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心被洋紅衛兵誤導

 

二零零九年十月，我主動代替被中共囚禁的大陸同行去法蘭克福書展與中共代表唱對台戲。在書展上聽到了因反文革而坐紅牢的王容芬的講演，也在展廳里碰到了因反六四屠殺而坐紅牢的莫莉花。我們雖然都在抵制中共，但各自忙於扮演承擔的角色，沒有機會深談。在與莫莉花的交談中，我提到了蘇曉康的文章《女人一臺戲 ─“六十年”評說的一個側面》，因為這篇文章促使我意識到：文革親歷者美國人卡瑪在她拍攝的八九紀錄片《天安門》（一九九五年）和文革紀錄片《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二零零三年）中無視柴玲們是被殺者，宋彬彬們是殺戮者， 貶低了柴玲們的功勞，淡化了宋彬彬們的罪過……

中共雖買到了作最大的國際書展的主賓國的資格，但各界獨立知識人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都在書展上抵制人權惡棍的宣傳秀。中共駐德大使吳紅波則在書展後借德國二台播放的一個嘲諷中國人權狀況和盜版現象的節目，在中共媒體上掀起了又一場紅色風波，繼續混淆中共和中國，強行代表中國人民，宣傳愛國主義或曰民族主義……共產筆桿子總想把共產專制和自由民主的矛盾用什麼“美蘇爭霸”等形形色色的紅色術語加以掩飾和轉嫁。德國各界的親共人士也紛紛配合，其中不乏被稱為六八年人的德國毛份子或曰洋紅衛兵，他們與卡瑪有不少相似之處。

因此，我樂於寫出我對卡瑪的最新看法，因為卡瑪惡意剪接柴玲講話內容以及捏造文革史專家王友琴的話來為自己、為宋彬彬開脫是必須正視的事實。我也樂於“對歷史盡責”，寫下我對“歷史中的女人”—宋彬彬、王容芬和柴玲的評價，以抵制卡瑪的粉紅宣傳。

文革罪惡不容粉飾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歲的王容芬在紅色恐怖中用生命挑戰毛澤東，以給毛寫公開信的方式指出文革“是一個人在用槍桿子運動群眾”並表示“我鄭重聲明：從即日起退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那時我剛半歲。在我記憶中，毛澤東死前十年就是“憶苦思甜”、“批林批孔”和“工業學大慶， 農業學大寨”之類的愚民運動。所以，我看影片《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時，覺得不錯。幸好後來我有幸獲知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等相關史料和《也談宋彬彬的不懺悔》等相關文章，我才從根本上認識到文革的罪惡和紅衛兵的暴行。

王容芬的事跡和作品則進一步促使我認識到毛澤東的紅衛兵與希特勒的青年團相似。二零零八年，她又在網上發表公開信，敦促胡錦濤“否定毛澤東思想，接受《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設立反人類罪法庭，宣佈紅衛兵為反人類暴力組織，將文革罪犯及頂風作案復闢文革的現行反人類罪犯押上法庭，繩之以法。”

當我瞭解了文革的真實情況後，再回頭看卡瑪的電影和網站，便看出《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是在用紅衛兵的年輕無知來淡化文革的罪惡。卡瑪的所作所為與紅衛兵的命名者張承志倡導的所謂“青春無悔”堪稱異曲同工，都是在粉飾中共的血腥史。

好在歷史的義工王友琴收集了足夠的史料證實影片的主人公之一宋彬彬是“惡之花”，她親自參與了紅衛兵的反人類罪行。時任北大女師附中語文老師的林莽親眼見證了卞仲耘被宋彬彬們毆打致死。當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在妻子被打死後，到北師大附中討說法時，見他的紅衛兵頭目中就有宋彬彬。王先生保存了他當年請這些負責人留下的簽名。而毆打不是自發的，是革委會組織的。林先生兩次被提審時，宋彬彬都在場。網上大俠螺桿在相關評論中則透露，在“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號召“堅決徹底乾凈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於中共中央台廣播後第二天，北師大附中就貼出了“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的大字報，領頭署名的就是宋彬彬。

影片《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給宋彬彬們提供了面對歷史的機會，但他們卻只為自己辯解，避而不談他們各自所在的五所中學里都有老師被學生活活折磨致死。宋彬彬就讀的北師大女附中，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帶頭打死了副校長卞仲耘。 在宋彬彬於八月十八日登上天安門城樓向毛澤東敬獻紅袖章並因此被改名為“宋要武”後，北京女三中的校長沙坪，從十九號起被毆打，旁邊還跪著一大片老師，打到二十號中午全校鬥爭會上，就被活活打死了。卡瑪的學校打死了美術老師陳葆坤。李南央的學校打死了語文老師孫迪。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北京打死了一千七百七十二人。主要都是中學生紅衛兵打死的。但是親歷者卡瑪不僅在文革紀錄片里迴避了如此史無前例的罪惡，反而讓拒絕懺悔，不敢見人的宋彬彬們（在影片中宋是黑面）為自己開脫。給毛澤東帶上紅袖章的中學生宋彬彬成了文革紀錄片中的演講者，而在文革中用退團信抗議毛澤東並因此遭受迫害的大學生王容芬卻沒被採訪。或許卡瑪不知道王容芬的英雄事跡，但她卻認識當年也象宋彬彬一樣就讀於北師大女附中的文革史專家王友琴啊？ 

