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沛文集

     2018年，獲得臺灣獎助金到臺北調研時，筆者首次經歷「二二八」和平紀念日。親聞「二二八」與「六四」被相提並論，產生疑惑，開始研讀「二二八」著述，因為1989年發生在紅都北京的六四屠殺促使剛到德國留學的筆者，為了明白共產黨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改修哲學。在德國參與六四屠殺引發的抗議時，首次接觸認同中華民國的歐洲居民，從此有幸閱讀來自臺灣的出版物。      首旅臺灣讓筆者體會到中华民国监察委员丘念臺（1894-1967）在「二二八」事发后提交的報告中所言「共党潜煽于内」与「如何令共党无隙可乘」至今是臺湾必须正視的现实與解決的難題，因此再次申請臺灣獎助金，共計在臺調研9個月。從親歷「二二八」71週年活動起，通過16個月的研讀，以及在臺拜訪相關人員，參加與「二二八」、「五四」及「六四」相關的活動，得以了解共產黨滲透臺灣的歷史與現狀。在2018年的調研結果《透過謝雪紅現象探討紅色恐怖與白色恐怖的異同》之基礎上進一步評介赤潮自「五四」以來對臺海兩岸的滲透與影響，希望有助讀者以史為鑒，抵制北京政權對世界尤其是臺灣的滲透與威脅，珍惜並捍衛臺灣的自由。   鑒於每個人都免不了受自我與思想維度的局限，在進入正題前，簡述相關的心路歷程，以便讀者理解事實陳述之後的價值評判。共產國際從1919年成立起，就系統地利用從電影到學術的一切手段，顛倒黑白，混淆視聽，而筆者從改修哲學到研究歷史，都是為了追求真相，抵制《共產黨宣言》1848年問世以來打造的紅色騙局，還原辛亥革命以來的中國歷史。 因「六四」開始追根溯源   1988年12月17日，好奇心與求知慾驅使筆者傾其所有，在北京登上一架東德航班，抵達東柏林機場。在黑暗中跟隨人潮進入燈火通明的西柏林，不知不覺就脫離奧威爾式的動物農莊來到讓人目不暇給的自由世界。目睹的鮮明對比與被中共灌輸的紅色宣傳正好相反，這一深刻印象伴隨筆者至今。半年後，北京政權在世界媒體的關注下公然屠殺和平請願的大陸民眾……這一切促使筆者開始關心與探索共產黨與天下事。   留學德國，有幸親歷柏林圍牆被人潮沖垮，培植中共的蘇共及其暴政在東歐與蘇聯被和平解體，逐步認識到共產黨是國際性的恐怖組織，在每個共產暴政下，居民都從小被灌輸同一系統的紅色謊言。   在四川上小學時，被要求背誦紅詩「周總理你在哪裡」，到德國後才獲知周恩來（1898-1976）在歐

  六四屠城二十一周年不久，有位上過中共全國通緝令的六四囚徒在網上自報中了美人計，引發爭議。 其實了解中共歷史的人都知道美人計是中共的一貫伎倆，不是什麼新招兒。1994年上映的電影《蝴蝶君》（ M.Butterfly）就是一位在北京中共產美人計的法國外交人員的夢魘。1964年，敬仰中華文化的法國青年伯納德·博斯考特（Bernard Boursicot）被派往法國駐華使館工作。象梅蘭芳一樣擅長花旦的時佩璞在中共的操控下，讓20歲的博斯考特迷上了他。常人難以想像時佩璞居然能讓博斯考特痴迷到相信他是女兒身，相信他們有了「愛情結晶」。法國政府的秘密文件就這樣源源不斷地經時佩璞抵達中共手中。1982年，博斯考特還把時佩璞和他們的「兒子」辦到了巴黎，好在法國警方不迷。當法庭向博斯考特宣布時佩璞是男人時，他拒絕相信。最後警方把他倆關在一間囚室，讓博斯考特自己去證實時佩璞是男是女。博斯考特面對真相，絕望地割喉自盡，被搶救過來。可惜這卻改變不了他中了美人計而淪為中共犧牲品的事實。1986年5月，博斯考特和時佩璞因向中共政府提供約500多份情報而被判處6年監禁。