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沛文集

           陳光誠的妻子袁偉靜在丈夫被抓14天時曾發表致胡溫的公開信，向胡溫提出一系列問題，其中之一就是“誰在製造這樣的人間悲劇？”        類似的問題我在德國經歷六四屠殺時也提過，並且為解答相關疑問而特意改攻哲學。我為自己找到答案後，也一再告誡世人中共及指導它的馬列主義是萬惡之源，可惜我的言論屬被中共封鎖的信息。大陸象座大監獄是我出國後才意識到的殘酷現實。當我身在其中時，幾乎沒有感覺；在我嘗到了自由的甜頭後，則寧可流亡，也不願自投監獄。所以，我非常贊賞那些身在大陸，不用出國就能逐步認識到大陸的黑暗並用愛心給這座史無前例的監獄帶來光明的同胞。而眼盲心明的陳光誠令我尤其感動。    見陳光誠生活在臨沂地區我自然會聯想到孟良崮戰役。1947年，抗日名將張靈甫因中共間諜劉斐的出賣在孟良崮陷入二十萬共軍的重圍。陳毅用“人海戰術”，就是說逼著士兵往死里沖，直到張靈甫的七十四師糧盡彈絕，全軍殉國。這場戰役一舉扭轉華東戰局，為中共顛覆中華民國立下大功。正是在這個被中共譽為具有“紅嫂精神”的“革命老區”發生的侵權事件特別慘無人道。想來這與中共在這些地區把中華正統的價值觀“仁義禮智信”破壞得尤其嚴重密切相關。要知臨沂在歷史上曾出過王羲之、顏真卿等文化名人。        《臨沂野蠻計生事件文集》里揭露的黑幕對於生活在大陸之外的我一點也不陌生。因為一直有東西方的仁人志士在抨擊此類惡行。比如，2003年學成回國，遭中共綁架並在一年後才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12年徒刑的清水君。        清水君是象陳光誠一樣生長在山東鄉下的七十年代生人。他在其大陸生活回憶錄里講述過如何成了“計生委”惡行的見證人。那時他還是個10歲的孩子。因為看熱鬧，誤入一個大院，被告知“這里本來就是專門打人的地方，你自己闖進來找打”，而事後獲知這個大院是計劃生育委員會！瞭解內情的親戚告誡他說：     “他們打死人很正常的！在計劃生育處理上，是沒有憲法不講人情的，打死了白死，最多給一點錢，那還得是家屬在上面多少有關系的。而且，計劃生育工作每個幹部都有份，我也曾經半夜三更帶治安聯防隊去摸崗，把平時逃跑、過年偷偷回家的違反計劃生育分子堵在家裡抓走罰款；如果找不到他們，就砸破他們的門窗，把所有值錢的東西都沒收，用推土機把房屋全部鏟倒，再把他們親的近的抓起來罰款。”       

         引子        胡佳妻子曾金燕在2006年4月18日的博文中問：        “今天是陳光誠被非法軟禁第195天后失蹤的第38天，陳光誠的妻子目擊丈夫被警察帶走。也是沒有任何法律手續、法律文件，警察不但沒有給家屬任何說法，還把陳光誠的妻子軟禁切斷與外界的一切聯系——陳光誠消失了，陳光誠妻子的聲音也被消失了。僅僅因為陳光誠的妻子在遠離首都北京的農村生活嗎？”        我想回答曾金燕，陳光誠和他妻子的聲音都沒有消失，有心為他們發聲的人不止我一個。但面對大陸層出不窮的侵權事件尤其是蘇家屯這樣的紅色集中營的存在，海外民運各方包括大紀元記者都在忘我工作，而我自從2002年獲知中共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後，就再也沒有象過去一樣度過假。        