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人計與沙博理（Sidney Shapiro）

 

六四屠城二十一周年不久，有位上過中共全國通緝令的六四囚徒在網上自報中了美人計，引發爭議。

其實了解中共歷史的人都知道美人計是中共的一貫伎倆，不是什麼新招兒。1994年上映的電影《蝴蝶君》（ M.Butterfly）就是一位在北京中共產美人計的法國外交人員的夢魘。1964年，敬仰中華文化的法國青年伯納德·博斯考特（Bernard Boursicot）被派往法國駐華使館工作。象梅蘭芳一樣擅長花旦的時佩璞在中共的操控下，讓20歲的博斯考特迷上了他。常人難以想像時佩璞居然能讓博斯考特痴迷到相信他是女兒身，相信他們有了「愛情結晶」。法國政府的秘密文件就這樣源源不斷地經時佩璞抵達中共手中。1982年，博斯考特還把時佩璞和他們的「兒子」辦到了巴黎，好在法國警方不迷。當法庭向博斯考特宣布時佩璞是男人時，他拒絕相信。最後警方把他倆關在一間囚室，讓博斯考特自己去證實時佩璞是男是女。博斯考特面對真相，絕望地割喉自盡，被搶救過來。可惜這卻改變不了他中了美人計而淪為中共犧牲品的事實。1986年5月，博斯考特和時佩璞因向中共政府提供約500多份情報而被判處6年監禁。時佩璞已於2009年6月30日在法國去世，但博斯考特仍生活在中共的美人計給他造成的傷害中。

不過與博斯考特相比，另一個敬仰中華文化的美國人沙博理更可悲可嘆，因為他大半輩子都生活在中共的操控中，至今不知自己中了 美人計，淪為中共的寵物。自己坐在中共的牢籠中卻宣稱，「尤其是跟美國的生活比，我覺得還是我們好得多」。

1915年，沙博理出生在美國紐約。大學畢業後成為律師，二戰時應徵入伍，服役期間被派去學中文，結識潛伏美國的共產國際勢力。1947年沙博理帶著中共秘密黨員楊度的女兒楊雲慧的介紹信到了上海。用沙博理自己在2008年《南方人物周刊》採訪中的話說就是，「 一張三百元的小貨輪船票帶著我，從紐約經巴拿馬運河，抵達了中國。在一幢破敗的五層公寓樓『萬歲樓』的頂層，一個三十來歲非常漂亮的女人為我開了門，她穿著一身簡單的旗袍，高跟鞋，薄施脂粉。她就是鳳子」。

鳳子（1912-1996）原名封季壬，書香門第出身，可惜三十年代在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求學時，被共產國際間諜赤化，投身中共「文委」領導的紅色文藝。在當時的中國，有教養的女生是不當戲子，不上舞台的。封季壬改名鳳子的一個原因就是怕她家人知道她公然在洋劇（話劇）中表演令人不齒的角色。鳳子在生活上也象江青、韋君宜等深受五四「新文化」影響的新青年、新女性一樣，實踐共夫共妻的杯水主義。中日戰爭在共產國際間諜地挑動下爆發後，江青尾隨昔日情夫黃敬（俞啟威）投奔延安，鳳子則到了昆明，進入西南聯大。其時鳳子的伴侶是在西南聯大執教的孫毓棠（1911-1985）。但這並不影響她與有婦之夫曹禺發生關係。王先金在《曹禺的婚戀始末》中甚至寫道，鳳子「好像犯『花痴』」。

在國民黨主導的抗日戰爭勝利後，鳳子在中共的安排下，以《新民報》特派記者的身份，與國民黨接收大員湯恩伯一起乘飛機首批抵達上海，投入中共滲透國統區的紅色宣傳工作。當沙博理找到她時，鳳子剛在上海中共組織領導下開始主編紅色刊物《人世間》。其時共產國際間諜路易·艾黎也在上海從事非法活動，也成為沙博理的朋友。

