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死得其所？

 

1936年9月魯迅發表短文〈死〉，從中可知，他年過半百依然不信神佛，即使病入膏肓，也不遵醫囑，還缺乏善念。

一個月後，他就留下文中七條惡狠狠的遺囑死去。家屬卻一直懷疑死因，一直存在「魯迅之死疑案」。魯迅獨子周海嬰還以此為題於二零零六年九月撰寫專文質疑日醫須滕。文中透露：魯迅的二弟周建人曾「通過馮雪峰的妻子轉告給馮，說這個日本醫生不可信，應該換個醫生。過了幾天馮雪峰的妻子回復說，她同馮雪峰講過了，他（馮）是贊成『老醫生（平常大家對須藤的稱呼）看下去的』」。馮雪峰是當時的中共中央特派員。就是說，那時魯迅看病請誰，由共產黨負責，而須滕是內山完造介紹給魯迅的。周海嬰象許廣平和周建人一樣懷疑須滕，「這個態度不僅從來沒有改變，而且我們從來也沒有放棄探查求證。我們還通過組織向中央匯報過，並請求中央幫助查證。沒想到這種觀點有一天忽然被上綱為影響中日兩國關系的『國際問題』」。一九八四年，大陸學術界首次有人發表《魯迅之死謎釋》，日本魯研界也很快有了反應，但作者紀維周卻因此「無端遭受種種責難，並被迫公開檢討」。這表明，中共不僅不幫助解疑，還阻止真相大白。與此同時，中共專門組織了有九個醫院二十三名專家參加的「魯迅先生胸部X線讀片和臨床討論會」，得出一個與須藤診斷幾乎完全一致的結論。可惜這未能解答周海嬰的疑問，所以，他在文章末尾表示「魯迅終究因何而死，我堅信這樁『疑案』終將會大白於天下的」。

魯迅於十月十九日凌晨過世後，日文《上海日報》晚報第二天就發表了〈醫者所見之魯迅先生〉；此後又在十一月十五日出版的中文紅色刊物《作家》雜誌發表〈醫學者所見的魯迅先生〉。日本研究者北岡正子指出，兩文內容不同。第二篇文章不僅吹捧魯迅，而且還透露說，「有一天我半談半笑地對先生（指魯迅）說：『日本古時武士的習慣，是在每年元旦那一天修改遺囑。因為他們過的那種生活，究在什麼時候遭人殺死，是很難預測的。像先生這樣或者為了主張和主義，會受敵害的危險的身份，對於日本武士的那種習慣，我覺得是頗必要的。』當時他回答說：『在我方面來說，到那時，我平生言論和主張，已很夠留在我死後了，那一套事恐沒有必要吧。』」須藤身為醫生在病人辭世後有如此舉動和談及上述對話偶然嗎？

內山完造則於十一月十六日發表〈魯迅先生〉，二十年後，發表〈憶魯迅先生〉，從中可獲知，魯迅的絕筆是致內山完造的簡訊，內山被稱為「老闆」，魯迅請他打電話給須藤。須滕的文章在魯迅死後一年被收錄在中共地下組織出版的《魯迅先生紀念集》。一九九八年在北京出版《外國友人憶魯迅》，作者除了須藤、內山完造外，就是已證實的共產國際間諜史沫特萊、路易·艾黎和象斯諾一樣的紅色奴才。

為二零零零年出版的《周海嬰回憶錄》作序的王元化，一九三二年上初一時，就有老師在學校教他們學魯迅精神，給他留下深刻印象。果然他在「魯迅精神的感召」下，參與了「一二·九」運動，並於一九三八年投身赤潮，加入共黨。在中共奪取政權後被打成「胡風反革命分子」，遭受二十四年迫害。「平反」後，於一九八三年出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兩年後離休。對周海嬰的懷疑，王元化表示：「魯迅死於謀殺，是可能的」。二零零六年，我在研究紅色文藝及其源頭時就發現「魯迅的死讓中共獲得了生機」，而如果共產國際需要魯迅死，魯迅自然活不了。

魯迅辭逝當天，共產國際間諜宋慶齡就到中央研究院，告訴蔡元培魯迅去世的消息，並請他參加魯迅治喪委員會。同一天，上海《大晚報》發表〈魯迅先生訃告〉，其中公布由十三人組成的魯迅治喪委員會名單：蔡元培、宋慶齡、內山完造、沈鈞儒、蕭蔘、曹靖華、A．史沫特萊、茅盾、胡愈之、胡風、許季茀、周建人、周作人。

負責魯迅喪儀的馮雪峰私自把這個名單刪改為含毛澤東的名單，在日本報紙《日日新聞》上發表。內山完造與史沫特萊都名列魯迅治喪委員會，雖然其時史沫特萊本人已在西安等候蔣中正中計。

