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沛文集

  我樂於忘記自己的生日，可惜世事常難如願。還有兩天到 48 歲生日前，我就收到一對待我如女的德國夫婦的電子音樂賀卡。我與他們相識在三峽的游輪上，那時我是大三學生，正是在他們的幫助下我才得以留學德國。生日兩天後還收到三個電子賀件，發送的德國男子分別與我相識 27 、 25 和 23 年，他們都有助我象賈寶玉一樣看破春色，遁入空門。在思緒萬千中我又想起張棗（ 1962—2010 ），本來他比我早生四個年頭，不知不覺中我就趕上了他。在這四年里，虹影、梁波、伊力哈木等人讓我想起他，連陪同席六到西歐統戰的彭少將也讓我聯想到他，因為他倆同齡。在張棗的第四個忌日，我把艾未未當天在推特上發表的鮮花照片轉發一位德國女友，請她代我賀其丈夫 61 歲生日。在同一天，一邊悼亡，一邊慶生，於我已不是第一次。    2011 年，我被茉莉花革命引上推特一個月艾未未就被捕，從此我便義務充當他的辯護士，一直到被他屏蔽； 2013 年 11 月起我還幫著轉發他每天發布的鮮花照片，以支持他向紅色極權討還自由。艾未未也讓我想起張棗，因為他與嚴力的合影顯示他象張棗一樣在外形上變化異常，可說面目全非。相由心生，這或許與他們內心承受的煎熬成正比。        從重慶到德國        想誰與不想誰，象愛誰與不愛誰一樣不由我決定，我只能肯定張棗不曾是我心儀的男生，但一直是我關注的對象。我們都生活在重慶歌樂山下時，他用帶古韻的現代詩迷住了不少人。我也在假期讀過他名下的現代詩。那是在重慶別的院校求學的女友帶回家鄉的手抄讀物。我記住了其名，但讀不懂其詩。那時我愛讀冰心翻譯的泰戈爾和紀伯倫的詩篇，愛唱鄧麗君等台灣藝人的歌比如《讀你千遍也不厭倦》。張棗不是我的詩篇，但象清水君一樣是我的鏡子。    我們都在 1983 年考上四川外國語學院。他上英語研究生班，我是德語本科生。我在校園裡碰見他，記住了這位穿著打扮與眾不同的英俊小生，但不知他就是《鏡中》的作者。 1985 年，一位中文名叫謝達瑪的德國漢學系畢業生來到我們學校當德語專家。達瑪只大我七歲，當時 26 歲。她的出現讓我耳目一新，從此成為我今生的航標。在重慶，達瑪象一隻優雅的白天鵝，招人喜愛，被人追求，我則樂當觀眾。正是通過達瑪我才結識張棗。當他倆在 1986 年的某個冬夜從女生宿舍樓下叫我，告知他們打算結婚時，我十分驚訝，但欣然接受。那時我剛

  — 紀念「六四」二十五周年 1989 年北京發生中共用坦克屠殺和平示威的民眾時，我剛到德國留學半年，德國媒體的相關報道讓我觸目驚心，奮筆疾書，抗議暴行。「六四」三周年紀念日那天我特地呆在學生宿舍收聽廣播，可惜已經沒有任何相關報道，但我不會忘記六四。 2013 年我借德語小說「 Der weite Weg des Mädchens Hong 」（中文譯名《紅樓琵琶行》） 發表之際，特別提請把對我的採訪安排在「六四」紀念日。於是，我得以借歐洲廣播電台 Funkhaus Europa 紀念六四英烈，講述六四影響 ……2014 年我則去德國東部參加麥森（ Meißen ） 文學節，朗誦講述八九一代心路歷程的《紅樓琵琶行》，然後出席以天安門運動參與者曾錚為女主角的記錄片《自由中國》在當地的首映座談。 兩個德國記者因「六四」二十五周年先後聯繫我，促使我查閱中共製造六四屠殺後，我在過去的每個紀念日都在幹嘛。查到2014年2月網上再次推出我 2007 年發表的《「六四」十八周年與袁紅冰筆談》。以此為動力，我特意找到曾對我表示「我們都是同一個時代的人，同一個政權的受害者，同一個自由夢想的追逐者，同一個幸福安樂的嚮往者，唯一不同的是標籤，即你是漢人，我是藏人，卻流亡在外」的藏族同行安樂業。 華：我拜讀過你的詩作《丟失中的信念祭「六 . 