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沛文集

  1949年後生活在大陸的中國人，尤其是知識人都對批評與自我批評有所認識。生在六十年代的我沒嘗過被迫說違心話的滋味，以致至今樂於批評與自我批評，因為互相促進共同進步一直是我的心願。 在大陸上學的十五年，我真的是在 “ 聽黨的話 ” ：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紅小兵、紅衛兵、共青團團員我都當過，18歲時還主動向我父親表示要爭取入黨。好在父親對中共的認識停留在其為了顛覆中華民國時所提倡的 “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 的層次，無法毒害子女們。當時他曾給我找來別人的入黨申請供我參考，但無濟於事，我的入黨願望因不知如何提筆而罷休，畢竟那時已是八十年代，我讀的外國語學院相較而言更加開放。直到六四屠殺發生，我對中共的真切認識就是身邊的黨員。他們確實比一般人熱心能幹，連我父親這個 “ 大老粗 ” 寫的字也比我的美觀，所以我絲毫不懷疑入黨就是加入先進組織。後來才認識到我父親雖只在 “ 黑暗 ” 的中華民國讀了幾年私塾，吸收的卻是傳統文化。而我在 “ 光明 ” 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受的卻是馬列毒害。 六四死難者的鮮血解了中共灌輸給我的迷魂藥，我如夢初醒開始尋根問底。我一邊認識馬列邪教和彌補它給我造成的知識漏洞，一邊把我的心得體會化作德文作品，與此同時我保留了用中文作自我檢討的習慣，因為孔子也教人 “ 吾日三省其身 ” 。我很少用中文寫作，即使如此我的心得體會在德國的六四產物上也曾引起在網上也遭到的怒斥。而我每次查找原因發現這些作者的一個共同點是斷章取義，用己心揣度別人，但我的意識和他們的理解實在是南轅北轍。好在人正不怕影子斜！ 2003年上網後，我發現不尊重他人和事實的情況在漢語文壇普遍存在。我見過的論壇都有如痰盂，令人不忍目睹。批評文章多帶中共特色，為了攻擊而攻擊，缺乏好心善意，對任何人都無益。作為信神女，我知道人間雖有高低貴賤，但在神佛面前人人平等，我從不視人為敵。我反對中共，就是因其不斷煽動老百姓互相鬥爭，彼此殘殺。中共從抹黑中華民國，在大陸顛覆中華民國起，一直在製造爭端，謀財害命。我生長“文革”，見證“六四”，親歷對法輪功學員施行的滅絕政策，莫不如此。而我即使反共，也無意傷人，這也是我為什麼認同教人 “ 真善忍 ” 的法輪功。 我既有作家之名，當然該言傳身教我對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理解，中文網畢竟是同胞們可以擺脫馬列意識的空間，即使這個空間受到中共破壞和威脅。我在...

說來慚愧，我是在海外獲知六四時屠殺民眾的中共槍桿子被美化成“共和國衛士”，而和平請願的愛國學生卻被污衊為罪犯後，才明白中共的是非標準和我的正好顛倒。而幾乎所有令我敬佩的華人都被迫遠走他鄉或遭受中共迫害的事實，進一步印證了中共執政的大陸堪稱奧維爾所預言的違背人類社會次序的“動物農莊”。 如果說六四前我不曾對中共有過懷疑，那麼六四後我對中共只有疑心。所以，自六四後我不僅不聽中共的話，而且總是逆向行動。就是說如果我不在大陸親歷中共喉舌污衊法輪功，或許我還不會專門去瞭解法輪功，也不會從此無病一身輕。這也註定我的兩月海龜行沒讓我象楊振寧一樣為中共塗脂抹粉，相反自從我2002年初從大陸重回德國後，參加了在歐洲的數次抗議中共暴政的集會和游行，為此2004年前往奧地利首都維也納。 也因此維也納的英雄廣場留在了我的記憶中。我找到英雄廣場是因獲知那兒有當地法輪功學員的煉功點。