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圈養”的鐵凝

 

每個人每天都在選擇。吃什麼？幹什麼？文人則要面對讀什麼？寫什麼？

有名的人，比如鐵凝，她的作品我不會讀。為什麼？因為我只讀自由思想者的作品，就象我不吃變質的食物一樣。

何以判斷鐵凝的作品不值一讀，很簡單，把“鐵凝”輸入谷歌，網上顯示的第一條是百度對她的介紹：

“鐵凝，女，1957年9月出生，高中學歷，1975年7月參加工作，中共黨員， 1984年成為河北省文聯專業作家，1986年出任河北省文聯副主席，1996年開始擔任河北省作協主席，2006年11月出任中國作家協會主席，中共中央候補委員。”

這就足以證明鐵凝是接受共產黨栽培的“革命接班人”。沒有獨立人格，談何自由寫作？

因為“鐵凝始終自覺地與黨中央保持一致，認真學習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工作和創作中自覺堅持黨的文藝方針政策……”。因此，鐵凝“為首批國管專家，終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也是中共媒體大力宣傳的作家，以致身在德國的我知道她的名字。

鐵凝在共產中國吃香走紅，那麼，自由世界對她評價如何？把鐵凝的拼音輸入谷歌，出來的第一頁多是中共的外文媒體對她的報道和吹捧。德文媒體提到鐵凝則全與法蘭克福書展2009年相關，其中《明鏡》周刊的標題為《一個混凝土製成的微笑》，報道了對鐵凝的採訪。“審查？什麼審查？”“藝術家在中國享有自由度大。”鐵凝如此反問和回答德國記者，可人家不是傻瓜，知道大陸每年600多種書被禁止。在記者無疆界發布的世界言論和新聞自由度的排行榜上，大陸在173個國家中排167。至少有40位作者與記者因言獲罪，正在坐牢。記者還沒提因信仰法輪功而受迫害的龐大人群。

中共雖然派鐵凝帶了個“百人團”到法蘭克福書展搞“宣傳秀”，想證明共產中國強大和繁榮，但只能是掩耳盜鈴，丟人顯眼。對此中共的《環球時報》在其標題為《中德學者探討溝通“密碼”— 中國在法蘭克福贏得理解》中自報其醜如下：“在書展期間，《環球時報》記者親眼目睹了德國電視攝影隊一言不發地沖入中國作協主席鐵凝在法蘭克福大學的講座現場，在鐵凝起身步出會場時，突然上前問她對中國異見人士坐牢的看法。對此，鐵凝回答說：‘在中國，沒有人會因為寫作而坐牢。’據書展方稱，世界各媒體對主賓國中國的活動作了大量報道，數量超過去年報道量的3倍。但很多華人和德國人抱怨，德國媒體對主賓國的報道2/3是負面的，除了新聞自由、人權外，純中國文化的內容很少。”

抱怨德語媒體不受中宣部操控的只能是中共及其爪牙，而不是華人和德國人。共產黨推崇的馬列主義與中國文化毫無關系，信仰“共產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鐵凝及其“百人團”不可能代表中國文化，只能代表中共黨文化。報道中指的德國學者不是別人，正是顧彬，一位以魯迅為榜樣，為共產黨罵反對者的“冠軍”。

鐵凝被委任為部長級的中共作協主席後，中共在香港的喉舌鳳凰台專訪過她。鐵凝透露，《小兵張嘎》的作者徐光耀是她的文學導師。

徐光耀，1925年生，他象《思痛錄》的作者韋君宜一樣因為愛國，投身抗日，結果誤上賊船， 13歲就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7年，徐光耀以“為丁玲評功擺好”、“資助反黨分子陳企霞”等罪名遭到批判，被“閑掛”起來“反省問題”。這期間，徐光耀寫出《小兵張嘎》，向中共表忠心。可惜他還是被打成“右派”，開除黨籍、軍籍，剝奪軍銜，降職降薪，遣送河北保定農場“勞改”。

1961年，當中共的大躍進造成的大飢荒席捲中國時，《小兵張嘎》被允許發表。因為中共可以用它來製造共產黨抗日的假象，可以轉移註意力，讓飢餓的民眾慶幸自己生活在和平中，可以讓中國兒童從小就接受愛共教育，但徐光耀卻被剝奪了署名權。