時佩璞已於2009年6月30日在法國去世，但博斯考特仍生活在中共的美人計給他造成的傷害中。 不過與博斯考特相比，另一個敬仰中華文化的美國人沙博理更可悲可嘆，因為他大半輩子都生活在中共的操控中，至今不知自己中了 美人計，淪為中共的寵物。自己坐在中共的牢籠中卻宣稱，「尤其是跟美國的生活比，我覺得還是我們好得多」。 1915年，沙博理出生在美國紐約。大學畢業後成為律師，二戰時應徵入伍，服役期間被派去學中文，結識潛伏美國的共產國際勢力。1947年沙博理帶著中共秘密黨員楊度的女兒楊雲慧的介紹信到了上海。用沙博理自己在2008年《南方人物周刊》採訪中的話說就是，「 一張三百元的小貨輪船票帶著我，從紐約經巴拿馬運河，抵達了中國。在一幢破敗的五層公寓樓『萬歲樓』的頂層，一個三十來歲非常漂亮的女人為我開了門，她穿著一身簡單的旗袍，高跟鞋，薄施脂粉。她就是鳳子」。 鳳子（1912-1996）原名封季壬，書香門第出身，可惜三十年代在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求學時，被共產國際間諜赤化，投身中共「文委」領導的紅色文藝。在當時的中國，有教養的女生是不當戲子，不上舞台的。封季壬改名鳳子的一個原因就是怕她家人知道她公然在洋劇（話劇）中表演令人不齒

  每個人每天都在選擇。吃什麼？幹什麼？文人則要面對讀什麼？寫什麼？ 有名的人，比如鐵凝，她的作品我不會讀。為什麼？因為我只讀自由思想者的作品，就象我不吃變質的食物一樣。 何以判斷鐵凝的作品不值一讀，很簡單，把 “ 鐵凝 ” 輸入谷歌，網上顯示的第一條是百度對她的介紹： “ 鐵凝，女， 1957 年 9 月出生，高中學歷， 1975 年 7 月參加工作，中共黨員， 1984 年成為河北省文聯專業作家， 1986 年出任河北省文聯副主席， 1996 年開始擔任河北省作協主席， 2006 年 11 月出任中國作家協會主席，中共中央候補委員。 ” 這就足以證明鐵凝是接受共產黨栽培的 “ 革命接班人 ” 。沒有獨立人格，談何自由寫作？ 因為 “ 鐵凝始終自覺地與黨中央保持一致，認真學習鄧小平理論和 ‘ 三個代表 ’ 重要思想，在工作和創作中自覺堅持黨的文藝方針政策 ……” 。因此，鐵凝 “ 為首批國管專家，終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 ，也是中共媒體大力宣傳的作家，以致身在德國的我知道她的名字。 鐵凝在共產中國吃香走紅，那麼，自由世界對她評價如何？把鐵凝的拼音輸入谷歌，出來的第一頁多是中共的外文媒體對她的報道和吹捧。德文媒體提到鐵凝則全與法蘭克福書展 2009 年相關，其中《明鏡》周刊的標題為《一個混凝土製成的微笑》，報道了對鐵凝的採訪。 “ 審查？什麼審查？ ”“ 藝術家在中國享有自由度大。 ” 鐵凝如此反問和回答德國記者，可人家不是傻瓜，知道大陸每年 600 多種書被禁止。在記者無疆界發布的世界言論和新聞自由度的排行榜上，大陸在 173 個國家中排 167 。至少有 40 位作者與記者因言獲罪，正在坐牢。記者還沒提因信仰法輪功而受迫害的龐大人群。 中共雖然派鐵凝帶了個 “ 百人團 ” 到法蘭克福書展搞 “ 宣傳秀 ” ，想證明共產中國強大和繁榮，但只能是掩耳盜鈴，丟人顯眼。對此中共的《環球時報》在其標題為《中德學者探討溝通 “ 密碼 ”— 中國在法蘭克福贏得理解》中自報其醜如下： “ 在書展期間，《環球時報》記者親眼目睹了德國電視攝影隊一言不發地沖入中國作協主席鐵凝在法蘭克福大學的講座現場，在鐵凝起身步出會場時，突然上前問她對中國異見人士坐牢的看法。對此，鐵凝回答說： ‘ 在中國，沒有人會因為寫作而坐牢。 ’ 據書展方稱，世界各媒體對主賓國