去後才發現被命名為英雄的廣場除了有兩座騎士銅雕外，主要是一大片綠油油的草坪，周圍都是宮殿般的建築，正對面就是圖書館。在陽光下，英雄廣場成了無數游人的樂園。 舉目四望，英雄廣場上沒有一個警察，聚在一起煉法輪功的倒有一大群，少說也有五十個。這要是天安門廣場的話，人們肯定早被名為“人民警察”的中共幫凶拳打腳踢地塞進警車，拉去甚麼“公安局”了！我不敢去天安門廣場挨打，但敢在英雄廣場上盡情地體會自由的滋味，所以我煉完功後流連忘返，直到傍晚。 我想起了“六四”十五周年前夕被用來轉移焦點的“共和國衛士”任長霞。有文章評論說中共又在“造神”，我則以為中共只能造假。前不久我才從史學家辛灝年的指正中得出中共是個徹頭徹尾的假貨，連自己的建黨日期和相關史實也要編造，因為它企圖隱瞞其全靠蘇共，這個外來邪惡勢力包辦扶持的劣跡。事實上已有文章揭露了任長霞英雄事跡的漏洞，連她丈夫也出面表示異議。 任長霞在2004年4月車禍中喪生前當了三年的公安局局長，有報道證明任長霞生前積極追隨江澤民大肆迫害法輪功學員。然而人民網卻在2004年6月4日的頭版頭條吹噓任長霞手上沒有一起冤假錯案。任長霞也曾在2002年底獲第四屆中國“十大女傑”的稱號時，以此炫耀自己。這位年紀和我相仿的女警根本意識不到她從1999年7月起就在協同中共製造中外歷史上最大的涉及億萬無辜民眾的冤假錯案 。 江澤民濫用職權下令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好人違背天理，違反...

2004年我見不斷有人站出來為身陷中共牢獄的清水君呼籲。高興之餘寫作下文。事過境遷，刪繁就簡，推陳出新。 2004年我尤其高興讀到為清水君打報不平的文章：《誰更 “ 英雄 ” ？誰又更迫切需要人們的關註？》（系統比較清水君和蔣彥永） 我贊成蔣彥永需要關註，而清水君們和一系列無名氏更需要援助。身為中共高幹的蔣醫生仗義執言，講出中共試圖掩蓋的瘟疫（ＳＡＲＳ）和六四真相，可欽可佩，值得贊美！ 然而中共這個以馬列主義（暴力論和無神論）為指導思想的政黨之所以能夠顛覆中華民國，並對大陸人民實行專政恰巧是因為有無數個正直善良的蔣彥永上當受騙成為骨幹，迷惑百姓，讓這部暴力機器得以奪去億萬人命並持續至今。所以，在我眼裡，蔣醫生也算中共受害者，事實上，蔣醫生過去就曾失去自由，也曾變相勞改，但都不足以讓他翻然醒悟，還繼續為中共分憂。 就是說，蔣醫生沒有脫離中共的 “ 精神控制 ” ，但未被泯滅良知，一直敢講真話。清水君則不然，他象我一樣因獲知六四屠殺而走向中共的對立面，但不象我想得多，寫得少，更做得少，相反，在他留學馬來西亞的短短幾年裡成績斐然。打動我的清水君文集是明證之一，同時他 “ 為博訊的發展壯大作出了巨大貢獻 ” 。更何況他還組建了欲與中共抗衡的愛國民主黨！而他還不到三十歲。我欣賞清水君就因他的愛國愛民理想和自我奉獻精神。當我碌碌無為時，他發表了六四祭。當我還對法輪功幾無所知時，清水君已在抨擊中共迫害法輪功的罪行。 遺憾的是清水君也中了中共的 “ 愛國主義 ” 毒，尚有 “ 憤青 ” 的痕跡 ( 他不仇美，但仇日 ) ，而且不聽從一生飽嘗中共苦頭的先輩之勸阻，執意冒險回國。即使被跟蹤，被毆打，他居然還寫出一篇文章來講中共的 “ 善政 ” ，這是他被綁架後，我在為他呼籲時難以回答的質問。也許是他太善良，太一廂情願，或是還沒有接觸到社會黑暗的實質而一葉障目？我在2001年到2002年初回大陸兩月，受到各方優待，但卻找不到可以謳歌的題材。從環境污染，民風惡劣到官場腐敗，全是令我痛心的陰暗面。當時我只注意到對法輪功的語言暴力，還不知對修煉人的殘酷迫害。但我相信無論如何清水君肯定不是在媚共求利，為共分憂！ 然而中共還是既剝奪了蔣醫生，也剝奪了清水君的人權。面對這種蠻橫卑鄙的政治思維與體制，難道我們還能對它寄予什麼新政的希望？難道中共還值得我們相信和敬重？我們還能繼...