四」 23 周年》，猜想六四也讓你念念不忘，那麼請告知你的六四經歷。我在「六四」十九周年時曾發表《我因六四而反共》，一晃就是六年。 藏：可以說我是六四的見證人，因為當時我在上大學，八九民運被鎮壓後，中共在全國範圍內搞整肅，大專院校為重點，每個星期都開會，所以，我就深深地記住了六四，也一直在關注六四。我聽說當年的某個學生領袖，在公開場合說，可以原諒鄧小平等中共領導鎮壓民眾的責任，其實，失敗者談論的「原諒」實屬「投降」，但是，「投降」歸個人所為，不可能代表集體，也無權代表集體，比如，達蘭薩拉無視西藏的局勢，提前向中共靠攏，公開把中共稱其為「中央政府」，又把中共憲法奉為歸宿，不過，藏人可不這麼認為，至今在不斷地向中共抗議，正在爭取「中共憲法」以外的自由，因此，引領者的慷慨不一定是集體的產物，而集體的行為不一定是引領者的心意，所以，這是一個矛盾的時代 …… 或許我已被時代淘汰。 華：謝謝你也堅持對六四屠夫追究責任，請別介意投機者的

  自從我因聲援茉莉花上推特後就幾乎無暇再用中文撰寫文章，幾次心生不再上推之念，然而大陸推友，從伊力哈木到王藏都先後被捕，讓我想下都難。 上推三年我發了 2 萬 8 千 2 百多條禁聞，主要是轉發，這可能就是我上推的最大成果。 身在德國藉助推特面對形形色色的華人對我是一個彌足珍貴的經驗，所以， 2011 年底我就寫作《紅牆內外的啁啾（ Twitter ）》道出感受，三年後再看，一如既往。 我除了轉發禁聞外，也得以接觸和了解不少人。在走近生人的同時也有熟人離我遠去。反省上推的利弊時，我浮想聯翩，可惜難以一一道來，只能選擇一封來信中的關鍵詞加以闡述，算是了結一段緣分。 處人之道 2002 年我第二次海歸不成重回德國後，開始調查法輪功並在親身實踐後公開以作家身份捍衛法輪功。我無法在大陸發言，但為江共迫害法輪功充當馬前卒的方舟子等形形色色的五毛卻到處濫用言論自由歪曲事實污衊法輪功。在我發現方舟子也上推後，上前找他說理不成，但卻得迎接他人攻擊。 捫心自問，我每天窮於應付，少有工夫向人推薦法輪功，而且佛家講緣分，不是誰都能修鍊。任何一個真正的法輪功學員都知道這點。法輪功學員大多忙於反迫害，抵制中共的謊言，弘揚法輪功的美好，不會也不可能強迫他人信仰法輪功，可惜卻有人誇大事實，抹黑法輪功學員。 對不能正常與人來往的共產囚徒，尤其是那些沒能從思想上超越共產牢籠卻自以為是的華人我都敬而遠之，隨便他們怎麼詆毀我，我都不介意，更不會搭理。我致力於讓西人明白他們對匪共的綏靖是在養虎為患，引狼入室。除此之外，我只想把時間用來聲援仁人志士，也只與崇真向善的人來往。 我上網上推都帶有清除中文裡的共產垃圾之心愿，不會生誰的氣，只會避免白費口舌，畢竟時間寶貴。 真理 鑒於我認同法輪功是真理大道遭致非議， 特此強調：我視法輪功為真理，正是因為法輪功象「科學真理」一樣可以驗證。每個學員尤其是那些絕處逢生的人都可以證實各自經歷的難以令人相信的事實，是謂神跡。法輪功的創始人作為平民正是靠可以驗證的事實和道理獲得人心，贏得尊敬。 大紀元 我身為作家時常介入各種紛爭，但法輪功學員大多不問時事，他們創辦的媒體也避免激辯。可惜因為無孔不入的共特，我在推上發現還存在各種誤解。法輪功學員創辦的媒體尤其是大紀元引發諸多不滿。 我從開始煉法輪功至今，都象過去

  在德國的復活節，友人忙著度假，我則忙著還各種欠債。 2012 年 4 月 6 日，我終於有空查閱不止一人向我提起的顧彬訪談。我先找到德國之聲的譯稿，讀後，通過推特向再次被顧彬辱罵的艾未未表示： 今天得空查閱了顧彬的最新採訪。這次他給你扣的帽子是「江湖騙子」，比上次的四頂臟帽子要好多了，哈哈 …… 我在《無恥的洋人》里專門評介了這個以魯迅為榜樣，替共產黨罵人的昔日毛分子，剛發在網上：請看 http://t.co/gylddP8H 鑒於德國之聲中文節目是反共華人公認的紅朝「大外宣」的標本，不值得信任， 4 月 8 日我又找到德國電台發表的原稿。