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的時空不同的追求

 

我樂於忘記自己的生日，可惜世事常難如願。還有兩天到48歲生日前，我就收到一對待我如女的德國夫婦的電子音樂賀卡。我與他們相識在三峽的游輪上，那時我是大三學生，正是在他們的幫助下我才得以留學德國。生日兩天後還收到三個電子賀件，發送的德國男子分別與我相識27、25和23年，他們都有助我象賈寶玉一樣看破春色，遁入空門。在思緒萬千中我又想起張棗（1962—2010），本來他比我早生四個年頭，不知不覺中我就趕上了他。在這四年里，虹影、梁波、伊力哈木等人讓我想起他，連陪同席六到西歐統戰的彭少將也讓我聯想到他，因為他倆同齡。在張棗的第四個忌日，我把艾未未當天在推特上發表的鮮花照片轉發一位德國女友，請她代我賀其丈夫61歲生日。在同一天，一邊悼亡，一邊慶生，於我已不是第一次。

   2011年，我被茉莉花革命引上推特一個月艾未未就被捕，從此我便義務充當他的辯護士，一直到被他屏蔽；2013年11月起我還幫著轉發他每天發布的鮮花照片，以支持他向紅色極權討還自由。艾未未也讓我想起張棗，因為他與嚴力的合影顯示他象張棗一樣在外形上變化異常，可說面目全非。相由心生，這或許與他們內心承受的煎熬成正比。

   

   從重慶到德國

   

   想誰與不想誰，象愛誰與不愛誰一樣不由我決定，我只能肯定張棗不曾是我心儀的男生，但一直是我關注的對象。我們都生活在重慶歌樂山下時，他用帶古韻的現代詩迷住了不少人。我也在假期讀過他名下的現代詩。那是在重慶別的院校求學的女友帶回家鄉的手抄讀物。我記住了其名，但讀不懂其詩。那時我愛讀冰心翻譯的泰戈爾和紀伯倫的詩篇，愛唱鄧麗君等台灣藝人的歌比如《讀你千遍也不厭倦》。張棗不是我的詩篇，但象清水君一樣是我的鏡子。

   我們都在1983年考上四川外國語學院。他上英語研究生班，我是德語本科生。我在校園裡碰見他，記住了這位穿著打扮與眾不同的英俊小生，但不知他就是《鏡中》的作者。1985年，一位中文名叫謝達瑪的德國漢學系畢業生來到我們學校當德語專家。達瑪只大我七歲，當時26歲。她的出現讓我耳目一新，從此成為我今生的航標。在重慶，達瑪象一隻優雅的白天鵝，招人喜愛，被人追求，我則樂當觀眾。正是通過達瑪我才結識張棗。當他倆在1986年的某個冬夜從女生宿舍樓下叫我，告知他們打算結婚時，我十分驚訝，但欣然接受。那時我剛開始讀《紅樓夢》，還處於懵懂階段，渾然不知紅朝罪惡。在鄧二把要求民主和人權的魏京生們投入紅牢後，艾未未們為了尋求自由而遠走他鄉……或許張棗象我當時就讀北大的男友一樣急於出國，是因為他們比我敏感，了解時事，知道鄧二從1983年起就開始借「嚴打」清除異己。而在我畢業那年，中共黨內的民主派方勵之、王若望和劉賓雁等都被鄧二開除黨籍，遭到批判。

   張棗雖然躲過了紅朝寒流，但卻從故國的驕子淪為異鄉的遊子。20年後，他在接受大陸記者採訪時表示：「我在國內好像少年才俊出名，到了國外之後誰也不認識我。我覺得自己像一塊燒紅的鐵，哧溜一下被放到涼水裡，受到的刺激特別大。」他去世後，我才從達瑪處獲知這段話的含義。

