27位女院士。 2016年7月臺北中研院舉辦第32屆院士會議，選舉出第31屆中研院新任院士20名，其中女院士3位，還選出2名非華人的名譽院士。 現在南京市挂着江苏省科技厅牌子的一组民国建筑就是昔日中央研究院所在地，当时的地址為鸡鸣寺一号。該建筑是仿明清宫殿式建筑，完工还不到两年，就因共軍兵臨城下，被迫撤離。 以国民黨主導的國民政府把中研院院士當黄金與故宫文物一樣，試圖趕在大陸淪陷前抢运到臺灣。从1948年12月起，在蔡元培過世後代理院長的朱家驊（1893-1963）就开始搬遷中研院寶藏，包括院士。可惜遭到時任中研院地質所所長的李四光等院士抵制。 時任中研院历史语言所所长的傅斯年雖然从南京飞到臺北出任臺湾大学校长，但他當時難以想像共产党會突破长江天险，因此只携带部分亲人和主要生活用品。豈

在2019年中共政協會議上，「臺籍港區委員」凌友詩媚態嗲聲地朗誦發言稿〈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熱切期待兩岸統一到來〉，引發關注與嘲笑，連見慣媚共的李敖之子都在微博上表示：「拜託找樣板也找個像樣點的」。 凌友詩比我早生四年卻自稱「臺灣女孩」，而我在2017年就以〈樂當中國大媽〉為題表示自己在年龄上也已进入「中国大妈」的行列，不过我拒绝唱红歌跳广场舞，而是乐于向翻越红墙的大陆网民传递我留學德國後在自由中获知的各种真相。主動謳歌中共的凌友詩們都是我抵制的對象。 凌友詩聲稱她17歲到香港念書後，「對1949年后大陸的成就開始虛心補課」，說明香港的教育機構也被紅色宣傳滲透，否則，她就會獲知共產黨在大陸顛覆中華民國後，用各種紅色運動摧毀中國文化，虐殺至少八千萬中國人。大陸人至今會因信仰「真善忍」或屬藏族及維族被迫害致死甚至活摘器官。香港從1949年起就成為被共產暴政逼得逃離家園的大陸各省各族各種信仰的民眾之聚居地。 凌友詩也證實李登輝與陳水扁推行的「法理臺獨」和「去中國化」促使不少臺灣人因愛中華反臺獨而錯把中共當中國，不知共產黨既是反華勢力，也是臺獨源頭。 剛過世的臺獨大佬史明（1906-2019）就從不諱言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研究史明的生平與著述，不難發現史明堪稱共產特工。原名施朝暉的史明亦像共產黨員一樣唾棄父母給自己取的姓名。抗日戰爭時期史明被聽命於莫斯科的共產黨組織派往大陸充當特工，甚至為共產黨押送鴉片，還與一女共諜假扮夫妻並因此結紮。1947年，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因228鼓吹臺獨……身為臺灣人的史明在中共準備乘勝追擊渡過臺海一舉殲滅中華民國前，潛回臺灣，以臺獨為號召，從事顛覆中華民國的紅色事業，還企圖刺殺民選總統蔣中正，失敗後逃亡日本。在日本以餐館為掩護，繼續宣傳臺獨，赤化受眾，影響深遠。現任中華民國總統的蔡英文在史明去見馬克思的當天在臉書上透露：每年除夕，史明都會來和她一起吃年夜飯。史明「未竟的志業」，她「會永遠記在心裡」。既是史明的接班人，那蔡英文在意識形態上與共產黨有什麼區別？ 凌友詩身為中華民國公民有反臺獨的自由，但沒有理由無視中共血債纍纍，是製造兩岸分裂的罪魁禍首。她與臺灣名嘴黃智賢都被中共邀請到廈門的第十一屆海峽論壇發言支持「一國兩制」。難以想像身在臺灣的黃智賢不知臺獨的第一份綱領由接受蘇聯培訓的謝雪紅等共產黨員1928年在上海提出。研究共產黨

