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二二八」與「六四」為例探討臺海兩岸的異同

 

  

  2018年，獲得臺灣獎助金到臺北調研時，筆者首次經歷「二二八」和平紀念日。親聞「二二八」與「六四」被相提並論，產生疑惑，開始研讀「二二八」著述，因為1989年發生在紅都北京的六四屠殺促使剛到德國留學的筆者，為了明白共產黨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改修哲學。在德國參與六四屠殺引發的抗議時，首次接觸認同中華民國的歐洲居民，從此有幸閱讀來自臺灣的出版物。

  

  首旅臺灣讓筆者體會到中华民国监察委员丘念臺（1894-1967）在「二二八」事发后提交的報告中所言「共党潜煽于内」与「如何令共党无隙可乘」至今是臺湾必须正視的现实與解決的難題，因此再次申請臺灣獎助金，共計在臺調研9個月。從親歷「二二八」71週年活動起，通過16個月的研讀，以及在臺拜訪相關人員，參加與「二二八」、「五四」及「六四」相關的活動，得以了解共產黨滲透臺灣的歷史與現狀。在2018年的調研結果《透過謝雪紅現象探討紅色恐怖與白色恐怖的異同》之基礎上進一步評介赤潮自「五四」以來對臺海兩岸的滲透與影響，希望有助讀者以史為鑒，抵制北京政權對世界尤其是臺灣的滲透與威脅，珍惜並捍衛臺灣的自由。

  鑒於每個人都免不了受自我與思想維度的局限，在進入正題前，簡述相關的心路歷程，以便讀者理解事實陳述之後的價值評判。共產國際從1919年成立起，就系統地利用從電影到學術的一切手段，顛倒黑白，混淆視聽，而筆者從改修哲學到研究歷史，都是為了追求真相，抵制《共產黨宣言》1848年問世以來打造的紅色騙局，還原辛亥革命以來的中國歷史。

因「六四」開始追根溯源

  1988年12月17日，好奇心與求知慾驅使筆者傾其所有，在北京登上一架東德航班，抵達東柏林機場。在黑暗中跟隨人潮進入燈火通明的西柏林，不知不覺就脫離奧威爾式的動物農莊來到讓人目不暇給的自由世界。目睹的鮮明對比與被中共灌輸的紅色宣傳正好相反，這一深刻印象伴隨筆者至今。半年後，北京政權在世界媒體的關注下公然屠殺和平請願的大陸民眾……這一切促使筆者開始關心與探索共產黨與天下事。

  留學德國，有幸親歷柏林圍牆被人潮沖垮，培植中共的蘇共及其暴政在東歐與蘇聯被和平解體，逐步認識到共產黨是國際性的恐怖組織，在每個共產暴政下，居民都從小被灌輸同一系統的紅色謊言。

  在四川上小學時，被要求背誦紅詩「周總理你在哪裡」，到德國後才獲知周恩來（1898-1976）在歐洲投身共運並接受培訓。他不僅是共產國際培植的中共黨魁，而且是蘇聯在中國的頭號共諜。周恩來的手下比如錢壯飛（1895-1935）利用中華民國的自由潛伏各界，從黨政軍高層到各大中小學。正是周恩來的合作者史沫特萊（1892-1950）等歐美日共諜合力把毛澤東（1893-1976）吹捧成「大救星」，把魯迅（1881-1936）哄抬成「民族魂」。研究中筆者認識到共產黨善於用宣傳顛倒黑白，用暴力製造恐怖，在抹黑反對者的同時，遮掩自己的罪行。為了支持仁人志士反共抗暴，筆者寫作專著《無恥的洋人》披露以各種身分為中共宣傳的洋人，其中以史沫特萊為代表的共產國際間諜在中華民國的非法活動比如製造「西安事變」是中共能在大陸顛覆中華民國的一大因素。[1] 

  為中華民國而戰的國民黨人從蔣中正（1887-1975）到陳立夫（1900-2001），都遭到紅色宣傳比如《中国四大家族》肆意誣衊，惡毒攻擊。[2] 好在公道自在人心，謊言經不起檢驗。只要看穿共產騙局，就會對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心生敬佩。

  1949年，中華民國因國際共產勢力裏應外合在大陸淪陷後，學校在大陸淪爲共產黨赤化學生的場所。筆者在四川上完大中小學，抵達德國後，才發現自己不認識太極符號，未讀過四書五經，雖然筆者很愛讀書，小時甚至為了借書去幫鄰居洗書包，可惜在共產黨篡政後製造的馬列戈壁灘上，每個居民都只能被迫接受赤化。共產黨的歪理邪說滲透大陸的一切領域，從兒歌到詩歌，各種文藝形式都被共產黨利用來顛倒黑白，掩飾罪惡；從電影到電視，各種媒體都被共產黨監控，無人可以發表獨立於共產黨意識形態的見解，只有自我閹割，自我審查，才可能追求功名利祿，否則，就會遭到共產黨的殘酷迫害。

  1996年，筆者博士畢業，曾試圖回大陸任教，到北京大學實地考察後，只能確認自己已超越共產黨的思想枷鎖，無法放棄自由接受共黨領導。筆者不可能默認共產黨的各種宣傳尤其是涉及「六四」的謊言，也沒有寧可遭受酷刑也要講真話的勇氣。不得已只好以德文作品獲得在德國科隆的居留權，距今已有23年。而北京早在1987年就與科隆結為友城，在紅色宣傳的滲透下，2012年就有民調顯示參與的科隆大學學生大多數不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為獨裁政權（Diktatur），這也是筆者不得不把在科隆享有的自由用來抵制紅色宣傳的一大動力。

  在大陸護照過期前，為了免於被中共大使館刁難，筆者在2004年加入德國籍，從此致力於抵制共產黨以中國乃至孔子之名赤化全球。13年後，在友人的推薦下，首次以德籍學者身分申請臺灣獎助金。首旅臺灣前，筆者對臺灣的印象主要來自閱讀並深受絕代歌后鄧麗君（1953-1995）的影響。

  毛澤東惡貫滿盈後，鄧麗君的歌在共產黨的禁令與批判下風靡大陸，深入人心，影響至今。當時中共被迫打開國門，以防因經濟崩潰而失去政權。隨著國門的開啟，港澳臺的文藝作品也進入大陸並立即讓共產文藝宣傳品相形見絀，十年後，被中共動用坦克才得以鎮壓的八九學運興起。

  鄧麗君的歌聲從高中起就引領與陪伴八十年代的大學生。八九學運興起後，鄧麗君排除阻力專門為在香港跑馬場舉辦的聲援集會選唱《我的家在山的那一邊》。[3] 六四屠殺讓鄧麗君「很心痛」，她不僅取消應邀赴大陸的演出計畫，還就此在日本電視臺演唱《憂傷的自由》前用日語說：「我是中國人……我渴望自由，希望所有人都可以享受他們應得的自由」[4]。 

  六四屠殺促使筆者反共，為了抗議，發表德文處女作，加入德國籍是為了拒當中共奴，做像鄧麗君一樣自由的中國人。與鄧麗君不同的是，她生長在臺灣，身在海外也以中華民國的國民自居，畢生認同並支持「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而筆者不僅因鄧麗君認同臺灣，更因中華傳統價值觀及其文化認同中華民國。以林覺民（1887-1911）為代表的中華兒女浴血奮戰創建中華民國。神州大地上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雖飽受磨難，尤其是遭到共產主義侵蝕，但依然存在於臺澎金馬，居民在「白色恐怖」中免於遭受剝奪人之尊嚴與自由的紅色恐怖。

  生長在大陸，研究臺灣史，自然會把日本殖民臺灣50年與共產黨赤化中國大陸70年相比。前者作為異族在統治前期屠殺不少反抗者，臺灣人淪為二等公民，但日本殖民者尊奉正常社會的道德倫理，沒有顛倒黑白，如果接受日本的統治與同化，就能過上正常生活，直到臺灣被日本拖入侵略戰爭。日本也強力反共，而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卻尊奉顛倒黑白的馬列，披著華人的皮，數典忘祖，摧毀民族文化包括漢語，毀滅天理人倫，害死至少八千萬大陸居民，大大超過日本在侵略戰爭中屠殺的異族。而「二二八」在中共的宣傳中是「台湾同胞反对当时国民党当局专制统治的爱国、民主、自治运动，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一部分」[5] 。1977年中共曾出兩張郵票「紀念台湾省人民“二·二八”起义三十周年 」，被共產黨稱為「起義」的還有「南昌起義」，「秋收起義」以及「廣州起義」，這一連串「起義」都是聽命於莫斯科的武裝暴動。[6] 

  到臺北調研後，筆者才獲知在臺灣從日本投降起就有人拒絕認同中華民國比如參與「二二八」暴動的臺籍日本兵黃金島（1926-2019）與「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的創辦人鄭南榕（1947-1989），而筆者因六四支持認同中華民國，抵制共產暴政的中國民運志士比如鄭南榕的同齡人王炳章。1982年，王炳章作為中共派到海外的首批大陸留學生在加拿大獲得醫學博士後，在紐約創辦雜誌《中國之春》，開創在大陸復興中華民國的民主運動。2002年，王炳章被中共從東南亞綁架並被判無期徒刑。中共給王炳章捏造的罪名之一是為臺灣從事間諜活動。

  筆者關注與「六四」相關的人事30年，2003年上網後抵制「五四」以來的紅色宣傳，而因「二二八」研究臺灣史不過16個月。為了揚長避短，筆者選擇在現有「二二八」著述尤其是臺大歷史系教授陳翠蓮2017年發表的專著《重構二二八 -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的基礎上，以國際共運為背景探討「五四」掀起的紅潮對臺海兩岸以及「二二八」與陳儀（1883-1950）政府的滲透及其影響。

報告由三條線組成：

第一章 

因「六四」反省「五四」及其影響

一、六四屠殺引發共產陣營崩潰

二、國共兩黨本質的區別

三、「五四運動」開啟赤化機制

四、「五四」以來紅色宣傳的惡果

五、「五四」與「六四」本質的區別

六、「六四」曝光紅色騙局

七、國際共諜合力打造紅色偶像魯迅（1881-1936）

八 、為保蘇聯鼓動抗日

第二章 

與「二二八」相關的紅媒

一、共產黨對臺灣的滲透

二、潛臺共諜及其影響

三、「二二八」的紅色媒體人

四、魯迅（1881-1936）在臺灣的傳人

五、宋斐如（1903-1947）與《人民導報》

六、王添燈（1901-1947）與《自由報》

七、介紹李登輝（1923-）加入共黨的吳克泰（1925-2004）

八、加入中共的臺灣人周青（1920-）及其他

九、臺北的紅色文藝活動

第三章  

陳儀（1883-1950）與地下共產黨員

一、陳儀因何而死

二、共諜胡邦憲（1902-1991）及其同黨

三、「二二八」與紅色滲透

四、紅色宣傳與「白色恐怖」

五、從禍閩到投共

六、葛敬恩（1889-1979）撒謊與謝娥（1918-1995）遭殃

七、「終身師爺」沈仲九（1887-1968）

八、推廣為蘇聯宣傳的魯迅（1881-1936）

九、聘用許壽裳（1883-1948）與台靜農（1902-1990）等

十、庇護郁達夫（1896-1945）等紅色宣傳員

筆者希望用此報告呈現與臺灣相關的紅色蹤跡，供讀者參考歷史，思考當下，尋找對策。

面對臺灣被北京嚴重滲透的現實，要捍衛臺灣的自由，必須奮起反對侵害人權，剝奪自由的共產暴政。凡是為紅色極權暴政粉飾太平的媒體都是紅色媒體，但只上街拒絕紅色媒體還不夠，還要抵制被「五四新文化」尤其是共產黨文化侵蝕的個體與團體，不能讓他們以「白色恐怖受難人」的名義混淆是非，美化共產黨，誤導解嚴後成長起來的臺灣人。筆者歷來主張反共防共的最佳方式就是敬天重德，聽從良知，拒絕謊言，抵制惡行。

第一章 

因「六四」反省「五四」及其影響

一、六四屠殺引發共產陣營崩潰

  1989年4月15日，被迫離職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辭世，引發共黨在中國大陸篡政後最大的和平抗爭，波及全球，僅北京就有高達百萬人參加遊行。面對強大的民意，以鄧小平為首的匪幫拒絕接替胡耀邦任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處理問題，卻調動19支部隊進京，用坦克與達姆彈鎮壓和平請願，死傷無數，是謂六四屠殺。[7]

  共產黨在大陸顛覆中華民國後，一直在利用國家機器濫殺無辜，可是因為共產黨封鎖信息，善於宣傳，外界難以獲知共產罪行。筆者出國前在四川生活近23年，從未獲知共產大躍進及其相關政策餓死上千萬四川居民，史無前例。[8] 中華民國對共產罪惡的指控非但沒有誇大其詞，而是因為中共對內操控一切並滲透外界還不夠全面與準確。

  唯獨六四屠殺除外，因1989年5月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會議首次在北京舉行與戈巴契夫訪華，大批海外記者聚集北京，得以把八九民運即時向全世界播報。八九民運的學生領袖之一，《六四日記》作者封從德一再強調：「八九民運之和平，古今中外皆罕見甚至空前絕後——數百城市、N多次百萬人大遊行而不砸一塊玻璃，甚至小偷宣佈罷偷，未見它例。即便這樣，共黨照樣集結二十餘萬野戰軍殺向首都北京」[9]。 

  六四屠殺成為全球數十億電視觀眾看到的現場報導，引發全球反響，成為國際性的集體記憶。2019年4月28日，六四幸存者，現在美國的李俊披露他去香柏河(Cedar River)畔的「全美捷克和斯洛伐克博物馆」參觀展览「革命1989：撼动共产主义的一年」（Revolution 1989: The Year That Shook Communism)，該展覽「主题虽然是东欧，但是不可避免地涉及中国三十年前的大屠杀」[10]。 

  以鄧小平為首的匪共用野戰軍屠殺和平民眾保住了在大陸的紅色政權，卻引發以蘇聯為首的紅色陣營隨之崩潰。六四屠殺喚起更多大陸人與共黨決裂，甚至輾轉來到臺灣比如曾為共產黨顛覆中華民國赴湯蹈火的阮銘（1931-）。

  六四屠殺是1960年前後出生的大陸人（八九一代）認識共產黨的起步。正是六四屠殺促使筆者在內的大陸人識破共產黨原來是狼外婆，真正的祖國是中華民國，要被解放的不是臺灣而是大陸淪陷區，鄧麗君就是關心大陸，支持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臺灣人或曰中華民國人。

  六四屠殺引發第一次退黨潮，十年後共產黨對以「真善忍」為宗旨的法輪功信眾的迫害導致更多大陸人認識到共產黨的邪惡並唾棄之。[11] 

  1996年，中共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政治制度研究室副研究員陳小雅因在臺灣發表《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被解職；在「六四」30週年前已被限制出境。而更多大陸人因「六四」與共黨決裂後流亡海外，其中包括曾屬大陸特權階層的王若望（1918-2001）與高爾品（1947-）。1994年，高爾品利用到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訪問的機會將自己秘密研究的思想成果帶出大陸並於1999年在美國以辛灝年之名發表《谁是新中国：中國現代史辨》。作者詳盡地論證是接受斯大林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分裂了中華民國，制造了两个中国，而中華民國才是真正的新中國。在互聯網時代，海內外華人可以聚集在美國出版的《黃花崗》，為在大陸解體共產暴政，復興中華民國而各自奉獻。

二、國共兩黨本質的區別

  以鄧小平為首的匪共用六四屠殺保住了在大陸的極權暴政，但促使更多人得以認清共產黨的邪惡本質。不過大陸人無論是誰，無論發表什麼，依然不能逾越共產黨的紅線。1996年大陸學者李玉貞（1937-）在臺灣發表專著《孫中山與共產國際》，披露許多重要事實，但她畢竟身在中共體制內，不可能不聽從共產黨的領導，站在共產黨的立場解讀史實。

 2012年，李玉貞在大陸發表《國民黨與共產國際》，她的研究成果可以證明孫文及其三民主義與企圖用蘇式社會主義赤化全球的列寧南轅北轍。以孫文為首的國民黨領袖明確反對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1923年1月26日，孫文於內憂外患中，在拒絕共產黨與蘇維埃制度的前提下，為了實現三民主義，簽署「孫文越飛宣言」，決定「聯俄容共」[34]。「聯俄容共」是為了實現三民主義採取的手段，目的是為了消除障礙比如北洋政府。

  

 以孫文為首的國民黨人雖然為了實現三民主義不擇手段，但不曾想到要利用他人尤其是學生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因為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在1923年如此指責國民黨：「很可以舉許多例來指出國民黨在學生會、商會和別種團體對列強屈辱中國做示威運動的時候，沒有能在其中指導和促進。無怪乎五四運動的學生把國民黨忘掉，去年北京雙十節紀念在中央公園開會，學生工人到者數千人，連創造民國的國民黨的名字也沒有提起。國民黨所以不能得五四學生運動的領袖，不是沒有理由的」[33]。

  1923年8月，孫文派蔣中正率團訪蘇三個多月。敗退臺灣後蔣中正痛定思痛，1956年發表《蘇俄在中國-中國與俄共三十年經歷紀要》，其中第二章第七節〈我的遊俄觀感〉中就已認識到：「蘇維埃政治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與我們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關於此點，如我不親自訪俄，決不是在國內想像所能及的。」[12] 九十六年後，審視國共兩黨的歷史，筆者斷定國民黨以三民主義為政治綱領無可非議。孫文不僅把美國總統林肯的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譯為「民有、民治、民享」，還明確指出這就是他追求的「民族」、「民權」、「民生」主義。[13] 