   達瑪與張棗在重慶相遇相愛，但並未相知到成婚的地步。如果在自由的國度，她不會面臨不結婚就得失戀的選擇。因為1986年暑假她就得回德國，如果不結婚，戀人何以申請護照，何時拿到簽證？婚後，張棗在她回國八周後就得以到德國與她團聚。然而，張棗不懂德文，也不知討岳父母歡心。達瑪的父親是位已有155年歷史的德國中型產業的主人，樂見一個勤勞可靠的女婿，協助長女承繼家業。本來張棗與達瑪也算門當戶對，可惜張家在紅朝淪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外公與爺爺都被打成「右派」。張家的遺風雖然讓他得以在八十年代寫出獨立於紅色話語的現代詩，但他承認自己好逸惡勞，岳父母自然看在眼裡，因此很快拒絕這個在他們眼裡不成熟的女婿。本來達瑪可靠自己給別人打工養家糊口，但張棗也不願當家庭主夫，與此同時，他還象個毛左一樣詆毀妻子的祖國，導致不必要的口角……不久達瑪與他協議離婚。為了讓張棗不因離婚而失去簽證，達瑪一直等他到德國三年後才辦手續，這期間承擔了張棗的一切費用，包括回國探親訪友的機票……可這一切沒能促使張棗克服洋插隊的心理障礙。他在1989年3月寫給陳東東的信中透露：「我在海外是極端不幸福的。試想想孤懸在這兒有哪點好？！不過這是神的意旨，我很清楚。這個牢我暫時還得坐下去」。那時他在達瑪幫助下已經就讀特里爾大學，而我已到德國四個月，正在盡情地體驗自由，還專程去探訪達瑪，獲知她的婚姻破裂，但不好打聽詳情。當北京發生大屠殺後，我前去波恩抗議，在遊行隊伍中發現好些熟悉的身影，其中就有張棗。對我而言，六四屠城是我今生最大的刺激。我也因此開始發表作品，為的是表達心聲，抵制邪惡……一晃年過半百，我還樂此不疲。

   

   同是「革命之子」

   

   在對鏡自省時，我想起梁恆（1954—）。他與張棗都是湖南人，與艾未未同年逃離「動物農莊」。梁恆的父親曾是《湖南日報》記者。雖然他的父母都投身紅潮，但母親、舅舅和父親還是未能倖免被打成「右派」，遭到迫害的厄運。梁恆12歲就被捲入血腥的「文革」，開始在底層掙扎，當過農民和工人。1977年高考恢復後，考入湖南師範學院中文系，張棗則是考入湖南師院英語系的應屆高中生。1979年基辛格們拋棄中華民國，與馬列紅朝建交後，學了八年中文的美國人夏竹麗（1953—） 到他們學校教英語，與梁恆相戀，但還得鄧二親自批准，他們才得以由官方出面給他們舉辦被強加「中美人民的友誼萬歲」象徵符號的紅色婚禮。這是中共打開國門後，紅色大專院校出的第一樁異國戀。1982年，當王蒙們在民國學者齊邦媛也參加的中國現代文學研討會上發言時，梁恆勇敢地衝上去大喊：「你怎麼好意思代表那個暴政到此講話？」梁恆的抗議和他與前妻發表的第一本書《革命之子》給齊邦媛留下難忘的印象，對此她在自傳《巨流河》表示，「在離開祖國三十多年後第一次看到鐵幕後的真人真事」並擔心到：「這些人的心，若非真變成麻木無情，必也是傷痕纍纍，如何得以平復回到正常的人生呢？」

   《革命之子》不僅讓齊邦媛深思慨嘆，也讓逃脫納粹追殺後在美國發財致富的猶太人索羅斯（George Soros）找到知音。他約見梁恆，與之相交，在他的支持下，1984年，梁恆在美國創辦《知識分子》，期望促使大陸變為開放社會。梁恆推崇儒家，是有使命感的知識分子，也正是這種品質讓他獲得「金融大鱷」的信任。2014年3月22日，梁恆在微博上表示：「銀河系中的行星有二千億顆以上，地球只是其中的一顆，而銀河系在宇宙中卻是無數無量。浩瀚天際，渺渺人類，個人的生命又是何等的卑微和短暫，我們應該感恩和珍惜才是，豈能隨便揮霍掉生命的分秒。人的尊嚴和愛心總是體現在平凡生活的瞬間，而瞬間的優美都存於宇宙的永恆。」已經躋身富人階層的梁恆還在關注民生，「繁華亮麗的城市暗處擠滿了無數失魂落魄的人，這些人是被社會遺棄的族群，他們逃避警方的清掃和其他黑勢力的壓迫，躲藏在充滿老鼠和穢物的橋洞里、下水道、垃圾場和破樓中。這個由乞丐、野妓、毒蟲、流氓、竊賊等構成的陰暗社會，是對城市夢想的殘酷諷刺。社會可以容許骯髒，但不可忍受慘無人道的骯髒」。