蔡英文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後，臺灣遭中共打壓的力度更大，雖然蔡英文所屬的民進黨與1949年前的共產黨一樣鼓吹臺灣獨立。為了支持臺灣人抵制中共，我專門到臺灣調研，因為從六四屠殺後，我就開始認同被迫退守臺澎金馬的中華民國。一有機會我就宣講民選的中國政府在臺北，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國際共產勢力扶持的非法政權，已害死至少八千萬中國人，禍國殃民至今，不僅威脅臺灣與香港，已經威脅全世界。 在臺調研得以獲知不少身在德國不可能接觸到的內幕，比如臺灣民間有識之士對馬英九與蔡英文的非議。在臺灣媒體2019年4月還有文表示：「我國總統是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法學博士，恰巧對岸的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也是北京清華大學的法學博士」。身為德籍華人，我不反對誰追求臺灣獨立建國，但反對割裂歷史，把中國的稱號送給共產暴政，更何況中共絕無可能放棄紅統臺灣的野心！背棄與篡改曾經保住臺灣沒被中共侵吞的中華民國憲法，導致臺灣社會失去在國家與民族認同上達成共識的根基，這與慣於挑起群眾鬥群眾的共產黨不無關係？ 共產博士 據中共宣傳機構報道，習近平於1998到2002年就讀北京「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專業」在職研究生班。同時他也在中共官場出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等五個官職。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1913-2002）在被毛澤東整肅前是中共的國務院副總理，習近平13歲時，毛澤東發動文革，全國青少年都被迫輟學，習近平15歲就被下放農村變相勞改。1975年，習近平加入共產黨後，從農村一躍而為「清華大學化工系基本有機合成專業」大學生。四年後，習近平靠復出的父親當上中共國防部部長耿飆（1909-2000）的三個秘書之一。從此習近平在劣勝優淘的共產極權體制中步步高升，直到2012年出任中共國最高領導。習近平再宣稱讀過多少書，也無法掩蓋學養不足，連照本宣科他都錯別字不斷。 眾所周知習近平的「法學博士」及其論文《中國農村市場化研究》都缺少含金量，但在共產黨的極權暴政下，無人敢質疑習近平等中共高幹所獲得的「在職進修博士」，雖然這些博士十有八九要麼像習近平一樣代筆，要麼像李源潮一樣抄襲。公開指控習近平的論文與法學無關，由其女下屬撰寫的香港人早移民他國，否則，他也可能像銅鑼灣書店老闆一樣被綁架回大陸上中共央視認罪並被囚禁至今。 「1.5個博士」 蔡英文執意連選引發臺灣各界的批

三十年前，聽著鄧麗君的歌，向自由飛翔，我從四川飛到西德留學；三十年後，心懷鄧麗君的中國夢，我持德國護照首旅臺北，調研三月。 飛抵臺北後，頗多驚喜，鄧麗君歌唱的夜來香像中央研究院的桂花一樣沁人心脾，令人陶醉，我人還在中研院的學人招待所中，就已開始琢磨下一次如何才能從德國再來。臺灣已不是鄧麗君歌中的復興基地，但依然是可以為自由奮鬥，把人權伸張的好地方。 我去臺北前人生地不熟，三個月中結識了百樣自由人，長了不少見識，而我帶著在德國養成的習慣去臺北，免不了出洋相。 乘公車 在臺北，地鐵被稱為捷運，堪稱名符其實。臺北的地鐵便捷準時，也簡單易懂，但為了坐車觀景，我選擇乘公車。 本來我熱衷以步代車，但從臺大走到國家圖書館後，發現臺北的車輛太多，尤其是摩托車群污染了空氣，敗壞了徒步觀景的環境。此後，只要時間允許，我都坐公車，雖然與捷運相比，乘公車比較麻煩，因為公車五花八門，數目龐大，一般人不清楚，既容易混淆，還容易錯過。 下榻中研院後，第一次外出，到院門口上公車後，我告知司機目的地，得知需要30臺幣，我便將錢包裡的50臺幣投進售票機，以為面前的售票機會像德國的售票機一樣既出票又找零，等了一會兒，我驚奇地問司機，才知臺北的售票機只收錢。 可喜的是，有位乘客見我站在原地呆若木雞，便走上前來，掏出錢包想彌補我的損失，我才笑著答謝，告訴她我不在乎交20臺幣的學費，否則，我不明白為何一再聽說，到臺北後要買張100臺幣的卡以便乘車，尤其是搭乘捷運。 我對數字過目即忘，買卡來刷後就不清楚車費了，但有次我坐306路公車去益群書店買書，坐車觀人，好不開心，估計有一小時，刷卡才扣15臺幣，這次我過目不忘。也是在這路車上我發現一個主動關心每個乘客的司機，讓我深感行行出狀元。 一般的公車司機不是狀元，但也友善，豈知在快離開臺北時，卻碰到德國人所說的黑羊。那晚在我搭乘的212路公車中的乘客見司機態度惡劣，使我不知所措，便七嘴八舌地告訴我如何抵達南昌路，最後我聽從一對夫婦的建議，先與他們一起乘212路抵達終點站青年公園，再換乘630路，如願及時抵達目的地。 過安檢 本來坐飛機外出旅行是一件很愜意的事，但自2001年恐怖份子劫機撞毀紐約的世貿中心，發生911恐怖襲擊後，機場上的安檢加強，並逐漸異化成對乘客的困擾，甚至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