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人的追求

 

1911年辛亥革命以來中國的歷史由至少五代人譜寫。

1949年前的三代

以林覺民（1887－1911）為代表的上世紀80後為了實現三民主義的革命理想前僕後繼，壯烈犧牲，創建中華民國。與他同齡的蔣中正算為了實現三民主義而浴血奮戰的第一代。在美國獲得工程學位歸國的陳立夫 (1900－2001)則屬第二代。他們認為三民主義集各種主義之所長，合乎中國文化道統之精神，能夠救中國。所以，為了維護民族和國家的利益，以三民主義為政綱的國民政府在北伐成功後像以前的軍閥一樣實行根絕赤禍之國策，但共產國際卻繼續派遣史沫特萊等間諜到中國赤化民眾，滲透各界，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的邪惡信仰，哄抬魯迅等民族敗類，誘惑青少年參加紅色團體，濫用民主自由，危害中華民國。不少受五四狂人魯迅等影響的“新青年”被共黨欺騙而誤上賊船。

以陳立夫為首的民國政要從“禮儀廉恥”的傳統倫理出發促使約一萬五千餘認賊作父的“新青年”改邪歸正，加入國民黨，成為第三代民主志士。他們為抵制外敵內奸，嘔心瀝血，可惜他們沒能守住大陸，好在保住了台灣。從臺海兩岸的歷史和現狀可以輕易得出中華民國才是華人的自由家園，而中共在大陸顛覆中華民國後，用接二連三的“運動”害死至少八千萬居民。大陸人至今生活在謊言和恐怖中。

屬於第三代的王若望（1918－2001）年輕時反對國民黨，經歷重重魔難後才在晚年認同中華民國。這也表明王若望確實追求民主自由，只不過選錯了船。他當年反對的國民黨及其掌舵的船（中華民國）即使面對中共的威脅也已實現民主憲政。

1949年後的二代

對王若望而言這無疑是場悲劇，但他的生平和作品像三十年代的留學生鄭念（1915－2009）及其自傳《上海生與死》一樣有助後代瞭解共產黨的邪惡，明白一個真正追求自由民主的愛國華人無法與共產黨和平共處。

早在1993年王若望就告誡世人，“指望中共自我完善，主動開放黨禁、報禁，就是對中共的頑固本質缺乏理解的表現，是一種一廂情願的幻想！特別是八九年的民主運動，上萬學生苦苦哀求（有一幫人是長跪不起），要求中共首腦接受最起碼的和解條件，而回答學生們的請願是坦克、是機關槍的大屠殺。”

八九民運的主力軍是生長在中共極權專制下成長起來的大學生，他們算王若望的下一代。享受“離休老幹部”特權的王若望支持八十年代的大學生討還被中共剝奪的人權而被中共再次投入紅牢。王若望讓劉曉波相形見絀。他針對《末日幸存者的獨白》發表《關於八九民運的反思—與劉曉波先生的“對話”》，指出劉曉波顛倒黑白，成了延長中共壽命的“特技氣功師”。劉曉波中諾獎後，此文在網上流傳。諾和獎的光環促使世人更能看清以劉曉波為代表的異議名人實乃違背道義的政治投機者。 

曾“拒絕犬儒，拒絕合作”的艾未未應該比被他稱為劉無敵的諾和獎得主有影響力。鑒於艾未未也像與互聯網一起成長的第五代一樣在唱《草泥馬之歌》，我才註意到他的父親艾青（1910－1996）與王若望的異同。他倆像陳寒波（1921－1952）一樣在上世紀三十年代被紅色宣傳誤導，上了賊船。他們為共黨顛覆中華民國出過力，然而在馬列中國他們卻飽受迫害。不同的是王若望老來幡然醒悟，與中共決裂，而艾青的作品像他的遺體一樣被蓋上了中共的血旗。艾青包括其誕辰100周年紀念日都被中共利用來搞紅色宣傳。