讀後進一步確認德國之聲中文節目依然算「紅色孤島」。 顧彬的訪談於 3 月 20 日發表後，德國之聲在當天就翻譯發表。譯者不是別人正是 2008 年與張丹紅一起公器私用，在德國之聲中文網站上詆毀何清漣的雨涵。張丹紅們的問題不在於詆毀何清漣個人，而在於她們自覺按照中共國新辦的指示辦事；然後還仗勢欺人，在自己任職的公共媒體發表充滿謊言（包含同事間互相欺騙）的自我採訪來攻擊披露真相的何清漣，嚴重違反了記者的職業道德。 張丹紅與雨涵合作在德國之聲中文網發表的自我採訪已經被刪除，但可通過何清漣的回應了解其內容。   張丹紅為什麼不能面對事實？ ―― 駁張丹紅 2008 年 12 月 4 日發表於德國之聲的採訪 http://tw.epochtimes.com/gb/8/12/6/n2353313.htm 為此張丹紅們被調出中文節目，可惜雨涵們至今還在違背德國之聲是「德國的人權之聲」的台訓，不僅傳播違背普世價值的謬論，而且還蓄意添油加醋。 德國電台的原稿標題引用了顧彬的話「這兒沒人知道劉曉波」。 http://www.dradio.de/dkultur/sendungen/interview/1708275/ 德國之聲的譯稿標題卻變成了「中國的問題跟我們想像的不一樣」。 我支持反共華人痛斥劉無敵，一個原因就是發現被紅色滲透的德國之聲中文節目一直在哄抬劉無敵！德國的人權之聲被用來傳播劉無敵的媚共謊言「我沒有敵人」和其擁躉對劉無敵批評者的謾罵 …… 卻不給批評者以及受害者反駁的機會。 德國電台的顧彬專訪下特別註明：被採訪者的言論只代表自己的觀點。德國電台不會以被採訪者在採訪中或討論中的言論為

  1992 年，法輪佛法以氣功形式在中國大陸開傳時，我留學德國已經四年，正在攻讀文科博士。 1999 年 4 月 25 日法輪功學員在北京和平上訪後，我才第一次聽說法輪功。那時我第一次海歸不成，以詩人身份獲得德國的居留權已經三年。我雖然對法輪功感興趣，還向人打聽過，但沒有機緣結識學員。 一直到 2001 年底，我把第三本德文詩集《悟空》交給一家出版社後，才在友人的邀約下再次試圖海歸。豈知紅朝的亂象和陰霾讓我更加難以忍受。於是，我改變計劃提前到深圳，準備從香港飛回德國。在那裡終於有機會碰到一對老年學員。在我的追問下，他們講述了法輪功的神奇，還邀我一起觀看殃視對「天安門自焚者」王進東及其家屬的專訪。 2002 年 1 月，我迫不及待地帶著遭中共禁止的法輪佛法經書飛回德國。 我在科隆讀完《轉法輪》後立即決定「以身試法」找人學功。我向當時在科隆的于宏利和陳小柱學功不到一周，自己在家打坐就感覺到旋轉的法輪。 2002 年 3 月 6 日，我在日記本中寫到：「看來我現在可以算『痴迷者』了！有把時間奪回來的衝動。才煉一個月，而大法弘傳已有十年了。雖然一直知道修身養性，但沒有師父畢竟不一樣。現在可好了，大有朝聞道，夕可死之感。總之，不再走彎路，可以跟著師父走。」 這一走就開心地走到現在。煉法輪功後我開始用電腦打中文，開始上網發文發信，傳播真實信息。法輪功解答了我的一切疑問，消除了我的各種憂慮，促使我以「真善忍」為準則直面紅禍，履行詩人的職責。真正的詩人必須明白天意，聽從天命，揭示真相，呵護善良，抵制邪惡。 德國的法輪功學員 2012年就至少在德國的 48 個城市有法輪功義務教功點。 在我第二次海歸前夕， 2001 年 11 月 20 日就有德國人參與 36 名國外法輪功學員一起在天安門廣場打出「真善忍」橫幅。這是他們針對中共用天安門自焚誣陷法輪功的英雄壯舉！這之前之後都有德國學員專程到中國為法輪功鳴冤叫屈。 可是由於種種原因，當江澤民 2002 年 4 月訪問德國時，德國警察還不了解法輪功，並因此在中共的誤導下限制法輪功學員抗議的自由，侵犯德國憲法保護的人權。事後有關方面向德國的法輪大法學會書面道歉，並請他們為高級警官舉辦法輪功講座。 2005 年，胡錦濤訪問德國時，主辦方尤其是警方就處處為從各地趕到柏林抗議的法輪功學員提供方便。有位學員甚

