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儀重用共諜推廣魯迅

  司馬嘯青慨嘆「沈仲九君臨臺大、葛敬恩條派臺大院長……真是教育界的不幸！」[21]

他不知道列寧為了「把紅旗插遍全球」，從五四起就開始滲透臺海兩岸，教育界就是重災區，無數有志青年包括謝雪紅都是受害人。

  司馬嘯青也證實親共通共的沈仲九（1887-1968）是「陳儀的終身師爺」，當時有報導指出：「沈顧問」「是臺灣實際的執政者」，「除司法外，他幾乎無事不參。」如上所述，臺大校長等的人選都受沈仲九影響，專賣局長任維鈞、人事處長張國鍵、省訓團教育長韓逋仙、法制委員會方學李、教育處長范壽康……等，都是沈氏所推薦。

簡言之，在陳儀的庇護下臺灣各界包括臺大都因沈仲九被共產黨滲透，即使傅斯年出任臺大校長後，被迫清除匪諜，但對資深赤化份子比如台靜農無能為力。

  司馬嘯青則披露范壽康在共軍已經武力擴充地盤後還把一批臺灣學生送到大陸留學。這批留學生落入魔掌，必定飽受磨難，淪為共產黨的人質，患上斯德哥爾摩綜合症，自願美化中共暴政。而「范氏在228事件後，轉到台大任教，1970年退休，可是他『手腳不靈心未死』（台大同事台靜農語），先赴美國，1982年4月回到中國，同年底擔任政協常務委員」。這說明范壽康與台靜農都屬潛伏人員。

  司馬嘯青得出結論，葛敬恩等接收大員，「早把三民主義的理想、服從領袖的誓言……全都拋諸腦後，更不用提陳儀交代的『不揩油』」。不踐行三民主義，不遵守國民黨黨員守則的葛敬恩們能代表國民黨嗎？

簡言之，陳儀有助共產黨赤化臺灣各界，赤潮為禍至今。臺灣目前在政治、社會與學界等都亂象紛呈，其根源可以追溯到陳儀推崇的蘇聯模式與魯迅精神—顛倒黑白，血口噴人。

推廣為蘇聯宣傳的魯迅

從查到的資料來看陳儀堪稱與魯迅意氣相投，精神相同，雖然魯迅在背後對他惡語相向。伍國在〈陳儀與魯迅的交往初探〉[25]一文中披露1926年12月24日魯迅在致許廣平的信中說：「陳儀獨立是不確的，廿二日被繳械了，此人真無用。」其時陳儀因主張與北伐的國民革命軍合作，被孫傳芳解職，擁有兵權的陳儀沒有反抗。1927年12月4日，陳儀登門拜訪10月剛由廣州定居上海的魯迅。陳儀的養女陳文瑛在回憶先父的文章中說兩人的「交往持續了三十年之久」， 且「兩人時有書信往來，或登門晤談 。」

伍國通過查閱魯迅1912年至1930年的日記證實陳文瑛的回憶，並表示：「關於陳儀的記載共18處，其中提及陳儀訪問魯迅6次，魯迅往訪陳儀1次，魯迅致信和寄書陳儀6次，陳儀致信魯迅4次，最後一次提到陳儀是在1930年7月13日的日記中，魯迅把有陳儀的合影復制贈送許壽裳」。

伍國還在魯迅日記中查到1928年陳儀赴德國考察時，特意購買了一部《哥德的書信與日記》，歸國後於當年12月10日親自面贈魯迅。

魯迅日記自1930年後不再提到陳儀，但當1933年夏，魯迅的紅顏知己許羨蘇的哥哥許欽文（1897－1984）因「窩藏共黨」、「組織共黨」被捕後，魯迅於同年8月20日致許壽裳信，想托陳儀設法營救，問道：「但未知公俠有法可想否？」其時陳儀擔任國民政府軍政部政務次長。1982年，许钦文在《卖文六十年有感》中表示：「生我者父母，教我者鲁迅先生也，从牢狱中救我出虎口者亦鲁迅先生也。鲁迅先生对我的恩情永远说不尽。」許欽文是被魯迅赤化的五四新青年，中共篡奪大陸政權後，他從一名潛伏中學的教師被提拔為浙江省文化局副局长，兼任省文联副主席。許欽文也是大陸眾多靠謳歌魯迅，美化魯迅為生的共產奴才。

魯迅去見馬克思時，陳儀在福建省任主席。《陳儀軍政生涯》中寫道：「獲許廣平電告後，陳儀十分悲痛，當即電告蔣介石，提議為魯迅舉行隆重國葬」。當共產國際間諜合夥推出為蘇聯宣傳的《魯迅全集》後，陳儀「當即托人購得數套，分送福建各圖書館和主要學校，要各校選擇魯迅文章作為教材，弘揚精神，激勵後進。在自己家裏，陳儀一直將《魯迅全集》擺放在書櫥的顯著位置，並不時取閱」。[26] 魯迅逝世後，許壽裳為設立魯迅「紀念文學獎金」一事於1937年1月致函時任福建省主席的陳儀，陳儀在回函中說，「豫才兄事，即微兄言，弟亦拳拳在念。」隨後的文學基金募捐活動從27人處共募集1455元，其中陳儀一人的捐贈就達1000元。

1936年，共產黨及其地下組織利用魯迅之死打著悼念魯迅的名義進行紅色宣傳。共產黨員方海春在其領導茅盾的安排下，著手為魯迅立傳，最後於1942年以筆名欧阳凡海發表其宣傳品《魯迅的書》。[27]另一共產喉舌曹聚仁也著有《魯迅年譜》等紅色宣傳品，其中一部透露：「那時，陳儀任福建省主席，他有一天，在書房中和我閑談，我看見他的書架上擺著一部整整齊齊的魯迅全集。陳氏對我說，『你不知道嗎？魯迅是我的老朋友。』」[28] 

上述史實，尤其是陳儀親自推廣為蘇聯宣傳的魯迅，說明陳儀是位沒有道德根基的機會主義者，否則，就不會被五四以來興起的赤潮裹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