陳寒波則不到三十歲就看穿中共殘民禍國的真面目，並逃亡香港。他被共特謀殺前，在其自傳《我怎樣當著毛澤東的特務》中坦誠“是在半嚇半騙下被迫成的”。艾青的名字也作為“文運同志”出現在陳寒波的自傳中。陳寒波的心路歷程也折射了王若望與艾青的共同經歷，“我從小酷愛文藝，美術，尤其愛好詩歌和戲劇，我所以在少年時代便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完全是因為愛好文藝、美術，因而，參加了左翼文運團體，跟隱蔽在團體內的共黨‘文特’，‘藝特’結了不解緣，致在不知不覺中投進了共黨的組織。那曉得參加組織後不久，便在組織命令下被迫放棄了自己所喜愛的東西，而擔任了勾心鬥角的組織工作、和其他許多的冒險活動，精神上，十幾年來都沉浸在矛盾痛苦中。而自一九四九年後，這種內在的矛盾底痛苦，更發展到了最高峰”。  

可惜林昭（1932－1968）發現誤上賊船時已無法逃亡。1957年，林昭像1500名北大師生一樣被打成右派，遭到迫害。1960年林昭被捕入獄，她在非人的獄中用自己的鮮血寫道：“我們的青春、愛情、友誼、事業、抱負、理想、幸福、自由，我們之生活的一切，這人的一切，幾乎被摧殘殆盡地葬送在這污穢不堪罪惡極權制度的恐怖統治之下”。

違背天理人倫的紅色軌跡

王若望與艾青像魯迅一樣都不是其父母給的名字。江蘇人王若望保留了原姓，而浙江人艾青本來姓蔣，和蔣中正同宗同族，卻因反蔣而易名為艾青。1933年，蔣中正對第二期軍官訓練團的開學訓詞“剿匪的意義與做人的道理”提倡傳統價值觀“忠孝、仁愛、信義、和平”。1941年艾青寫作的敘事詩《我的父親》證實他因為信仰共產主義而違背傳統價值觀。換言之，民國政府剿共沒錯，因為共產主義導致信徒違背天理人倫。艾青居然為了共產主義而唾棄自己的父母。

蘇聯成功地通過左爾格等共產國際間諜把蘇日矛盾轉嫁為日中戰爭後，被民國政府逮捕的共產國際走卒都被釋放，王若望也是其中之一。15歲的王若望在上海當學徒時被騙入地下共青團，第二年就因從事違法活動被捕。1937年8月，他獲釋後奔赴聽命於斯大林的武裝割據地延安。那時的愛國英雄要麼像齊邦媛的初戀情人張大飛一樣加入空軍抵禦日寇，為了保家衛國，他們勇於犧牲自己；要麼像鄭萍如一樣加入戴笠領導的軍統在淪陷區秘密抗日，英勇就義。

二、三十年代的留學生中不少人像艾青一樣到國外被共產國際赤化。艾青回上海加入共特操縱的左翼美聯。1932年開會時被法國巡捕抓捕，入獄三年。毛共製造了借國軍之手，清除異己的“皖南事變”後，艾青在周恩來的安排下進入延安。艾青很快便加入由毛澤東自己指揮，劉少奇領唱的頌毛大合唱，發表馬屁詩《毛澤東》，謊稱其“眼瞳里映著人民的苦難”。

在蔣中正領導國軍英勇抗日，無暇他顧時，毛澤東躲在延安發起所謂的“整風運動”，就是通過毫無道義可言的政治鬥爭，恐怖手段，強行“改造思想”，整肅紅色隊伍，篡改中共歷史，樹立個人權威。王若望遭到“走到反黨的邊沿”的警告，後來還被扣上“山東的王實味”的帽子；而艾青則接受毛澤東的“改造和培養”，配合歷時21天的“延安文藝座談會”，發表《我對於目前文藝上幾個問題的意見》。艾青還像丁玲等文藝工作者一樣不惜對遭整的王實味打大棒子，淪為唯毛澤東馬首是瞻的筆桿子。艾青用詩歌捏造“兩家親”，抹黑抗日容共的國民政府與反共親日的汪精衛政府勾結。艾青的《論秧歌劇的形式》被毛澤東認為可以起到“教本的作用”。這一切都證明共產黨在日本侵華戰爭時，躲在延安利用宣傳擴展勢力。而王實味遭批鬥則是因為他在作品中透露了自己的真實想法以及在抗日軍民浴血奮戰時，延安卻是“歌囀玉堂春，舞會金蓮步的升平氣象”，而且“衣分三色，食分五等”。