    1924年2月17日，孫文則在民族主義第四講中明確表示「馬克斯主義不是真共產主義」[14]。推崇孫文並以他為國父的中華民國本質上與馬克斯主義背道而馳，可惜因為孫文被迫聯俄容共，導致國民黨從此被共產黨滲透，最終大陸淪陷，殃及臺灣。

  為了堅持三民主義，孫文敢於反對援助他的蘇俄，認同彈劾共產黨的张继（1882—1947）提出「革命黨人應有自尊精神。以俄為摯友則可，以俄為宗主則不可」[15] 。而中共在斯大林死前，唯蘇俄馬首是瞻。

  

 李玉貞無法認識國共兩黨本质的區別，以所謂的党派利益抹杀國民黨的理想和实践，把國民黨與共產黨混為一談。孫文創黨是為了實現三民主義，也即為國為民，黨派利益從一開始就在國家人民利益之下，國民黨入黨誓詞堪稱為國為民奮鬥之宣言。真正的國民黨黨員應該像陳立夫兄弟一樣勇於為國為民奉獻甚至犧牲自己與黨派利益，可惜他們無法阻止共產走卒潛伏在中華民國尤其是國民黨，製造事端，禍國殃民。

  只要比較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入黨誓詞，就可辨別孰是孰非。國民黨的誓言既遵守天理人倫又愛國愛民；而共產黨一再變更其誓詞，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入黨誓詞卻隻字不提「抗日」，只要求黨員發誓「不怕困難，不怕犧牲，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到底。」[16]

  國民黨向共產黨學習「監視」和「鎮壓異見」等手段，目的也是為了實現三民主義。只有擺脫共黨箝制的學者比如流亡臺灣的大陸人李明才能認識到民国大陆史「有两条主要的线，一、就是『临时约法』所开的法统与『袁记法统』之争，是民主宪政和开明专制之争，二、与军阀割据之争。护国、护法、国民革命皆由此而来」。國民黨及其創建的中華民國接收臺灣與在臺灣的統治模式與此密切相關，不能忽視。

  孫文珍惜自己民族的文化，反對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可惜「聯俄容共」好比引狼（共產黨）入室（國民黨），養虎為患。所謂的「國共合作」實質是以孫文為首的國民黨人為了實現三民主義被迫與共產國際勢力鬥智鬥勇，無奈追求民族獨立的國民黨最終不敵投靠國際恐怖組織的中國共產黨。

  與聽命於莫斯科的中共不同，國民黨突破重重阻力在大陸通過軍政，實行訓政，籌備憲政。1936年，國民黨主導的中央政府就公布「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五五憲草），組織選舉「制憲國民大會代表」。以蔣中正為首的國民政府慘勝日本後，試圖完成既定目標：結束訓政，走向憲政，還政於民。即使在中共的阻攔下，國民政府依然於1946年召開首次「制憲國民代表大會」，臺灣代表依法參加。1947年元旦，正式公佈憲法，定12月25日為憲法實行日期，中華民國正式進入基於三民主義的民主共和國憲政時期。全國包括臺灣開始致力於實行憲政。而毛澤東則詆毀蔣中正于1945年8月14日發布的《告全國同胞書》，把重慶談判當緩兵之計，依靠斯大林的支持，不遵守《國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也即雙十協定），繼續企圖顛覆中華民國。 因此，以蔣中正為首的民國政府與中國國民黨只能被迫奮起反抗，捍衛辛亥革命果實。[17] 明明是毛澤東禍國殃民，但中共卻用宣傳污蔑以蔣中正為首的民選政府發動「內戰」。[35]

  「國共內戰」不是內戰，而是以國民黨為首的各政黨各民族各地區反對國際共產勢力的正邪大戰，持續至今，臺灣也未能倖免，雖然形式不同，就像臺海兩岸都在紀念「五四」100週年，但著重點不同一樣。而「五四運動」不僅為共產國際在中國成立支部提供了社會基礎，也將打砸搶燒等犯罪行為史無前例地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下政治化。李大釗等發動「五四運動」的方式堪稱赤潮滲透中華民國的模式，特此簡評，不僅僅是因為「二二八」與「六四」都受其影響。

三、「五四運動」開啟赤化機制

  在列寧1919年3月成立共產國際前，就有俄共（布）党员鲍立维以教俄語為掩護從海参崴到北京從事赤化活動。鲍立维不僅通過教職與北大教授李大釗（1889-1927）取得聯繫，還赤化了在天津北洋大學就讀的張太雷（1898-1927）等青年學生。[18]

  李大釗1918年就在陳獨秀（1879-1942）創辦的《新青年》上發表〈庶民的勝利〉與〈Bolshevism的勝利〉，聲稱Bolshevism的戰爭，「是階級戰爭，是合世界無產庶民對於世界資本家的戰爭。……這是二十世紀世界革命的新信條」[19]。李大釗還想當然地宣稱：「由今以後，到處所見的，都是Bolshevism戰勝的旗。到處所聞的，都是Bolshevism的凱歌的聲。人道的警鐘響了！自由的曙光現了！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20]  李大釗一廂情願地把鼓動「階級戰爭」的「Bolshevism」美化成「人道的警鐘」與「自由的曙光」，奮不顧身地投入國際共運，利用愛國心與民族情誤導他人尤其是青年學生，赤化中文世界。[21] 

  1988年中共刊物《黨史研究與教學》就曾發文論證〈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應是李大釗〉 [22] ，此前因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預備會上的報告中稱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無人敢有異議。

  從目之所及的資料來看，五四運動是共產主義侵蝕中國的開始。中共青島大學教授吕明灼也得出類似的結論：「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幹部上的準備」。吕明灼也認識到促成「五四運動」的不只是陳獨秀與李大釗，蔡元培（1868-1940）與胡適（1891-1962）也必不可少。[23] 

  1917年1月，蔡元培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後，先用捏造的假學歷與假職位聘請陳獨秀（1879-1942）充當北大文科學長，後在陳獨秀的支持下，邀請李大釗當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24] 這是李大釗能夠發動「五四運動」的關鍵。陳獨秀則因嫖娼，已於1919年3月失去北大教職，而胡適雖然也參與「反傳統反儒教反文言」的反文化運動，也即所謂的「新文化運動」，為馬克思主義開闢思想通道，但他畢竟主張「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並因此引發與陳獨秀的論戰。所以，筆者認同李大釗是「五四運動」缺一不可的核心人物。

  從1918年起，李大釗便開始發言發文鼓吹馬列主義，鼓動愛國學生「直接行動」，仇恨拒絕共產主義的國家與群體以及個體，自此「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等可以致人於死地的紅色新話源源不斷地進入中文世界。

  李大釗不僅身體力行地宣傳階級鬥爭，還親自成立或指導以此為目的的各種社團，目之所及有「少年中國學會」（1918年6月），「學生救國會」（1918年6月），「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為欺騙警察，用了馬爾格斯的名字）（1918年冬）「北京大學學生會」（1919年2月），「國民社」（1918年10月）。李大釗還是1919年元旦出版的《國民》雜志月刊的總顧問，該雜誌不僅鼓動仇日，而且在第五期發表《共產黨宣言》中譯本前一部分，據稱這是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著作的中譯本。[25]

  就是說，在「五四運動」前，李大釗在思想上，宣傳上，人員上與組織上都做了大量工作。沒有李大釗，就沒有「五四運動」；沒有鲍立维，就沒有李大釗與張太雷的赤化工作。他們投身共運應該不是為了領取盧布，雖然中共從成立起就得到莫斯科的大力扶持。[26] 而「1920年陳獨秀辦《共產黨》月刊、《勞動界》雜誌，以及創辦外國語學校，印刷各種宣傳小冊子等，無不從魏金斯基（維經斯基）那裡取得資助」[27]。

  李大釗讓北大成為「五四運動」的發源地，北大學生成為被赤化的對象，其中包括傅斯年。而北大圖書館主任室成了「五四運動」的指揮中心與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場地。1920年3月，經鲍立维介紹，李大釗與共產國際代表魏金斯基見面，開始籌組共產國際中國支部。[28] 

  魏金斯基在1920年9月1日於莫斯科就其1919年9月至1920年8月在東亞各國的工作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中透露：「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採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來加劇這種冲突。」[29] 為此魏金斯基在1920年5月，為領導業已展開的工作，在上海成立了「第三國際東亞書記處」。開展的工作如下：

「1.通過在學生組織中以及在中國沿海工業地區的工人組織中成立共產主義基層組織，在中國進行黨的建設工作。

2.在中國軍隊中開展共產主義宣傳。

3.對中國工會建設施加影響。

4.在中國組織出版工作。」[30]

  李大釗等淪為實現共產國際總政策的中國走卒，誤人子弟，屢肇事端，比如參與反英的「五卅運動」，導致「五卅慘案」，也因此1925年遭到北洋政府通緝。1927年4月，張作霖占領北京，將藏在蘇聯大使館的李大釗等逮捕並繳獲李大釗為蘇聯從事軍事諜報工作的罪證。李大釗認賊作父，出賣中國利益，被處以極刑。[31]

  以李大釗為首的共產走卒打著愛國主義的旗號幹的是聽命於莫斯科的賣國勾當，可是一般人尤其是青少年很難識別共產騙局，因爲共產黨確實如飽嘗其苦頭的閻錫山在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元月對山西省集訓小學教育幹部訓詞中所言「共匪是最能迷惑人的九尾狐狸精」。[32]

  「五四運動」把反傳統反道德的「新文化」運動推向社會，為共產黨在中國生根發芽培植了土壤，這是中共把5月4日定為青年節的原因。從南京遷到臺北的中研院與臺大都在紀念「五四運動」100週年，卻不直面危害至今的紅禍，還為接受共黨閹割的大陸學者提供講台，而筆者卻因質疑推崇五四狂人陳獨秀被一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員排斥，可見五四狂人掀起的赤潮對臺海兩岸的影響延續至今。

  中華民國當然可以紀念「五四運動」，但應該反省該運動的赤化作用與紅色惡果，尤其是當蘇聯及其在東歐扶植的共產陣營已被和平解體，而赤潮在大陸吞噬的人數還在增加，臺灣依然遭受北京打壓的時候。

  

四、「五四」以來紅色宣傳的惡果

  李大釗等通過紅色宣傳影響愛國青年，其中包括聞一多（1899-1946）。以聞一多為例可以審視「五四」以來紅色宣傳造成的後果。在地下共產黨發起的「一二九運動」與「西安事變」時，聞一多還理性地選擇支持民國政府，但在紅色宣傳的作用下，1944年，他就想加入共產黨，但中共認為他在黨外更能發揮作用，因此他加入受共產黨操縱的「中國民主同盟」並與李公僕一起充當中央委員。[36]  

  聞一多在〈八年的回憶與感想〉中透露： 「抗戰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那時還不甚顯著，人們對蔣委員長的崇拜與信任，幾乎是沒有限度的。在沒有讀到史諾的《西行漫記》一類的書的時候，大家並不知道抗戰是怎樣起來的，只覺得那真是由於一個英勇剛毅的領導，對於這一個人，你除了欽佩，還有什麼話可說呢！」[37] 改變聞一多對蔣中正印象的《西行漫記》正是共產國際間諜網推出的宣傳品。[38] 

  紅色宣傳品能惡化聞一多對蔣中正態度的一個因素是聞一多等都有「五四情結」[39] 。〈八年的回憶與感想〉透露：「聯大風氣開始改變，應該從三十三年算起，那一年政府改三月二十九日為青年節，引起了教授和同學們一致的憤慨。」[40] 而對聞一多本人而言1943年蔣中正發表的《中國之命運》一書「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五四給我的影響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的向五四宣戰，我是無論如何受不了的」[41]。而流亡德國的湖南人陳嘉遠（1932-2018）卻因小學畢業後，在父親的講解下讀過《中国之命运》，深受啟發，即使後來身陷匪区，也不为紅色宣傳所动，1950年企圖投奔臺灣，可惜未能如願。

   1946年7月11日，李公樸在雲南被暗殺。兩天後在兩千公里外的延安，中共就在《解放日報》上用標題為〈反動派恐怖行動變本加厲，李公樸先生在昆明遇害〉的宣傳稿指控「李公僕，前晚在昆明突遭國民黨特務暗殺殞命」，而《人民日報》則直接在標題上誣衊〈蔣介石加緊法西斯恐怖，國特殺死李公僕〉。四天後，在西南聯大舉辦的追悼會上，聞一多則聲情並茂地痛斥「反動派暗殺了李先生」，當天下午聞一多本人亦被槍殺。這就是讓民國政府大失民心的又一事件「李闻惨案」。

  聞一多的激憤言論被潛伏西南聯大的地下共產黨員何麗芳等製作成〈最后一次讲演〉，在聞一多名下發表，變成打擊民國政府的重磅炸彈；大陸淪陷後，又被中共加工成給初中生洗腦的紅色教材。原來的版本中有下面這段話：「現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中略〕從前在北平時，也常見面。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學者，是真正知道中國人民的要求的，這不是說司徒雷登有三頭六臂，能替中國人民解決一切，而是說美國人民的輿論抬頭，美國才有這轉變。」[42] 這段話似乎無意中透露，聞一多當時在為改變輿論而戰。

  大陸學者楊奎松已證實蔣中正並非「李聞慘案」的幕後主使者，相反，蔣中正早在1946年3月中旬就專門告誡國民黨人：「完全依賴既得的政權和武力來解決一切問題，是最卑劣的手段」並諄諄教誨：「不要只在形式上和別人鬥爭，應該忍耐沉著，不動如山，埋頭苦幹，在政治建設上表現我們的成績和力量」 [43] 。但「李聞慘案」發生後，立即被中共各路人馬利用來詆毀以蔣中正為首的國民黨，通過宣傳達到「輿論抬頭」，壓制美國政府支援中華民國行憲。[44]

  而獨立學者林輝則在還原歷史系列中指出原中共地下黨員，後在大陸當教授的朱傑勤曾向其偷渡到香港的學生張君達透露，是中共策劃了「李聞慘案」，因為「只有暗殺受大學生愛戴崇拜的民主學者，方可營造恐怖氣氛，掀起群眾的衝動情緒，激發全國青年的反抗思想，而且還可離間國府與美國的關係，影響美國對華政策，促成美國減少對國府的經濟與軍事援助」。[45]

  

  聞一多等試圖影響並確實受到影響的司徒雷登在1949年8月18日就被毛澤東謾罵為「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徵」。 而聞一多則是這篇標題為〈別了，司徒雷登〉的罵文讚美的對象：「許多曾經是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的人們，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面前站起來了。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願屈服」。[46] 

  《巨流河》的作者齊邦媛（1924-）在抗戰中就讀大學，親歷共產黨領導的學運，她的回憶錄中有個章節就叫〈學潮〉，裏面專門評介聞一多及其影響。她寫道：「我記得常聽父親說，一個知識分子，二十歲以前從未迷上共產主義是缺少熱情，二十歲以後去做共產黨員是幼稚。我常想聞一多四十五歲才讀共產制度（不是主義）的書，就相信推翻國民黨政權換了共產黨可以救中國，他那兩年激烈的改朝換代的言論怎麼可能出自一個中年教授的冷靜判斷？而我們那一代青年，在苦難八年後彈痕未修的各個城市受他激昂慷慨的喊叫的號召，遊行，不上課，不許自由思想，幾乎完全荒廢學業，大多數淪入各種仇恨運動，終至文革……。身為青年偶像的他，曾經想到衝動激情的後果嗎？」聞一多通過五四運動感染紅色病菌，再在紅色宣傳的強化下發作，於是聞一多也像李大釗一樣投身赤潮，充當烈士。齊邦媛證實：「聞一多之死成了全國學潮的策動力量，對延安的中共而言，他的助力勝過千軍萬馬，對於中國的命運更有長遠的影響。因爲他所影響的是知識分子對政治的態度」[48]。換言之，中共利用聞一多及其慘死達到了騙取民心尤其是知識分子支持的作用。

 

  盡管臺灣像大陸各省一樣被赤潮滲透，但退守臺灣的中華民國各界要員吸取大陸淪陷的教訓，嚴懲共諜，甚至槍斃拒絕悔過自新的共產黨員比如潛伏臺大的許強（1913-1950），以防臺灣被中共侵吞。[49] 

五、「五四」與「六四」本質的區別

  自從共產勢力借「五四運動」以「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愛國主義開始滲透中華民國後，「五四」就一直是中共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這也形象地表現在中共在大陸顛覆中華民國後，於紅都北京天安門廣場樹立的人民英雄紀念碑。該碑由八幅漢白玉浮雕組成，其中之一的主題就是「五四運動」。

  八九學運爆發後，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借「五四」70週年之際發表〈在建設和改革的新時代進一步發揚五四精神〉的講話，全文在中共喉舌《人民日報》刊載。趙紫陽算中共的開明派，但他的講話依然充滿共產黨八股，居然宣稱「中國的建設、改革、民主、科學，離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會成為泡影」，而八九一代匯聚在天安門廣場，正是因為他們已經發現中共說一套，做一套，剝奪了人權與自由，他們不可能像趙紫陽期望地那樣「理解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必然性」[50]。

  從小就被迫接受共產黨洗腦的八九一代在六四屠殺前既沒擺脫共產黨的思維模式，也沒跳出共產黨的紅色術語，不僅合唱紅歌，紀念「五四」，還推出〈新五四宣言〉[51]，其中表示：