1962年，蘇聯電影《伊萬的童年》榮獲舊金山國際電影節最佳導演獎和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 與“老大哥”鬧僵的中共便於1963年拍攝《小兵張嘎》試圖與“蘇修”比高低，然而《小兵張嘎》至今也沒有獲得自由世界的青睞，雖然中共一直在熱捧。

可惜少女鐵凝被父親帶著去拜訪的是這麼一個被中共打成右派，但實為左派的“紅小鬼”，而不是韋君宜或戈揚。她們中的任何一個人都足以讓鐵凝吸取教訓，遠離共產黨。“六四屠殺”後，戈揚宣佈“和這個鎮壓人民的黨決裂”，鐵凝卻在二十年後，在法蘭克福書展上學習徐光耀，向“鎮壓人民的黨”表忠心。在10月13日的開幕式上，鐵凝在她的致辭中，甚至肉麻到忽視國際禮儀，先稱呼“尊敬的習近平副主席”，後稱呼“尊敬的默克爾總理”的地步。

我耐著性子，讀完在中共媒體廣泛轉載的《中國作協主席鐵凝在法蘭克福書展開幕式上的致詞》，證明這篇講話確實毫無個性，只有“共”性—假大空，只能給人當笑料。“中國作家網”上顯示對鐵凝這篇國際講演有19條評論，能讀到的只有10條，顯然九條被“和諧”了！ 

鐵凝的角色還真不容易。她得在法蘭克福向習近平表達敬意，還得在重慶接受薄熙來的耳提面命。

批評之聲則如影隨行。網評被“河蟹”吃，而《重慶時報》則因批評中共作協在旱情嚴重的災區辦豪華年會遭當局整肅。撰稿的主要記者被解聘，聯合署名的另一記者被嚴重警告處分，文娛新聞室主編被免職，分管副總編輯被停職檢查，總編輯被迫作檢查。

大陸同胞雖然被中共封鎖了信息，但他們只要肯思考，就能看出鐵凝與作協的本質，也因此會以各種理由申討之，請看我信手拷貝來的網民申討：

“‘我捫心自問，作為一個寫作者，我個人的寫作配得上這個偉大而艱難的時代嗎？’當中國作協主席鐵凝同學面對記者如此‘捫心自問’的時候，我相信她臉上的表情一定會非常配合地真誠。這大概是在重慶召開的中國作協七屆九次主席團會議、七屆五次全委會最動人的一幕了。然後，接受完記者採訪的鐵凝坐著專為接送作家準備的奧迪車，回到五星級酒店的總統套房，梳妝打扮之後，來到餐廳吃2000多元一桌的宴席。多麼和諧的場景啊！作家們的待遇甚至超過了北京兩會的委員和代表。北京是現首都，重慶是前陪都，繼轟轟烈烈的‘唱紅打黑’之後，如此高調地接待‘作協表揚團’，其間的意味堪稱深長。”

“對中國作協及其屬下作家們來說，奧迪車、五星級酒店的總統套房和2000多元一桌的宴席就是他們的‘圈’。他們在‘圈’里開會，在‘圈’里發拿不到稿費的牢騷，從而形成了他們獨特的‘圈文學’。在這個豪華的‘圈’里，他們當然‘享有極大的自由’。在去年的法蘭克福書展上，鐵凝說：‘在中國，沒有人會因為寫作而坐牢。’中國作協及其屬下作家們當然不會坐牢，因為他們牢牢地坐在‘圈’里。”

與此同時，中共借《大堰河，我的保姆》的作者艾青百年誕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活動，給自己塗脂抹粉。鐵凝又在會上發言，紀念淪為中共“最偉大的歌手”的艾青。每個在大陸上過學的華人都知道，艾青在《大堰河，我的保姆》中把“我”對保姆的愛和父母的恨，拔高到了對勞動人民的熱愛和對“舊世界”的仇恨和詛咒，是典型的紅色宣傳品。就是說共產黨的歌手無一不變態、不虛偽，也無一不曾遭受迫害。

但願鐵凝在紀念被共產黨打斷了脊梁骨的艾青時，會想起艾青的兒子艾未未。面對正在“為恐懼的人們代言”的艾未未，鐵凝能得到啟發嗎？畢竟每個作家“以人品立身、靠作品說話”。

2010年《新天地》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