  我第一次站出來反對共產黨是六四屠殺後。在波恩中共大使館前高喊 “ 打倒鄧小平！ ” 後，我沒有善罷甘休，而是決定要對此尋根問底，於是改攻哲學，以便深入瞭解中共的指導思想。 哲學家的本職是追求真理，然而馬克思不能解釋世界，卻狂妄自大，要改造世界。他否定上帝的存在，擅自把人按財產的有無分成兩大階級，號召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消滅有產階級，在人間建立天堂 …… 如此殺氣騰騰的歪理邪說能吸引誰？總之，不是敬天畏神，與人為善，相信報應的良民百姓！ 當我讀《共產黨宣言》的時候，共產主義邪說已經被實踐所淘汰。在以蘇聯和中共國為大的數個國家裡原有的上層社會被消滅後出現的赤色權貴階層更可惡，而且剝削方式更加隱蔽和殘酷，老百姓前所未有地既被剝奪了私產，也被剝奪了人權。人間沒有出現馬克思和其信徒鼓吹的人間天堂，人們卻見識了史無前例的古拉格和勞改營。 我曾與一位德國漢學教授討論，為何會有中國人相信《共產黨宣言》這樣的暴力邪說？這以後我權且相信真正讀過《共產黨宣言》的中國人很少。中共獲得中國人擁護靠的是愛國主義的旗號，這也是1949年後華僑為報效祖國而投入中共懷抱的原因。豈知中共只愛權利，為了掌權，不擇手段，從延安時代種植販賣毒品到江澤民出賣中國領土。 以假亂真 一次去看朋友，走時她丈夫送我一枝盛開的紅花，嬌媚無比。我小心翼翼地捧回家，按對待鮮花的習慣想把花柄剪一點，再插進花瓶。在剪時，我才發現此花是件逼真的工藝品。我能一眼識別我常去的中餐館里擺放的花是假的，但這朵紅花卻連我也給迷惑了。我向來反感以假亂真的東西，於是順便把這枝假花轉贈中餐館。看見老闆娘也象我一樣把假當真，而不自知後，我笑著透露了紅花的真相。老闆娘難以相信這麼鮮活的花會是假的。老闆則誇口說，他只看葉子就知此花為假。 這讓我想起了共產邪惡主義，這朵馬克思炮製的紅花，以假亂真，迷惑常人，讓大家看不到共產主義的實質是無神論和暴力論。然而馬克思們可以目無上帝，卻無法象上帝一樣賦予花之活力，這就是人和神的區別。我只愛真花，並總能感覺神的存在。因此，對我這樣的有神論者來說反共實屬本能和必然，只不過，在六四屠殺前我雖反共但無意識。 不少中國知識人在共產國際企圖顛覆中華民國時，相信共產黨的宣傳，原因之一就是五四後我這樣的有神論者太少。林語堂、蘇雪林算是老一輩知識人中的清醒者，他倆也都信神。中共篡...