獨具慧眼的巾幗英雄蘇雪林「見魯黨頌揚魯迅，欺騙青年，直出人情之外，殆以為國人全無眼耳鼻舌心意，可以任其以黑為白，以蕕為薰者，乃勃然不能復忍」，挺身而出專門寫信給蔡元培，用證據指出「一曰魯迅病態心理，將於青年心靈發生不良之影響也」；「二曰魯迅矛盾之人格，不足為國人法也」並質問蔡元培「如此為之表彰，豈欲國人皆以魯迅矛盾人格，及其卑劣行為作模範乎？」

她還洞徹到：「三曰左派利用魯迅為偶像，恣意宣傳，將為黨國之大患也。共產主義傳播中國已十餘年，根柢頗為深固。『九·一八』後，強敵披猖，政府態度不明，青年失望，思想乃益激變，赤化宣傳如火之乘風，乃更得勢，今日之域中，亦幾成為赤色文化之天下矣。近者全國統一成功，政府威權鞏固，國人觀感大有轉移，左派己身大有沒落之憂懼，故於魯迅之死，極力鋪張，務蘄此左翼巨頭之印象，深入青年腦海，而刺激國人對共產主義之注意，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近聞魯黨議醵金為魯迅立銅像，設魯迅圖書館，發起各學校各界人民追悼會。又以魯喪未得政府當局慰問，表示不滿（見《大公報》）。若當局對魯迅略表好感，則彼等宣傳，可得合法之保障，國人視聽，更將為之混淆，吾信更進一步之政策：如要求國葬，宣付國史館立傳，各大學設立魯迅講座，各中小學採取魯迅著作為教材，皆將隨之而來。日本利用『以華治華』，左派及魯黨利用『以政府治政府』，設計之狡，用心之苦，亦相彷彿。」蘇雪林深知「有共產主義，則無三民主義」！

可惜蔡元培沒有如此見識，淪為共黨的馬前卒，甘願被共黨利用來宣傳魯迅。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卷本的《魯迅全集》就已經編定。在蔡元培和時任中央宣傳部部長的共特邵力子的支持下，於第二年六月出版。蔡元培不僅為《魯迅全集》作序，還為《魯迅全集》紀念本題字。他和宋慶齡還以魯迅紀念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的名義，發表〈征訂《魯迅全集》精製紀念本啟〉，宣稱：「魯迅先生為一代文宗」，「奠現代文壇之礎石」，編印《魯迅全集》的目的，「欲以喚醒國魂，砥礪士氣」。

而梁實秋則發現《魯迅全集》「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把成本大套的翻譯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顯著偉大之外，實在沒有任何意義。」善良的梁實秋不知共黨的陰險狡詐，不知共產國際這麼做就是要借民國的出版自由，以魯迅的名義兜售紅色宣傳，赤化民國青少年。沒有王元化們上當受騙和浴血奮戰，共產黨何以能顛覆一個民主自由的中華民國？

當時蘇雪林還把上述意見寫信告訴她尊敬的胡適，希望得到他的支持，畢竟胡適既是名人，又被共黨視為敵人，遭到詆毀。比如，一九三三年三月，魯迅在他名下發表瞿秋白對胡適的罵文〈出賣靈魂的秘訣》，誣衊胡適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向侵略者「出賣靈魂」。可惜胡適沒有蘇雪林的高明和深刻。他不但不聲援，還回信批評蘇雪林的義正詞嚴是「舊文字的惡腔調」。胡適象魯迅一樣反孔反傳統，與魯迅一右一左，沒有也不可能起到抵制共產邪黨的作用。共產黨篡奪政權後，胡適五十年代在給司徒雷登的回憶錄作序時，自己承認：「我在國內和國際政治上也是一個天真爛漫的新手。我的確是太天真，天真到在日本投降、抗日勝利後不久，我給重慶發去了一篇長長的無線電報，請人交給我過去的學生毛澤東，嚴肅、急切地懇求他，說，現在日本投降了，中國共產黨已經不再有理由繼續擁有龐大的私家軍隊，他的黨現在應該效法英國工黨的良好榜樣。自己沒有一兵一卒的英國工黨，在最近的大選中，剛剛贏得了壓倒性的勝利；在下一個五年中，他取得了無可置疑的政治權力。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另一個外交上的新手、美國大使赫爾利（Patrick Hurley）將軍的陪同下，來到了重慶。我在重慶的朋友發來無線電報，說我的那個信件已經及時交給了毛先生本人。當然，直到今天，我從來也沒有收到過任何迴音。」