身陷馬列中國

在王實味被砍頭不到十年，“搞宣傳﹐幫共產黨得了天下”的筆桿子們剛興致勃勃地在北京買下四合院就挨個遭到整肅。最先遭難的是把艾青捧紅的胡風（1902－1985）。推崇魯迅的胡風1929年就在日本淪為共產國際走卒，但他沒有經歷過“延安整風”，所以，敢於在1954年發表《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即“三十萬言書”），指出中共用“五把刀子閹割了中國的文藝，好的作品從來不是由政府下令創作出來”。毛澤東藉此捏造一個“胡風反革命集團”，牽扯全國五千餘人，其中被捕的有五百餘人，六十餘人自殺，十二人非正常死亡。

王若望與艾青都被迫加入批判胡風的行列。《胡風黑幫的滅亡及其它》（1955）的作者就是王若望。在流亡海外後王若望在發表的自傳中坦誠自己“屈服於最高權力的意志和棍棒”，而胡風的三十萬言書挑戰毛澤東，否定其領導文藝的權威。

艾青則在胡風去世後發表《思念胡風和田間》。從中可以獲知艾青三十年代在上海時如何被地下共產黨員胡風收買利用。文中說，“胡風主編《工作與學習》叢刊，發表了我一部分詩，這個叢刊有兩期的封面是我設計的。叢刊發表了我的詩之後，一天胡風突然告訴我：‘你的詩已得到了最高的評價。’我不好意思問他是誰說的，他也沒有進一步說明，後來我猜是馮雪峰說的，因為那時，馮雪峰擔負了中央派他主持上海的工作”。

艾青沒有像王若望一樣透露他曾批判胡風，而是稱，“1954年7月，聽說胡風向黨寫了三十萬言書，對文藝工作提出了很多意見。本來可以通過自由討論解決，卻想不到遭到了嚴厲的批判，終於誇大成了政治問題給以討伐。他被當做敵對分子處理，因他受牽連的人數不少。從此，我們彼此不知死活，音訊隔絕達二十多年之久，直到1980年9月，中央重新審查他的案件，給予平反，他才重見天日。”此文在《人民日報》（1986.4.18）上發表。 八十年代，艾青像巴金一樣成為中共當局認可的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

胡風被戰友出賣，但非原配的妻子梅志（1914－2004）對他不離不棄，為他鳴怨叫屈，為他評功擺好，從她處可以獲知，胡風確實為共產國際滲透中華民國，發展紅色勢力做出“傑出貢獻”。 沒有胡風，艾青可能還不會從一個“吹蘆笛的人”淪為中共的筆桿子。艾青知道 “詩人必須說真話”，可惜在他投奔聽命於斯大林的延安後，就開始違背自己的詩論，“昧著良心說假話”了。艾青不僅被毛共評為“模範工作者”，還加入聽命於蘇聯的中國共產黨。巴金雖然也淪為中共的道具，但好歹沒有加入其中。

胡風在出獄後寫的《胡風回憶錄》中透露他如何發現艾青：“那是介紹艾青的詩集《大堰河》。艾青是一個初見的名字，又是這樣一個毫無詩意的書名。現在據李又然的回憶，是自費印的，寄售的書店沒有賣出一本。但我讀了受到吸引，有所感動，認為感情內容和表現風格都為新詩的傳統爭得了開展，詩人的健旺的心將為人民創造出更多的精神財富。我這一點評介大概促使讀者接受了艾青，我自己和他也就認識了，在友好的接觸中更認識了詩人的氣質。”換言之，艾青的詩集暗合共產黨的“階級鬥爭”，被胡風看中並加以吹捧。而艾青從此逐漸淪為紅色筆桿子，名揚馬列中國。