2006年5月“六四屠殺”促成的民主中國陣線將在柏林召開大會，希望在納粹和共產黨的發源地構建一個平臺，一來凝聚中國民運各方力量，二來讓世界瞭解中國的維權運動，以加速中共的瓦解，迎接民主中國的到來。大會內容：民運團體單獨會議、行動協商；探討東歐民主化對亞洲和全球民主化的影響；中國和亞洲民主化的回顧與展望；文革40周年紀念研討會等。我是這次大會的義工，忙於各種準備工作，包括給現任教宗寫信……        盡管如此，我還是樂意接受大紀元的委托，用我的文字和方式來提請人們關註被山東省政府非法關押的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我已從大紀元處獲得38萬字之多的《臨沂野蠻計生事件文集》，希望我在研讀了各方對陳光誠的評價後，能將真實的陳光誠呈現給讀者。        為什麼無心戀愛        西歐現在是復活節。我和一位嫁給白人的好友在電話上互相祝願時，她希望我象她一樣過上幸福的小日子。我笑答，我為她能嫁到西歐而感到高興，但我的心思不在生兒育女上，現在更是連赴追求者約會的時間都沒有。一般人在我謝絕赴約後，多半就不會再理睬我。瓦慈是個例外。他是在胡錦濤來德國時，我外出和胡唱對台戲時看上了我。幾個月來，我不知拒絕了他多少次邀請，但他還未善罷甘休。好友問我是否覺得他配不上我。我趕緊回答不是。事實上，瓦慈的條件很好，這位高大開朗的牧師長我三歲。他聽了我在抗議胡錦濤的集會上的演講後，就表示贊賞我信仰“真善忍”，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這以後他便開始把我推薦給能請我講演的機構，就是說，瓦慈作為牧師瞭解共產黨

         每次面對現實，反省來路，我都會得出人命天定的結論，因為我的理想不是當詩人或作家。        作為文革同齡人，我在四川生活到二十二歲。出國前，我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雖有個性，但還未觸及中共，我沒感到不自由，也不覺得受到迫害。我對大陸現狀的不滿就是嫌髒和人多。    與黃翔（1941-）相比，這顯然與出身和年齡有關。比我大二十五歲的黃翔從小就因出身遭受打壓，而我作為共幹子女在沒有冒犯“黨媽媽”的前提下，雖然也沒有人權，但卻擁有特權。        我爸是“大老粗”，但我媽喜歡古詩，我們家的藏書除了父母單位發的毛選外，就我媽的幾本按朝代分類的古詩集。現在想來，這幾本詩集對我影響深遠，還有我媽教我讀過的李白的《將進酒》。不過我是在十七歲後才開始寫詩，作為八十年代的大學生我在學校時也讀過所謂的“朦朧詩”，不過除了《致橡樹》外，我都讀不懂。我自己之所以開始寫詩，是為了表情達意，讓讀者明白我的心意，就是說，我那時的詩歌多是情詩。在我收讀一個名叫國慶的北大研究生的情書後曾寫到：        十.一        自從一隻白鴿    傳來了你的信息    十.一不再是    飄飄的紅旗        面對一片天藍的墨跡    只想拉著那隻握筆的手    共登香山    看那楓葉翩翩        1988年，我自費到西德留學，因為我畢業於四川外國語學院德語系，在校四年和當導游的一年裡認識了不少西德人，其中一對夫婦視我如女，是他們作為經濟擔保人幫我辦理的自費留學。        我當時傾其所有買了一張機票，就是為了趕到西德和他們一起過聖誕節。我到了西德後的見聞和經歷，尤其是“六四”屠城促使我的思想有了一個巨大的飛躍。在“六四”之前我不關心國家大事，腦袋裡只有兒女情長。這之後我不僅改學哲學，而且開始發表作品。        當黃翔在大陸為了表達自己的心聲，六次入獄的時候，我得以在德國文化界的鼓勵下“自由地思想、自由地創作、自由地表達”。我的第一本詩集是我二十七歲時，在德國北威州文化部的贊助下發表，而我的德文詩集全由功成名就的畫家插圖。當我1996年博士畢業發現已無法再回大陸生活時，得以憑德文作品以作家身份獲得在德國的居留權，2003年清水君被捕後，我才想起申請德國護照。        我的德文處女作1989年六四