  2012 年是我在西方生活的第 24 年，已超過在大陸生活的全部時間。六四屠城前，我到德國留學。獲得德國文學博士後改換作家簽證。身為讀書人，我卻拒絕閱讀《惡之花》（ 1857 ）之流的西方現代各種主義的代表作。從蔑視天理人倫的《共產黨宣言》（ 1848 ）問世以來，無神論成為一種信仰，神性逐漸被逐出文學藝術。文學藝術工作者不再謳歌神靈，拒絕承擔抑惡揚善的社會責任，他們的作品也失去凈化心靈的作用，甚至淪為追名逐利，發泄私慾的工具。而我推崇的蘇格拉底說：「不能讓榮譽、財富、權力，也不能讓詩歌誘使我們漫不經心地對待正義和一切美德。」 想起《惡之花》及其作者波德萊爾（ 1821 － 1867 ）是因為有同行視虹影的《好兒女花》（ 2009 ）為「惡之花」。虹影雖然也是 60 後，但卻在飢餓中長大，她的生平與作品令我同情與佩服，因此我一再為她辯護。既然有如此異議，我當然得研究一番，以便糾正錯誤，以免誤導讀者。我讀書寫作的目的是在提升自我境界的同時與讀者分享心得體會。 惡中開花結果 2005 年，我在寫作《從「私生活」看女性解放》時還表示，「我很高興張戎、虹影、曾錚和劉曉慶都找到了如意郎君」。因為那時虹影還在維持「文壇絕配」的假象。其實她與前夫 3 年前就已離婚。 4 年後虹影發表《好兒女花》並坦誠自己對前夫的恩怨。 虹影前夫留美博士趙某算生長在馬列中國的第一代，也即文革一代。 他從小就生活在極權專制的非人環境。在一般人還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時候， 13 歲的趙某就常常失眠。「文革」中他母親被抓，他自己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下放農場，在煤礦做苦工達 10 年之久。「文革」後，他通過高考走上學術之路，並於 1988 年當上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教師。離婚後他回國相親，相中了虹影。居無定所的虹影還以為自己終於苦盡甘來，得到一個屬於自己的家。豈知在紅色暴政下遭受迫害的趙某到西方後又被色情文化毒害，成了色鬼。他不僅亂性，與有夫的妻姐亂倫，還要妻子做他人的性伴侶，在色情場所跳脫衣舞。在妻子有身孕後，沒有產生父愛，相反要虹影打胎殺生，堪稱衣冠禽獸。 在這段持續 11 年的婚姻中，虹影吃安眠藥自殺未遂，身心受到極大傷害。虹影在採訪中自訴，「我的前夫沒有給我一個真正的家庭。家庭是什麼，是一個遮風避雨的港灣，而不是一個『性愛俱樂部』。他讓我崩潰，讓我對愛情徹底絕望，整個

徐沛註：身為因六四屠殺而反共流亡華人，我對劉曉波、廖亦武和莫言等都持批評態度，因為他們都不符合正人君子的標準。 萬之與他們都是五十年代生人，曾被迫到鄉下變相勞改，後來考上大學，還讀過研究生。 1986 年他到挪威留學，比我早兩年留歐，雖然我小他 14 歲。我上網後才聯繫上他，因為他對共產黨、劉曉波等的看法與我完全一致。比如，他說：「你用法西斯、土匪、流氓、黑社會形容共產黨都不夠。你應該說：『你是共產黨！』 這足以讓人們知道那是有多麼壞了。這個共產黨真的比法西斯、流氓、土匪、黑社會等都壞。它是萬惡之源」。（更多請點擊： http://www.epochtimes.com/gb/5/1/7/n773066.htm ） 可是莫言中諾獎以後，我卻發現他居然認同和讚賞莫言。與劉曉波等相比，莫言的私德無可非議，因為他有一位言傳身教他「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變美」的母親（ 1922 — 1994 ）。他在諾獎答謝詞中承認自己是個「有神論者」，相信「真理和正義是存在的」。