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正義的和平是中共的河蟹 — 就劉曉波回應黎智英

  

    我從不關心諾貝爾獎，但2010年的和平獎在德國時間11點左右公佈後，我就不得安寧。最先是位支持大陸民主運動的旅德華人來電話告訴得主是誰，她很沮喪，因為她認同《劉曉波有獲得自由的權利，但不具備得和平獎資格》。我卻興奮莫名，畢竟和平獎再次讓世界聚焦製造了六四大屠殺的中共暴政，而劉曉波是靠在天安門廣場絕食變成了“四君子”之一。接下來我分別用漢語和德語接受了兩個電話採訪。大意是：我屬於中共的反對派中認為劉曉波不是獲得諾貝爾獎的最佳人選。因為高智晟、陳光誠等等的道德風尚更感動我。我贊成批評他的兩封公開信。但是，和平獎公佈後，我非常高興。因為這是自達賴喇嘛在1989年獲得此獎的21年後，終於第二次把它頒給中共受害者，雖然他是劉曉波。畢竟劉曉波是因言獲罪，這只當是給了中共當局一記耳光。

    

    火藥獎不僅炸開了中國大陸維權運動中反共派與合作派的分歧，還曝光了劉曉波與張祖樺都在海外的《民主中國》網站領工資的事實……有道德規範的中共反對派羞於同劉曉波為伍，因為劉曉波違背他們的道德底線，而他們的批評也遭到謾罵。謝謝《蘋果日報》創辦人對劉曉波的評論《良知的天使》，促使我終於能夠就這幾天困擾我的問題，給出第一個漢語答案。

    

    “這鴨頭不是那丫頭”（《紅樓夢》）！

    

    

    徐星曾撰寫《我所認識的劉曉波》駁斥劉的《末日幸存者的獨白》。徐星象劉賓雁、王若望等仁人志士一樣證實劉曉波是個缺乏道德規範的名利之徒。徐星寫道，劉曉波帶給他自己的新書《和李澤厚對話》，“翻開第一頁，寫著：給徐星 --- 和這個世界耍流氓很有意思 --- 你我均如此！署名曉波。我問他為什麼是李澤厚，他說這是一個技術問題，為了出名，只有選擇他等等”。劉曉波1989年在北京的表現用徐星的話來說，“就像一個遲到的、以為這次可以大撈一票、急著要進賭場而沒有賭資的賭徒”，於是，絕食成為劉曉波的賭資。

    

    徐星在該文中如此評價劉曉波：文人假裝流氓不知為什麼是八十年代中期中國文化界的一種時髦，一如民國初期的各路流氓軍閥的附庸風雅。劉完全不像自我標榜的那樣野性、自由、無拘無束、那是“黑馬”以後媒體塑造出來的一個公眾的劉小波，從此這真實的劉小波開始表演媒體里的那劉小波，（在我個人看來這也正是劉小波悲劇的開始）正相反劉小波是一個極富心計而又極不統一的人，我不否認劉小波可能有那麼一點點兒激情，但更多是不比別人多也不比別人少小市民心態，一如你我，不過比你我多了一點兒虛榮，多了一點兒浮躁罷了。以後盡管成了“黑馬”； 我心裡覺得可笑，因為我深知“這鴨頭”可絕“不是那丫頭”…… 

    

    徐星也是八九民運的參與者，但他對邀請他講話的學生說，“這是一場學生運動，是你們自己的事情，我當然也參加運動， 但有我的方式，在你們的會上談意見不太好。”徐星的處女作是《無主題變奏》（1985）。六四後他逃到德國，於1994年回國。他的紀錄片《我的文革編年史》（2007）首次展現了平民在“文革”中的苦難。

    

    徐星得到王容芬的好評，但劉曉波在她眼裡則是“歷史的罪人”，因為“當絕食的學生回到學校後，劉曉波等‘四君子’坐到紀念碑前絕食，把人又招回是非之地，引來坦克碾人。然後是作證：天安門廣場沒死一個人”。王容芬20歲時以生命對抗“文革”，經受了13年紅色煉獄後，進入社科院工作，其時是德語副譯審。她和同事們在那些日子，“天天在廣場苦苦勸同學們離開，以防不測。好容易勸走了，廣場上只剩下民主女神和香港送的帳篷及少數留守學生。所以對那四位搗亂的刻骨銘心，他們拿人命作秀，是歷史的罪人。我不是名人，說話時以名片正身份，以示言責自負。許多同學手裡有我的名片。六月四日晚上有人打來電話，說凌晨在西長安街揀到一個書包，裡面有我的名片，想知道書包主人生死”。有一次，我打電話向她請教，談到此都哽咽不已。當我這次問她怎麼看“歷史的罪人”得到諾貝爾和平獎時，她回答到，給一塊抹布再噴多少香水也不能把它變成絲巾。

    