「這次學運的目的只有一個，即：高舉民主科學大旗，把人民從封建思想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促進自由、人權、法制建設，促進現代化建設。為此，我們促請政府加快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採取切實措施，保障憲法賦予人民的各項權利，實現新聞法，允許民間辦報，鏟除『官倒』，加強廉政建設，重視教育，重視知識，科學立國，我們的思想與政府並不矛盾，我們的目的只有一個，實現中國的現代化」。

   該宣言還認為八九學運「是繼『五四』以來最大規模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是『五四』運動的繼續和發展，是史無前例，極其成功的……學運的勝利是民主運動的勝利，是全體人民的勝利，是『五四』精神的勝利。」

  宣言作者不知「五四運動」前中國人尤其是大學生享有人權與自由，擁有自己的各種組織，可以出版各種刊物。正是「五四運動」為共產勢力侵蝕中國開創了紅色通道。「五四運動」是李大釗、陳獨秀等投身國際共運的資本，從此共產國際開始利用李大釗、陳獨秀等五四狂人赤化中國。而六四屠殺促使更多人看穿共產黨的騙局，開始像上當受騙的王若望一樣覺醒，投身以結束共產暴政，復興中華民國為宗旨的民主運動。

  中共至今紀念「五四運動」，現任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也借「五四運動」100週年在中共的「人民大會堂」發表長篇講話，連標題長達7572 字符。[52]

  習近平宣稱「五四運動」為「偉大愛國革命運動」，「偉大社會革命運動」，「偉大思想啟蒙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中共一直讚頌「五四」，原因就在於「五四運動」確實「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做了思想上幹部上的準備」，是赤化中國的運動！這篇講話也透露愛國主義是「五四運動」的核心，而共產黨正是利用愛國心與民族情混淆視聽，欺騙世人。現在習近平依然打著愛國主義的幌子要求大陸青年「樹立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雖然大陸的馬克思主義信仰者也難免被中共打壓，因為中共不在乎什麼信仰，只想管天管地管一切。

  與此同時，中共一直不敢正視勇於在共產極權暴政下齊聲高呼「還我人權」的八九學生。「六四」被中共按需要稱為「動亂」、「暴亂」、「政治風波」，無論如何，只要與「六四」相關的字詞都成為中共在互聯網屏蔽的敏感詞。因紀念「六四」而被捕的大陸人在過去三十年層出不窮。六四屠殺的受害者家屬不僅被禁止哀悼死者，還因此遭受迫害。即使是當年支持鄧小平屠殺的中共前總理李鵬，也被禁止出版涉及「六四」的日記。

  總而言之，「六四」是大陸民眾在中共篡政40年後，群起向共產黨討還自由的開端，而「五四」則是共產勢力侵蝕臺海兩岸的開始。八九一代雖然從小被共產黨灌輸「五四」引進的紅色謊言，但六四屠殺前八九參與者連蛋砸毛像都不允許，秉持和平理性非暴力，與五四青年大相逕庭。倒是「二二八」參與者在被國軍鎮壓前在地下共產黨員的鼓動下打砸搶燒，不會日語與閩南話的男女老幼都可能被暴打甚至被打死。「五四」以愛國為由抗日排日，而「二二八」則以自治為由抗華排華，國籍與省籍像階級一樣是共產勢力用來製造爭端，鼓動鬥爭的伎倆。

六、「六四」曝光紅色騙局

 以鄧小平為首的共產黨從八九學運一開始就拒絕與自發的民間組織對話。在北京學生借胡耀邦辭世之際，跪拜請願後，4月26日，中共中央喉舌「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把學生自發為胡耀邦鳴不平的悼念活動視為「一小撮人發起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動亂」。而這導致中共成立後第一場自發的百萬人大遊行，因為大多數學生深感委屈，他們從小生長在共產黨用紅旗遮天蔽日的動物農莊，只能接受共產黨的宣傳，還沒有達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高度，他們的所作所為僅僅是出於對自由的渴望以及對貪腐的義憤。

  所以，當余志堅（1963-2017）與兩名同伴在5月23日向毛像投擲雞蛋時，遭到學生反對並被送交共警。三勇士因此都遭共產黨酷刑折磨，其中一人被迫害致瘋。只有不了解共產極權暴政的局外人才會相信紅色宣傳，把自發的學運及引發的民運視為受美國中情局操縱的結果。

  簡言之，共產黨在大陸顛覆中華民國四十年後，胡耀邦之死引發大學生先導的和平抗爭，沒有反共訴求，但在當局的打壓中，學運逐漸擴大，六四屠殺發生後，大陸民眾開始覺醒並採用各種方式抗爭至今。

  六四屠殺促使無數大陸人像筆者一樣開始反共抗暴，追求真相，還原歷史。被毛澤東抹黑為「人民公敵」[53]的蔣中正與國民黨在大陸時期的功過是非難免成為探求真相的必經之路。探求結果讓筆者獲知：從「五四」起，聽命於莫斯科的共產黨徒不僅滲透民國各界，也滲透美國與日本各界。為了保衛蘇聯，篡奪政權，民國各界尤其是文藝界的共產走卒，通過宣傳，操縱輿論，引發民憤，挑起事端，發起學運等各種運動滲透社會。從「西安事變」到「沈崇事件」都是共諜一手策動，共黨尤其善於利用學運製造輿論，抹黑政府……改變了羅斯福總統支持以蔣中正為首的中華民國的國策，也即改變了陳翠蓮著述中所說的「戰後美中體制」。

  共產黨不僅利用紅色宣傳蒙蔽世人尤其是軍人，而且使用人海戰術瓦解無心打同胞的國軍，而所谓的「中國人民解放军」涵蓋苏联紅軍與日本关东军，還有朝鲜军团與满洲军人。中華民國在大陸淪陷的主因是共產黨的滲透與宣傳，世人尤其是軍人多被紅色宣傳迷惑。而毛共能夠打敗國民黨離不開國際共運，共諜不僅把蘇日矛盾轉嫁為中日戰爭，還在國軍抗日之際，拓展地盤，最終在國軍損兵折將慘勝日本之後，把1931年武裝割據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擴充到了國統區，只有臺澎金馬幸免淪陷。

  支持屠殺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姚依林（1917-1994）面對1989年興起的學運，難免聯想到他如何在地下共產黨的領導下利用學運顛覆中華民國，想當然地以為八九學生也有領導，血腥鎮壓學生後，中共致力於抓黑手，遠因就該在此。[54] 

  在姚依林支持鎮壓學運並至死不悟的同時，還有不少昔日的地下共產黨員因此覺醒，他們的回憶錄有助讀者了解共產黨如何打敗國民黨，阮銘是其中一個。1946年，阮铭加入中共在上海的地下黨組織時，还是不满15岁的中學生。誘惑像阮铭一樣少不更事的熱血青少年投入國際共運的紅歌一首比一首蠱惑人心，在此選錄其中一首：「團結就是力量，這力量是鐵，這力量是鋼。比鐵還硬，比鋼還強。向著法西斯蒂開火，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著太陽，向著自由，向著新中國，放出萬丈光芒」。中共善於用紅色文藝抹黑中華民國，美化自己，鼓舞鬥志。阮銘先在上海從事學生運動，1948年考進北京燕京大學，繼續為共產黨顛覆中華民國而搖旗吶喊。

  共產國際間諜不僅滲透中華民國高層，也滲透中華民國的大學。中共慣於利用學生的愛國熱情發動學運，抹黑國民黨，美化共產黨，而中華民國無法將違背天理人倫的共諜繩之以法。因為大學及其校長往往成為共諜的保護傘。傅斯年在臺大支持陳誠政府捉拿共諜，也是因為他吸取了在大陸的經驗教訓。1948年，阮銘考上燕大，投入學運，可是當1948年8月19日國民政府準備抓捕潛伏燕大的共諜時，遭到燕大校長陸志韋阻攔。榜上有名的匪諜受到學校保護，有的藏到美國教授家中，後來都安全離校去了共產黨的「解放區」，其中有阮銘的姐姐，當時擔任學生自治會執委的阮寧。這是燕京大學的「八一九」事件，燕大在30年代就被共產黨滲透，淪為紅色保壘，誤導了無數學生，但在紅色宣傳中燕大被譽為「自由民主堡壘」。[56]

 

  在中共篡政後，阮銘先後擔任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團委書記，并在1957年5月与胡启立等一起成为共青团中央候补委员。在阮銘充當共產黨的宣傳工具與政治打手21年後，輪到自己遭受迫害，直到1977年，他才被胡耀邦任命為中共中央黨校學術委員會委員兼理論研究室副主任。然而，八十年代初他就因其改革言論，被時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的王震（1909-1993）開除黨籍。六四屠殺發生時，他已在美國，並從此無法回到大陸。阮銘年輕時投身共產黨的學運，王若望則投身共產黨的工運， 但老來都被迫流亡海外。阮銘們用自己的一生證明紅色宣傳的危害，他們先是施害人後是受害人，他們的回憶錄都證明共產黨的「新中國」遠不如被推翻的中華民國。[55]

  可惜民國的自由被聽命於莫斯科的共產走卒比如魯迅濫用，共諜滲透民國的大中小學，蠱惑青少年爲蓄謀顛覆「中華民國」的共産國際赴湯蹈火。

  自五四運動起共產勢力便打著愛國主義的旗號發動學運誤導青少年仇日仇英仇美，先是保衛蘇聯，後是配合共軍顛覆中華民國。六四大屠殺才促使部分共產學運參與者有所醒悟。爲共産黨效力與國民黨作對的學運幹將包括姚依林無一不在中共篡奪政權後遭到整肅，甚至被整死。被以魯迅為首的紅色文藝兵誤導的新女性之一韋君宜（1917-2002）在飽嘗共黨苦頭後，偷偷寫作《思痛錄》，透露她與丈夫楊述（1913-1980）等清華學生的慘痛教訓：投身共産革命後被迫出賣良知。而更多的新青年男女比如王光美在遭受更慘烈的迫害後喪失思考與醒悟的能力，成爲「斯德哥爾摩症」患者。

  共産國際走卒用紅色謊言比如：「蘇聯本是共産國，自由平等新生活……」欺騙民衆尤其是青少年把領導抗日後民選爲中華民國總統的蔣中正及其政府污蔑爲「反動派」趕到臺灣後，各個大學都淪為共產黨的黨校。

    不管司徒雷登與陸志韋等燕大領導階層如何有助共產黨利用燕大培訓所需人才，發動所需運動，但在共產黨篡奪政權後，統統遭到共產黨的惡報。1950年，金日成在蘇共與中共的支持下企圖佔領南韓，韓戰爆發，燕京大學最先淪為共產黨清算的對象。首當其衝的鬥爭對象是「幫助過共產黨」的校長陸志韋、宗教學院院長趙學宸與哲學教授張東蓀。燕京大學全體人員還必須學習毛澤東的罵文〈別了，司徒雷登〉。陸志韋的女兒也上台和撰文批判自己的父親 [57] 。在中華民國備受國民黨禮遇的陸志韋選擇與共產黨為伍，下場就是接受批鬥與勞改，甚至充當豬倌，最後淒慘離世。[58] 

  阮銘證實：針對陸志韋等的「鬥爭結束後，燕京大學被撤銷，北京大學進佔燕大校園，全國進行院系調整，引入蘇聯式教育制度，跨進（全盤蘇化）時期」。阮銘追求自由，結果誤上賊船，淪為共黨工具，好在六四屠殺促使他在吃夠共產黨的苦頭後認識到「自由民主派曾經是中共的一支主力，沒有黨內外自由民主派獲得民心，共產黨靠槍桿子根本無法獲得勝利」。換言之，所謂的自由民主派淪為共產黨騙取民心的幫凶，否則，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不可能在大陸被共產國際顛覆。

  在中華民國，可以自由辦學，自辦刊物，而共產國際間諜便濫用自由兜售共產毒物或曰紅色毒品，赤化讀者尤其是學生。而在馬列中國，一切都由共產黨操控，尤其是媒體比如「人民日報」。1989年5月22日，在學生絕食的感召下，第一次有「人民日報」的编辑和记者，上街游行喊出「四·二六社论不是我们写的！」「旗帜鲜明地反对四·二六社论！」六四屠殺後，「人民日報」被改組。[59] 

  六四屠殺讓中共遭到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的一致譴責，中華民國也在此列。1989年6月7日，在臺北國父紀念館前追悼大陸民運死難者。時任中華民國行政院院長的李煥在臺視的報道中表示無限憤怒與悲痛，並「希望大家團結起來能夠幫助大陸的同胞摧毀中共專制政權」，而執政的國民黨秘書長宋楚瑜則說：「這次大陸我們那麼多的同胞為了要爭自由爭民主犧牲了他們的生命……更加深我們全體在復興基地同胞的責任」。在野的民進黨則舉辦360小時接力絕食表示支援大陸民運。[60] 然而中共很快通過收買等統戰術讓自由世界的良知逐漸泯滅，商人尤其臺商比如瓊瑤被中共統戰後利用來營造假象，麻痹世人。中共得以被自由世界養虎為患，成為比蘇聯還有影響力的超級共產國際。

  無論如何，1989年6月4日是中國乃至世界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國際共產陣營開始全面崩潰。因「六四」而覺醒的八九一代，不僅認清共產黨的邪惡本質，而且追根溯源清算為共產主義侵蝕中國開闢思想通道的李大釗、陳獨秀與魯迅等狂人。五四狂人崇洋媚外，把自己沒有學通的西方概念「民主」與「科學」以及沒有搞懂的西方主義尤其是共產主義當作大炮來摧毀炎黃子孫安身立命的傳統文化。從漢字到古文、從孔子到禮教，從民俗到經典，中華民族世代相傳的，與西方文化各成一體的正統文化無一不淪為五四狂人的攻擊對象。而敬天重德求道的中華文化本來是抵擋共產主義的天然屏障。赤潮自「五四」開始侵蝕中國，而「六四」引發蘇聯瓦解。

七、國際共諜合力打造紅色偶像魯迅

  共產主義被視為恐怖主義，不僅在於〈共產黨宣言〉公開鼓動「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而且唾棄傳統的道德、宗教與法律，因為「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與「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1927年，以蔣中正為首的國民黨發現共產黨背信棄義，在國民革命軍北伐之際，大搞階級鬥爭，在農村殺地主，在南京殺外國人，在上海武裝工人暴動後，不得不清共剿共。而郁達夫在日記中寫道：「蔣介石居然和左派分裂了，可恨的右派，使我們中國的國民革命不得不中途停止了」。從此郁達夫像其兄郁華一樣淪為共產走卒。

  共產國際要中共「加速土改、建立共產黨軍、奪取武漢國民政府領導權、肅清有反共傾向的國民黨人」的〈五月指示〉曝光後，以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也開始拼命還擊，從此共產黨轉入地下，在各種組織的掩護下從事赤化活動，在此僅舉兩例。1930年中共成立以魯迅為首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簡稱「左联」），在成立大會上魯迅以〈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為題發言表示：「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1931年，以外商為掩護的蘇聯間諜牛蘭夫婦被南京政府抓捕後，中共成立以宋慶齡為首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專門營救被捕的共諜。流亡海外的大陸民國派領軍人物高爾品在其論文〈所謂左聯五烈士〉用事實證明「左联」是中共武裝背叛民國和民族的「直轄文學支隊」。

  宋慶齡投身共產國際有她自己1937年1月26日於上海寫給莫斯科的王明的信為證，魯迅亦然。1935年9月12日，他在給胡風的回信中坦承自己接受地下共產黨員周揚領導的苦楚。而主管中共中央組織部的陳雲透露「所有參加黨的人，幾乎十分之九是從文藝路上來的」[61]。從中可見以魯迅為偶像的紅色宣傳的強大功效。

  筆者研究共運的成果《無恥的洋人》論證：魯迅是以宋慶齡為頭面人物，由美國共諜比如史沫特萊及日本共諜比如尾崎秀實組成的共產國際間諜網合力推出的紅色偶像。梁實秋（1903-1987）也認識到魯迅「沒有文藝理論，首先是以一團怨氣為內容，繼而是奉行蘇俄的文藝政策，終乃完全聽從蘇俄及共產黨的操縱」[62]，可惜魯迅被包裝成「民族魂」後，毒害無數熱血青年，讓他們為共產黨賣命，讓中國落入共黨的魔掌，失去在民國已擁有的自由。參與哄抬魯迅與毛澤東的斯諾（Edgar Snow）在《海外回響：國際友人憶魯迅》中透露「哀悼魯迅具有雙重的意義，也是一項重要的政治示威的行動。每本雜志，每份報紙都開闢專欄公開贊美魯迅」。共產國際濫用中華民國的遷徙自由、結社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等等自由滲透了社會各界，偽造「左聯五烈士」、「民族魂」、「七君子」，顛倒黑白，迷惑世人，製造各種「事變」，導致中華民國在大陸淪陷。

  魯迅奉行「拿來主義」，不僅模仿甚至剽竊俄國作家果戈理，也模仿日本作家夏目漱石。與古已有之的無品文人不同的是，魯迅賣身投靠的是史無前例的共產國際恐怖組織，在紅色媒體的哄抬下，魯迅迷惑世人至今，直到現在都少有人認清魯迅的紅色劣根及其毒害。

八、為保蘇聯鼓動抗日

  