共產國際間諜史沫特萊以記者身份在民國活動了十二年。她歪曲事實，顛倒正邪，參與炮製的紅色頭銜有「左聯五烈士」、「民族魂」和「七君子」等。一九三一年四月，日本就有進攻蘇聯的打算，可是隨著史沫特萊直接參与的「西安事變」等的發生，戰禍就被轉嫁到中國。中日戰爭爆發後，「共匪」變成「八路軍」！ 鑒於紅色媒體還在不斷地歪曲事實，顛倒正邪，包裝小人，有必要在民國百年之際還原「七君子」沈鈞儒等的真面目。 沈譜坦誠，她父親沈鈞儒「的一生是和共產黨緊緊聯繫在一起的」。史料也證明從國民黨一九二七年認識到共產黨的危害開始清共起，沈鈞儒就站在了共產黨的一邊。一九三二年，沈鈞儒與陶行知等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後又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等共黨外圍組織，為處於國民政府圍剿中的共匪排危解難，「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讚揚」。一九三三年，沈鈞儒參與宋慶齡等發起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專門阻礙國民政府依法懲罰聽命莫斯科的中共地下黨員。 在「愛國」旗號下從事的違法活動最終導致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鄒韜奮、王造時、史良等七個「救國會」要人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被捕。 國民政府江蘇省高等法院檢察廳起訴沈鈞儒等被告「系共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阻撓根絕赤禍之國策」、「作有利於共產黨之宣傳」、「抨擊憲法，煽惑工潮」、「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勾結軍人，圖謀不軌」、「組織和參加以危害民國為目的的團體」等。這些指控現在已被歷史證明。 可是當時沈鈞儒們卻加以詭辯，當審判長說到抗日救國是共產黨的口號，說沈鈞儒是被共產黨利用時，沈鈞儒聲稱：「共產黨吃飯，我們也吃飯，共產黨抗日，我們難道不能抗日嗎」？「假使共產黨利用我抗日，我甘願被他們利用。」 事實已經證明共產黨沒有利用沈鈞儒們抗日，而是利用他們顛覆了新生的民主中國！對此毛澤東在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上批判彭德懷時自己泄露說：「我們就是要讓國民黨和日本人斗個你死我活，而我們從中發展壯大」。而曾擔任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的彼得 ·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則表示，「毛澤東在侵略者面前向後退卻，卻在乘中央政府和日軍衝突之機為自己漁利。在民族遭受災難，人民備嘗艱辛並作出不可估量的犧牲的時刻，在國家受制於法西斯分子的時刻，採取這種策略，豈只是背信棄義而已。毛澤東利用表面上正確的分析和共產國際的建議，以掩飾其破壞抗日統一戰線的活動。他口頭上說團結