    劉曉波從六四後就靠“異議”吃飯並把入獄當成洗刷自己罪名的機會，而王容芬象發起公開信阻止劉曉波欺世盜名的劉曉東（三妹）等一樣都在自掏腰包聲援六四民眾、法輪功學員、大陸楊佳、英國楊克等尋求正義，捍衛人權。他們與劉曉波的區別還在於不僅主張非暴力，還拒絕與中共合作！

    

    

    中共滲透獨立中文筆會？

    

    

    真正的“中國精英知識分子”一直在為民請命，捍衛民權，但他們無暇也不屑作秀，更不會象劉曉波這樣成為“監獄的貴族”，媒體的明星。流亡海外的民運志士比如“六四暴徒”孫立勇，一直在為大陸的民主憲政而默默奮鬥，即使寒磣度日，也矢志不渝，還慷慨解囊；在大陸的則要麼病體纏身，要麼在窮困中度日，亦或象力虹一樣已被迫害致死。

    

    無論如何，他們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足以映照出劉曉波不是以“良知及道德的使命感巍然而立”，而是以名利之心在諂媚暴政，迷惑世人。他在中共的法庭上聲稱沒有敵人，稱贊迫害他的紅色奴才；但自從他當選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後，盛雪、曾錚、還學文等數位人權捍衛者，獨立知識人要麼被排擠，要麼自動退出，有的則被剝奪入會權，而他們都有“高貴的傲骨，亮麗的良知和神聖的尊嚴”。這是為什麼？難道因為會長是“良知的天使”？人品如文品，只要把他們的文章與劉曉波的一比，就不難得出相反的結論。

    

    劉曉東出面發起批評劉曉波的公開信是因為她象我一樣從六四以來就是中共反對派的一員，我們瞭解劉曉波的所言所行及其惡果。如果他真的是在捍衛百姓的人權，而不是個人的特權，我們肯定也會象為魏京生、熱比婭、高智晟、陳光誠等一樣為他鼓掌。

    

    可惜在過去的21年裡，他在我們面前的表演實在拙劣，我們一直盡可能躲著，但現在無處可逃，除非我們放棄關心中國。

    

    八九學運時，我已在德國留學。六四屠城後，我象別的海外留學生一樣投身抗議活動，我還加入過六四流亡者和海外華人創辦的以終結一黨專制為宗旨的民運組織。1996年，我獲得德國文學博士後，海歸不成，留在海外；2002年，我的第二次海歸失敗後，我才投身網路上的文化中國，致力於驅除馬列，弘揚中華。

    

    我對劉曉波沒有好感，也不感興趣，雖然我贊成劉曉東們的公開信，但沒有簽名。劉曉東們因為對劉曉波的抵制遭到公認的流氓李建強（劉路……）和李劍虹（小喬）的謾罵，二李被稱為劉氏筆會的“哼哈二將”。而在紐約法拉盛還召開了由“共運領袖”呂京花領唱《同一首歌》的慶祝大會。既然如此，那我當然要支持挨罵的劉曉東們，況且他們能以理服我，而不是象“哼哈二將”一樣只會謾罵。

    

    劉曉波對中共偶像魯迅的推崇和對中華文化的誣蔑包括他的“三百年殖民地”謬論都值得我抨擊。為了聲援大陸民眾，我多次無償演講，自費參與，但他演講，“一是自我感覺好，二為了掙錢，不給夠一小時多小錢，我就不去。錢是一種自我評價，有了一定數量的錢，你的生命也就隨著開放到一定的廣度”。而且他還坦誠，“語言如果可以過關，中國會和我根本沒有關系。我最大的悲哀就是因為語言的局限性，還不得不為中國說話，我是在與一個非常愚昧、非常庸俗的東西對話，這種對話只會使自己的水平越來越低”。就是說，如果他能象我一樣用外語發表詩集，撰寫博士論文他根本不會關心中國。所以， 我覺得有義務把他的中共特色加以剖析，讓讀者看看劉曉波是否是“中國捍衛人權的傑出人士”（徐友漁）。我願意調查自2003年以來我被動獲知的與劉曉波領導的筆會相關的醜聞。

    

    2010年炸藥獎頒發後第二天，就有網文《褻瀆諾貝爾和平獎的代價》指出，“從08憲章開始，中共就在樹立自己的‘異己’，以打壓真正的維權人士和人權鬥士，並利用這些所謂的‘異己’在國際社會為其塗脂抹粉，混淆視聽。比如劉曉波以一個‘異己分子’的身份要稱中共的監獄是那樣的人道，就是這出戲的真實表演。”與此同時，還有人透露，劉曉波入獄後，還從《民主中國》獲得年薪23,004美元等等。

    

    我願意竭盡所能去調查與劉曉波相關的傳言，中共勢力是否象傳說中的那樣通過劉曉波們霸占了各國納稅人用來支持傳播普世價值的資金，以封鎖真正關心民眾疾苦的仁人志士的聲音。以德國之聲為代表的西方媒體如此，已經得到證實，以《民主中國》為代表的中文媒體是否亦然？

    

    無論如何，我都會竭盡所能支持無權無勢的中國草民抵抗暴政，而絕不為共產“精英”吹喇叭！

2010年冬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