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臺北出洋相

三十年前，聽著鄧麗君的歌，向自由飛翔，我從四川飛到西德留學；三十年後，心懷鄧麗君的中國夢，我持德國護照首旅臺北，調研三月。

飛抵臺北後，頗多驚喜，鄧麗君歌唱的夜來香像中央研究院的桂花一樣沁人心脾，令人陶醉，我人還在中研院的學人招待所中，就已開始琢磨下一次如何才能從德國再來。臺灣已不是鄧麗君歌中的復興基地，但依然是可以為自由奮鬥，把人權伸張的好地方。

我去臺北前人生地不熟，三個月中結識了百樣自由人，長了不少見識，而我帶著在德國養成的習慣去臺北，免不了出洋相。

乘公車

在臺北，地鐵被稱為捷運，堪稱名符其實。臺北的地鐵便捷準時，也簡單易懂，但為了坐車觀景，我選擇乘公車。

本來我熱衷以步代車，但從臺大走到國家圖書館後，發現臺北的車輛太多，尤其是摩托車群污染了空氣，敗壞了徒步觀景的環境。此後，只要時間允許，我都坐公車，雖然與捷運相比，乘公車比較麻煩，因為公車五花八門，數目龐大，一般人不清楚，既容易混淆，還容易錯過。

下榻中研院後，第一次外出，到院門口上公車後，我告知司機目的地，得知需要30臺幣，我便將錢包裡的50臺幣投進售票機，以為面前的售票機會像德國的售票機一樣既出票又找零，等了一會兒，我驚奇地問司機，才知臺北的售票機只收錢。

可喜的是，有位乘客見我站在原地呆若木雞，便走上前來，掏出錢包想彌補我的損失，我才笑著答謝，告訴她我不在乎交20臺幣的學費，否則，我不明白為何一再聽說，到臺北後要買張100臺幣的卡以便乘車，尤其是搭乘捷運。

我對數字過目即忘，買卡來刷後就不清楚車費了，但有次我坐306路公車去益群書店買書，坐車觀人，好不開心，估計有一小時，刷卡才扣15臺幣，這次我過目不忘。也是在這路車上我發現一個主動關心每個乘客的司機，讓我深感行行出狀元。

一般的公車司機不是狀元，但也友善，豈知在快離開臺北時，卻碰到德國人所說的黑羊。那晚在我搭乘的212路公車中的乘客見司機態度惡劣，使我不知所措，便七嘴八舌地告訴我如何抵達南昌路，最後我聽從一對夫婦的建議，先與他們一起乘212路抵達終點站青年公園，再換乘630路，如願及時抵達目的地。

過安檢

本來坐飛機外出旅行是一件很愜意的事，但自2001年恐怖份子劫機撞毀紐約的世貿中心，發生911恐怖襲擊後，機場上的安檢加強，並逐漸異化成對乘客的困擾，甚至刁難。以安檢為名，收繳乘客的用品已司空見慣。我在加拿大溫哥華機場過安檢時，就被迫交出剛買的一瓶護膚液。因安檢發生的荒謬事情層出不窮。

為了避免有損尊嚴的安檢，拒絕被當作潛在的恐怖份子，我2009年從紐約飛回德國後，就寧可不飛行，甚至不旅行。可為了中國夢，我只好豁出去了，但我還是避免法蘭克福機場，寧可到杜拜轉機，從熟悉的杜塞爾朵夫機場起飛。

果然在杜塞爾朵夫機場過安檢時，一切順利，愉悅上機。

可是在臺北機場我卻不得安寧，只因一個只有我的小拇指粗的日用品。這個瑞士用品很精緻，含小剪刀與小刀，已跟隨我多年，人見人愛，這次在臺北有位大姐也表示喜愛，我還打算送她，可她不要，我覺得也不是新的，就沒多說。

當臺北安檢員要我拿出他們發現的威脅品後，我表示可以送人，但安檢員說只能拋棄。我於是據理力爭，當我無法說服面前的安檢員向德國的同行學習，不必把我的袖珍物件視為恐怖份子的作案工具後，我選擇從新趕向行李托運處，請航班工作人員解難。

在阿聯酋航班的托運處，我碰上一位聰明的臺灣小姐，她見我身帶一提一掛的兩個肉紅色包，便建議我騰一個出來給小刀當包裝，然後像大箱子一樣把小包交給她辦托運。

當一個肉紅色的小掛包出現在載滿各種大件行李的傳送帶上時，站在杜塞爾朵夫機場的我頓時心花怒發。不在臺北機場為了珍惜物品而奔走折騰，豈能獲得這份快樂？

2018年寫於德國科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