  在德國獲得學位卻回不了自己的故鄉後，我開始研讀中國史料。最大的感慨是以魯迅為榜樣的筆桿子的無恥。他們像魯迅一樣違背 “ 仁義禮智信 ” 的傳統價值，顛倒黑白，欺世盜名。 1946 年，推崇魯迅的陳伯達（ 1904—1989 ）發表《中國四大家族》，對民國政要蔣中正、宋子文、孔祥熙和陳果夫家族竭盡誣蔑之能事，用惡毒的謊言為共產國際發射了一枚炸毀中華民國的重磅炮彈。 鑒於紅色媒體總是把民族敗類吹捧成君子，周恩來甚至被封為 “ 民國君子 ” ，我樂於向大家介紹被誣蔑的陳立夫。他不僅是正人君子，還像宋美齡一樣長命百歲。   書生報國 陳立夫（ 1900 - 2001 ）的叔叔是辛亥群雄之一陳其美（ 1878 - 1916 ）。陳其美、黃郛與蔣中正是 “ 桃園三結義 ” 的民國版。他們都推崇孫中山的革命理想 — 三民主義，為了實現民族獨立、國家統一和民主共和而出生入死。大哥陳其美被袁世凱視為眼中釘，在利誘不成後，將其暗殺。二哥黃郛（ 1880 - 1936 ）反對聯俄的策略，認為 “ 中日關系與中蘇關系比，無論如何不應該放棄日本這一條路 ” 。可惜黃郛早逝，與他志同道合的妻子沈氏三姐妹中的大姐沈亦雲在專著《亦雲回憶》中展現了這位第一代民國君子的風範。蔣中正通過大哥陳其美結識孫中山後彼此賞識。孫中山去世後，蔣中正後來居上，成為革命領袖。 1925 年，懷抱 “ 科學救國 ” 的陳立夫在美國留學時，眼見異邦的發展與建設，接受了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革命理想，申請加入國民黨。陳立夫獲得美國匹茲堡大學採礦學碩士後返國，哥哥陳果夫（ 1892-1951 ）力主他聽從蔣中正的召喚，去廣州擔任這位黃埔陸軍官校校長的辦公廳機要秘書，獻身國民革命。陳立夫放棄自己當工程師的理想，從此像他哥哥一樣忠心耿耿地輔佐他們心中的革命領袖蔣三叔。 1926 年，陳立夫赴任後，發現蔣中正有時脾氣很壞，特別是對軍人。所以，他就對蔣中正說： “ 如果有人對我發脾氣，我會立刻辭職。 ” 蔣中正在其合作的 25 年裡尊重他的人格，沒有對他出言不遜。 陳立夫在其自傳《成敗之鑒》中表示， “ 假如我來寫中國近代史，我一定要這樣說：對於中國的統一及廢除不平等條約等等艱巨事項，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蔣先生個人的功勞 ” 。這是那時中華志士的共同理想，也是他們效忠蔣中正的原因。 1992 年，

  1911年辛亥革命以來中國的歷史由至少五代人譜寫。 1949年前的三代 以林覺民（1887－1911）為代表的上世紀80後為了實現三民主義的革命理想前僕後繼，壯烈犧牲，創建中華民國。與他同齡的蔣中正算為了實現三民主義而浴血奮戰的第一代。在美國獲得工程學位歸國的陳立夫 (1900－2001)則屬第二代。他們認為三民主義集各種主義之所長，合乎中國文化道統之精神，能夠救中國。所以，為了維護民族和國家的利益，以三民主義為政綱的國民政府在北伐成功後像以前的軍閥一樣實行根絕赤禍之國策，但共產國際卻繼續派遣史沫特萊等間諜到中國赤化民眾，滲透各界，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的邪惡信仰，哄抬魯迅等民族敗類，誘惑青少年參加紅色團體，濫用民主自由，危害中華民國。不少受五四狂人魯迅等影響的“新青年”被共黨欺騙而誤上賊船。 以陳立夫為首的民國政要從“禮儀廉恥”的傳統倫理出發促使約一萬五千餘認賊作父的“新青年”改邪歸正，加入國民黨，成為第三代民主志士。他們為抵制外敵內奸，嘔心瀝血，可惜他們沒能守住大陸，好在保住了台灣。從臺海兩岸的歷史和現狀可以輕易得出中華民國才是華人的自由家園，而中共在大陸顛覆中華民國後，用接二連三的“運動”害死至少八千萬居民。大陸人至今生活在謊言和恐怖中。 屬於第三代的王若望（1918－2001）年輕時反對國民黨，經歷重重魔難後才在晚年認同中華民國。