就這樣，以宋慶齡為頭面人物的共產國際間諜網硬是把一個民族敗類包裝成了「民族魂」，毒害了無數象王元化一樣的熱血青年，讓他們為共產黨賣命，讓中國落入共黨的魔掌，自己則失去在民國已擁有的自由。共產國際間諜都是魯迅的推手，因為魯迅思想的翻譯傳播被他們當成「反法西斯『地下火』」。這在徐秀慧的紅色論文〈跨國界與跨語際的魯迅翻譯 (1925—1949)── 中、日、台反法西斯的「地下火」與台灣光復初期「魯迅戰鬥精神」的再現〉中可以找到證據。共產國際打著反法西斯的口號，迷惑世人，掩蓋共產黨比法西斯更邪惡的本質。

尾崎秀實從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二年在上海活動時也與魯迅來往密切。魯迅日記中有記載。大陸出版的《魯迅：域外的接近與接受》一書則透露，五名主張暴力革命的「左聯」成員被自己人借刀殺害後，「尾崎秀實和山上正義就把《阿Q正傳》的出版，與悼念死難烈士，揭露和抗議國民黨政府的法西斯暴行結合起來。由尾崎秀實和山上正義編的《阿Q正傳》的日譯本書名是《中國小說集〈阿Q正傳〉—國際無產階級文學選集之一》，除收入《阿Q正傳》外，還收入中國左翼作家的其他小說，左聯烈士小傳……尾崎秀實的序文讚揚了左聯五烈士的光輝業績和作品成就，對魯迅極為推崇」。因此，夏衍在《懶尋舊夢錄》中把尾崎秀實、山上正義和史沫特萊並提，說他們是幫助「左聯」進行了許多工作的三位外國同志。

被魯迅誣衊為「喪家的資本家的走狗」的梁實秋隨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後寫過〈關於魯迅〉。即使中華民國已被共產國際靠間諜、筆杆子和槍杆子等逼得退守台灣，梁實秋還在文章中反對國民政府禁止魯迅。不過梁實秋認識到魯迅「首先是以一團怨氣為內容，繼而是奉行蘇俄的文藝政策，終乃完全聽從蘇俄及共產黨的操縱」。 在他看來魯迅是因為「沒有健全的思想基礎」而失去知識人的獨立性，淪為共產黨的馬前卒。

所以，魯迅死後，到中國後就積極配合共產國際搞宣傳的斯諾名下的悼聯為：「譯著尚未成功，驚聞隕星，中國何人領吶喊」。 下聯：「先生已經作古，痛憶舊雨，文壇從此感彷徨」。 他還在英文的紅色刊物《民主》上發表〈向魯迅致敬〉（《外國友人憶魯迅》）。斯諾聲稱魯迅「是一個精神上的巨人」，「自從我來到中國，七年中從未感到一個中國人的死，像魯迅那樣真正震撼著整個民族的心」。從《胡喬木書信集》中卻可以獲知，魯迅的送葬隊伍中有不少中學生。他們是以教書為掩護的中共地下黨員帶去壯大聲勢的。當年在上海培明女子中學當英文教員的胡喬木只是這些誤人子弟的地下黨員之一。斯諾還把章乃器當作上海有名的金融家加以引用，表示章乃器認為，「魯迅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替被壓迫者說話，為他們指明了前進的方向，他寫作並不是為了瀉私憤，也不是為了使有閑的人們欣賞，他只是寫出了被壓迫者的心聲……整個世界都在哀悼魯迅，在他的墓前，來自各國的人民—日本人、美國人、歐洲人—和中國的民眾聚集在一起，魯迅的精神將永存」不過斯諾也證明，「哀悼魯迅具有雙重的意義，也是一項重要的政治示威的行動。每本雜誌，每份報紙都開闢專欄公開讚美魯迅」。僅此可見共黨的滲透和宣傳何其厲害。

就是說，魯迅在生前與死後都在為共產國際製造輿論，顛倒黑白，誤導民眾發揮作用，堪稱共產黨的頭號中文筆杆子。為了哄抬魯迅，毛澤東不惜自當吹鼓手，還拋出一系列名不符實的高帽子比如「空前的民族英雄」。

一九四二年，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則證實：中共有兩支軍隊，一支由「朱總司令」指揮，一支由「魯總司令」指揮，缺一不可。事實證明確實如此，只不過毛澤東隱瞞他們的靠山是共產國際。

共產國際濫用中華民國的遷徙自由、結社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等等自由滲透社會各界。共產國際滲透和炒作的結果就是在打造了「左聯五烈士」、「民族魂」後，又把鄒韜奮、沈鈞儒和章乃器等共產走卒包裝成 「七君子」，目的都是顛倒黑白，迷惑世人。與此同時，共產黨還繼續在中國製造對其有利的各種「事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