艾青被毛澤東打成“右派”後，接受時任農懇部部長的王震邀請到北大荒、新疆當史無前例的共產農奴，被迫與天鬥與地鬥。即使艾青被冤枉得想自殺，但他還在繼續當筆桿子。1978年後，他被允許重登紅色文壇，立即發表《紅旗》之類的馬屁詩。1981年，白樺因在作品《苦戀》中表達愛國者在中共統治下的苦難歷程與真誠心跡，呼喚人性的復歸，遭到鄧小平批判，艾青們都被迫表態。艾青私下對白樺表示同情，但公開卻對白樺“展開激烈的尖銳的批判”。與支持白樺的吳祖光、巴金等形成鮮明的對比，但與曹禺、姚雪垠相比艾青還畢竟讓白樺看出他的表態是違心的。否則，艾青也寫不出《盆景》、《牆》等心聲。

艾青在迫害中不僅右眼失明，疾病纏身，而且被打斷了脊梁骨，失去了知識分子的風骨，但種種跡象表明他只是出於恐懼而不敢公開與中共唱反調而已。1976年，“四五運動”時，艾青出現在天安門廣場；八九民運時，坐在輪椅上的艾青也是圍觀者，還與巴金、冰心等上書中共中央，要求匪幫“虛心聆聽群眾意見”。1995年，艾青支持妻子高瑛正式皈依佛門，這顯然與共產主義背道而馳。艾青還多次告訴高瑛，“死後不開追悼會，不發訃告，連骨灰都不要留，更不要說撒在江河大地，往抽水馬桶里一沖，了事”。但艾青的願望沒有實現，因為他還有利用價值，畢竟他出任過中共作協副主席，用文藝為中共服務了一輩子，還為中共培訓過不少“文藝幹部”，也稱“馴服工具”。當過中共政協委員和人大常委會委員的艾青骨灰被成列在了紅色墓地八寶山。

王若望的風骨

王若望雖然受到更殘酷的迫害，但他在八十年代一如既往地憂國憂民，抨擊時弊，還敢於批評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算大陸能夠和敢於公開批毛的第一人。所以，無論他多麼廉潔奉公，樂於助人，還是於1987年被鄧小平點名開除出共產黨。

六四屠殺後，在妻子羊子的呼籲與外界的壓力下，王若望在被關押了14個月後獲釋。王若望獲釋後還支持“上海人權協會”，創辦地下刊物《民主論壇》。1991年，他就在香港發表《“西路軍”覆滅秘史》，披露毛共的罪行，為兩萬多寃魂鳴冤。

1992年，74歲的王若望被迫流亡美國。即使遭受共特與貪腐分子地夾擊，王若望還是在三年後以77歲的高齡出面宣佈成立中國民主黨，自任主席，希望凝聚民意，結束中共的一黨暴政。他曾表示，“到美國來是追求個性自由、言論自主”。他在美國從事民運，是“向人民還債的”。

與同屬第三代的萬人傑相比，王若望算後知後覺，但他得到萬人傑名下的新聞文化基金會和因愛國而海歸卻被中共打成右派的黃雨川（1919－1998）等民運先驅創辦的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的獎勵，當選“中國傑出民主人士”。2001年12月19日，飽受魔難的王若望在紐約逝世。與像他一樣投奔延安的田家英（1922－1966）和張戎的父親張守愚(1921－1975)相比，王若望還算幸運。田家英正當英年時就被吊死在毛澤東的藏書室了；而張守愚則因批評毛澤東而被迫害得精神失常。

王若望從四十年代起就算中共黨內的異議者。他與中共決裂，流亡美國後，曾為《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的作者李志綏（1919－1995）辯護。在《毛澤東餘孽掀起的餘波》中提到臧克家曾“污衊艾青‘終於走上可恥的反黨道路’”。如果艾青真像王若望一樣走上反共道路就好了，因為反共不僅不可恥，而且非常光榮！