1930年，當中共地下黨聽命莫斯科成立「左聯」時，郁達夫屬創會會員，即使被開除，也一直有助共諜比如胡愈之從事地下工作，堪稱列寧所說的「有用的傻瓜」（useful idiot）。郁達夫一邊否認蘇聯是独裁的赤色帝國主義，是侵略國家，一邊投身抗日，導致他在日本投降後被當地的日本憲兵謀殺。

1935年夏天，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会议精神，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通称「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抗日救国」。 為了「保衛蘇聯」，共產國際的各路人馬不擇手段甚至偽造《田中奏摺》，促使日蘇矛盾轉變為中日戰爭。

1936年共產國際間諜利用魯迅之死煽動民族主義，向國民政府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促成張學良等發動「西安事變」，用紅色宣傳欺騙以蔣中正為首的國民政府把聽命於莫斯科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及其軍隊合法化，從此中共借國難當頭「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日益壯大。[63]

而周恩來在莫斯科支持下拷貝了蘇俄式的「克格勃」，借助紅色偶像魯迅的誘導，誘使熱血青少年充當共產走卒，甚至利用女色對民國與外國要人「統戰」。周恩來手下有無數年輕貌美的「統戰高手」，比如被批准給「西安事變」主謀楊虎城（1893-1949）做妾的謝葆真（1913-1947）。1930年加入共產黨的王瑩（1913-1974）、鳳子（1912-1996）以及趙韞如（1921－）也是其中的知名者。趙韞如先與美國外交官謝偉思（John S.Service，1909—1999）搞婚外情，後與美國駐華外交武官韓恩（Willie Hanen）生下一女，也即《一個美國女孩在中國》的作者韓秀。謝偉思是導致美國政府誤信誤判中共的功臣之一。被稱為「燕子」的共產女間諜為共產黨顛覆中華民國奮不顧身，促使以三民主義為宗旨的國民黨以及民選的民國政府失去民心與美援，導致大陸淪為莫斯科的殖民地。

第二章 

與「二二八」相關的紅媒

一、共產黨對臺灣的滲透

  身在臺灣與閱讀臺灣史都得面對共產黨對臺灣社會的滲透。黃種祥2018年發表的專著《二二八事件真相辯證》注意到「中共地下黨及臺共在事件中的作為」，也意識到有所作為的左翼勢力至今「未受重視」，並在專著中分別評介「日治時期的臺灣左翼」，「半山中的左翼勢力」，「三民主義青年團在臺灣」以及「二二八事件中的左翼勢力」。而二二八後逃亡大陸的謝雪紅（1901-1970）、吳克泰（1925-2004）等中共黨員以及被民國政府抓捕判刑的陳明忠（1929-）、陳映真（1937-2016）等「白色恐怖受難人」的紅色生涯都證實從「五四運動」起紅色宣傳就滲透臺灣並影響至今。

  1945年後，利用抗日戰爭在中國發展的共產黨滲透臺灣的程度比在日據時代嚴重，因為中共中央在日本正式投降前的1945年8月11日，就發布《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指示全党全军「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9]， 臺灣亦不例外。曾任中華民國國家安全局局長的汪敬煦（1918-2011）在訪談錄中總結如下：「當時中國共產黨到臺灣來活動的人，據我瞭解有四個系統：一是黨的系統，他們稱做『中國共產黨臺灣工作委員會』，蔡孝乾即是這個系統派來的（我當情報局局長時，蔡孝乾在情報局當少將主任）。二是中共的情報系統，史明即是這個系統派來的。三是中共的軍事情報系統，有名的國防部次長吳石案即是這個系統派來的。吳石長朝潛伏在國軍中，直到他擔任國防部次長，利用職權之便，把臺灣軍隊的佈署圖、軍事計畫交給一位女間諜，稍後這位女間諜被捕，而爆發這個案子。四是國際共產黨和日共系統，謝雪紅這批人即是這個系統派來的。」[1] 但這還不完全，中共因接受莫斯科領導，從成立起就是一個處於非法狀態的地下組織。中共有按地区划分的中共中央北方局與中共中央南方局等，各中央局及所属的各省、市委都有自己的情報組織及人員。比如吳克泰就是1946年3月被中共中央華東局從上海派到臺灣進入臺大的地下黨員，下面會以吳克泰為例進一步評介共產國際勢力如何從五四運動起就利用學運，操縱輿論，滲透社會，顛倒黑白。

  

  武之璋在《二二八的真相與謊言》中證實陳儀不僅遵奉蔣中正的命令包括手諭「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令論罪」，而且還在給當時的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的手諭中「希即遵令軍憲不得隨意傷害臺人，注意保護善良民眾」[2]。白先勇卻在《关键十六天：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的序言中指控柯遠芬在綏靖清鄉的會上「慷慨發言」：「有些地方上的暴民和土匪成群結黨，此等暴民淆亂地方，一定要懲處，寧可枉殺九十九個，只要殺死一個真的就可以。」對此白崇禧「當場嚴加駁斥」：「有罪者殺一懲百為適當，但古人說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者不為，今後對於犯案人民要公開逮捕、公開審訊、公開法辦，若暗中逮捕處置，即不冤枉，也可被人民懷疑為冤枉。」[3] 就是說，白崇禧尊奉古訓，抵制暴虐，這既是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本質區別，也是蔑視傳統道德的共產黨員能夠滲透並打敗國民黨的根本原因。二二八後白崇禧作為國防部長被蔣中正派到臺灣宣慰16天，主張「參加此次事變人員，除了共黨之外一律免究」，而陪在身邊的白克就是共諜。

  就算柯遠芬也被赤潮污染，無視人命關天的古訓，但吳克泰的回憶錄透露：1947年1月9日，柯遠芬曾在吳克泰等發起的「一·九學生運動」中「擠上主席台講話」。柯遠芬那時就認識到「美國是我們的友好盟邦，不應該反對，我們應該反對的是蘇聯」，可惜吳克泰不聽勸說，反而號召學生「馬上開始遊行」，讓警總參謀長柯遠芬只能「被甩在主席台上」，聽任學生唱著紅歌「義勇軍進行曲」遊行到「美國新聞處」與「美國領事館」，高呼「美軍滚回去！」等口號。遊行中吳克泰的同志陳炳基則高呼「组織全臺灣的學生聯盟」。吳克泰在回憶錄中透露自己「為了组織這次反美抗暴遊行」，兩天兩夜没有闔上一眼。[4]

  早在1920年魏金斯基向共產國際提供的報告中就透露：「學生運動是特別容易見成效的工作對象，整個中國被學生組織網覆蓋，共有學生組織193個，參加這些組織的，既有高等學校學生，也有16歲以上的中等學校學生」，而「由學生組織成員組成許多從事蘇維埃和黨的宣傳工作的訓練班與小組」[7]，魏金斯基所說的中國尚不包括臺灣，但吳克泰等人的回憶證實利用學生運動與學生組織赤化社會的紅色模式被搬到了臺灣。中共在臺灣成立了多少學生組織？「中國共產黨臺灣大學醫學院支部委員會」難道是唯一？

  共產黨及其意識形態通過紅色媒體赤化讀者尤其是愛國的大中學生，再通過他們利用學運滲透社會，包括中華民國黨政軍警憲特。共產黨的各路人馬不僅在「二二八」期間企圖篡奪臺灣政權，而且在「二二八」前就已經像在大陸一樣不斷發動各種運動尤其是學運壯大力量。幸好1949年出任臺灣省政府主席的陳誠（1898-1965）與臺大校長傅斯年（1896-1950）等中華民國精英在退守臺灣時已達成共識，「要求安定，先要肅清匪諜」。[5] 

  陳誠已認識到共產思想無遠弗屆，治臺要義不與民爭利，「要與共產黨鬥爭，不能單靠軍事，必須政治、經濟雙管齊下，在思想主義上去戰勝共產黨，才能遏止紅流的泛濫」[6]。為了防共反共，陳誠們不得不嚴懲潛伏臺灣的共諜。這是在臺灣被稱為「四六事件」的核心。

  傅斯年在北大求學時難免被紅潮裹挾，積極參與「五四運動」，但隨著閱歷的增長，他選擇支持國民黨，1927年他在擔任中山大學教授時，親歷五四新青年張太雷等聽命於斯大林發動的廣州暴動後，公開反共。在共諜發動「西安事變」時，他支持以蔣中正為首的中華民國政府。1929年，傅斯年就出於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反共反苏並警告用共产党的方法反对共产党，可惜被共產黨滲透的國民黨卻像共產黨一樣反共，结果可想而知。

   共產黨從1947年起就企圖利用「二二八」篡奪臺灣政權，讀者應該了解共產黨的滲透方式與功效。以轉型正義之名給罪證確鑿的共諜平反與賠償是否算共產黨滲透臺灣的成果？

二、潛臺共諜及其影響

  在赤潮來勢洶洶之時，陳儀施行的統制經濟像共產黨的計劃經濟一樣導致臺灣百姓比如寡婦林江邁為了謀生被迫與10歲女兒到街頭兜售香菸，至少20萬退伍的臺籍日本軍伕無以為生……而陳儀不僅組建「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交響樂團」，熱衷出席音樂會，還邀請紅色文藝團體來臺巡演。

  1946年12月，歐陽予倩率有數十名團員的「新中國劇團」抵達臺北，準備全島巡迴演出。吳克泰證實1931年加入「左聯」的歐陽予倩到臺灣「不僅是為了演出」，在吳克泰的聯絡下，一位戲劇家在家里擺了好幾桌宴席歡迎歐陽予倩，在宴會上歐陽予倩「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強調，法西斯（暗指國民黨）最壞，我們一定要反對，但要講究方法和策略，必要時可以借古諷今。他還說，如果劇本通不過，就請找白克」。僅此足以證明歐陽予倩聽命於共產黨，否則，他就不會無視由國民黨主導的中華民國正開始行憲的事實。 2月27日晚上，吳克泰帶延平學院學生葉紀東和藍明谷去向歐陽予倩「請教如何組織和開展學生界的戲劇活動」。會談結束後，吳克泰立即投身查緝私煙引發的衝突，並寫出第一篇報道。其時住在臺北火車站對面旅館裹的歐陽予倩則在群眾找上門後用日語發表演說：「國民黨貪官污吏欺壓你們，你們就起來同他們鬥爭是正義的，我們不是國民黨的貪官污吏，是來演戲的，我們同你們站在一起，完全支持你們的鬥爭。」[8]吳克泰透露歐陽予倩三月底才離臺，那麼他與進入臺灣的數十名團員在二二八期間幹了什麼？

  在陳儀的邀請與庇護下，潛臺共諜利用一切手段與機會發展勢力。時任其秘書的鄭士榕（1916-2010）在〈細說我所認識的陳儀〉中寫道：「長官主臺的民主作風，不但對新聞言論自由毫無限制，且對集合遊行示威亦完全開放」。陳儀主臺一年半後，鄭士榕在長官公署「聽到的不是一般的高呼口號，卻是一片敲鑼打鼓以及叫囂喧譁之聲，完全是殺奔前來的陣勢，毫無請願訴求的跡象」[10] 。

  陳儀五弟陳公亮的兒子陳兆熙在為伯父評功擺好時表示：陳儀「開放報禁，從光復時1家，1年後開放到36家報紙跟雜誌」。「而暴民搶到電臺全臺廣播，是事件從臺北市擴及全島主因」。[11] 這與鄭士榕的回憶都證實二二八前赤潮通過報章雜誌影響讀者，操縱輿論。陳儀不僅沒有抵制赤潮，還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紀錄片《還原二二八》（2005）中受訪者周青透露：是時任臺灣廣播電臺臺長的林忠允許他們進入電台，廣播：「臺灣光復以後政治是有夠黑暗滿街都是貪污的官員……」！民視製作的紀錄片《二二八平反運動》（2017）則透露抗議者用閩南話在廣播中宣稱：「我們的同胞一同去長官公署抗議，陳儀政府的軍隊竟然用機關槍掃射我們的隊伍，當場打死我們的同胞……」。周青也認為：「因為這個一廣播，那麼全臺灣二二八的大暴動就這樣開始」。林忠在1992年接受採訪[12]時，否認臺北「電臺被暴徒佔領」，這間接證明周青所說屬實。他還透露陳儀在二二八後任命的新臺長曾建平也「是共產黨員，後來逃走了，因此中央才改派姚來接任」。與此同時，林忠認為陳儀「這個人是不錯的」，可惜陳儀「只聽身邊人物周一鶚、沈仲九的話，而周常在他身旁說臺灣人無行政能力，不可重用。也因陳儀不重視臺灣人，更引起臺灣同胞對陳儀反感。周一鹗可能是共產黨員，他之來臺是有意要讓臺灣人對國民政府反感，後來陳儀之所以投共，恐怕也是受了他的影響」。周一鹗（1905－1984）確實如林忠的猜測那樣聽命於共產黨，從1938年就被派到陳儀身邊，他不是陳儀身邊唯一的兩面派。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陳儀身邊能潛伏數個共諜與他自己有關。

  陳儀的軍政生涯處處顯示陳儀親蘇通共，他居然在抗戰期間資助五弟陳公亮留學蘇聯。[13] 1949年陳公亮來臺灣，出任財政、經濟兩部顧問，中國航運公司常務董事。

  此外林忠還證實臺獨追求者廖文毅侄子廖史豪所言：周一鹗在選舉國民參政員時，採取不當手段阻止當時主張聯省自治的廖文毅當選，促使廖文毅對國民政府失望而分道揚鑣。二二八時廖文毅在上海參與被共產黨員比如李偉光滲透的臺灣旅京滬團體，加入宣傳戰；二二八後遭陳儀通緝，從此投身臺獨運動。這個實例證明共諜與二二八都起到讓臺灣人仇視國民黨與中華民國的作用。

  國民黨由各民族各省份的三民主義信徒組成，不是日本殖民者，不可能因省籍歧視誰，臺灣人中也有國民黨員，如果國民黨迫害臺灣菁英，邱念臺等臺灣世家就不會加入國民黨。而中華民國不屬於國民黨，但國民黨人都應該認同並實踐孫文的建國大綱：也即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並從軍政、訓政走向憲政。正是因為共產國際勢力企圖推翻中華民國，國民黨才被迫從準備行憲變成動員戡亂，於1948年5月10日實施《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直到1991年5月1日才在臺澎金馬行憲。

三、與「二二八」相關的紅媒

  改名甚至換姓是投身共運的各地人包括臺灣人的特點。這也是共產黨員及其同路人與傳統文化為敵的表現之一，因為中華傳統文化人奉行「行不更名坐不更姓」，「好漢做事好漢當」，而聽命於莫斯科的中共卻用「民族魂」的幌子覆蓋躲在181個名字後千方百計為蘇聯「吶喊」的五四狂人周樹人的屍體上，魯迅只是其匿名之一。

  魯迅不僅赤裸裸地為蘇聯的暴政狡辯比如《我们不再受骗了》與《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而且還拼命詆毀中華文化及其精髓仁義道德，為西來歪理邪說開闢思想通道。

  魯迅好比毒樹，推崇魯迅就好比吃下毒果。青少年讀魯迅，很容易中毒，然後像魯迅一樣用毒眼看世界，淪為魯迅造出的「大群的新的战士」，雖然他們不一定意識到自己扮演的角色，但當他們的言行符合共產黨的需要時，就會被共產勢力相中，得到共產黨的支持與宣傳。原名陳永善的陳映真「愛敬魯迅，受他影響很大」，而「少年陳映真的第一本啟蒙讀物就是《吶喊》」[14]。

  陳映真生長在臺灣，魯迅本為民國政府禁止的紅色毒品，但他敢於偷讀，結果就是像魯迅一樣與紅魔為伍，借二二八顛倒黑白，支持六四屠殺，被中共任命為箝制思想的中國作家（實為作假）協會副會長，死後與謝雪紅為伴。

  而魯迅一死便被共產國際間諜哄抬成「民族魂」，因為那時共產黨要用民族主義鼓動反日，促使蘇日矛盾被轉嫁成中日戰爭。[15] 沒有魯迅，沒有二二八，陳映真會因「組織聚讀馬列共黨主義、魯迅等左翼書冊及為共產黨宣傳」被捕入獄嗎？這位「白色恐怖受難者」難道不是共產黨的宣傳家，紅色恐怖的捍衛者嗎？

四、魯迅在臺灣的傳人

  在查閱二二八受難者子女阮美姝、郭勝華、陳肇家、胡宗駒等的著述時，筆者注意到阮美姝的父親阮朝日（1900-1947）與其任總經理的《臺灣新生報》。查閱後獲知，該報前身是日據時代創辦的日刊「臺灣新民報」。[16] 

  該報1923年在日本創刊，而張我軍（1902-1955）是該報的漢文編輯。張我軍被稱為「臺灣新文學旗手」，因為正是張我軍在臺灣傳播以魯迅爲代表的五四狂人及其作品。1924年4月21日張我軍在《臺灣民報》第2卷7號發表〈致臺灣青年的一封信〉，以魯迅為榜樣痛罵臺灣傳統文學與文人，宣稱「臺灣的詩文等從不見過真正有文學的價值的，且又不思改革，只在糞堆裡滾來滾去，滾到百年千年，也只是滾得一身臭糞。」赤潮入侵中文世界的一個標誌就是五四狂人及其傳人瘋狂辱罵民族傳統，推崇至今沒有證實的進化論以及鼓吹仇恨的階級鬥爭，張我軍一邊宣稱「古典主義之當廢」，一邊把傳統文人罵成「守墓犬」，引發爭端。

