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天涯淪落人（清水君／龍應台）

   2003年，清水君從馬來西亞學成回國後，被中共以“顛覆國家”的罪名逮捕。記得那年中秋節他來電話問好，我曾慶幸地告訴他，我剛搬完家，他要晚一天想起我，電話鈴就只能在我的舊居裡回蕩。

   念及清水君的30歲生日，我祝賀不成，便只好上網查詢有無他的新消息，無奈之中只得把勇於為他辯護的真律師郭國汀那年5月探監後寫下的文章重讀了一遍。清水君身體力行愛國愛民，卻被中共投入紅牢，與23個人一起被關押在常州的一間牢房裡。

   70年代生在山東的清水君讓60年代生在四川的我想起50年代生在台灣的龍應台，不僅僅是因為後者的父親在中共依靠國際共產勢力顛覆中華民國前是常州的憲兵隊長。

   我的腦海裡浮現出以張愛玲為藍本的台灣電影“紅塵滾滾”里那艘險些被人流沖翻的海輪。兩百萬以上的大陸人就這樣在中共奪取政權前，倉皇逃離自己的家園，擠上駛向台灣的海輪，其中包括龍應台的父母。毫無疑問這批難民本來都是中華民國的中堅。他們帶走的不僅是故宮的珍品，也是中國的文化。龍應台的父親算國民黨的軍官，母親是大戶人家的千金，師範畢業，到台灣後他們變成了社會的基層。當警察的父親一個人養不了家，但卻知道督促兒女背誦中國古文，母親必須養豬織網來填補家用，卻會唱三十年代的中國新歌“永遠的微笑”，抒發愛情，含而不露，當然也會對兒女們講述老家的風土人情，還有留在奶奶身邊的長子……

   龍應台1985年就首次作為“台灣同胞”前往湖南尋根，去探望長她四歲的哥哥。在國民黨當政的台灣長大的龍應台不會家鄉話，但卻有機會在70年代留學美國，80年代在台灣功成名就，而在共產黨極權的大陸長大的哥哥是一位只說湖南方言的農民。我不知這位湖南農民是否會把吃的苦受的罪向陌生的妹妹傾吐，但我想龍應台憑她的敏銳自己就能看到猜到。無論如何，她哥哥能活過“鎮壓國民黨餘孽”和持續三年餓死四千萬人的大飢荒等等赤禍已算幸運。

   龍應台之後有更多當年的難民返回大陸探親，其中包括一船在千島湖上觀光時被謀財害命的台灣游客。我是通過龍應台的筆才獲知千島湖曾經是千山鄉。龍應台的母親可以逃走，但帶不走的老宅被淹，祖墳被遷，因為中共相信人定勝天，大肆濫造水庫，破壞自然生態。象現在的三峽移民一樣失去了世代相傳的家園的大陸人何其多也！詳情可見被中共追捕了三年後經香港流亡到美國的作家鄭義的著述。

   我母親的老家在成都郊區，有幸沒有被水淹沒，但也面目全非。我2002年回鄉探親時，小時候和表兄弟們一起游過泳的小溪已沒了蹤跡，竹林掩映下的老宅也為修高速公路而強拆。新的住房全是一個模子倒出來的水泥方塊，絲毫沒有美感，而高速公路沿途收費，根本沒法高速，並且時常會因霧大而被關閉，來往的車輛還得行駛在過去的馬路上。