   梁恆也認識到：「真實所帶來的痛苦有終結的時日，而謊言所帶來的痛苦難以徹底消失」。他透露索羅斯定期去看心理醫生，想來他也受其影響，因為我所讀到的梁恆不再帶著「文革」的創傷，但他好像沒有讀過張戎的毛傳，還象張棗一樣對毛充滿幻想。張棗不僅推崇紅朝偶像魯迅，還有崇拜紅朝暴君之嫌。不過與另一個「革命之子」顧城（1956—1993）相比，張棗還算不錯。顧城因暴君發動的「文革」一生只上過三年學，張棗則從15歲考入大學後就沒再離開大學，為此他寧可獨自回到喧囂的紅都北京，也不與妻兒生活在寧靜的德國小城。

   因「文革」而深受心理創傷的顧城，雖然舉止反常，但在暴政下的畸形社會裡，他卻能用詩歌賺取稿費，獲得詩人之名，並因此被魯迅的洋徒弟顧彬邀請到德國，後來在美麗的紐西蘭上演用斧頭殺妻然後上吊的悲劇。生前他到過美國，與艾未未有交往。他倆的父親都是中共的筆杆子，他們也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也都寫「朦朧」詩。艾未未的言行舉止也不合常規，但人緣不錯，也沒暴力傾向，而且他象其父母一樣同情弱者。艾未未在顧城自殺那年回北京謀生，14年後，他帶著由1001個大陸人組成的社會雕塑「童話」到德國卡塞爾參展，從此成為舉世聞名的現代藝術家。

   

   不一樣的梅花

   

   在張棗過世前，我寫過《此花不與群花比》，用以澄清我與被稱為「朦朧詩人」的作者群包括張棗的關係。與他們最大的區別是我沒有受到「文革」的傷害。當我的同齡人遭遇天安門大屠殺時，我已在自由世界，雖然深受刺激，但沒有後遺症。

   以梁恆為代表的文革一代被毛共強行趕到大陸窮困的邊區農村插隊落戶，而八九一代則因鄧共被迫或自願到富裕發達的異國他鄉洋插隊。多虧文革一代的抗爭，八九一代的處境好很多。從1977年開始，高中畢業生就可以直接參加高考，所以，張棗和我都沒有下過鄉吃過苦。否則，張棗成名作《鏡中》就不會被批評者稱為「無病呻吟」。

   《鏡中》也可以算張棗的代表作。1998年他在大陸發表了詩集《春秋來信》後，我用自己的德文詩集與他交換了一本。我在筆記中找到對其詩集的反映：「動不動就落淚」，就是說，張棗的詩集只能讓我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傷感。《鏡中》的首句「只要想起一生中後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來」與結尾「只要想起一生中後悔的事/梅花便落滿了南山」遙相呼應，全詩的文字與意象不乏美感，但我卻無法為他辯護，因為我也象他的批評者一樣不明白他在說什麼。不過我也喜歡梅花。「梅花香自苦寒來」就是讓我銘記在心的信條之一。張棗用梅花這個詞營造出讓人揣測的意境，而我一直追求的就是梅花的精神。我在手稿中找到一首與張棗相關的漢語詩：

   

   思鄉念友

   

   天黑了

   眼是亮的

   我找到大槐樹下

   洪洞老家

   蘇三唱罷

   登台的還是冤魂

   

   我逃離紅場

   藉助德語

   躋身萊茵河邊

   在大教堂下

   向世人獻上你

   拋灑的梅花

   

   1998年6月

   

   張棗去世那年，我正忙於撰寫《無恥的洋人》，還曾撰寫序言《身在夏天 心系梅花》以明心志。而在張棗去世的年齡我則終於出版了德文小說《紅樓琵琶行》。當年他到科隆看我時，我剛動筆撰寫。此書發表前，我把文稿發給達瑪批正，得到她的首肯。在48歲的生日前，我得以第一次用此書的收入邀請朋友觀看《神韻》，達瑪也專程從外地趕往法蘭克福，看完演出後讚賞有加……我自然又想起通過她結識的歸人，心中不無遺憾。

   

   2014年首發於萊茵河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