  “政治”這個詞我猜想也是五四前後才引進漢語的現代詞。在漢語語境里這是一個難以給人帶來美好聯想的詞。 在大陸當學生時，我最反感的課就叫政治，最頭疼的是考政治，而政治卻作為德育被排在別的學科之前。我無論如何費勁，都無法理解中共灌輸我們的那一套馬列術語。所以我每次上課都開小差，每次考試都死記，因為怕考政治，我連研究生都不敢報考。 但留學德國後，我才發現政治本來是一門學問，是管理國家的藝術。涉及一個國家的內政外交事務的措施才屬政治的範圍。我痛惜中共以政治的名義赤化國民給我們造成的嚴重偏見。在此我只想憑我保存下來的政治試捲展示中共如何濫用政權，從小就強加於我們的思想枷鎖，或許讀者能從中認識到自己是否因此受害。 政治淪為枷鎖 一張為初二、初三共用的政治半期考試題中問， “ 為什麼說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和社會主義的必然勝利都是不可避免的？ ” 一張初三政治試卷上有填空題為：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鬥爭的基本形式有三種，即（經濟鬥爭、政治鬥爭）和（理論鬥爭）。（政治鬥爭）是中心，（武裝鬥爭）是最高形式。問答題中有 “ 為什麼說黨的領導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勝利的根本保證？ ” 和 “ 為什麼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 另一張初三政治試卷則問 “ 為什麼說實現四個現代化是當前最大的政治？ ” 24年後，面對這些試卷，我可以發笑，但作為初中生的我卻必須交卷。 我死記硬背下來的最後一個問題的正確答案為：國家的鞏固，社會的安定，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最終都取決於四個現代化建設的成功，取決於生產的發展。因此實現四個現代化是當前最大的政治。 鄧小平的 “ 四個現代化 ” 在1980年就成了 “ 最大的政治 ” ，套在了全國人民，包括我這個初中生的頭上。可惜沒有人權與民主，一切都只能畸形發展。中共國雖至今未實現四個現代化，但毫無疑問， “ 最大的政治 ” 已經變成了江澤民的 “ 三個代表 ” ！ 高二政治半期試題的內容同樣令人啼笑皆非。填空題中有： 馬克思主義哲學產生以前（唯物主義）和（辯證法）常常是脫節的，直到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了（辯證唯物主義）才把（辯證法）和（唯物主義）有機地結合起來，使之成為唯一科學的（世界觀）。 問答題中則有，什麼是辯證唯物主義？ 作為高二的學生我為考試而背下的標準答案是：辯證唯物主義是關於自然界、人類社會和思維發展的最一般...

在我情竇初開，不得以訴諸筆端時，發現大學里賣的地下刊物上印有現代詩歌，於是買來作上課時的私下讀物，遺憾的是它們和那些讓我昏昏欲睡的中共教材一樣難懂，讓我無法借鑒，但從此知道它們叫“朦朧詩”。到德國後有機會認識了幾位名作者。跟其中之一同行時，我提起“文革”，他說他們那時把收獲的金圓財寶等都如數上繳了……所以他們沒有“打砸搶”，就是說這位名人對“文革”的反思和他的詩一樣“朦朧”。而另一位則對我說，你們女人就知道寫真情實感。當時我忙著躲避他口中吐出的臭煙，所以無暇也無心與他辯論。但我想他們大概是在獨裁專政下先是不能，然後是不願寫心裡話，所以練出了做文字游戲的特技……而我動筆的初衷是為了表情達意，與人交流，讓別人明白我的心思，我只想達到認識自己、世界和上帝的目的。或許這真跟我是女人有關！ 我不僅是家中唯一的女兒，也是唯一的只吃軟不吃硬，只服理不服力，不能違背自己意願行事的孩子。為此我小時沒少挨打。我大哥對我的評語是，刀子嘴豆腐心。我雖本性難移，但學會了惹不起，躲得起。上大學時，輔導員找我談話，說紅花還要綠葉扶，讓我跟同學打成一片，我則覺得我不是紅花，不要綠葉，既跟同學無話可說，就應該各走各的路，為什麼要虛情假意？大四時，被派去長江三峽隨游輪實習，我卻擅自在武漢帶著對一談如故的德國散客離船而去。我領著兩個新知東游西轉，數天后才自個游回重慶。系裡大事化小，讓我寫份檢討，我還頑抗，結果是位老於世故的朋友怕我被開除，代勞替我寫了份檢討了事。在德國發表博士論文時，有個前言，以寫對導師等的感謝之詞，大都千篇一律。我反感套話，於是沖著論文的標題《德國浪漫主義時期詩歌中的女人形象》，大談我1996年回鄉探望還有“三寸金蓮”的外婆的感想，而沒突出感謝。導師看後不滿，我據理力爭，他無話可說，便稱，如我不循規蹈矩，他就不簽名，我則寧可不發表這部專著也不屈從。後來是滿腹基督情懷的老教授向我低了頭。當我坐在波鴻市（BOCHUM）博物館的講壇上發現他白發蒼蒼的頭顱向他致意表示問候時，全場響起了掌聲，聽眾們肯定把我當成了尊師的模範。這位說我前生前世的母語肯定是德文的導師讓我獲益不淺，但他對我的賞識和厚待，不能讓我放棄說真心話的人權。 2001年因夢想當只海龜回東土延年益壽，所以回國尋找落腳點。我也是走那兒都眼尖嘴快，真話直說，對家人，對很多年沒有聯系的高中同學，對首次照面的掌控一所...