        以血淚史《靜水流深》為代表作的曾錚電郵一篇千載雲對我的評論《從“朦朧詩人”到“清醒作家”- 徐沛女士》https://www.epochtimes.com/b5/5/12/27/n1168669.htm。 文為知音寫，能得到大陸同修千載雲的理解和贊賞讓我十分快慰。我坐在德國走上中文網後便難以自拔可不就是為了各方有緣人。        卍        千載雲提到了八十年代盛行的“朦朧詩”，並把我看成了“朦朧詩人”。其實在詩歌界，“朦朧詩人”特指北島等一批中共國同齡人。這批參加過“文革”，也多下過鄉的作家七十年代末在北京創辦了雜志《今天》，用以發表自己的作品，有意無意地開始對抗中共的“文化專制”。不久，《今天》便在中共鎮壓西單民主牆時被取締，而這卻大大助長了發表在《今天》上的詩歌流行於世。十年後，六四屠殺發生時，北島已因此成為朦朧詩人的代表正在海外訪問。因反對屠殺北島被迫流亡歐美並有幸重新出版《今天》。我在大學時代（1983-1987）就熟識的張棗是其作者和編者之一。        我和這批“朦朧詩人”一樣流亡海外，我對他們也有所瞭解和接觸，但他們中的“清醒作家”應該是楊煉，而不是我，因為我和他們無論從哪方面看都有很大的距離。他們對我也幾無影響，我也讀過他們的作品，尤其是張棗的詩歌，可惜我多半過目即忘。讓我至今還有印象的是舒婷的《致橡樹》，因為這首詩表達了她的愛情觀或曰人生觀。橡樹象徵愛人，與之並肩而立的是女性的象徵木棉樹。舒婷是唯一留在中共專制下的“朦朧詩人”，現在已算中共花瓶，當初這首詩讓我琢磨了很久。我很難想象自己能作木棉樹。我覺得自己象只啄木鳥，哪棵樹需要我，就落下啄一啄。我在大學時代就開始寫詩譯詩，但從未想到自己會因對六四屠殺的憤怒而在異國登上詩壇，而且還得以靠此申請德國護照，以唾棄中共匪照。        真情實感    善心美意    忍耐半天    神奇落地        是我2005年替人題詩時對寫詩的心得體會。我的詩都很簡短，因為我推崇古詩。可惜我接受的是中共的赤化，學的是殘體字、背的是黨八股，17歲後又主要以外文為業，沒有機會背誦古詩、鑽研格律。但我喜歡讀古書，因為我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寫照。“此花不與群花比”就出自李清照的詞。我讀過的古詩古詞不少，可惜只能記住符合我心意的片言只語，比如，李白的“生者

     我不認為三八婦女節和我有什麼關系，但有網友黑眼睛祝我節日快樂。那一年我滿三十八歲時，也有朋友們祝我生日快樂。我超然度日卻不脫離現實。所以，只要可能，也會打電話去祝一位比我小兩歲多的雅女生日快樂。我倆的笑談在她的兩個小孩的鬧聲中結束。         聽雅女說我還象三十年前她剛認識我時一樣天真爛漫，我開心地笑了，哪管她是褒是貶，因為返本歸真是我的心願。依她之見我已變成了“三八婆”，而我還記得一首被紅色滲透了的四川兒歌：      菜籽結果果 豌豆開花花 雞公車呀嘰哩咕嚕 貨郎賣貨到鄉下呀 樂壞了我的好媽媽 她挑紅撿綠 挑紅撿綠 要把我打扮成一朵花 哎呀呀好媽媽 不是女兒不愛花 給我扯尺老藍布 我要縫張圍腰帕 放學回來舍 就好種莊稼         這首兒歌現在看來算“不愛紅妝愛武裝”在兒歌中的表現，但對我似乎沒什麼毒害，因為我小時既愛花，也愛勞動。