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六四而反共

1988年，我花費當了一年半德語導游的全部積蓄（四、五百元外匯券）買到一張東德機票時，還不知道這一去我會變成反共作家，從而有國難歸，成為流亡華人中的一員，嘗到剪不斷的鄉思。

當初我乘坐東德的航班抵達東柏林時還相信“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而現在柏林牆早已倒塌，我則得出“沒有共產黨才有新中國”，分裂和出賣祖國的正是中共。

在我目睹柏林牆兩邊的對比和海峽兩岸華人的區別，耳聞“黨媽媽”血腥鎮壓同齡人和扭曲真相後，我不僅認出中共是吃人的狼外婆，也從此走上文壇。

2003年我發表第四本德文詩集《雪女》後，便開始藉助互聯網為文化中國添磚加瓦，幾乎忘記我身在德國科隆。

2008年我才發表德文詩集《天目》。這次的插圖是旅澳國畫家章翠英的仕女圖，而過去的插圖都是由西方藝術家專門創作的版畫，已去世的德國畫家印門朵夫(Immendorff)也曾為我插圖。《法蘭克福匯報》因此評論說，《天目》是我的“政治宣言”，因為章翠英曾遭中共殘酷迫害……其實不然，我只是對章翠英的仕女圖一見鐘情，更何況她既是同胞同輩，還是同性同修。而我的“反共宣言”則於2001年就發表在第二本詩集《金蓮》里了。2008年5月底德國西部電視台（WDR）來採訪時，我還特意找出來在鏡頭前朗誦。

印門朵夫們算我的父輩，都對我有提挈之恩，尤其是杜塞道夫美院的院長呂沛知(Lüpertz)。是他們把我領進了歐美藝術界，他們的經紀人還在我第一次海歸不成後，做了我的擔保人，讓我得以以詩人身份留在德國，而不用受政治避難的煎熬。但我對在大陸舉辦的他們的畫展卻毫無幫助。有十年時間（1992-2002）我象蜜蜂一樣在他們中穿梭，雖然我的追求與他們相左。如果說他們都在展示自己的能力，那我則在揭示上帝的神力。

上網後，我才明白身為華人的使命，尤其是當清水君（黃金秋）、楊天水、郭飛雄、力虹（張建紅）等中華好男兒都被共黨非法關押後，我更覺得我天生就是中共的掘墓人。

我身在科隆卻一邊藉助網路、電話向大陸同胞傳遞真相，一邊向西方人推廣展示中華文化的神韻。2008年神韻在杜依斯堡演出時，我呼喚了三十個西人前去觀看，其中包括《天目》的出版人。我希望與我有緣的西人都能分清中共與中國、中共黨文化與中華古文化，知道《明鏡》周刊披露的“黃色間諜”是馬列子孫，而非中華兒女，知道漢人與藏人等各民族都是中共的受害者。德國藏人協會集會聲援大陸藏人抗暴，我也盡可能去參加，去幫大陸同胞要求“同樣的世界，同樣的人權”！從我第一次去波恩中共大使館前抗議六四屠殺以來，我在海外參加過的和平抗暴活動不計其數。我還特意讓人幫我做了一個“沒有人權　沒有奧運”的標語牌。

科隆是北京的友好城市。當我去市政府建議科隆市長不要去北京襯托中共奧運時，接待我的市政府官員還不以為然。然而當我在2008年5月召開的“抵制奧運還是照常營業”的討論會上再見他時，卻從科隆經濟局長的發言中獲知，科隆市長已於4月在各方壓力下取消了去參加奧運開幕式的打算。

2008年六四紀念日我則在家趕寫題為《用天目審視北京奧運》的德文報告，以此告訴德國人中共政權在用坦克鎮壓了民眾的呼聲後已演變成了威脅世界的紅色納粹。北京奧運象當年的柏林奧運一樣是納粹們用來欺騙世界、展示強權的宣傳秀。

這是我自2007年夏天以來寫的第七篇抵制中共辦奧運的德文講演。這還不是最後一篇。最後一篇會為八月九日由國際大赦在科隆市中心舉辦的以“給人權的金牌”為題的活動而作。

 

2008年6月於萊茵河畔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