可是這改變不了莫言於 1970 年加入共軍後，就開始在中共的淫威下扭曲變態，墮落成一個毫無誠信可言的「講故事的人」。我在大陸時讀過《紅高梁》，出國後因結識《天堂蒜薹之歌》的德文翻譯，比較過原文與譯文的巨大區別，深感當翻譯之難 …… 但我對莫言只有惡感，我對他的看法類似下文。 http://www.epochtimes.com/gb/12/11/6/n3722895.htm 喻智官 - 莫言憑甚麼得諾貝爾文學獎 -.html 所以，我難以理解萬之何以在反對共產極權，批評劉曉波、廖亦武的同時卻為莫言站台。 雖然如此，我願意象過去一樣與讀者分享他的下列郵件： 廖亦武：   我希望你把我的郵件從你的發件名單里去掉。從此不要讓我再讀你這種文字。我終於到了可以忍受的極限。          作家的最高準則就是將真話，面對真實。作家選擇真實，而不是當初你諷刺我說的了「選邊站」。「選邊站」的，不過是政客，不過是江湖幫派。作家選擇真實，就是超越政治。              當初我寫信給你，說是給你「最後一個機會」，你不明白我的意思。現在你該明白了。當初劉曉波當會長能提名你諾貝爾文學獎，英文一竅不通的劉曉波，哪裡能寫提名信。英文提名信是我寫的。從措辭到理由，都是我的「創作」，不

  臺海兩岸對每個親歷者都會有不同的感覺，但對筆者而言最大的區別就是：臺灣沒有遭受中共極權暴政的荼毒，而這是因為1947年二二八暴動後中華民國在臺灣實行「白色恐怖」，迫使謝雪紅等共產黨人逃亡大陸。以蔣中正為首的中華民國政府及其2百萬選民才有幸在大陸淪陷後退守臺灣。1949年，謝雪紅等簇擁著毛澤東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更是準備一舉拿下臺灣，其時美國還未認識到對華政策的錯誤，臺灣只能由反共的軍民自己保衛，蔣中正沒有屈服，相反發表「告臺灣同胞書」，提出「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在中共的威脅中，蔣中正以毋忘在莒，光復大陸為要務，嚴懲共諜與臺獨，因為毛澤東在1947年3月8日，借中共在延安創辦的《解放日報》公開表示：支持二二八，贊成臺灣獨立。   對筆者而言，國民黨及其主導的中華民國沒有任何威脅，而共產黨則威脅每個獨立思考者包括臺灣人。既然有幸親歷在臺灣的中華民國現狀，深感有義務借助史實提醒讀者中共如何滲透臺灣。   除了以謝雪紅為代表的臺灣共產黨人外，聽命於莫斯科的中共在日本投降前就派人比如徐征進入臺灣，偽裝漢語教員，赤化學生，滲透社會；日本投降後，更多共諜比如胡邦憲跟隨陳儀進入臺灣各界，通過文宣與學運等赤化活動成功利用民怨發動二二八暴動，一邊組建武裝部隊，一邊操控相當於臨時政府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武鬥與文鬥，目的都是為了奪權，否則，親共的陳儀就不會被處委會提出的42條處理大綱激怒。「二二八」也被共產黨視為「二月革命」或「二二八起義」，雖然失敗，但二二八從此成為中共進行宣傳的武器，通過二二八宣傳戰，中共已成功顛倒黑白，敢於組織暴動的共黨份子如謝雪紅被美化成英雄……共產黨的意識形態隨著「二二八平反運動」進入臺灣的主流社會。   現在中共依然對臺灣虎視眈眈，對臺灣的滲透更加嚴重。而在臺灣紀念二二八卻不是吸取防共反共的經驗教訓，而是美化其時實行軍國主義的殖民者以及接受共產黨領導的臺灣人，抹黑以蔣中正為首的國民黨人，無視中華民國不屬於國民黨，只是因為國民黨的宗旨是用民族民生民權主義統一中國，吸引各族各地包括臺灣的三民主義信徒加入，成為中華民國的頂梁柱與捍衛者……國軍來臺鎮壓的不是臺灣菁英，而是企圖篡奪政權的奸匪及其同路人，不幸的是臺灣菁英比如王添燈確實算赤化份子，而共諜其時不僅滲透臺灣社會，也已滲透陳儀政府。   陳儀被共諜欺騙與利用，