現在則樂於帶著一顆童心讀書和筆耕。        我十七歲開始主要讀德文書，堪稱讀了萬捲書，行了萬里路，八八年後主要在西天漫游，用德文筆耕。2008年出第五本德文詩集，標題《天目》表示這本詩集和煉法輪功密切相關。我也是煉了法輪功後才看上中文網的，因為以前我畏懼電腦，也沒耐心打寫中文。曾藉口我是古董和游魚拒絕上網。    哪知沒有比互聯網更迅速更便利的大眾信息傳播方式。互聯網讓獨裁者恨之入骨，卻讓我飽嘗甜頭。2003年上網後，我得以與遠在馬來西亞的清水君交流。他是我上網後結識的第一位同行。我們都反對中共獨裁，蔑視偶像魯迅，但他是無神論者，而我卻信神疑鬼。本來我比他大八歲，可他卻叫我妹妹，我加以質問，他則驚訝地反問，難道女人不都希望自己年輕嗎？並繼續大叫我妹妹，直到他回國後在中秋節打來電話祝我快樂。這以後他就被中共逮捕。因為他呼籲，我結交了更多的網友，其中有位因清水改名小溪。是小溪讓我聯想到我何嘗不是欣欣向上的浪花？         三十五歲時，我自比悟空，寫出以此為名的第三本德文詩集後，想變只海龜回大陸隱居校園，因為我在西天上下求索，四處尋覓，變來變去都不滿意。工夫不負有心人，我在東土如願以償，喜得真經。可謂朝聞道，夕可死！自覺自願地戴上了“真善忍”的緊箍咒後才心滿意足，總算能心平氣和地過日子了。我儼然成了唐僧，只想打坐念經，然而師父說，修煉人得做好本職工作。既

   含著眼淚讀完李銳之女李南央《我有這樣一個母親》後，我百感交集。我不僅為作者對害人精般的母親的真誠和孝心所感動，更是因為作者無意間助了我一臂之力。    作為六四屠城後便反共並從此登上文壇的我，在獲得博士學位後，一直有心報效中國，無奈不能接受中共的領導，為中國在中共向前（或錢）看的號召下變得慘不忍睹而痛心，不能同流合污也不願因此而失去人身和思想自由。    我自願流亡海外，但卻擺脫不了鄉思。這種困境我曾在一篇小議中國革命一百年的短文中如此描述：獨自在一個綠茵茵的大草坡上，觀看白天鵝在湖裡嬉戲，腦子里突然冒出一句“帝國主義夾著尾巴逃跑了”的中國話來大煞風景。幾次興致勃勃地走在林蔭道上，耳里卻冷不丁地響起紅歌“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出國後我往腦袋裡塞了四種外文，但它們趕不走在我小時候被灌輸的一大堆假大空的紅色宣傳。每當我悠閑自得的時候，它們就跳出來象冤魂似地纏著我，讓我不得安寧：父輩們拿著步槍趕走了帝國主義的目的，就是讓他們的兒女幾十年後不辭辛勞，不擇手段，赤手空拳地追到帝國主義家裡，死皮賴臉地留下不走？才子們心甘賣春卷，佳人們情願啤酒肚……夾著尾巴做人的是誰？    這時再收讀一封母親的來信，對我來一番“黨啊，親愛的媽媽”般令人惡心的紅色宣傳，我便會七竅生煙。除了把好不容易盼來的家信撕成碎片用以息怒外，我還幾次決心把我對中共和母親的深惡痛絕公之於眾。只因生活在自由的歐洲，我更樂於用外文宣揚被中共幾乎鋤了根的中國文化（儒釋道），而不願去面對我解決不了的共產現實問題，所以常常是寫幾筆出出氣就繼續只求眼不見心不煩。    我曾因“毛主席萬歲”而作《妓女萬歲》。在這篇名為《妓女萬歲》的文章里我無意真寫妓女，只想表達在以母親自居的中共天下，妓女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如果說陳獨秀當年還要自己掏錢去逛窯子，那麼到了毛澤東等人則是父母們被迫出錢，兒女們賣身投靠，只不過煙花巷變成了中南海，肉欲的宣泄和濫施的權欲交織在了一起。