從中共媒體對沙博理的採訪，比如《我的中國：翻譯家沙博理》（央視國際 www.cctv.com 2006年04月26日） 中不難了解沙博理如何在鳳子的影響下借美國人和律師的身份協助共產國際滲透和顛覆中華民國。沙博理自己承認，「原來就看她外形很好看，後來也慢慢地知道，她幹的是什麼了。一個年輕女孩子，搞那麼危險的工作，很不容易，所以我就首先是佩服她這個人」。鳳子當時已經三十五歲，比沙博理至少大三歲，可是這個情場老手居然會讓沙博理視她為「年輕女孩子」。以馮亦代為首的紅色卧底則於1948年在上海《文匯報》上製造鳳子將和美國律師沙博理結婚的輿論，促使語言不通的兩個人結婚。沙博理後來回憶說，「只是說話並不太方便，她的英文水平跟我的中文水平差不多，她是破英文，我是破中文」。

沙博理在1997年鳳子死後寫作的《金婚別》中表示，鳳子介紹他「認識了幾個地下黨的領導同志，他們在上海做文化工作。我開始明白革命的大道理，也參加一些革命工作。比如，把國民黨當局要抓的同志藏在我們家裡；讓地下黨的同志在我們家用短波偷聽延安的廣播；與《密勒氏評論報》的舒子章一起，幫助學生出一個進步的英文雜誌，在我的辦公室秘密安排，把孫夫人宋慶齡領導的中國福利會的一些藥品送到解放區，等等。」

中共中央電視台則在上述採訪節目中宣稱， 「1948年5月16日兩人在上海文藝界朋友的幫助下結婚了。在親密愛人鳳子的影響下，沙博理不僅理解了革命，還以他律師的身份做掩護，使地下黨避開了當時國民黨特務監視的目光」。沙博理自己在採訪中說：「國民黨不能夠隨便來，查我們的房子什麼的。此外呢，我自己那個辦公室，一個律師辦公室，在高樓大廈里，相當講究了，好像很紳士的樣子。下班了以後，從解放區出來一些人，跟我們上海做地下工作的人，在那開過會」。在中華民國的天下，居民享有人權，警方不能隨意闖入民宅，所以，共產國際得以濫用中國的自由從事支持用暴力顛覆民國政府的共產恐怖主義活動。1948年的11月，沙博理夫婦在共產黨的安排下搬去北平。

中共在各國共產黨徒地支持下打敗中華民國後，沙博理和鳳子參加過中共的開國大典。沙博理從此定居北京，成為中共用高薪奉養的幾名「外國專家」。這位支持中共的律師變成聽從中共領導的翻譯，專門搞對外宣傳，1956年就在美國出版第一部謳歌共產黨的譯著《新兒女英雄傳》。沙博理遵照中共的意志翻譯了大量的紅色宣傳品，其中包括鄧小平的女兒給六四屠夫立的偽傳。

籠中鳥

在中共餓死了幾千萬中國人後的1962年，中共賞賜給沙博理一家三口一個剝奪來的四合院。受寵若驚之餘，沙博理申請成為中共的臣民。1963年，經周恩來批准，享受特權的沙博理加入紅色中國籍。沙博理從1971年起可以每兩年去美國一次，路費由納稅人報銷。1979年他第四次去美國時才能帶上鳳子。

從沙博理的紅色傳記《我的中國》中可以獲知，「由於鳳子，我才能適應並且心滿意足地生活在中國，她已成為我的中國。鳳子，Phoenix，鳳凰，我愛上了鳳，也愛上了龍。了解和熱愛中國龍，使我更加熱愛和珍視我的中國的鳳。 