卡瑪在採訪中表示，“我問過王友琴，關於宋彬彬所在的師大女附中打死女校長的事，王友琴在這個問題上調查是最深入的，我問宋彬彬參與了沒有，她說沒有。”對此王友琴在接受同一個記者採訪時說：“我看到網上您和卡瑪的對話，她提到我說了‘沒有參與’，很覺得奇怪。……應該說明，卡瑪在製作她的電影時，並沒有向我問過任何問題。在她的電影上演並且受到觀眾的質疑後，她才在回答你的提問時引用我來作辯護。”卡瑪為什麼要撒謊？她具有記錄片製作人應有的道德感、公正性和歷史觀嗎？

從個體抗議到集體抗爭的兩代人

一九八九年，文革年代出生的柴玲們自動匯集在紅衛兵被組織起來接受毛檢閱的地方，象王容芬一樣公開對獨裁者表達了自己的訴求。八九一代在天安門廣場上要自由，反腐敗，展現了與當年紅衛兵截然不同的獨立意志、自由思想。

那時我已在德國留學。我所獲知的信息主要來自德國媒體，讓我記憶猶新的是對吾爾開希的報道和柴玲在六四屠殺後的哭訴。人無完人，天安門一代肯定有缺點，但他們勇於帶頭反抗中共暴政的行為代表了正義，不容質疑，值得謳歌。天安門一代的《絕食宣言》是中華兒女英勇抵抗馬列專制的歷史文獻，二十年後讀來還能打動我心。那些詆毀他們的文字，包括貶損柴玲的《末日幸存者的自白》只會引起我的反感。

柴玲在六四屠殺前留下的五二八採訪更表現了她的真誠、勇氣和對共產專制的深刻認識，象王容芬一樣是同代人中的佼佼者。與柴玲同齡的我，在六四屠殺前，堪稱共產愚民，絕對說不出柴玲在二十前就得出的結論，“我想最終的就是推翻這個沒有人性的，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反動的政府，而建立一個人民自由的政府，而讓中華人民真正地站起來，讓一個人民的共和國真正地誕生。”多虧天安門一代的抗爭和奉獻，令中共在世界上暴露了凶殘的本相。六四屠殺後，我才逐漸認識到共產黨是紅色法西斯，比德國法西斯更壞更狡猾。

然而，這樣難得的肺腑之言卻居然被《天安門》剪接得來讓觀眾對以柴玲為代表的天安門一代產生了負面印象。而從自由的台灣投入共黨懷抱的侯德健倒在《天安門》中成了正義的代言人！這豈不是在篡改史料，混淆是非？就憑這點就足以證實卡瑪缺乏歷史紀錄片製作人應有的職業道德。更何況《天安門》完全忽視了柴玲們在險惡環境中的道義承擔。 

卡瑪的紅色劣跡沒法否認，她的表弟陽和平在不經意間證明王容芬說卡瑪是毛份子沒錯。發表在大陸的一家毛派網站的陽和平文章透露， “卡瑪比我大三歲。我小時崇拜她，敬佩她。文革初期，十四歲的我還和她一起到山西的陽泉煤礦串聯。她那時是我的啟蒙人。我們那幫學生們在礦里‘煽風點火’，幫著礦工中的造反派反抗礦領導，和保皇派工人辯論。我們也幹了一些過激的事，如一起闖入一位礦領導的家，搜尋他為了整造反派工人而搞的‘黑材料’。”

屬於文革一代的螺大俠氣憤地表示，“卡瑪的無恥，在於她對文革沒有正確認識，在於她的影片沒有揭露文革的慘烈野蠻，如果她沒有參加文革，不是文革當事人，而且是不瞭解中國的外國人，這都情有可原。恰恰相反，她覺得自己‘青春無悔’，文革只不過是一種全民瘋狂的鬧劇，她覺得很好玩，很浪漫，很值得幸福回憶。” 螺大俠還撰文論述了“卡瑪的《天安門》的解說詞是甜砒霜”的原因。幸虧我有機會讀到文革一代中的有識之士的作品，否則，我也會被粉紅宣傳迷惑。 

卡瑪可以誤導不知情的觀眾，但誤導不了有知識有道德的中外人士。比如美國的一位檢察官哈裡斯（ Benjamin Harris）則因此要求追究打人殺人的宋彬彬們的責任。 

柴玲被迫起訴卡瑪是正當自衛，在我看來也算是八九一代在美國抵制紅色滲透的另一種方式，可以震懾濫用言論自由的土洋魯迅徒們，起到傳播真相的作用。而王容芬等文革一代的佼佼者則有助於我們在各國抵制紅色滲透。

無論多少文人墨客聲援卡瑪，但再生花的妙筆都改變不了兩個事實：卡瑪在《天安門》中惡意剪接柴玲訪談起到了醜化柴玲，貶低天安門一代的作用；《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則通過“惡之花”的自我辯護產生了掩蓋文革罪惡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