就是說我在借妓反共。本來我還想借母親批中共。因為她總想以母親的名義剝奪孩子們的自主權，以母愛之名行恐怖之實，跟共產黨一模一樣。但我媽媽還算不上害人精。我曾去圖書館查閱有關江青、王光美和葉群的資料，看夠了中共內幕的勾心鬥角，得出中共黨史也和別國共史一樣是一部血腥的互相殘害史。成員們全都既是受害者又是害人者。從上到下幾乎全是

我身處德國都市堪稱現代女性卻象古代的中國文人一樣追求清高和田園風光，以致直到2003年我才發現互聯網上的中國風光，八個月來收獲不小。過去一到夏天，我就入鄉隨俗，跟德國人一起去海邊山上陶冶情操去了。從2003年起，我則為了網上風光，而繼續坐家，因為每從網上收獲一篇出自中國人的好文章，都會引起我的震動，在共鳴中深埋在我的中國心底的各種積怨才得以飛灰煙滅。這是十多年來歐洲風光和外文著述所不曾達到的奇效。    感謝李南央（李銳之女）的好文“我有這樣一個母親”，我終於寫出積壓心底的“母親是個害人精”而如釋重負。象所有生長在紅旗下的中國人一樣，我從小就受馬列毛澤東語錄的毒害而不知孔子的仁愛卻被迫在學校深揭猛批孔老二，到歐洲後接受了六四的洗禮和享受了思想的自由後我才得知中共不是中國，不是人民，而是一個魚肉中國人民，浩劫中國文化的獨裁政黨。    按照“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必須對給每個中國人都帶來了無窮災難卻以母親自居的中共加以揭露。讓中國人都能意識到這個聲稱“用乳汁哺育了中國人民”的“母親”灌輸給人民的實為毒汁，其毒何其深，何其廣，可謂無孔不入。更望大家認識到熱愛中國就必須反對中共，而要反共就得從清除自身的中共流毒做起。我相信只要中國人都開始講真話，都與人為善，都信奉孔子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而不無意造謠，讓從六四到法輪功的各種真相人所皆知，那麼中共這個靠暴力和謊言維持的極權暴政便會不攻自破。    我看到了希望也正在為此努力！羅瑞卿之女寫出了中共領導人家的不幸，李南央公開了中共筆桿子之家的苦難，一系列的中國兒女滿懷孝心流著淚水提供了中共是個害人精的罪證。我一直把我父親看作中共槍桿子，講出我的遭遇，一可算作補缺，二來我雖對今生的父母愛莫能助，但或許可以藉此喚醒別的受害者，也算問心無愧。    李南央父母是受共魔迷惑而自願投奔延安的五四青年（違背中國道德的無神論者），而我父母只能算在共軍已勢不可擋之時才加入其中的投機者。他們沒有“解放全人類”似的共產臆想，父親是為了逃婚，母親是為了謀生。所以在置身暴力中心的李銳夫婦因女方魔變而破家傷人時，我父母是無產階級專政下難得的患難夫妻。我母親在中共打四川時，家破父亡，被迫棄學參加“革命”工作，那年她才15歲。她和18歲尾隨共軍南下的父親婦唱夫和近半個世紀。她懷了至少七胎，活了五個，我是家中的老四，也是唯一的女兒。母