  1927年，張我軍參與北京大學臺灣學生宋斐如創辦的《少年臺灣》雜誌。而宋斐如（1903－1947）與「二二八」更是密不可分。

 五、宋斐如與《人民導報》

  宋斐如原名宋文瑞，也用過無數名字。1923年他去北京大學經濟系求學，其時「少年中國」的發起人之一李大釗正在以北大教授的身分從事赤化工作，21歲的宋斐如主編《少年臺灣》能不受李大釗影響？畢竟李大釗在1918年10月中就曾介紹毛澤東加入「少年中國學會」，11月間在「少年中國學會」會友中宣傳俄國革命。[17] 與中共密切合作的臺灣紅色組織「夏潮聯合會」在宋斐如生平簡介中寫道：「在校期間與張我軍、洪炎秋等進步臺灣青年學生創辦《少年臺灣》月刊，任該刊後期主編，向臺灣島內介紹、宣傳祖國狀況，『架起臺灣與大陸間資訊傳播的橋樑』」。[18]

  1945年10月宋斐如隨葛敬恩等人組成的「前進指揮所」返臺，出任教育處副處長。12月，陳儀核准他創辦《人民導報》，讓他協助傳達民情，倡導「臺灣新文化運動」。[19]  而《人民導報》的總編蘇新就是與蕭來福一起在日本被赤化的臺灣共產黨員。「1929年，他們倆接受台共的指示而返台從事工運」，一年後被日本當局分別判處12年與10年徒刑」。[20]

所以，《人民導報》再「敢說直言」也非「民間報紙」。「由於刊登有關國共和談的敏感文章，陳儀親自找宋斐如談話，提出教育處副處長與《人民導報》社長，二者擇其一，最後宋斐如辭去人民導報社長，由王添燈繼任社長職務。」[21]

  「1946年9月17日，『王添燈先生辭退《人民導報》社長職，其後職務由宋斐如負責自理』。1947年2月19日因堅持主辦《人民導報》被免去教育處副處長職務。」這離「二二八」不到十天。[22]

 陳儀在寫給蔣中正的報告中指責宋斐如：「（1）陰謀叛亂首要，組織臺灣民主聯盟；（2）利用報紙抨擊政府施政，竭力暴露政令弱點」。[23] 這符合地下共產黨員所從事的共產主義事業，可惜陳儀不僅未防患於未然，也沒有亡羊補牢，相反還自己中招。

  宋斐如回臺後一年多，不僅在《人民導報》，也在《新生報》等刊物發表三十多篇文章，值得進一步分析。

  宋斐如妻子區劍華曾在臺灣省政府法制室工作，在宋斐如罹難後，依然從事赤化活動，不僅掩護曾任《人民導報》主筆與建國中學校長的共諜陳文彬一家逃離臺灣，還「煽動台大學潮」[23]，1950年被處以極刑。

六、王添燈（1901-1947）與《自由報》 

  1946年8月，王添燈又與蔡慶榮（1920－2003）等創刊《自由報》。蔡慶榮也改名蔡子民。1943年蔡子民從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學系畢業後擔任東京《華僑日報》總編輯。1946年回臺後加入《自由报》並出面任总编辑。他也是「二二八」的參與者，國軍來臺後逃往上海，加入中共，從事紅色宣傳，出版《臺灣史志》。從中共北京臺胞聯誼會的報道〈父亲、丈夫、儿子与我〉[24]中可知蔡子民逃到上海後與1932年就因抗日而投身共運的李偉光之女相戀成婚，曾一度遭迫害，導致長子無法参軍，1972年迫害終止。1979年10月起爬上中共高層，擔任過中共驻日本大使馆文化参赞以及台盟中央主席。1987年蔡子民在中共針對臺灣的宣傳刊物《台聲》雜誌第2期發表題為「憶『二·二八』與王添燈」。[25] 

  在蔡慶榮看來，王添燈是「二·二八」起義的旗手， 因為他是「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發言人，也是《二·二八事件處理大綱》的提案人。而蔡慶榮「在他的領導下，在台北編《自由報》，在『二·二八』中常和他在一起，並參與了《處理大綱》的起草。之後，因他的指點，我逃開國民黨的鎮壓，倖存到現在」。

  蔡庆榮透露：「蕭友三任《自由報》經理，負責出版和財務。王添燈負責一切經費，還提供茶業公會的一間房屋作為《自由報》辦公室，讓我和阿榮住宿在公會客房。先後參加《自由報》工作的同仁有：《新生報》的王白淵、周慶安；《民報》的徐淵琛、蔣時欽；《人民導報》的呂赫若、詹世平（即吳克泰）、周傳枝（即周青）；《臺灣文化》的蘇新（七月已辭去《人民導報》總編輯）和茶業公會的秘書潘欽信。他們有的為《自由報》出主意，有的將不便在各報發表的報導或文章交給《自由報》發表，在言論上與各報互相呼應。」

  蔡庆榮證實，紅色媒體與媒體人，秘密配合，互相支持。他們為了進行紅色宣傳，「在《自由報》報頭的兩旁，每期選刊『紀要』、孫中山以及蔣介石的有關語錄。文章中避免刺激性文字，注意擺事實、講道理。〔中略〕從創刊到『二·二八』起義前夕，時發時停，共發行了十五期，對於教育和組織臺灣人民起來反對國民黨的腐敗統治、要求民主自治起了一定的作用」。從多方披露的資料來看，可以判斷：紅色媒體人利用一切機會用共產新話抹黑當局，挑撥離間，混淆視聽，誤導讀者。

  蔡庆榮在回憶中透露：「二十八日清早，我回到台北時，在延平路碰到抗議專賣局警察暴行的遊行隊伍。我隨即加入遊行隊伍，一起去搗毀專賣局所屬專賣公司，再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請願。但尚未到達長官公署門口就遭到機槍掃射。我死裡逃生，回到《自由報》社。台北全市開始罷市、罷工。當天下午，我又參加群眾隊伍，衝進廣播電台，號召全省同胞起來，打倒貪官污吏」。對照別的資料比如鄭士榕的回憶錄，「機槍掃射」應該是誇大其詞，但沒有訓練有素的地下共產黨員投身「二二八」，一般民眾恐怕不會想到利用廣播電台，佔領輿論制高點，而這是「二二八」從臺北蔓延全省的關鍵。

  蔡庆榮的回憶也證實共諜在「二二八」期間無處不在。由王添燈提交給陳儀的《處理大綱》就由他與潘欽信、蕭友三草擬。寫好後謄寫三紛，「一面交給王添燈，一面由蕭友三找地下黨負責人」。

  王添燈思想左傾，又被地下共產黨員包圍，只能被外界看作共產黨的同路人，最終淪為畏罪潛逃的地下共產黨員的替罪羊。

七、李登輝的入黨介紹人吳克泰（1925-2004）

  六四屠殺發生時，在北京報道的《中國時報》記者徐宗懋也被共軍擊中，三天後才蘇醒，險些成為六四受難者，療傷兩年後，1992年再到大陸採訪。通過他的報道筆者注意到官至中共政協常委的臺灣共產黨人吳克泰。

  吳克泰在訪談中說：「當時，我仍然只知道國民黨，一心一意要找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還好，上海還有個蔣時欽在；這段期間，他不但在生活上照顧我：透過他給我看的魯迅等左翼進步作家的書，我的思想認識不知不覺地也起了深刻的變化」再加上他「在上海所看到的這樣那樣的怪現象，讓我對國民黨感到非常失望！……通過蔣時欽給我看的斯諾的《西行漫記》，我才知道原來中國還有個共產黨，以及他們「長征」的歷史。也因此，我才知道原來中國有兩個，一個是舊中國、一個是新中國；一個是獨裁、一個是民主。從此，我的思想即有了決定性的轉變了」。[26] 也就是說，吳克泰也是因在臺求學遭受日人歧視甚至暴打後奮起抗日而投奔祖國，卻被紅色宣傳品以及共產國際間諜網推出的紅色偶像魯迅誤導，加入假抗日真反華的共產黨。

  在徐宗懋的幫助下，吳克泰於2002年在臺發表自傳，「以誠實的態度把自己的一生作了記錄」，他不僅聲稱內容是真實的，而且「最後聲明：稿子，未經任何人看過，文責完全自負」，既然如此，在沒有反證的情況下，筆者採信吳克泰陳述的事實。

  吳克泰在復旦大學時也親歷由地下共產黨領導的學運，1946年被派回臺灣，進入臺大，便如法炮製大陸的紅色學運。他在訪談中也透露，日本一投降，中共就派人潛入臺灣成立「臺灣學生聯盟」，主要組織者是郭琇琮，他還組織了「協志社」，「史明、潘淵靜、何斌等都參加了，舉辦一些醫學、文化、攝影、鄉土的展覽會，表面上不帶有政治色彩」。吳克泰承認自己是「臺灣學生聯盟」的領導幹部之一。1946年5月4日，接受中共領導的臺灣地下黨人就以紀念「五四」為名發動基隆中學生上街遊行，從此由共產地下黨操縱的紅色學運被搬到臺灣進行！吳克泰證實共產地下黨製造的「沈崇事件」也因吳克泰等共產學生的運作促成在臺規模最大的「一·九學生運動」，其時有「一萬多人的示威遊行。運動的主題則是『反對內戰、要求和平』與『反對美帝干涉中國內政』。遊行時，因為大家只會唱《義勇軍進行曲》這首抗戰歌，所以遊行隊伍從頭到尾都沿街高唱《義勇軍進行曲》。通過這次的示威遊行，臺灣的學生運動終於和國內大陸的學生運動合流了」。《義勇軍進行曲》本是抗日英雄孙铭武、孙铭宸兄弟創建的血盟救国军的军歌，1935年被中共地下黨員在其拍攝的抗日電影《風雲兒女》中推出，從此廣為流傳。吳克泰們在抗戰勝利後17個月，中華民國已準備行憲時依然高唱《義勇軍進行曲》，無非是宣傳仇恨，鼓動敵對。

　吳克泰也供認不諱：「這場反美示威遊行後不久，二．二八事件就爆發了；原先參與幾次學運的學生們都紛紛投入戰鬥的隊伍」。其中包括潛伏臺大的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的幹部吳裕德。「吳裕德在28日上午領導群眾毆辱公務員、搗毀官署。而當群眾砸爛專賣局時，旁邊的屋頂垂下來兩條大字標語：「打倒陳儀獨裁政權，建立臺省民主政府」！[27] 吳克泰在紀錄片《還原二二八》中作為受訪人坦誠，這兩幅標語由他所寫。換言之，投入「戰鬥」的不止是地下共產黨員，還有被赤化的學生們，否則，一個治安事件不可能被激化成佔領電台，燒毀醫院，攻打機場的武裝暴動，更何況3月1日下午，吳克泰就被廖瑞發告知「我們已經組織了全島性的武裝鬥爭委員會。台北市的組織武裝鬥爭作如下分工：一部分黨員全力準備組織武裝鬥爭，另一部分黨員進行宣傳工作」。

  「二二八」期間，吳克泰以及領導他的臺省工委書記蔡孝乾（化名老陳）等共產黨人都積極「組織群眾投入戰鬥」，無論哪個環節都有共產黨員參與，事後他們多半全身而退。吳克泰被派到臺灣後從事各種赤化活動，搞學運，介紹李登輝等同學加入地下共產黨，搞宣傳，為紅色媒體撰稿，堪稱工作出色，因此二二八後不久吳克泰就被選派以臺湾省五四青年代表的身分返回上海，就是說中共在篡政前就利用「五四運動」及其紀念活動擴大影響，顛倒黑白。在中共極權暴政下，吳克泰被委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日语组组长」等重任。雖然身為中共高官，吳克泰卻至少四次來臺活動，多方受邀，還與李登輝密談[28]。

  吳克泰也證實國軍來臺後，有近百名二二八參與者逃到大陸。「他們包括謝雪紅、林良才、蘇新、潘欽信、蕭來福、王萬得、楊克煌、李喬松、王天強、李碩楷等人。他們大都參加了暴動後在香港成立的『臺灣民主自治同盟』」[29]，都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心懷坦蕩的林茂生與阮朝日等檯面人物則被陳儀密裁，做了替罪羔羊。解嚴後，原籍臺灣的中共高官被冠以「老臺胞」對臺灣進行統戰，其中包括早年周恩來的日文翻譯林麗韞。她官至中共中央委員以及大陸全國台聯會長。[30]  

  「老臺胞」中亦有張我軍的長子張光正。投身共運後，張光正改名何標，成為共軍高官。作為「老台胞」，何標在採訪中透露日本投降後共黨企圖佔領北平，張我軍接受共軍軍官甄華的邀約，專門去「徹夜長談」。張我軍「出城見八路軍這件事，他從沒跟任何人講過」[31]。不知張我軍保守了多少類似的秘密？

  張我軍不僅「是第一個正式地介紹魯迅給臺灣的人」，而且在北平教日語時就在赤化學生，其中包括1926年加入共產黨的甄華：「我在北平上學，曾經常到設在張我軍老師家中的日文補習班學習。〔中略〕他教的內容有唯物辯證法，這促進了我學習馬列主義哲學的興趣。」[32]

  張我軍也於1946年6月返臺並出任臺灣省教育編纂匯會教育組主任。「二二八」時，他也在臺灣，難道會無所事事？！

  共產黨不僅通過媒體滲透臺灣，操縱輿論，還通過「國語」及其教學誤導學生。被陳儀聘為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的魏建功（1901-1980）聽命於共產黨，被視為國語教員的徐征也是地下共產黨人。魏建功主張用國語運動（1946－1968）實現「新文化運動」的理想，因此國語運動被視為五四運動在臺灣。[33]

   

   八、加入中共的臺灣人周青（1920-）及其他

   

    《還原二二八》中受訪的周青，原名周傳枝，比謝雪紅小19歲，可以算其下一代。1994年，時任中共社科院臺研所研究員的周青出面反駁陳芳明的《謝雪紅評傳》，曝光以謝雪紅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在臺灣的地下活動及其赤化作用： 

   「謝雪紅與簡娥、潘欽信等一批老臺共於1930年底和1931年初曾經為深入發動工人群眾，通過陳義農在臺北市幸町七間仔租厝為據點，組織附近紅酒會社、高砂啤酒會社、日華紡織會社和松山鐵路工廠的工人讀書班進行階級教育。由於我家恰好住在七間仔，所以我在小時候也常常雜在大人中間聽過謝雪紅的講課，我後來會年紀輕輕就信仰社會主義，是和這個情況不是一點都無關係的」[34]。就是說，臺灣共產黨員的地下活動對社會有影響，周青就因此被赤化，並參與「二二八」。

       時任《中外日報》記者的周青比吳克泰還早投身「二二八」，從事宣傳鼓動。吳克泰透露他倆合作的第一篇「二二八」報導是在採訪主任、副社長兼總編都不同意發後，在「印刷廠的工人」威脅說「如果這篇報導不發，就要把印刷廠燒了」，才得以發表。而報導一出來，「第二天一早，報紙發到全臺北巿並發往全省各地，被搶購一空」。[35] 

    周青在徐宗懋的訪談中，進一步佐證「二二八」前，共產黨已秘密滲透臺灣各界，尤其是報界，甚至包括國民黨與三民主義青年團。[36]

    在紀錄片《還原二二八》中，周青透露他就在導致「二二八」發生的「緝煙血案」現場，實屬偶然？[37] 

    周青在「二二八」前就以記者身分，「大量揭露了國民黨貪污腐敗的醜像」，他亦坦承：「二二八的第一篇報導是我和吳克泰合作撰寫的；我不僅每日採訪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消息；還騎自行車往返於國民黨松山機場策動地勤部隊的臺灣兵起義」。周青在國軍登陸後去參加桃園的武裝部隊，該部隊被打散之後他跟隨吳克泰一起逃去上海，投靠其時已由共產黨人李偉光掌控的臺灣旅滬同鄉會。該會也參與二二八宣傳戰。以同鄉會的名義組建或操控地下組織是中共延續至今的伎倆。

   

    周青告知謝雪紅在日本投降後立即著手籌備人民協會，並透露：當日本投降時各地士紳和青年熱情的自發組織「三民主義讀書班」或者「三民主義青年團」，臺北的陳逸松即與從重慶回來的張士德（張大佐）成立臺北市三民主義青年團，雲集在臺北的老臺共領導人：潘欽信、王萬得、蕭來福、蘇新等全部加入其中。也就是說國民黨的三青團被臺共赤化。而張士德就是謝雪紅國際書局的店員張克敏，回臺後與謝雪紅有來往。周青與陳翠蓮都指稱張士德屬軍統，可從陳翠蓮與黃鍾祥披露的情況以及楊克煌的回憶來看，筆者認為，張士德像李友邦一樣是潛伏國民黨（三青團）的地下共產黨員，這才能解釋李友邦之妻嚴秀峰在張被國府調查時出面掩護之。張士德以國軍上校之身比葛敬恩還早到臺灣，他借助地下共產黨員在全臺組建三青團並以此為所欲為，導致陳儀企圖讓葛敬恩解散三青團。反政府勢力能在二二八期間迅速擴展到全臺，與三青團密切相關。而王添燈等處委會成員也都加入三青團。

    周青也透露共產黨員在「二二八」前就已經發動了各種活動，他提到：1946年上半年簡吉支持高雄市灣仔內農民抗租運動而引發了轟動全島的「王添燈筆禍事件」，而廖瑞發是「1946年底和47年初臺北市的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如臺北市煙草工廠的怠工、汽車司機工會的罷工」以及1月9日的「反美抗暴大遊行」，也即「一·九學生運動」的幕後領導者。簡吉與廖瑞發都像謝雪紅一樣因抗日被赤化。

