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之花」結的果—簡評虹影、張棗和赫爾塔·米勒

 

2012年是我在西方生活的第24年，已超過在大陸生活的全部時間。六四屠城前，我到德國留學。獲得德國文學博士後改換作家簽證。身為讀書人，我卻拒絕閱讀《惡之花》（1857）之流的西方現代各種主義的代表作。從蔑視天理人倫的《共產黨宣言》（1848）問世以來，無神論成為一種信仰，神性逐漸被逐出文學藝術。文學藝術工作者不再謳歌神靈，拒絕承擔抑惡揚善的社會責任，他們的作品也失去凈化心靈的作用，甚至淪為追名逐利，發泄私慾的工具。而我推崇的蘇格拉底說：「不能讓榮譽、財富、權力，也不能讓詩歌誘使我們漫不經心地對待正義和一切美德。」

想起《惡之花》及其作者波德萊爾（1821－1867）是因為有同行視虹影的《好兒女花》（2009）為「惡之花」。虹影雖然也是60後，但卻在飢餓中長大，她的生平與作品令我同情與佩服，因此我一再為她辯護。既然有如此異議，我當然得研究一番，以便糾正錯誤，以免誤導讀者。我讀書寫作的目的是在提升自我境界的同時與讀者分享心得體會。

惡中開花結果

2005年，我在寫作《從「私生活」看女性解放》時還表示，「我很高興張戎、虹影、曾錚和劉曉慶都找到了如意郎君」。因為那時虹影還在維持「文壇絕配」的假象。其實她與前夫3年前就已離婚。4年後虹影發表《好兒女花》並坦誠自己對前夫的恩怨。

虹影前夫留美博士趙某算生長在馬列中國的第一代，也即文革一代。 他從小就生活在極權專制的非人環境。在一般人還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時候，13歲的趙某就常常失眠。「文革」中他母親被抓，他自己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下放農場，在煤礦做苦工達10年之久。「文革」後，他通過高考走上學術之路，並於1988年當上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教師。離婚後他回國相親，相中了虹影。居無定所的虹影還以為自己終於苦盡甘來，得到一個屬於自己的家。豈知在紅色暴政下遭受迫害的趙某到西方後又被色情文化毒害，成了色鬼。他不僅亂性，與有夫的妻姐亂倫，還要妻子做他人的性伴侶，在色情場所跳脫衣舞。在妻子有身孕後，沒有產生父愛，相反要虹影打胎殺生，堪稱衣冠禽獸。

在這段持續11年的婚姻中，虹影吃安眠藥自殺未遂，身心受到極大傷害。虹影在採訪中自訴，「我的前夫沒有給我一個真正的家庭。家庭是什麼，是一個遮風避雨的港灣，而不是一個『性愛俱樂部』。他讓我崩潰，讓我對愛情徹底絕望，整個身心崩潰，讓我想到死亡。但我不恨他，因為我一開始就錯了……一切的變故與悲劇，在我看來，都來自於我，來自於我的原罪。不過，我也是因禍得福。在我萬念俱灰的時候，我有了現在的丈夫，有了女兒。我說了，我有了新的開始，我正在開始。」

虹影以45歲的高齡才當上母親，在女兒兩歲時，47歲的虹影披著白婚紗與女兒的父親，一個前妻也是華人的英國文商再婚。但願虹影沒當小三，沒有奪人之夫，否則不會苦盡甘來。虹影還自喻火狐，不怕招來狐狸精。

《好兒女花》讓我驚嘆虹影能用文學藝術再現惡劣的婚姻和家族生活，堪稱惡中花。文學就是人學，讀文就是閱人，虹影的人生經歷決定了她的寫作方式與水平。

虹影出生在馬列中國的社會底層，但她一直本能地在追求美好。她的經歷如此慘痛，但她卻能在痛苦中奮發向上，展示自己並獲得成功。我同情她，更讚賞她，因為她明白，「我的母親像大海一樣心胸寬廣，我想這是她給我特別大的一筆財富」。她也如此教導女兒：「不要恨任何傷害過你的人，不要輕視任何比你低弱之人，不要嫉妒任何比你榮耀之人」。《好兒女花》最大的敗筆是沿用了包括「解放前」在內的中共術語。這或許表明虹影沒有徹底擺脫共產黨文化的束縛，她至今可能都沒有明確的價值觀，否則，她就不會發表什麼「儒家的源頭來自被雌伏的雄心」之類的無稽之談。所以， 她也不能在《好兒女花》中揭示母親、前夫與姐姐們墮落的社會根源。

《好兒女花》真實地再現了作者的經歷，但如藏族女作家嚴英秀所言，這種真實不能給讀者提供「深刻的人生感悟，莊嚴的責任意識，不能讓人看到有啟迪意義和引示價值的別一種人生，甚至退而求其次，都不能讓人在閱讀中體味到一種美好的純粹的審美愉悅」。這應該與虹影的人生，與她推崇張愛玲密切相關。我贊同傅雷說張愛玲走的是「一條庸碌卑俗的下山路」，但我認為虹影的作品比張愛玲有價值，因為虹影生在庸碌卑俗中，卻一直在努力向上。 