   力虹（1958-2010）在迫害中辭世時比我現在年輕兩歲，他2006年被中共囚禁前發表的最後一篇博文《四十年反控制散记》让我至今念念不忘。力虹在大學時代就因創辦詩社與詩刊遭到迫害，而我出國後通過六四屠殺才開始支持民运。力虹历经磨难，矢志不渝，求仁得仁。他应证苦难对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来说可以变成精神财富。我在六四屠 杀 后也曾加入海外的中国民主阵线，但很快就因不愿沾染共產恶习而 远 离政治组织和中国人群，毕竟我只愿当个追求清高以便回归净土的文人。    我主张文人不相轻卻因反共而四处不讨好，不过我可以自豪地说自己做到了不轻视同行也因此获益不少。    作为在文革中生并在六四前就离开大陆的中国人，2003年上网前我不曾意识到自己多么幸运。我在大陆时因父母是干部，不曾象黑五类或农民子女一样受到社会歧视，而父母多子，我是独女，所以也不曾体验重男轻女的性别歧视。如果我生在五十年代，即使父母是干部也会象魏京生们一样被迫中断学业，即使能象《鸿》的作者一样学习外语也不能自由地和外国人交友，我也因此没得政治恐怖症、劳改后遗症等大陆知识分子的通病。总之，能象我一样轻松自由地走进小中大学校门并走出国门的大陆人似乎不多。    本来1949年后大陆人一入学就被赤化异化，而非文化（当动词用），但因为我从小喜欢听故事，勤学好问“十万个为什么”，所以，还是能在中共大力扼 杀 文化、文人所造成的沙漠里找到文化基因，毕竟上下五千年留下的文化宝藏遍及各个领域，无法全部销毁。即使是在中共严格控制的教材里也会出现《桃花源记》等古典名篇。尤其是1983年我考上外国语学院后，不仅开始读外文书，还爱上了《红楼梦》。不过我在大陆生活了22年的最大收获就是打下了使用三门语言的基础。    八十年代起尤其是六四屠城后大陆人以各种方式逃离“动物农场”来到自由世界后，多因不会外语而受到挫折和限制，而我却能直接进入德国大学并走上德语文坛。按发表处女作的时间来看，我该1989年起算文人。因为从那以后我不仅是个“会做文章的读书人”，而且既能把自己的道德情操诉诸笔端又能身体力行和言传身教。而《道德经》从一开始就成了我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也因此我一直以中国文化的代言人和活载体自律。    与生活在中共暴政下的大陆作家相比，我最大的幸运则在于我不仅能直接了解被五四人奉为导师的马克思、尼采等西方末流才子，也能

       據報導當一名外國女記者問江澤民如何看待那位六四後被捕的女大學生遭共警輪姦的惡行時，他居然回答說，這位參加和平請願的女大學生是暴徒，所以被輪姦是“罪有應得”。江澤民的這番鬼話已不再令我震驚和氣憤，因為我早已得出江澤民是個披著人皮的惡魔。同時這也是中文內涵被篡改的又一範例，因為罪有應得的非江澤民之流莫屬。        眾所周知，是六四的坦克碾過了無數熱血之軀，把共產惡魔在中國的第三個代表江澤民推上了中共政權的核心。六四的數百萬參與者要麼死傷要麼流亡，要麼象上述女大學生慘遭迫害，要麼違背良心矢口否認。就這樣一個禮儀之邦在暴力、謊言和恐怖三座大山的壓迫下淪為了假惡鬥的險地。        物極必反，九二年興起的法輪功給大難不死的數千萬中國人帶來了莫大的福份，在他們獲得身心健康的同時，也重新樹立了對神佛的信仰。“真善忍”的大法大道讓以江澤民為首的共產惡魔做賊心虛，在六四的第十周年開始全面迫害修煉法輪功的老百姓，手段之殘酷無與倫比。然而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法輪功學員不僅沒有象八九民運一樣被鎮壓下去，相反更加舉世矚目，遍佈全球，也攝服了我這個一直對神佛畢恭畢敬的女人。        在此我只想談談罪有應得的傳統意義。這個成語與中國古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都源於構成中國文化（儒釋道）之一的佛學（釋），在民間被簡稱為因果報應。