   

    謝雪紅在被日本人被捕前開了家從事紅色宣傳的「國際書局」，經常出入該書局並成為謝雪紅崇拜者的顧客有王忠賢，1946年年底他已被選為臺灣土水工會理事長，在「二二八」那天下午，在新公園跳上電臺灰牆上向群眾演說，後來和周植兄弟、呂赫若等撤退「鹿窟」武裝基地，在那裡被捕，成為共產烈士。

   

    被吳克泰帶去見歐陽予倩的葉紀東則是因對陳儀政府的失望在就讀延平大學時被老臺共廖瑞發赤化，葉紀東坦承：「從此以後，除了上課之外，就是搞讀書會，並且在臺北的各大學間搞串連。因為我雄中的同學陳金木就讀於師範學院的關係，我主持的讀書會也發展到師範學院。二．二八前不久，我也通過臺大學生楊建基發展到臺大。那時候，我白天在臺灣省教育會編小學教科書的參考教材，每個月有固定的收入，我於是就用這些錢來買書報、雜誌給其他學生看。一般說來，我們讀書會使用的教材還是以民主黨派的刊物為主；只有那些確定要吸收的學生，我才會給他看一些有關社會主義的書刊。我記得，46年 9 月，剛開學時，我在臺北圖書館借到一本埃德加．史諾寫的有關紅軍長征的書《西行漫記》，我於是告訴其他讀書會的成員，讓大家輪流去借來讀」。就是說，葉紀東也被美國共產走卒斯諾欺騙。參與二二八的延平大學師生不少，很像是一個被共產黨滲透的教育機構。

   

   

九、臺北的紅色文藝活動

  

  馬驥伸（1931-）發表的回憶《70年一覺戲劇夢》[38]從另一個角度證實「二二八」前臺灣已被紅色滲透。

   

    馬驥伸於1946年3月來到臺北，就讀師大，是師大「戲劇之友社」的創辦人。師大上演的第一步話劇就是紅劇《日出》，該劇作者曹禺，在上海首演時的導演歐陽予倩，主角扮演者鳳子都是接受共產黨領導的紅色文藝兵。

    馬驥伸因紅劇《日出》登上舞臺並結識參與該劇幕後工作的黃榮燦（1916-1952）。黃榮燦也屬1945年被派到臺灣的地下共產黨員之一，出任《人民導報》副刊的主編，參與紅色話劇，大力推廣魯迅。二二八期間，他與歐陽予倩等有聯繫，但沒有材料顯示他們在一起幹什麼？暴動被鎮壓後，他刻版畫「恐怖的檢查」到上海宣傳，此畫是二二八宣傳戰的重磅炸彈，觀者無不動容，影響至今。[39]

    馬驥伸演出紅色宣傳劇之餘，還閱讀紅色宣傳物。他文中提到的共諜不僅有被處決的黃榮燦，還有沒被抓住的兩名共諜。一名叫鄭鴻溪，臺灣人，從大陸回來插班大二。他在夏衍的《離離草》中飾演祖父。馬驥伸回憶到：「他給同學的印象也是那般親和。一口道地的北方腔國語，比我純正得多。下一學期他就成為學生自治會中堅，『四六事件』他列在政府緝捕名單，人已失蹤。多年後，我在中央社大陸動態資料中，看到他已是大陸中央對臺工作部門的副首長，料想他在臺灣師院學生時，已為中共祕密工作」。另一位是「《樑上君子》女主角音樂系一年級沈蘇斐，十分靈秀的女孩〔中略〕沈蘇斐來臺幾個月，就在師院演戲當女主角，又加入臺『大麥浪歌劇團』，是『麥浪』的重要歌舞演員，還兼邊疆歌舞助理指導。她在師院和臺大都有一名護花使者，她不即不離、一視同仁，我們旁觀者清，兩位當事人卻能相互默忍」。同時與兩人戀愛，如此反常，只能推斷這兩人也可能是地下黨員，因為潛臺女共諜蕭明華與其領導于非（原名朱芳春）就假扮夫妻。馬文透露，陳誠肅清匪諜時，沈蘇斐「未被波及，學期末，國軍已在大陸節節敗退，兩岸斷離情勢明顯，她悄然向我們道別返鄉，不多幾年輾轉傳來消息，她在故鄉蘇州已是藝文界高級幹部。四十年後兩岸開放，她應邀來臺和我們一些老友重聚，已是祖母級的文靜女士。相談中，提到早年因藝文活動曾獲周恩來數度召見。我很想私下問她，在臺師院讀書時，是否已加入共產黨，卻始終問不出口」。了解共產黨歷史就知沈蘇斐也像鳳子一樣屬周恩來手下的燕子。 

   

    馬驥伸有幸來到臺灣，求學時被紅色滲透。在其回憶中一目了然：「不幸的是我們想演的劇本，幾乎都被列入禁演名單，而且持續將近四十年。自此以後，除了改編外國劇本和少數抗戰題材作品，只能演出反共宣傳八股，我們沒合適劇本可選，校方對我們也轉冷淡。」而他卻在臺灣的「白色恐怖」中出任各種要職，包括教育電臺節目部副主任兼新聞組長，「中央社」資料編輯部主任，臺灣大學社會教育系新聞組副教授等等。他還透露：「從『二二八』到『四六』前後，我認識的戲劇圈師友，包括劇社同學，動態變化很大。黃榮燦、白克被處死刑，蔡瑞月、歌雷入獄，雷石榆、司徒陽、陳大禹或逃或走，返回大陸」。他提到的都是紅色文藝兵。在此僅以被中共追認為烈士的白克為例說明共諜滲透中華民國的嚴重程度。

   

    白克（1914-1964）也像歐陽予倩一樣，聽命於共產黨，是第一批赴臺灣接收的「 前進指揮所」成員，出任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委員，被派到臺灣後，參與一系列赤化活動比如創辦紅色媒體《人民導報》。白克在被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普通審判庭以「為匪宣傳」、「擴展匪黨組織」等罪名宣判死刑，後經國防部高等覆判庭開庭宣判原判決核准被處死前，是臺灣電影界要人，可想而知他的影響有多大。白克在「二二八」後還跟隨被蔣中正派來宣慰的國防部部長白崇禧在臺巡視16天，拍有紀錄片《白崇禧部長蒞臺重建新臺灣》。[41] 白崇禧不僅重用白克，舉薦共諜吳石接替柯遠芬，讓共諜謝和賡當自己的機要秘書並加以推薦，這可能是白崇禧到臺後被監控的一個原因。

   

    馬驥伸不經意間就證實，「二二八」前共產黨已經滲透臺灣各界，請看他的見聞：「學生時常罷課、遊行、示威，從南京來臺視察的教育部長朱家驊，為躲請願的師院學生，由後門閃走。議會言論肆無忌憚，王添燈以犀利馳名，郭國基大砲轟得臺大校長傅斯年腦溢血猝逝。報紙雜誌雖說不上百家爭鳴，發行量甚小，但家數多，言論報導未受禁限。國外和大陸報刊大都准許進口，電影院放映過蘇俄影片，因票房不佳後繼無力。圖書館可以借到馬克思的《資本論》，魯迅、高爾基的小說，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我都是向師院圖書館借閱的。果戈里、陳白塵等的諷刺劇都曾上演，學校劇團選擇劇本幾乎從心所欲。」

   

    總而言之，「二二八」前就有不少臺灣人投身共運，從事紅色宣傳；「二二八」後，有更多臺灣人被赤化，加入共產黨比如陳明忠。大陸淪陷後，臺灣共產黨人依傍北京政權繼續從事對臺宣傳與統戰，而「二二八」則成為他們的宣傳武器。蘇新用筆名「莊嘉農」發表的《憤怒的臺灣》以及他與楊克煌在林木順的名下發表的《臺灣二月革命》等紅色宣傳品都滲透臺灣，影響深廣。涉及「二二八」的不少謊言尤其是對國民黨的誣衊都來自聽命於中共的臺灣共產黨人。

   

    而柯遠芬（1908-1997）除當時發表〈事變十日記〉外，一直到1989年4月才應中研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張玉法的邀約改變寬恕不言的初哀，執筆寫作「臺灣二二八事變之真相」，留下歷史見證。他雖然獲知「共黨份子林日高、林樑材等」在二二八期間的領導作用，卻不知吳克泰等的地下活動以及紅色宣傳的作用。但他提到《國是日報》在2月27日「刊登一則軍民衝突的不實消息。新聞內容是說於蘇花公路上，在中途有一士兵強行乘車並與司機發生衝突，司機氣憤，將車墜入海中，全車乘客葬身魚腹云。後經調查，完全是謠言。此事亦只能認為是蓄意破壞軍民感情，醜化政府形象，與事變似無直接關係」[42]。他不知這是共產黨的宣傳手法，而陳翠蓮也證實該謠言對臺灣人參與二二八有煽動作用。這也證明共產黨滲透的媒體包括國民黨省黨部主辦的報紙。原本隸屬國防部的《和平日報》1945年5月在臺中發行臺灣版後，也很快被紅色滲透，楊克煌成了日文版編輯，謝雪紅被聘為特約評述。27部隊隊長鍾逸人也是《和平日報》記者。

   

    二二八前時任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的李翼中（1896-1969）對陳儀縱容長官公署負責的媒體「宣傳授人以柄」不滿，他還批判說：「《人民導報》為憲政協進會主辦，發行人為林忠，其總編輯為李純青，臺灣人，《大公報》記者，實為共產黨員，反動言論連篇累牘，不勝駭然」。[43] 而黃種祥在《二二八事件真相辯證》中證實正是《大公報》3月3日在上海刊登合眾社的新聞稿，謊稱「臺北的紛爭已有三、四千人殞命，當地憲警被迫向憤怒的群眾開槍，百姓多人擬入美國領事館避難」。《大公報》等大陸媒體同樣被共產黨滲透，也投入二二八宣傳戰。

   

    在研究各方著述尤其是潛臺共產黨員自述後，筆者認同二二八是在潛臺的各路地下共產黨煽動與操縱下利用民怨發起的暴動，目的是為了篡奪政權，這是共產黨在抗戰結束後發動全面戰爭顛覆中華民國的一個戰役，以失敗告終，然而共產勢力並未善罷甘休，而是從此利用二二八進行宣傳戰，並已成功顛倒黑白。衛國保民，守土有責的國軍將領彭孟緝等被抹黑成了元兇，敢於組織暴動的共黨份子比如謝雪紅被美化成了英雄。

   

   第三章 

   

   陳儀（1883-1950）與地下共產黨員

   

   

  1980年，中共中央統戰部與中共中央調查部宣布陳儀是「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貢獻出生命的愛國人士」[1]。在共產黨的紅色新話里，所謂的「愛國人士」多是背叛中華民國憲法的共產走卒。因此，2014年陳儀親屬得以在杭州舉辦「陳儀將軍骨灰安放儀式」[2]。

  從普世價值出發，「二二八」與「六四」元兇都不難確認。誰有意利用公權力造成無辜者傷亡，誰就可以被視為元兇。

  六四屠殺的元兇非鄧小平莫屬，因為其時已84歲的鄧小平依然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的身分大權在握，正是以他為代表的匪共拒絕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趙紫陽「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而時任中共國務院總理的李鵬雖像鄧小平一樣無視民意，但無權調動野戰軍開進紅都鎮壓和平請願手無寸鐵的學生與市民。

   

    指控蔣中正、陳儀、彭孟緝、白崇禧、柯遠芬為「二二八」元兇符合史實嗎？[3]

   1947年2月10日蔣中正在二月蒸電提醒陳儀「… 據報共黨分子已潛入臺灣，漸起作用，此事應嚴加防制，勿令其有一個細胞遺禍將來，臺省不比內地，軍政長官自可權宜處置也。 中正手啓」[4]，事後他在三月元電中要求陳儀「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令論罪。」[5]如果說蔣中正對「二二八」也有責任的話，可能應該在於他用人不當。他選用並信任的要人不少通共包括陳儀。

   

    那麼1947年在臺灣掌權的陳儀是不是「二二八」元兇呢？

一、陳儀因何而死

   

  李敖在中共喉舌鳳凰衛視說「陳儀是愛臺灣的，結果蔣介石把他槍斃，用來騙臺灣人，把所有二二八的帳全部都記在陳儀的頭上，這是非常不公道的」。陳儀在二二八後被迫於五月離臺，僅此而已，並未遭到處罰。

  1949年陳儀在浙江省主席任上因逼迫湯恩伯投共才被撤換，大陸淪陷前被送到基隆要塞司令部軟禁。1950年6月18日中華民國國防部就判處陳儀死刑發佈新聞。特此按张文奇所著《陈仪诱降汤恩伯经过 （外二种）》[6]，摘錄如下 ：   

  陳儀「在主持臺灣行政期間，魯莽顢頇，處置乖張，在國家危急存亡之秋，則臨難苟安，自私自利，對革命主義毫無認識，對反共抗俄戰爭毫無信心。卅七年冬季，東北、華北、徐蚌會戰失利，戰局迅速惡化，共匪一面渡江南犯，一面發動局部投降攻勢，誘惑我軍政長官投降，陳儀當時任浙江省主席，受匪諜及一般投機份子的包圍，竟忘恩負義，背叛黨國，為了保全個人既得利益，陰謀出賣京、滬、杭，導演江南局部投降，迎接共匪渡江。他曾親筆寫下有關投降的準備工作八項和投降條款五條，於卅八年元月卅日和二月一日，先後派他的外甥丁名楠及舊屬胡邦憲去煽惑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將軍，勸他停止軍事行動，與陳共謀早日實現局部投降〔中略〕陳承認派遣親信，策動叛亂不諱，依照修正懲治叛亂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十一條規定，判處陳儀死刑，褫奪公權終身，全部財產除留一部份作他的家屬必需生活費外，一律沒收，判決書業經呈奉核准，於六月十八日將陳儀提庭宣判，驗明正身，執行槍決。」這則報道說明，陳儀被槍斃不是因為「二二八」，而是因為陳儀身為浙江省主席不僅自己準備投共，還企圖策反京滬杭警備軍總司令湯恩伯。

   

    中華民國對陳儀的判決經得起時間的檢驗，陳儀死後近四十年，上述報導提及的丁名楠與胡邦憲分別在中共刊物發表相關回憶〈一九四九年初陳儀策動湯恩伯起義的經過〉及〈陳儀在浙江準備反蔣紀實〉。

   

   

二、共諜胡邦憲（1902-1991）及其同黨

  

  被稱為陳儀舊屬的胡邦憲原名胡允恭，與陈仪的外甥丁名楠，當時的身分是北平清華大學研究生，「二二八」時都在臺灣。中共浙江黨史和文獻網在〈陳儀起義〉中透露，胡允恭1923年就加入共產黨，1936年經沈仲九（沈銘訓）推薦結識陳儀，經地下黨批准開始接受陳儀任命，後出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

    胡允恭在〈地下十五年与陈仪〉[7]中自己披露如下：「一九二二年進上海大學社會學系讀書（系主任瞿秋白），一九二三年入黨。他的高級顧問、親戚沈仲九，原是上海大學的教師，曾教過我的中國哲學史，對我的印象很好」。「上海大學」（1922-1927）是共產國際為滲透中國與國民黨而興辦的紅色培訓基地，于右任（1879-1964）被聘為校長，充當門面，校政由中共骨幹把持。謝雪紅等多名臺灣共產黨人在此接受培訓，因此有「上大派」一說，沈仲九不僅在上海大學任教，還參與中共在上海的創黨活動。在沈仲九的推薦下，胡允恭開始潛伏在陳儀身邊，為了討好陳儀，胡允恭甚至在其建議下，在福建時改名為邦憲。此後與沈仲九等一起跟隨陳儀進入臺灣，胡邦憲在上文中透露：在「一九四五年冬，我同中共福建省委城工部負責人孟起，談起陳邀我去臺任職事，孟當卽指示我以『特派員』的秘密身分去臺任職。到臺後，我被陳任命為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委員，並發給特別通行證。不久，孟起也到了臺灣，從事黨的地下活動。我利用自己的特殊身分，掩護孟的工作」。沈仲九與胡邦憲以及孟起在二二八期間所起的作用值得研究。

   

    胡邦憲只透露 因「二二八」臺灣警備司令部以司令陳儀的名義發給上海警備司令宣鐵吾的一份電報，「大意是：胡邦憲為共匪首要分子，鼓動臺灣暴動，現潛逃去滬，請緝捕歸案」，而已被免職回到上海的陳儀卻不相信找上門去的胡邦憲是共諜，親筆給宣鐵吾去信表示：「鐵吾兄：胡邦憲係我舊部，為人謹慎，向無不軌行為。近聞有傳訊案件，務希卽時查明註銷，以免牽累好人，為荷！」，而胡邦憲居然「拿了陳儀的親筆信到上海警備司令部，這個案子就被註銷。 從此，我同陳儀經常來往，傾談對時局的看法」。胡邦憲在文中透露「陳儀準備起義，沈仲九起很重要作用」。沈仲九是共諜也早被發現，對此胡允恭在文中寫道：「福建國民黨省黨部說他是『潛伏』在陳儀身邊的共產黨人，當時陳儀周圍被稱為『左派』人物的夏明綱、吳季樸、胡邦憲、程星齡……都是由沈引薦的。陳儀一九四五年到臺灣任職，又把沈帶在身邊，當作高級顧問。沈仲九對陳儀的思想轉變影響極大，最後直接參與陳儀起義，並作為與共產黨談判的代表」。