共產文化人的婚姻

王若望和艾青都曾投奔延安，都屬批判胡風後便被打成右派遭到迫害的共產文化人，但生活作風迥然相反。

中共還沒有奪取政權就已經開始剝奪人權和自由了。中共黨員結婚必須得到組織批準。 據《獨一無二的反叛者 — 王若望傳》的作者喻智官講，王若望婚前有過三個戀人，其中一個是有夫之婦，但都因未得到上級批準，而沒能成婚。1940年，王若望才被允許與李明（1920－1965）在延安結婚。他們生育了七個孩子。王若望被打成“右派”後，在“要黨籍還是要王若望”的威脅下，李明還是哭著回答說，“我不能不要王若望呀！”這位少女時被赤化，參與“左翼戲劇運動”的女共產黨員在迫害中精神失常，對丈夫大打出手，最後在45歲時含冤去世。

1967年，身為“右派”之女的羊子在母親的陪伴下找王若望請教，可不久王若望就被囚禁，經過12年的苦戀，羊子已人到中年，才得以與如意郎君結婚。

艾青有六個孩子，但他們卻有三個母親。艾青與原配張竹茹的孩子還沒降生，他已移情別戀。第三者曾是艾青的學生，和田家英同歲，1937參加“革命工作”後改名為韋嫈。不知她的“革命任務”是否包括占領艾青，總之，她成了艾青的妻子後，比艾青先被周恩來派去延安。這次婚姻十分不幸，雙方都有婚外情，但還是有四個孩子。兒子艾圭圭後來改名為艾軒。他繼承了父親的繪畫天賦並公開表示艾青“不是一個稱職的父親”。艾青比韋嫈大12歲，但高瑛的自傳透露，艾青把這次不幸的婚姻歸在17歲時由小三轉正的韋嫈身上。

1955年，艾青終於得以結束這段不幸的婚姻。同年，45歲的艾青結識艾未未的母親高瑛。其時高瑛（1933）雖然不過22歲，但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高瑛的第一任丈夫在中共獲得政權後拋棄老家的原配，以組織的名義與18歲的同鄉結婚，但高瑛並不心甘情願。用高瑛的話說 “理智不足感情有餘”的艾青得以乘虛而入，贏得還是他人婦的高瑛的芳心。

艾青的“傑作”

高瑛在其回憶錄表示，“我懷孕了，想做人工流產，艾青不同意。他說：‘這是我送給你的最好的禮物，你不能隨便放棄’”。正是因為艾青認為，“這個孩子是我的，我有權保護他”，艾未未才得以來到人世。艾青還對高瑛說“這個孩子是我們兩個人的作品，也許是一個傑作”。

此話不無道理。艾青接受中共的領導後，為中共奪取政權和維持政權起過不小的宣傳作用。艾青的詩歌被中共用來宣傳愛國主義，為賣國的中共塗脂抹粉。唯獨在他愛上高瑛後，雖然組織干預，高瑛甚至因此失去工作，但是他們頂住了壓力，所以，艾未未算愛和自由的結晶。

艾青唾棄父母，投奔中共，給自己和家人都帶來巨大的魔難。1956年，艾青像胡風等經批準用紅色宣傳品賺到的稿費在北京買了一個四合院，但一年不到，他就被打成右派趕出北京。1967年，艾青一家人被迫在一個地窖子住了五年。七十年代他被允許回北京時只能一家五口住在一間小屋裡，因為他的四合院已被四家人分居。一直到1982年他才通過王震討回房產。沒住多久又遭拆遷。好在艾青算高幹，高瑛也能幹，換得一處適合老人居住的四合院。1990年，艾家才總算安定下來。2011年，高瑛就不得不準備“賣房贖子”，因為她與艾青的“傑作”為了捍衛被剝奪的人權和自由而被匪幫勒索！

感謝互聯網把紅牆內外的華人聯在了一起。追求民主自由的幾代中國人尤其是第五代支持艾未未維權抗暴，共同完成“借款贖艾”。我作為八九一代希望新一代吸取前輩上當受騙與反共抗暴的經驗教訓，解體中共暴政，光復民主憲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