「惡之花」的結果

虹影讓我想起張棗（1962－2010），不僅僅是因為他們同齡。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在四川外國語學院與張棗相識時，這位英語系的碩士生算校園裡引人注目的帥哥，雖然他個兒不高。1999年前，我開車去科隆火車站接他時，發現他已失去了昔日的帥氣。好在我們還能象過去一樣交談。我用第一本德文詩集《公爵日日騎馬外出》換得他在大陸出版的中文詩集《秋天的戲劇》。他的詩歌還象過去一樣頹廢，讀起來讓我落淚，所以，我後來搬家時便與別的書籍一起送給了科隆大學東亞系的圖書館。張棗的古文造詣比我深厚，因為他出生在讀書人家。他的外公、爺爺都被打成「右派」。他在嘗到極權專制之苦的同時，也深受推崇白居易的外婆和熱愛普希金的父親的熏陶。所以，張棗能在八十年代寫出帶有古風的現代詩，讓人驚嘆，少年得志。

他在我處留宿的那一次，我們暢談不已，交換了包括對虹影的各種看法，但沒有談及波德萊爾和魯迅（1881—1936）。波德萊爾一臉兇相，而魯迅「面色灰暗，乍一看有似長期吸毒（鴉片煙）的癮君子」。他們都對我沒有吸引力。我只對帥哥靚女、善男信女的生平與作品感興趣。 

為了身心健康和修生養性我拒絕閱讀病人的作品。這也是我不讀赫爾塔·米勒的原因，雖然她中了諾文獎。米勒比張棗晚一年，比我早一年到德國，但在她得諾獎前，我從未聽說過她。我因她謾罵劉曉波的批評者而向羅馬尼亞德裔文學研究者比如布朗馳（Ingmar Brantsch）打聽她時，獲知米勒是羅共栽培的紅人，得過四個共產文學獎。她在羅馬尼亞德裔人中口碑很差，有五個人都說她撒謊成性、唯利是圖。布朗馳甚至稱她為「天才型的心理病患者」。過去她是羅共用來打擊傳統的工具，現在是德國出版商打造的名牌。她雖然能糊弄外行或者名利之徒，但我則樂於幫助發現她剽竊的王容芬等行家傳播他們的研究成果。

張棗辭世後，我才獲知他是波德萊爾和魯迅的推崇者。波德萊爾有「惡魔詩人」之稱，而一位張棗的推崇者認為，張棗是用中文書寫的波德萊爾。他倆確實有一些共同點：都文采飛揚，才華橫溢，頹廢放縱，英年早逝。

張棗在德國獲得漢學博士後，2005年回國。他在大學裡開的課包括講魯迅的散文詩集《野草》。他在貶低胡適的同時居然稱「魯迅才應該是中國現當代的詩歌之父」。換言之，他也算魯迅詩歌之徒。漢語在被魯迅們用翻譯體變成白話文時就在失去傳承了數千年的內涵。用張棗的話說魯迅們「就是要極力做到顛覆語義的沉澱」。張棗也認識到「現代漢語是一個非常西化的語言，這使它具備了向外語學習的可能，但也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古代漢語的精神」。 張棗承認魯迅的《野草》「讀起來讓人感覺低沉」，但他卻在課堂上加以宣講並表示：「《野草》中的這個『惡』應該是波德萊爾《惡之花》中的那個『惡』，是凌厲的、強有力的『惡』。魯迅對它的態度是讚賞的，嚴格地講，這是魯迅最喜歡的一樣東西」。張棗無意證實自己象魯迅一樣善惡不辯，正邪不分。

張棗透露，魯迅對波德萊爾「很精通」。表現之一是魯迅對徐志摩提倡的「浪漫主義」特別厭惡，因為「現代主義」的關鍵部分是「冷」的、惡的、主體性的，這與「浪漫主義」那種溫情脈脈的東西是相斥的，也是西方現代主義十分反對的。 

魯迅也好，徐志摩也罷都奉行「拿來主義」，把符合自己心性的西方糟粕拿來糊弄崇洋媚外的新青年比如蕭紅，毒害他們的身心。推崇「真善美」的中國傳統文化在西方拿來的各種主義地糟蹋下奄奄一息，而魯迅等文痞卻靠國際共運的資助結出各種惡果。吃錯了飲食會中毒，選錯了精神食物同樣可以傷害生命。張棗與蕭紅都象魯迅一樣患上肺癌不是偶然。

張棗一直有「精英意識」，這可能是他出國後無法象我一樣入鄉隨俗的障礙。他的前妻是我的外教。我是他們相愛的見證者。我從18歲起就與這位大我七歲的洋姐姐相識相知。張棗早逝後，我們時不時會談到他，為他惋惜。張棗在德國生活了19年，比艾未未在美國的時間長，但他回國後卻沒有展現應有的公民意識。

張棗對象虹影那樣用文學反映現實不以為然，因為他認為文學是追問現實，可惜他卻沒有落實到作品中。他在詩中「四處叩問神跡」，可「只找到了偶然的東西。」與虹影相比，張棗走的可算下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