這也表明王若望確實追求民主自由，只不過選錯了船。他當年反對的國民黨及其掌舵的船（中華民國）即使面對中共的威脅也已實現民主憲政。 1949年後的二代 對王若望而言這無疑是場悲劇，但他的生平和作品像三十年代的留學生鄭念（1915－2009）及其自傳《上海生與死》一樣有助後代瞭解共產黨的邪惡，明白一個真正追求自由民主的愛國華人無法與共產黨和平共處。 早在1993年王若望就告誡世人，“指望中共自我完善，主動開放黨禁、報禁，就是對中共的頑固本質缺乏理解的表現，是一種一廂情願的幻想！特別是八九年的民主運動，上萬學生苦苦哀求（有一幫人是長跪不起），要求中共首腦接受最起碼的和解條件，而回答學生們的請願是坦克、是機關槍的大屠殺。” 八九民運的主力軍是生長在中共極權專制下成長起來的大學生，他們算王若望的下一代。享受“離休老幹部”特權的王若望支持八十年代的大學生討還被中共剝奪的人權而被中共再次投入紅牢。王若望讓劉曉

  想起今生的父母，想起與他們的緣分，我就會想起先父閱讀《金陵春夢》的情景。 槍桿子的無奈 我今生的父親（1929 - 2008）是山西洪洞人。1947年隨共軍南下打到民國的西康省後負傷轉業，否則，他就可能像別的戰友一樣被聽命斯大林的毛共派到朝鮮去給金日成當炮灰。1956年他在被中共撤消的西康省與生母自主結婚。在極權專制的非正常社會中，先父母同甘苦共患難了52年。先母去世僅四個月，先父就隨她而去。 先父只上過私塾，從農村加入共軍，有幸生還後轉業到地方，雖然名義上是“國家幹部”，其實不過是被共黨剝奪了人權的槍桿子。即使先父只是個芝麻官還是免不了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打聾一隻耳朵。 1985年，戈爾巴喬夫出任蘇共總書記，先父卻主動離休，雖然他才56歲，比戈氏只大兩歲。先父雖然被紅色宣傳騙上賊船，淪為共黨的槍桿子，但他遵守私塾傳授的傳統道德，人性沒有被黨性扼殺。有天府之國之稱的四川在共黨的獨裁下從1958年開始鬧飢荒，一直持續到1962年，餓死上千萬人。被共黨剝奪家產的先母娘家人因是富農在四川農村倍受歧視，但卻沒人在這場史無前例的大飢荒中喪生，就與先父不無關系。先父對妻子的恩愛，對先母娘家的接濟尤其是外婆的孝敬有口皆碑。雖然先父母都從青少年時代起就被捲入紅潮，算共黨暴政得以運轉所需要的螺絲釘，但與人為善，樂於助人是他們共同遵守的傳統道德，這是先父與共黨的筆桿子比如《中國四大家族》的炮製者陳伯達的區別，他的一生也因此比他們幸運多了。 筆桿子的悲劇 陳伯達（1904-1989）1927年加入中共後被派到莫斯科接受培訓，從此淪為共產筆桿子。1939年，他被時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的毛澤東看中，調去任其辦公室副秘書長，也即毛的秘書。 毛共在國際共特、蘇聯軍援和謊言炮彈的協助下篡奪了抗日果實，取代了1947年民選的民國中央政府後，陳伯達當過馬列紅朝的宣傳部副部長、科學院副院長及《紅旗》雜志總編等要職。代表作為《論毛澤東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的結合》，淪為吹捧毛的奴才，炮製了不少共產垃圾包括《毛澤東選集》。 1951年陳伯達一家就尾隨毛澤東入住皇宮中南海。 1966年，毛發動破壞中國文化的“文革”，成立“中央文革小組”，陳伯達出任組長，為掌權的副組長毛妾江青撐門面。盡管如此，1970年毛就聲稱，“我跟陳伯達這位天才理論家之間，共事三十多年，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