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戎與傅瑩的異同

   

   2007年3月我在美國時，中文媒體報道說原中共駐澳大使傅瑩有望出任中共外交部副部長。時逢希望之聲電台的一個節目邀我去做嘉賓，在現場直播室里，當女主持人問我怎麼評價傅瑩時，我把她和張戎相比並脫口而出，她們倆在我眼裡一個是女英雄，一個是女狗熊。說完我才發現自己犯了一個語法錯誤，這也算是邯鄲學步的一個表現吧，畢竟我從十七歲起主要使用外文，而非中文。

   

   有位美籍華人聽了上述脫口秀後對我表示，“女狗熊”也好，“母狗熊”也罷，都是侮辱性的詞匯，在美國不能使用……我不以為然，只有站在中共的立場才會覺得我侮辱了傅瑩，而我之所以成了流亡作家，就是因為我不會隱瞞自己的看法，我打心眼裡瞧不起謊言連篇的中共及其黨員。不過經她一說，我倒覺得我侮辱了狗熊，因為沒有狗熊會象中共黨員一樣睜著眼睛說瞎話。既然如此，那就乾脆稱傅瑩為中共女奴好了，以示她和張戎等中國女人的區別，再加上她起著粉飾暴政的作用，說她是中共花瓶也不錯。

   

   2007年4月我回到德國後獲知，傅瑩被任命為中共駐英大使，就是說這下她完全可能在倫敦碰上張戎，至少她不得不面對張戎—這位名揚全球的中國女人的影響力。

   

   張戎有意在中共駐英大使館的附近舉辦其專著《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的首發式，並對前來捧場的英國各界要人表示她這麼做是因為她已擺脫了剛到倫敦時對中共大使館的恐懼……張戎對我認清中共幫助不小，我真希望她也能促使傅瑩翻然悔悟。

   

   無論如何，我很樂意把我對她們倆的看法寫出來，以促使讀者認清中共的邪惡本質，擺脫中共黨文化的束縛，尤其希望女讀者們做中國女人，不做中共女奴或中共花瓶。

   

   

因陳用林獲知傅瑩

   

   我第一次聽說傅瑩是因為原中共駐澳的外交官陳用林於2005年起義時，曾反擊過傅瑩對他的惡毒攻擊。

   時任中共駐澳大使的傅瑩指責陳用林貪婪，並以威脅的口吻說：如果他在澳大利亞尋求庇護得到批準，將打開出逃澳大利亞的洪水大門。對此陳用林駁斥到，如果他貪婪的話，他就根本不用出走，中共現在有這麼多的腐敗官員，他呆在這個培養腐敗官員的溫床體制內，正好可以賺取更多的利益。他正因為看不慣這個專制、腐敗的權利機構的運作，選擇了跟這個專政體制訣別。否則，他怎會支持民運和同情法輪功，又怎會冒著生命危險而出走。傅瑩扣在他頭上的大帽子，最適合她自己戴。

    

   陳用林認為傅瑩一來是在公然向澳洲政府施壓，二來也表明傅瑩對中共政權已沒有信心，否則，她怎麼會擔心會有更多的人脫離中共暴政。

   

   在我獲知這個為了阻撓陳用林獲得政治庇護而顛倒是非的中共女大使後，特意查閱了傅瑩的來歷，發現她和張戎有好些相似點。

   

   傅瑩的父親曾任內蒙古軍區宣傳部副部長，張戎的父親曾任四川省宣傳部副部長，她們倆都是文革時遭受迫害的中共高幹之女。“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傅瑩被迫中斷學業，同時因父親蒙冤被打為“黑幫”而受到歧視。當時只有十三歲的她便開始協助母親操持家務、帶著兩個年幼的弟弟生活在困苦中。她十七歲時就不得不到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對這段經歷她曾公開表示：“我覺得那三年真的很艱苦，而且當時年齡也比較小。這三年當中體驗了什麼是飢餓，什麼是勞累，什麼是身體的極限。” 

   

   1973年，傅瑩和張戎作為工農兵學員，分別進入北京外國語學院英語系和四川大學英語系。

   

   鄧小平上臺後，傅瑩象張戎一樣被中共選派赴英國留學。張戎獲博士學位後便拒絕回國為中共效勞，並於九十年代發表英文自傳《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The Wild Swans )，敘述她、她媽媽和外婆三代中國女性所經歷的社會變遷，尤其是在共產中國所遭受的人間疾苦。該書在全球銷售突破一千萬本，應該沒有別的中國人寫的書如此暢銷。

   

   2005年，張戎又與英國夫婿Jon Halliday合作《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將十多年的研究成果呈現書中，讓世人瞭解以毛為首的中共如何害人奪權，謀求私利。張戎保守估計，在共產中國慘死的中國人至少有七千萬，遠超過蘇聯或納粹德國屠殺的人數，可惜，許多中國人卻被中共赤化，還被蒙在鼓裡。

   

   該書一周之內便躍居英國非小說類排名榜之首。隨後又獲得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非小說類排名狀元。

   

   而傅瑩在英國獲得碩士學位後繼續為中共效勞並深得器重，1999年，當傅瑩被任命為菲律賓大使時，曾在採訪中表示“家務我基本不管，對丈夫對孩子我欠的較多。”這是優秀共產黨員的特色，為了黨務，可以犧牲家務。傅瑩也得以於2004年升任中共駐澳大利亞大使。

   

   傅瑩剛上任不久，原貴州師範大學法學院院長袁紅冰就借出訪澳大利亞之機在悉尼申請政治庇護，以便發表秘密創作的四部作品，其中《自由在落日中》就描述了蒙古民族的苦難。而傅瑩是蒙古族人，和袁紅冰一樣，在五十年代初生於內蒙古呼和浩特市。

   

   袁紅冰就陳用林起義發表致傅瑩的公開信，表示“據傳傅瑩女士履任以來，或勤勤懇懇，奔行於社區；或孜孜不倦，進出於官場。所行所為，盡是替中共粉飾，為暴政塗脂。陳先生用林乃你之部下，部下尚能智舉，大使何不聰不慧至此？”

   

   袁紅冰在信中質問傅瑩“死於中共暴政的蒙古青年男女，在我的書中獲得永生。那些自由、美麗、高貴的靈魂，將從我的書中，向你講述蒙古民族的榮耀。只是不知，傅瑩女士以蒙古女兒之身，殷殷侍奉中共暴政於左右，你的心底可還有熱戀蒙古命運的激情，你的血中可還有屬於蒙古民族的殷紅？”

   

   當2005年六四之夜，袁紅冰於悉尼中共領事館外，哀悼十六年前死於屠城暴行的英烈時，“只見領事館鐵門緊閉，鐵門之後，鬼影憧憧，黑暗如磐，死寂似百年之墓地。當時當地，悲憫之情，萌發於心。”於是，他向使領館官員進言到：“中共獨裁行將就木，脫離專制，以保性命，此其時也。若遷延日久，待暴政崩潰之時，你等皆難逃為中共殉葬之命運。正所謂，茫茫苦海，回頭是岸；告別中共，可得新生。陳先生用林已有前例，千百官員應當效法智者於後。”

   

   陳用林在駁斥傅瑩時希望她急流勇退，曉明大義、遵循道義和良知，放棄仕途和奢侈生活的迷戀，加入背叛中共的隊伍，不再為虎作倀。

   

   在此我也希望傅瑩還能迷途知返，唾棄中共的三退人數正在逐日增長，2007年6月就快抵達三千萬，2020年8月已超過三億六千萬！

   

   

   二零零七年六月 於萊茵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