   

    陳儀的親共言行從福建起就導致他與致力於剿共的中統與軍統的矛盾。陳儀在包庇釋放共諜的同時，對抗反共人員與機構，在福建時甚至殺害軍統福建站副站長張超，在浙江「下令把毛森所率領的五個戡亂大隊全部解散」。人以群分，這一切都表明，身為中華民國要員的陳儀堪稱共產黨的同路人或曰庇護傘。據陈仪在浙江的机要秘书葛一训的兒子葛許國在其文〈陳儀的愛國情結〉[8]披露，他父親與主任秘书李銘本也為共產黨效力。

   

    丁名楠與胡邦憲的回憶再次證實共產黨善於利用學運與媒體以及親情與友情滲透民國，操縱輿論。胡邦憲在上述回憶文中透露自己匿名在共產黨利用民國自由創辦的宣傳刊物上發表的一文引起陳儀注意，當陳儀問起時，他卻假裝不知道。在回憶中他才坦承：「其實，這篇文章是主辦『文萃』的黎澍同志要我寫的，用筆名張琴。文章是根據我的親身經歷分析了臺灣事件發生的原因和經過。文中說陳儀昏庸，用人不當。〔中略〕文章說是非應明，罪惡各有攸歸，不能讓陳儀代人受過。陳讀到這些深受感動。他不知文章是我寫的，但知道『文萃』是中國共產黨的地下刊物」。胡邦憲敢於欺騙他人，卻不以為恥，還公之於眾，可見加入共黨，會讓人失去起碼的道德觀，而陳儀確實昏庸，居然信任共諜，與之為伍，最終在其左右下失去理智，獲判死刑。

   

    在中共追認陳儀是「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貢獻出生命的愛國人士」文件中說：「一九四八年，陳儀和我黨發生關係，接受了我黨讓他起義並由他策反國民黨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的任務；陳還按照我黨的指示，在浙江釋放過一百多名被軍統特務毛森拘捕的愛國人士。」[9]這裏的所謂愛國人士就是表面上從事各種行業，但暗地裏聽命於莫斯科的共產黨員，而時任上海市警察局長的毛森（1908-1992）1988年在《傳記文學》第311期發表〈陳儀迫湯投共始末 〉，從中可知，促湯投共的還有潛伏國軍的共產走卒張治中（1890-1969），假如湯恩伯「倒戈投共，那東南全局，早已傾覆，臺灣也保不了」。

   

    1985年11月7日，中共海外版《人民日報》第一版以三分之一的版面刊出報道《追思先輩盼統一—訪陳儀將軍之女陳文瑛》。陳文瑛其時76歲，時任中共全國政協委員，其夫項經方是留德的醫學博士， 大陸淪陷後被中共任命為上海衛生局醫教處處長，也在「文革」時慘遭整肅，逝於1971年。就是說，中共從八十年代開始利用陈仪及其亲属對臺灣發動統戰，陳儀親屬在大陸屬於特權階層，陈文瑛不僅充當被稱為花瓶的全国政协委员，還曾充當上海市妇联常务委员。六弟陈公培則是上海市政协委员。

   

    然而在中共的極權暴政下要享有特權必須用良知與尊嚴作為代價。這在中共把勢力範圍從邊區擴展到全國前就已經被奮起反共的五四世代比如傅斯年所洞悉。1949年，他在給企圖與毛澤東和談的中華民國副總統李宗仁回信中說：「共產黨本為戰爭黨，以往尚如彼好戰，今日走上風，實無法與之獲得和平，今看共產黨態度，下列數事至為明顯：分化敵人，徹底消滅中央政權，只與地方談和，以實行其宰割之策，絕不以人民為念。絕對走蘇俄路線，受蘇俄指揮，而以中國為美蘇鬥爭中之先鋒隊。對多年掌兵符者，必盡量摧毀，介公固彼所不容，而我公及健生宜生諸先生，彼亦一例看待，即我們讀書人，不受共產黨指揮者，彼亦一樣看待也。」[10] 時至今日，傅斯年的先見之明依然值得臺灣各界引以為戒。

   

 三、「二二八」與紅色滲透

    陳翠蓮在其專著《重構二二八 -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首次把二二八放在了國際層面探討，其中證實日本投降後美國政府希望見到一個「強大、統一、民主的中國」，美國與聯合國承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但堅持不以武力介入「中國內部爭端」。就是說，美國把聽命於莫斯科的中國共產黨與追求民族民權民生的中國國民黨的矛盾誤判成內部爭端，制定的對華政策只能束縛以國民黨為首的民族主義者捍衛中華民國。而滲透美中日的共諜比如雅爾塔協議的主導者阿爾傑·希斯（Alger Hiss）為了協助共產勢力赤化中國，竭盡全力破壞戰後美中體制，阻止美國對國民黨以及主導的中華民國的支持。

   

    正當蔣中正準備派兵進攻延安之際，臺灣發生迫使蔣中正把國軍調到臺灣增援的二二八事變。蘇聖雄在專文〈二二八的另一種視野：從蔣中正日記還原派兵赴臺的過程 〉中評介了身為國民政府主席的蔣中正在二二八前後的思慮。1947年3月7日蔣中正日記中寫道：「本日全為臺灣暴動。自上月廿八日起，由臺北延及至全臺各縣市，對中央及外省人員與商民一律毆擊，死傷已知者達數百人之眾，陳公俠不事先預防又不實報，及至事態燎原乃始求援，可歎！特派海、陸軍赴臺增強兵力，此時共匪組織尚未深入，或易為力，惟無精兵可派，甚為顧慮。善後方策尚未決定，現時惟有懷柔。此種臺民初附，久受日寇奴化，遺亡〔忘〕祖國，故皆畏威而不懷德也。」

   

    陳翠蓮在上述專著中從臺獨視角出發評介了與二二八相關的中國統治模式、歷史檔案與國際環境，可惜沒有探討蘇聯或曰共產國際對臺中日美關係與中華民國的統治模式以及國民黨派系的影響。筆者希望評介聽命於莫斯科的中共對臺灣社會與陳儀當局的滲透，拋磚引玉，聊表心意。

   

    陳翠蓮只在第四章〈二二八事件分析〉第四節〈中國共產黨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中論及1945年8月被中共中央任命為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的蔡孝乾來臺後，「至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全省黨員不過七十餘人」。 陳翠蓮也質疑蔡孝乾把「謝雪紅及其部众算做中國共產黨的一支」，因此，陳翠蓮認為中共省工委「並未在二二八事件中發揮實際作用。但是，事件後逃離臺灣的共產黨員，日後卻大大吹噓共產黨的武鬥與文鬥路線」。陳翠蓮質疑陳炳基、吳克泰、葉紀東、蘇新、蔡慶榮（蔡子民）等二二八參與者的相關自述，擇要反駁，只認可中共華東局在1948年6月在香港會議對二二八事件的總檢討，斷定中共臺灣省工委只扮演了被動的角色。筆者認為該檢討足以證明潛臺共產黨確實企圖趁機篡奪政權，國府當局雖將二二八事件歸咎於共產黨煽動，但就筆者目之所及的資料來看，各界都低估了共產黨的赤化作用。

   

    在《透過謝雪紅現象探討紅色恐怖與白色恐怖的異同》中，筆者以謝雪紅為例說明共產黨員如何煽動與操縱民怨發起文鬥與武鬥，企圖篡奪臺灣政權，這是共產黨在抗戰結束後發動全面戰爭顛覆中華民國的一個戰役，失敗後便利用二二八進行宣傳戰，已成功顛倒黑白，敢於組織暴動的共黨份子如謝雪紅被美化成英雄……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已隨之進入臺灣的主流社會。一來臺灣當局平反的「政治受難者」與中共的烈士雷同，二來中共從1979年改變對臺政策後已達成在其《吿臺灣同胞書》里提出的目標：結束軍事對峙、達成兩岸三通與擴大交流。現在中共的目標是什麼？為了抵制中共統一臺灣，筆者希望以二二八為例進一步說明中共如何滲透臺灣並影響至今。

   

    自從列寧創建了第一個蘇維埃政權後，就利用民族矛盾，鼓動各民族各地區獨立，趁機滲透其間，企圖達到赤化全球的目的。每個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共產極權國家都堪稱蘇聯的殖民地。1949年，毛澤東在謝雪紅等的簇擁下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前身就是中共1931年在中華民國境內武裝割據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而臺海兩岸都從五四運動起被共產國際及其宣傳品滲透，謝雪紅堪稱典型人物，她不僅是接受莫斯科培訓的臺灣共產黨員，而且既與中共又與日共關係密切，還遭到在臺的日本當局關押與陳儀政府通緝。謝雪紅因領導臺中武裝暴動成為二二八的通緝犯逃到大陸，而陳儀也因二二八被迫離職，回到大陸。

   

    然而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陳儀也像謝雪紅一樣成為中共統戰臺灣的宣傳工具，在探討過謝雪紅的角色後，在此以陳儀為例說明共產黨滲透臺海兩岸的方式與後果。

   

四、紅色宣傳與「白色恐怖」 

  從國民黨1927年被迫清共起，「白色恐怖」就成了共產文宣中用以詆毀中華民國以及國民黨的紅色術語。共諜利用民國自由滲透並顛覆大陸政權後，以兩蔣為首的中華民國要人包括臺大校長傅斯年吸取經驗教訓在臺灣採取嚴厲措施防共反共，造成「白色恐怖」。

  傅斯年1950年過世前發表《蘇聯究竟是甚麼國家？》、《我們為甚麼要反共？》等四篇文章，指出蘇聯是集人類文明中罪惡之大成的國家，斯大林是集中古代近代的一切壞東西之大成的混蛋。故此他指出，為了中國及世界的文明傳統，保持人類的自尊，以及令人類在世界上活得有意思，不得不向蘇共中共拼命反抗。

  可能臺灣居民因為沒有嚐過共產黨的苦頭，不知共產黨的邪惡，容易同情被嚴懲甚至處決的共諜，而譴責為了捍衛中華民國，在臺灣防共反共的國民政府以及一黨獨大的國民黨及其黨魁。

  從披露的資料來看，身為國民政府高官的陳儀堪稱共產黨的同路人。二二八前接替丁名楠出任其秘書的鄭士鎔在回憶中寫道：「長官曾購其好友左傾作家周樹人所著的『魯迅全集』多部，分贈省圖書館和學校，使能廣為傳閱，卻被畏事的獲贈機構悉數束之高閣，一時傳為笑談。又說，長官曾聘任進步的文化人郁達夫及黎烈文為閩省府公報室主任及改進出版社社長。對郁達夫非但禮遇有加，聞悉郁與王映霞婚變後，其幼子郁飛無人照顧，他還囑託繼女陳文瑛代為撫育成人。黎烈文主持出版『改進』等雜誌外，還銷售當時被禁忌的『資本論』、『大眾哲學』等書籍。像這些被國民黨視為離經叛道的行徑，他竟坦蕩蕩地公然為之」[11]。浙江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寫的《陳儀軍政生涯》進一步證實陳儀宣傳魯迅蔭蔽縱容一系列共產走卒，還利用職權阻礙軍統與中統追剿匪諜比如夏明钢。[12]

  

  面對旅居上海的臺灣自治先驅楊肇嘉（1892-1976）呼籲：「撤廢行政長官公署，改設省政府，另任賢明廉潔之士主持省政」[13] ，陳儀幕僚葛敬恩、夏濤聲與周一鶚卻先威脅他，後用漢奸罪報復他，致使楊肇嘉被捕。[14] 史料顯示，三人都親共通匪，周一鶚還因充當陳儀投共的助手，遭到國民政府通緝。

  司馬嘯青在專著《邪惡的開端：陳儀及其帶來的中國官場文化》中披露以葛敬恩為代表的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官員的劣跡，可惜他把親共通共的陳儀及其親信所犯的罪錯都算在國民黨的頭上，忽視國民黨為了在前朝疆域實現三民主義，被迫反共抗日。從鄭士鎔回憶中可知陳儀在被陳立夫要求「不要把沈仲九帶去浙江」的情況下，「以私人顧問性質赴杭襄助，繼續擔任智囊工作」[15]。以陳立夫為首的國民黨人雖然一直被迫抵制匪諜，但在陳儀等大員的包庇下，匪諜潛伏中華民國各界為所欲為。

  司馬嘯青也認識到陳儀在浙江省主政時「依然不失其主持台政時的誇大作風，在紹興師爺沈仲九的主導下，規劃10年計劃，與在台時的5年計劃相較，剛好是『倍增』」。[16]

  司馬嘯青有幸生長在臺灣，不知這是陳儀推崇蘇聯的結果，亦是陳儀最終投共的前因。

五、從禍閩到投共

  以陳儀為首的福建省政府推行統制經濟的結果導致「民窮、財盡、兵弱、官貪」[17] 沈仲九在福建起就替陳儀招募了「許多左派人士」[17]。

  南洋華僑陳嘉庚目睹家鄉人民在陳儀的統制經濟下「貨物『平時商家自行雇運三四天可到者，統制機關代運六十天尚未交到』〔中略〕福州通往蒼前山有一閩江大橋，統制運輸後，很多百姓跳江自殺，不到一年就有900多具屍體被撈起」。[18]

  陳嘉庚分別給蔣中正和陳儀寫信，「懇請『迅速下令撤銷統制，免貧苦人民數十百萬人，飢餓疾病死亡之慘』。陳儀的答復是：『戰爭時代運輸必須政府統制，此乃各國通例，唯不識政治之人故有反對。』蔣則回電曰：『閩省田賦系中央意旨。閩事可電我知，切勿外揚』。於是陳嘉庚「行走福建各地，每到一處就大聲疾呼，號召各地的商會、同鄉會一起抗爭。陳儀暗令福建媒體絕不能刊登陳嘉庚的言論，陳嘉庚就自費印刷了『陳儀禍閩』的罪狀在東南和西南各省廣為散發。回到南洋後，他又將罪狀裝訂成冊，印刷上千份投遞到國內政界各要人、各省主席、各戰區司令長官以及南洋各報館、福建同鄉會手上。」

  最後是時任民國政府主席的林森促使「行政院提案討論，國民參政會也有議員簽名提案，院會組成一個五人委員會到福建調查。4月，日軍進攻福建長樂，陳儀不戰而逃，福州很快淪陷，蔣介石不得不免了陳儀的省政府主席一職」。換言之，陳儀因得到蔣中正信任，出任國民政府要員，卻在思想上，人事上與經濟上都與共產黨無別，好在中華民國還有自由，只要有勇氣行動，就能敦促政府予以抵制。陳儀禍閩導致陳嘉庚等愛國愛民的華僑在共產黨的國際宣傳與自我包裝下，轉而支持割據延安的共產黨。

  1943年開羅宣言發表，因宣言規定，日本戰敗投降後，需將滿州、臺灣及澎湖列島歸還中國，國民政府於1944年10月成立「臺灣調查委員會」，陳儀依然被蔣中正信任，被委任為主委，沈仲久等為委員，預備接收臺灣。 如果沈仲九為陳儀草擬「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條例」，獨創「行政長官制」屬實[19]，那麼，這顯然利於陳儀不僅繼續實行在福建省實驗失敗的統制經濟，還照樣任用赤化份子。

  正是陳儀實行統制經濟，才可能導致其親信葛敬恩們私相授受，給共諜可乘之機。不過共諜確實防不勝防。日本宣告投降之後，楊肇嘉在上海組成「臺灣旅滬同鄉會」，也免不了被共產地下黨員李偉光操控，讓該協會淪為掩護共諜進出臺灣的工具。[20]

  陳儀在臺執政不到一年楊肇嘉等在上海聯絡六個團體，於1946年7月18日向國民政府等中央機構請願。可惜其時國民政府因共產黨抵制行憲並擴充地盤被迫應戰，無暇他顧，但楊肇嘉可以在南京召開記者會，請願消息見報，從此得罪陳儀，招來上述幕僚報復。

  1947年3月11日，楊肇嘉搭機返臺調查二二八，但因陳儀嚴密監控，無法與外界接觸。次日，搭原機返回南京。1947年12月，楊肇嘉才得以攜家回到臺灣。

  司馬嘯青披露：「反蔣勢力的代表人物宋慶齡」參與於1948年元旦在香港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約半年後，陳儀主持浙政。「在胡允恭與鄭文蔚（陳儀的親信，曾在臺灣任《中外日報》社長、臺灣紙業總經理）居間穿針引線下」，民革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陳銘樞現身杭州，民革主席李濟深「則有策動反蔣的信函」。司馬嘯青不知宋慶齡是共產國際的間諜，以她為首的共產國際間諜網從1927年就聽命於蘇聯，為了顛覆中華民國，製造了各種事端。為了混淆視聽，他們以中華民國的捍衛者蔣中正為頭號敵人，進行抹黑宣傳與策反工作。可惜中共的紅色宣傳至今有效，尤其是對沒遭受紅禍的臺灣人，容易把共產黨的罪惡算在國民黨的頭上，把正邪之爭視為黨派或派系鬥爭。 

  從鄭文蔚後來發表的〈陳儀之死〉來看，鄭文蔚也聽命於共產黨。陳儀卻「指派鄭氏出任江山縣縣長」。換言之，效力於莫斯科的宋慶齡出面「組成反蔣的聯合陣線」，此陣線還包括1947年成立「孫文主義革命同盟」。陳儀加入其中，因此可以說，通過陳儀，共產黨在滲透臺灣後也滲透浙江。