    鳳子在我的文學翻譯中，在我的寫作中，在我的國際活動中，都給了我非常大的幫助。她使我加深了對中國人民的愛和對中國文化的欣賞。我深深地感激她」。

就是說，中共通過鳳子利用沙博理對中華文化的一往情深成功將他套上了馬列政黨踐踏中華文化的戰車，讓他不知不覺地成為中共黨文化的傳播者，因為他自己承認，「政治方面，馬列我並不是太懂，可是中國文化、歷史、藝術，這些方面我很喜歡。」沙博理住在北京的四合院里，全然不覺自己錯把霸佔中國害死八千萬中國人的赤龍當成了中國龍。1983年沙博理作為高幹離休後，被中共任命為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以來，一直連任。

從沙博理的講述中，明言人也能看出中共如何禍國殃民。沙博理在上述《南方人物周刊》的採訪中表示，「 在我眼中，50年代初期的北京無與倫比，沒有哪個城市比它更富於中國傳統，古老，威嚴，優雅。有石獅子守衛的王公住宅，十字路口繪有美麗圖案的石牌坊、木牌坊。整個城市包在一重厚厚的帶雉堞的城牆中間，在一定的間隔處設置有厚重的、飾有大銅釘的結實大城門，上面是用磚瓦蓋頂的城樓要塞」。最後他卻表示，「現在中國的物質文明是上去了，但精神文明卻落後了，官僚資本主義、貪污腐敗，罪行每天都可以在報上看到。」

綜上所述，身為紅色娘子軍的鳳子嫁給沙博理必定需要得到中共的指示和批准。種種跡象表明鳳子對沙博理的感情很成問題。1950年1月，沙博理和鳳子唯一的女兒亞美出生，但中共派兵支持金日成攻打南韓後，1951年鳳子參加了第一屆赴朝慰問團。鳳子不恨共產黨強迫中國人給金日成當炮灰，卻仇恨支援朝鮮人反對金日成紅色恐怖的美國人，並遷怒沙博理。可是中共需要沙博理出面誣衊美軍在東北搞「細菌戰」，沙博理「揭露美帝侵略」有功，因此鳳子無法拋棄沙博理。而1937年就加入中共的美國人馬海德（1910-1988）也勸告鳳子說：「沙博理是愛你的呀」！這可能是沙博理日後為馬海德作傳的原因之一。

鳳子也象所有的擁共和親共的文藝界人士一樣受過迫害，況且她與江青在上海共過事，彼此知道底細。毛妾江青當道時，鳳子被批鬥、坐牢、進五七幹校，受盡折磨、摧殘。1976年才回到北京。其間，沙博理對她一直不離不棄。沙博理得以倖免，是因為中共需要他翻譯《水滸傳》。另一位因嫁楊憲益而與沙博理一樣淪為紅色翻譯的英國人戴乃迭則坐了三年紅牢。

1993年10月，鳳子因撰寫《迎接金婚——八十自述》而第一次提到她的洋丈夫，雖然離金婚還有五年。她在此文中說， 「我們愛過，怨過，只有今天才似乎有所相知。才相互了解彼此的為人、脾性、喜、怒、哀、樂。漫長的歲月，戰爭，『運動』一次又一次的磨難，人的性情有時幾乎被扭曲了。直到今天，我們似乎才發現彼此的長處和弱點。」對此沙博理在上面提到的《金婚別》中表示，「我想起在我們婚後所有這些年的生活中，在她這篇回憶錄之前的任何文章中，她從來沒有提到過我。當她寫到我們一起做的許多事情當中的某件事情時，我簡直就不存在。」

與韋君宜（1917-2002）相比，鳳子對她投身中共的反華事業幾無反省，也因此得以當上中共劇協書記處書記。她去見馬克思後，中共在《封鳳子同志生平》中宣稱:「封鳳子同志是有名戲劇家、作家，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鳳子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象鳳子這樣聽從中共領導的筆杆子沒有資格當戲劇家和作家，因為獨立、自由是每個藝術家和作家的追求。但毫無疑問鳳子算中共的優秀黨員。象她這樣用美貌和才能令一個美國人臣服中共的女共產黨員畢竟不多。如此成功的美人計在中共的歷史上罕見，值得披露。前事不忘，後事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