   我象龍應台一樣生氣但只能傷身，因為共產黨不是國民黨。

   龍應台1975年在美國留學時，因讀到“左聯五烈士”的英文資料而開始質疑國民黨，我1989年留學德國時，獲知六四屠殺而開始反對共產黨。龍應台從小被告知“共匪”如何喪傷天害理，我從小被告知“國民黨反動派”如何傷天害理，但從我獲知的史料來看，傷天害理的該是共產黨，僅以“左聯5烈士”為例。1990年代流亡美國的大陸作家高爾品考證的史實是： 左聯五烈士的“文學”雖然是“要革別人的命”的，但是，他們也絕不是為了這個“要革別人命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而死的，甚至都不是因為他們早已直接地參加了中共受俄命所發動的武裝叛國而死的，而是在參與中共叛國叛族這一令人發指的罪行之時，因參加了中共的殘酷內訌和內鬥，才被中共自己蓄意出賣而死。 當時因被自己人告秘而在開會時被抓獲的共產黨員有25個，其中的5個用文字鼓吹革人命的文學青年，被魯迅的大筆一抬便一躍而為“左聯五烈士”。讀讀這些人的作品和相關史料就知生活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的受蘇共操縱的左聯成員們所擁有的自由大大超過了中共統治下的大陸作家的想像力。

   國民黨被迫撤退到台灣後，肯定矯枉過正，再說確實時刻受到共軍的威脅，所以國民政府不僅怕共產黨，還怕台獨，以致有政治抱負的台灣居民在很長一段時期受到打壓。然而如果不是國民黨退居和保住了台灣，那麼，台灣人也會象大陸人一樣倍受苦難。在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誰擁有財富，無論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誰遭受折磨。全體炎黃子孫都被迫用外來的馬列主義改造思想，各個階層的人，尤其是有信仰有追求的人都輪流受到迫害，有良知的中國人要麼流亡海外，要麼成為冤魂囚徒，至今如此。

   兩百多萬中國人幸運地逃到台灣後，中共便關起門來搞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想當難民都困難，能夠出走的人很少，張愛玲算其中之一，她得以經香港流亡到美國。1970年代末中共被迫打開國門後，人們便千方百計地出逃。申報難民者在六四屠城前就不少。在歐美沒有藉口六四屠城改換簽證的大陸人寥寥無幾，我算其中之一，因為那時我還不能接受我的祖國是魔窟的現實。

   1996年我首次打算學成歸國時，確認北京大學不是什麼高等學府。我即使能忍受北京的環境污染，接受缺真才實學但會打官腔的系主任領導，也難以認可馬克思主義是北京大學的靈魂之類的荒謬說法。所以我寧可重回馬克思的故國一邊打北京太極拳，一邊讀台灣名醫的“怎樣生活不生氣”，以用德文弘揚中國文化聊以自慰。而當我2002年再次試圖歸國時，則確認大陸真的不是人呆的地方。在德國我得以學煉法輪功而無病一身輕，而在大陸已有上千男女老少因修煉“真善忍”被活活打死。

   2003年上網讀到清水君文集中一顆閃閃發光的愛心後，我便去信向他致意，畢竟能夠象他那樣看清魯迅真面目的大陸人很少，同時希望他能搞個與“左聯”相對的真正的文人聯盟。我雖不如他多產，但也和他一樣推崇中國文化，他提倡愛國愛民愛人，我提倡愛心愛意愛情。“照路用愛，走路光腳”是我寫的對聯。可惜清水君更樂於組織愛國民主黨。而且明明知道和中共沒法講道理，他卻偏不聽勸阻要回國發展。

   六四屠城後，在法國申報難民的大陸作家高行健曾說在中共專制滅亡前，他不會重新踏上那片土地。過去我想不到更做不到，但在21世紀的今天，清水君的遭遇逼著我意識到我也算難民，只不過不用申辦而已。而在海外申報難民的大陸人一直沒有斷過，失地農民，下崗工人，法輪功學員，學者作家，中國難民的隊伍在逐日壯大。

   我註意到曾經象我一樣發表文章惦記清水君的黑眼睛不見後，數次給他發去郵件，但全無迴音，莫非他也身陷囹圄？！盡管如此，一位和清水君、黑眼睛一樣同屬七十年代生的大陸同行在我要他多加小心後來信表示：“仁者無敵，民心至上。民運冒險？如能以一已之險帶給社會一點好處，讓這個社會朝仁愛之道發展，則萬險不足怕”。

   但願有幸成為中華民國公民的龍應台等台灣同胞，或許確切的說中共的統戰對象，能夠明瞭大陸同胞的險惡處境。

 

   2004年9月3日草於萊茵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