即使中共篡權後對宣揚因果報應的各種傳統文藝作品用“迷信”的罪名加以詆毀和取締，並未能將這種世俗化了的對神佛的信仰斬草除根。我雖生於文化大浩劫中，卻仍然能從小耳濡目染禁而不止的“迷信”活動。當然我是到了西方後才得以從理性上瞭解和認識被愛因斯坦等科學家視為明燈的佛學。中國古書都飽含佛學道理。馮夢龍還專門針對岳飛等歷史人物的事跡闡述了六道輪回。遺憾的是這樣的知識不為在中共專政下受了無神論毒害的中國知識分子所接受。        鴉片戰爭後，面對西方列強的欺凌，中國知識分子不好好向內找，卻試圖靠西方技術和學說來解決自身的問題。在他們“砸爛孔家店”時，也失去了自信心和信神心。本來中國歷史上從天子到黎民百姓少有人不敬神不畏天。締造了天朝盛世的明君聖主比如梁武帝（464-549）更是虔誠的佛教徒。在強烈的功利心下五四知識分子迎來了共產主義或曰共產魔鬼，開始大肆在民眾中傳播無神謬論和暴力邪說。        共產魔鬼在

       2007年3月我在美國時，中文媒體報道說原中共駐澳大使傅瑩有望出任中共外交部副部長。時逢希望之聲電台的一個節目邀我去做嘉賓，在現場直播室里，當女主持人問我怎麼評價傅瑩時，我把她和張戎相比並脫口而出，她們倆在我眼裡一個是女英雄，一個是女狗熊。說完我才發現自己犯了一個語法錯誤，這也算是邯鄲學步的一個表現吧，畢竟我從十七歲起主要使用外文，而非中文。        有位美籍華人聽了上述脫口秀後對我表示，“女狗熊”也好，“母狗熊”也罷，都是侮辱性的詞匯，在美國不能使用……我不以為然，只有站在中共的立場才會覺得我侮辱了傅瑩，而我之所以成了流亡作家，就是因為我不會隱瞞自己的看法，我打心眼裡瞧不起謊言連篇的中共及其黨員。不過經她一說，我倒覺得我侮辱了狗熊，因為沒有狗熊會象中共黨員一樣睜著眼睛說瞎話。既然如此，那就乾脆稱傅瑩為中共女奴好了，以示她和張戎等中國女人的區別，再加上她起著粉飾暴政的作用，說她是中共花瓶也不錯。        2007年4月我回到德國後獲知，傅瑩被任命為中共駐英大使，就是說這下她完全可能在倫敦碰上張戎，至少她不得不面對張戎—這位名揚全球的中國女人的影響力。        張戎有意在中共駐英大使館的附近舉辦其專著《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的首發式，並對前來捧場的英國各界要人表示她這麼做是因為她已擺脫了剛到倫敦時對中共大使館的恐懼……張戎對我認清中共幫助不小，我真希望她也能促使傅瑩翻然悔悟。        無論如何，我很樂意把我對她們倆的看法寫出來，以促使讀者認清中共的邪惡本質，擺脫中共黨文化的束縛，尤其希望女讀者們做中國女人，不做中共女奴或中共花瓶。         因陳用林獲知傅瑩        我第一次聽說傅瑩是因為原中共駐澳的外交官陳用林於2005年起義時，曾反擊過傅瑩對他的惡毒攻擊。    時任中共駐澳大使的傅瑩指責陳用林貪婪，並以威脅的口吻說：如果他在澳大利亞尋求庇護得到批準，將打開出逃澳大利亞的洪水大門。對此陳用林駁斥到，如果他貪婪的話，他就根本不用出走，中共現在有這麼多的腐敗官員，他呆在這個培養腐敗官員的溫床體制內，正好可以賺取更多的利益。他正因為看不慣這個專制、腐敗的權利機構的運作，選擇了跟這個專政體制訣別。否則，他怎會支持民運和同情法輪功，又怎會冒著生命危險而出走。傅瑩扣在他頭上的大帽子，最適合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