當安娜打來電話哽咽著告訴我，兩天前她的伴侶向她明說有了外遇時，我禁不住笑出一聲。趕緊打住後向她道歉並解釋我發笑的原因。 僅2003年一年裡我就得知四位女同胞都遭此打擊。安娜是位受女權主義影響的德國人，和對方只是同居而已，而那四人都是本想與丈夫白頭偕老的傳統女。可惜當她們成了半老徐娘時，突然發現丈夫有了新歡。 我一直慨嘆女同學們結婚後便為家務所累，無暇顧及自己的心靈。別說約她們和我去聽音樂會，就是想跟她們在電話上交流一下思想也成了奢望，好象她們腦袋裡除了孩子男人外再也沒有別的，以致我不好再去打擾她們。這下好了，命運逼著她們重新思考人生的真諦。她們中的一位是我高中時結識的至交，曾用大楷疾書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座右銘來與我互勉。所以我不為她們難過，還樂得趁機把至交邀來德國一游。這一打擊雖然讓她廋了一圈，但到我這兒時精神已振作起來。令我沒想到的是她卻得出要把一個負心郎對她的傷害用濫情的方式加以撫慰的歪理，滿面春風地藉助互聯網談情說愛。我好奇地讓她把最討她愛的情書給我看看。讀完那封出自一個英國人的情書，我毫不隱瞞地嫌她的品味還象個懷春的少女，依我之見，年近不惑之婦應該有崇高的趣味和情操。另外三位有孩子的棄婦都在國外。一位在德國打工供丈夫念書，等買了房子，接來兒子，嘻，她悉心佈置好的新屋卻成了可任我等自由人填充的空巢。在義大利住時結交的那位姐妹和丈夫是溫州同鄉，一起吃了很多苦，終於開了家餐館，生了兩個孩子，整日忙裡忙外，有一天，人不舒服提前回家卻撞見丈夫和年輕的女跑堂正在偷歡。萬念俱滅的她最讓我掛念，我一再打去電話，竭盡所能地安撫那顆破碎的愛心，可她總說我未臨其境，不解其味。我自以為可以想象對一個全身心都撲在丈夫和孩子身上，沒給自己留一點餘地的賢妻良母來說，愛人的背信棄義意味著什麼。 安娜聽了別人的相同遭遇和我的態度後，表示很想馬上來我處散心，但她兩天兩夜睡不著，吃不下，渾身無力，於是我再三叮囑她不要遷怒於第三者，相反應該感謝她，否則如何能看清愛人的操守，然後相約改天再會。放下電話後，想起我媽和我們母女的恩怨。 與她們相比我媽太幸運了！她擁有一位讓她見了開心，走了放心，想起來舒心的“三心”牌丈夫。她和我爸生養了五個孩子，同甘共苦半個世紀，無論是內憂還是外患，夫妻倆都銅牆鐵壁一塊，從未有一絲縫隙。如此親密恩愛的夫妻在大陸那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