  胡愈之（1896－1986）是1933年就聽命於莫斯科的共党成员，在馬列中國曾任《光明日报》总编，後來官居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還曾充當「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代主席。   1946年胡愈之發表〈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蹤〉，這是胡愈之寫給當時中共領導的文藝界抗敵協會的報告。中共打著抗日的旗號忽悠了無數熱血青年加入紅色組織。大陸淪陷後，在文藝界抗敵協會的基礎上成立「中國文聯」和「中國作家協會」。1985年9月中共在浙江富陽郁達夫故鄉舉辦紀念郁達夫殉難四十周年「學術討論會」，日本人鈴木第一次公開發表郁達夫確為日本憲兵隊秘密殺害的證據確鑿的報告。   共諜關露的妹夫李劍華在〈緬懷郁達夫先生〉中披露：郁達夫「在三十年代的腥風血雨的歲月里，曾通過他在法院工作的哥哥郁曼陀，著實營救了不少共產黨同志」。郁華（1884-1939）帶郁達夫到日本留學，後出任上海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長，包庇共諜比如田漢、陽翰笙、廖承志等等。在郁華包庇共產黨的地下刊物《美中日報》後，被反共除奸团槍殺，可惜胞兄之死沒有促使郁達夫反省，相反促使他更加支持打著愛國主義旗號出賣民族利益的地下共產黨。    共產國際利用中華民國的自由與抗日戰爭之計，創辦或滲透了無數媒體，其中包括《美中日報》與《亞細亞雜志》，郁達夫到南洋後，致力於翻譯為毛共充當喉舌的美國人斯諾（又譯為史諾）的多篇文宣並加按語，換言之，斯諾吹捧毛澤東及其匪區延安的報導最早就是通過郁達夫進入中文世界。   郁達夫兄弟都算為共產黨犧牲，郁華1952年，郁達夫1957年被共產黨封為革命烈士，實為助共為虐的劣士，請看蘇雪林對郁達夫的評論。 [31]     陳儀從出任福建省主席起就任命了不少共諜或如郁達夫一樣「有用的白癡」。1936年2月，陳儀「接郁達夫來信請代謀一職，即復函邀其來閩並委以重任，先任省政府參議，後任省政府公報室主任。同年10月。魯迅逝世，陳儀與郁達夫商議，由郁達夫去上海為之扶柩送葬」。 [32]    1936年11月，中共在廈門的地下組織也利用為魯迅召開追悼會遊行示威，廈門警察局長稟報福建省政府，要求逮捕追悼會的發起人。郁達夫去找陳儀，陳儀制止懲罰共諜。   1936年冬，郁達夫用為福建省政府採購印刷機之名赴日，歸途中訪問臺灣。   同年12月31日郁達夫在廈門發表演講，他的訪日觀感

    陳儀出任臺灣省行政公署首任長官後，便力主任命許壽裳為臺大校長，因遭陳立夫抵制，許壽裳最後出任新成立的編譯館館長。當許壽裳提出「以魯迅為榜樣，站在大眾的立場，提倡科學與民主，不能復古倒退」的中小學教科書編輯方針時，陳儀「更明確表示支持」[32]。1927年加入中共的李何林（1904-1988）等至少七個魯迅學生尾隨許壽裳來到臺灣，而台靜農（1903—1990）是其中之一。台靜農不僅以魯迅為師，還與陳獨秀為友。國民政府與共產國際決裂後，台靜農因為赤化工作被國民政府抓捕三次，每次都獲魯迅打著民權保障的旗號營救。   台靜農在許壽裳的邀請下來臺到編譯館工作，後與許壽裳等同到臺大。1948年2月18日，許壽裳夜裏被家賊砍殺身亡前，正在與魯迅情婦許廣平通信辦理其子入臺大就讀一事，而18日下午台靜農和魏建功還去找許壽裳聊天。許壽裳之死被許廣平等用來譴責「國民黨特務」，算是不打自招：許壽裳到臺後在報刊上大力宣傳魯迅，結集出版《魯迅的思想與生活》，發表《亡友魯迅印象記》，還於1947年5月4日在《臺灣新生報》上發表〈臺灣需要一個新的「五四」運動〉，堪稱為了赤化臺灣不遺餘力。   許壽裳不幸被害後，與他有關的中共黨員比如李何林與其戰友李霽野（1904－1997）都做賊心虛，撤離臺灣，時任 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的 魏建功也不辭而別。魏建功在中共領導下的紅色業績比如主編中共赤化使用者的《新華字典》以及把古文「趨進，翼如也」翻譯成「端著兩個胳臂向前急走」等都證明他是共產黨的奴才 [29] 。    同黨撤離後留下來的台靜農則出面安排新的共諜比如蕭明華（1922-1950）打入臺灣。台靜農在「白色恐怖」中的臺大當了二十年中文系主任，影響至今。台靜農的言行尤其是詩作比如悼念蕭明華的〈過青年公園有悼〉與共產黨對他的態度，可以斷定台靜農符合共產黨對地下工作者的要求「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1960年，當《自由中國》發行十年，反對蔣中正三連任總統後，雷震（1897-1979）等被捕，編委聶華苓被監控，台靜農親自把聶華苓請上臺大講臺。   直接與間接被魯迅赤化的臺灣人不少，在此僅借2012年在大陸出版文集的施淑在序文中的自述加以證實： 「老師是魯迅的摯友許壽裳先生的長公子，因為這緣故，透過傳聞，我們約略知道光復後來台籌組臺灣編譯館，為臺灣復歸中國文化付出

  司馬嘯青慨嘆「沈仲九君臨臺大、葛敬恩條派臺大院長……真是教育界的不幸！」 [21] 他不知道列寧為了「把紅旗插遍全球」，從五四起就開始滲透臺海兩岸，教育界就是重災區，無數有志青年包括謝雪紅都是受害人。   司馬嘯青也證實親共通共的沈仲九 （1887-1968） 是「陳儀的終身師爺」，當時有報導指出：「沈顧問」「是臺灣實際的執政者」，「除司法外，他幾乎無事不參。」如上所述，臺大校長等的人選都受沈仲九影響，專賣局長任維鈞、人事處長張國鍵、省訓團教育長韓逋仙、法制委員會方學李、教育處長范壽康……等，都是沈氏所推薦。 簡言之，在陳儀的庇護下臺灣各界包括臺大都因 沈仲九 被共產黨滲透，即使傅斯年出任臺大校長後，被迫清除匪諜，但對資深赤化份子比如台靜農無能為力。   司馬嘯青則披露范壽康在共軍已經武力擴充地盤後還把一批臺灣學生送到大陸留學。這批留學生落入魔掌，必定飽受磨難，淪為共產黨的人質，患上斯德哥爾摩綜合症，自願美化中共暴政。而「范氏在228事件後，轉到台大任教，1970年退休，可是他 『 手腳不靈心未死 』 （台大同事台靜農語），先赴美國，1982年4月回到中國，同年底擔任政協常務委員」。這說明范壽康與台靜農都屬潛伏人員。   司馬嘯青得出結論，葛敬恩等接收大員，「早把三民主義的理想、服從領袖的誓言……全都拋諸腦後，更不用提陳儀交代的 『 不揩油 』 」。不踐行三民主義，不遵守國民黨黨員守則的葛敬恩們能代表國民黨嗎？ 簡言之，陳儀有助共產黨赤化臺灣各界，赤潮為禍至今。臺灣目前在政治、社會與學界等都亂象紛呈，其根源可以追溯到陳儀推崇的蘇聯模式與魯迅精神—顛倒黑白，血口噴人。 推廣為蘇聯宣傳的魯迅 從查到的資料來看陳儀堪稱與魯迅意氣相投，精神相同，雖然魯迅在背後對他惡語相向。伍國在〈陳儀與魯迅的交往初探〉[25]一文中披露1926年12月24日魯迅在致許廣平的信中說：「陳儀獨立是不確的，廿二日被繳械了，此人真無用。」其時陳儀因主張與北伐的國民革命軍合作，被孫傳芳解職，擁有兵權的陳儀沒有反抗。1927年12月4日，陳儀登門拜訪10月剛由廣州定居上海的魯迅。陳儀的養女陳文瑛在回憶先父的文章中說兩人的「交往持續了三十年之久」， 且「兩人時有書信往來，或登門晤談 。」 伍國通過查閱魯迅1912年至1930年的日記證實陳文瑛的回憶，並表示：「關於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