  而浙江大學從一二九運動起就被共產黨滲透，時任浙大校長竺可楨就是國民政府為平息學運選用的受共產黨操縱的氣象學者。「在臺灣228事件爆發前夕，2月15日，該校學生自治會發表宣言，要求停止內戰，從此有如燎原的野火，燃遍全中國各大學。同年稍後的5月20日，京滬杭蘇各主要大學學生更齊集南京，發起三反：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三要：要民主、要自由、要吃飯的示威運動。」[16] 可惜陳儀在遭遇二二八暴動後，依然不明白共產黨如何利用學運，混淆視聽。他到浙江掌權後，立即應竺可楨的要求，保釋因爲共產黨效力而被捕的浙大學生。

  司馬嘯青還披露：省府相關人員經常出入浙大教授嚴仁賡宅邸，因為可以收聽到延安發出的消息。1948年底，中共發布了「國民黨43名頭等戰犯通緝令」，各省主席大都名列其上，只有陳儀是「漏網之魚」。第2天，他的親信錢履周就此向他報告，未料陳儀自己從抽屜裡拿出1份抄本，對錢氏說：「我已知道了，這件事可能鬧出問題來。有我的名字對我反而有利哩」！錢履周也是從福建起就開始為陳儀工作，在臺灣被任命为臺湾救济分署署长，在浙江支持陳儀投共。他沒有遭到國民政府懲罰，但1957年就被共產黨打成右派，遭受22年迫害，也算是善惡必報。

六、葛敬恩（1889-1979）撒謊與謝娥（1918-1995）遭殃

  司馬嘯青在上述專著中指控陳儀等「上下交征利」，終至民怨沸騰引爆二二八事件。針對的首要人物是長官公署祕書長與主任葛敬恩。葛氏帶領由47名成員組成的「前進指揮所」搭乘美國專機於1945年10月5日最先代表中華民國抵達臺北。

司馬嘯青認定葛氏把「前進指揮所」演變成「錢進指揮所」，其中「葛敬恩的女婿李卓芝，任臺灣紙業公司總經理，任內曾標賣上千萬元的多架大機器，暗中再以40萬台幣買下其中一架，後改調專賣局台北市分局長，貪污事被揭發」[21] 。但是葛敬恩的兒子，當時也隨父到臺的葛天惠六十年後在美國接受採訪時否認李卓芝是葛敬恩的女婿。[22] 無論葛敬恩與兒女以及兩位弟弟等親屬是否貪腐，「牽親引戚」到臺是事實，難免令人詬病。筆者在此只想以葛敬恩為例說明陳儀政府被紅色滲透的程度。

1949年8月，葛敬恩與在上海的國民黨立法委員50餘人聯名通電宣告擁共。中共建國後被委任為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四、五屆全國政協委員。

葛天惠在專訪透露「葛敬恩與蔣介石、陳儀交情深遠」，因為蔣中正義兄黃郛（1880-1936）是葛天惠的表姐夫。  1924年，陳儀被軍閥孫傳芳任命為師長後，「便拉日本陸軍大學的同窗葛敬恩來當參謀長」，葛敬恩因黃郛投奔國民革命後，「當上了北伐軍總部參謀處長」，促使陳儀接受蔣中正的委任。

　　

  黃郛建議蔣中正離俄清共，而葛敬恩卻像陳儀一樣親共，專訪透露：當蔣中正圍剿聽命於莫斯科的江西蘇區時，因動用空軍去剿蘇聯支持的共匪。「我爸爸很生氣，批評蔣介石，蔣也生了氣」，導致葛敬恩被捕，可是在他母親營救下，他父親在半年後獲釋。

  而被稱為「獨裁者」的蔣中正非但沒有阻止陳儀任用抵制剿共的葛敬恩，而且還放任陳儀到臺繼續施行在福建已遭致抵制的計劃經濟等左傾政策。陳儀在重用抵制剿共的葛敬恩之際，排斥認同中華民國的丘念臺等臺籍菁英，讓無數臺灣人包括國民黨人因陳儀以及二二八而失去對中華民國尤其是國民黨的信任。

  葛天惠表示，二二八時他「沒聽說共產黨，他們在臺灣力量並不強大，像謝雪紅是後來我在大陸聽說的」。這恰巧說明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善於偽裝，當事人往往被蒙在鼓裏。共產國際以外國人與留學生滲透臺海兩岸，通過印刷刊物興辦學校包括讀書會從思想入手，赤化民眾尤其是青年世代，連陳儀與葛敬恩等中華民國政要，都被迷惑到親共通共的地步。

  4月22日，蔣中正主持行政院例會，撤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依照《省政府組織法》改製。5月16日正式建立臺灣省政府。丘念臺等臺籍人士在省政府高層占四分之一。

  二二八的親歷者葛天惠在專訪中承認陳儀「手下有些是共產黨的人，鼓動他「和平起義」，於是陳儀居然就背信棄義，賣國投共，雖然他深得蔣中正信任。葛天惠的專訪也再次證明，共產黨一貫打著和平的旗號，混淆視聽，暗渡陳倉。

  陳儀雖因通匪被民國政府槍決，但他沒有被剝奪尊嚴，還算落得好死，而親共的葛敬恩淪為共產黨的花瓶，雖身為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可是「文革」中在劫難逃，被抄家四次，賴活到91歲。

  陳儀未能任命許壽裳出任臺大校長，但「在沈仲九的運籌帷幄下」，陸志鴻出任臺大校長，「從文學院長錢歌川、法學院長陳世鴻、農學院長王益滔、史學系主任凃序瑄、哲學系主任范壽康等，皆係因行政長官公署之關係而任命者」，遭撤廢的編譯館，從館長許壽裳，到編纂楊雲萍……等，都轉進台大任教。[21] 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證明臺大最遲從1945年就被紅色滲透。

  司馬嘯青認為「228事件的引爆點是：民眾抗議遊行到公署（今行政院）前，遭軍警當場開槍，死2人，數傷人，可是葛氏卻文過飾非，輕描淡寫成「兵民受傷各一」。陳翠蓮在〈長官公署開槍事件〉一節中也指証葛氏撒謊，時任臺灣國大代表的女醫生謝娥因為聽信葛氏的不實之詞呼籲民眾冷靜，反而遭致暴民搗毀她開設的醫院。陳翠蓮證實抗議人群遊行到公署前就已開始打砸搶燒，還毆斃兩位專賣局分局職員。當時在長官公署的鄭士榕在回憶中表示陳儀本準備對群眾講話，「方欲步向陽台之際，忽聞兩聲槍響」，事後鄭士榕下樓查看獲知有人企圖搶槍，導致衛隊長開槍示警，引發槍戰，五人傷亡，六人被捕。 此種說法也與當時身在長官公署的葛氏不符，鄭士榕證實陳儀「嚴令軍警不准開槍」，反駁請願民眾被機關槍掃射，鄭士榕認為，因謝娥曾說「未聞機關槍聲」遭來暴民，「自此無人再敢質疑公署衛兵以機關槍掃射請願民眾之說，中外輿論遂據以作為政府殘民的佐證了」[23]。

林秋敏在專文〈謝娥在臺灣政壇的崛起與退出(1946-1949)〉披露「謝娥在臺北帝大醫學部服務時，正好院方聘請徐征開設非正式講座的中國語文課程，謝娥即隨徐征學習魯迅、巴金、老舍等人的作品」。也就是說，徐征（1909-1947）在日本殖民臺灣時期就已被共產黨派到臺灣，借教中文之機用紅色讀物赤化抗日學生，1944 年遭人告密，與謝娥、郭琇琮等人被日方逮捕，直到戰爭結束才出獄。

徐征在陳儀3月13日呈報蔣中正的「辦理人犯姓名調查表」上名列20人中的第二，王添燈位於榜首。[24] 3月15日被捕，後被軍法處決，留下妻子與四個年幼的兒女，他們的故事令人同情，但徐征在臺灣的所作所為都與共產烈士一致。陳立夫參與制訂的〈處理臺灣事件辦法〉明確表示：「除共黨煽惑暴動者外，一律從寬免究。」

七、「終身師爺」沈仲九（1887-1968）

  

  司馬嘯青慨嘆「沈仲九君臨臺大、葛敬恩條派臺大院長……真是教育界的不幸！」[21]

他不知道列寧為了「把紅旗插遍全球」，從五四起就開始滲透臺海兩岸，教育界就是重災區，無數有志青年包括謝雪紅都是受害人。

  司馬嘯青也證實親共通共的沈仲九是「陳儀的終身師爺」，當時有報導指出：「沈顧問」「是臺灣實際的執政者」，「除司法外，他幾乎無事不參。」如上所述，臺大校長等的人選都受沈仲九影響，專賣局長任維鈞、人事處長張國鍵、省訓團教育長韓逋仙、法制委員會方學李、教育處長范壽康……等，都是沈氏所推薦。

簡言之，在陳儀的庇護下臺灣各界包括臺大都因沈仲九被共產黨滲透，即使傅斯年出任臺大校長後，被迫清除匪諜，但對資深赤化份子比如台靜農無能為力。

  司馬嘯青則披露范壽康在共軍已經武力擴充地盤後還把一批臺灣學生送到大陸留學。這批留學生落入魔掌，必定飽受磨難，淪為共產黨的人質，患上斯德哥爾摩綜合症，自願美化中共暴政。而「范氏在228事件後，轉到台大任教，1970年退休，可是他『手腳不靈心未死』（台大同事台靜農語），先赴美國，1982年4月回到中國，同年底擔任政協常務委員」。這說明范壽康與台靜農都屬潛伏人員。

  司馬嘯青得出結論，葛敬恩等接收大員，「早把三民主義的理想、服從領袖的誓言……全都拋諸腦後，更不用提陳儀交代的『不揩油』」。不踐行三民主義，不遵守國民黨黨員守則的葛敬恩們能代表國民黨嗎？

簡言之，陳儀有助共產黨赤化臺灣各界，赤潮為禍至今。臺灣目前在政治、社會與學界等都亂象紛呈，其根源可以追溯到陳儀推崇的蘇聯模式與魯迅精神—顛倒黑白，血口噴人。

八、推廣為蘇聯宣傳的魯迅

從查到的資料來看陳儀堪稱與魯迅意氣相投，精神相同，雖然魯迅在背後對他惡語相向。伍國在〈陳儀與魯迅的交往初探〉[25]一文中披露1926年12月24日魯迅在致許廣平的信中說：「陳儀獨立是不確的，廿二日被繳械了，此人真無用。」其時陳儀因主張與北伐的國民革命軍合作，被孫傳芳解職，擁有兵權的陳儀沒有反抗。1927年12月4日，陳儀登門拜訪10月剛由廣州定居上海的魯迅。陳儀的養女陳文瑛在回憶先父的文章中說兩人的「交往持續了三十年之久」， 且「兩人時有書信往來，或登門晤談 。」

伍國通過查閱魯迅1912年至1930年的日記證實陳文瑛的回憶，並表示：「關於陳儀的記載共18處，其中提及陳儀訪問魯迅6次，魯迅往訪陳儀1次，魯迅致信和寄書陳儀6次，陳儀致信魯迅4次，最後一次提到陳儀是在1930年7月13日的日記中，魯迅把有陳儀的合影復制贈送許壽裳」。

伍國還在魯迅日記中查到1928年陳儀赴德國考察時，特意購買了一部《哥德的書信與日記》，歸國後於當年12月10日親自面贈魯迅。

魯迅日記自1930年後不再提到陳儀，但當1933年夏，魯迅的紅顏知己許羨蘇的哥哥許欽文（1897－1984）因「窩藏共黨」、「組織共黨」被捕後，魯迅於同年8月20日致許壽裳信，想托陳儀設法營救，問道：「但未知公俠有法可想否？」其時陳儀擔任國民政府軍政部政務次長。1982年，许钦文在《卖文六十年有感》中表示：「生我者父母，教我者鲁迅先生也，从牢狱中救我出虎口者亦鲁迅先生也。鲁迅先生对我的恩情永远说不尽。」許欽文是被魯迅赤化的五四新青年，中共篡奪大陸政權後，他從一名潛伏中學的教師被提拔為浙江省文化局副局长，兼任省文联副主席。許欽文也是大陸眾多靠謳歌魯迅，美化魯迅為生的共產奴才。

魯迅去見馬克思時，陳儀在福建省任主席。《陳儀軍政生涯》中寫道：「獲許廣平電告後，陳儀十分悲痛，當即電告蔣介石，提議為魯迅舉行隆重國葬」。當共產國際間諜合夥推出為蘇聯宣傳的《魯迅全集》後，陳儀「當即托人購得數套，分送福建各圖書館和主要學校，要各校選擇魯迅文章作為教材，弘揚精神，激勵後進。在自己家裏，陳儀一直將《魯迅全集》擺放在書櫥的顯著位置，並不時取閱」。[26] 魯迅逝世後，許壽裳為設立魯迅「紀念文學獎金」一事於1937年1月致函時任福建省主席的陳儀，陳儀在回函中說，「豫才兄事，即微兄言，弟亦拳拳在念。」隨後的文學基金募捐活動從27人處共募集1455元，其中陳儀一人的捐贈就達1000元。

1936年，共產黨及其地下組織利用魯迅之死打著悼念魯迅的名義進行紅色宣傳。共產黨員方海春在其領導茅盾的安排下，著手為魯迅立傳，最後於1942年以筆名欧阳凡海發表其宣傳品《魯迅的書》。[27]另一共產喉舌曹聚仁也著有《魯迅年譜》等紅色宣傳品，其中一部透露：「那時，陳儀任福建省主席，他有一天，在書房中和我閑談，我看見他的書架上擺著一部整整齊齊的魯迅全集。陳氏對我說，『你不知道嗎？魯迅是我的老朋友。』」[28] 

上述史實，尤其是陳儀親自推廣為蘇聯宣傳的魯迅，說明陳儀是位沒有道德根基的機會主義者，否則，就不會被五四以來興起的赤潮裹挾。

九、聘用許壽裳（1883-1948）與台靜農（1902-1990）等

  陳儀出任臺灣省行政公署首任長官後，便力主任命許壽裳為臺大校長，因遭陳立夫抵制，許壽裳最後出任新成立的編譯館館長。當許壽裳提出「以魯迅為榜樣，站在大眾的立場，提倡科學與民主，不能復古倒退」的中小學教科書編輯方針時，陳儀「更明確表示支持」[32]。1927年加入中共的李何林（1904-1988）等至少七個魯迅學生尾隨許壽裳來到臺灣，而台靜農（1903—1990）是其中之一。台靜農不僅以魯迅為師，還與陳獨秀為友。國民政府與共產國際決裂後，台靜農因為赤化工作被國民政府抓捕三次，每次都獲魯迅打著民權保障的旗號營救。

  台靜農在許壽裳的邀請下來臺到編譯館工作，後與許壽裳等同到臺大。1948年2月18日，許壽裳夜裏被家賊砍殺身亡前，正在與魯迅情婦許廣平通信辦理其子入臺大就讀一事，而18日下午台靜農和魏建功還去找許壽裳聊天。許壽裳之死被許廣平等用來譴責「國民黨特務」，算是不打自招：許壽裳到臺後在報刊上大力宣傳魯迅，結集出版《魯迅的思想與生活》，發表《亡友魯迅印象記》，還於1947年5月4日在《臺灣新生報》上發表〈臺灣需要一個新的「五四」運動〉，堪稱為了赤化臺灣不遺餘力。

  許壽裳不幸被害後，與他有關的中共黨員比如李何林與其戰友李霽野（1904－1997）都做賊心虛，撤離臺灣，時任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的魏建功也不辭而別。魏建功在中共領導下的紅色業績比如主編中共赤化使用者的《新華字典》以及把古文「趨進，翼如也」翻譯成「端著兩個胳臂向前急走」等都證明他是共產黨的奴才[29] 。

   同黨撤離後留下來的台靜農則出面安排新的共諜比如蕭明華（1922-1950）打入臺灣。台靜農在「白色恐怖」中的臺大當了二十年中文系主任，影響至今。台靜農的言行尤其是詩作比如悼念蕭明華的〈過青年公園有悼〉與共產黨對他的態度，可以斷定台靜農符合共產黨對地下工作者的要求「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1960年，當《自由中國》發行十年，反對蔣中正三連任總統後，雷震（1897-1979）等被捕，編委聶華苓被監控，台靜農親自把聶華苓請上臺大講臺。

  直接與間接被魯迅赤化的臺灣人不少，在此僅借2012年在大陸出版文集的施淑在序文中的自述加以證實：

「老師是魯迅的摯友許壽裳先生的長公子，因為這緣故，透過傳聞，我們約略知道光復後來台籌組臺灣編譯館，為臺灣復歸中國文化付出巨大心力的許壽裳先生，來台兩年後離奇不幸的死亡與他在台傳播推介魯迅思想及文學的關聯。也因為這緣故，當許世瑛老師有次在課堂上談到他求學的過程，無視於白色恐怖，讓我們驚訝不已地以莊重尊敬的口吻，坦然提及小時為他開蒙，教他認字的是魯迅先生，而後又借給我當時被列為禁書的《聞一多全集》，要我用心閱讀學習。就這樣，在我心底，那被恐共反共教育橫暴地阻絕了的魯迅所代表的文學世界，於是不再那麼遙不可及。

同樣讓我感激和無法忘懷的是帶領我在圖書館角落找到《中國新文學大系》，讓我驚喜地發現臺靜農老師年輕時寫的《紅燈》、《蚯蚓們》等小說的老師。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有次杜甫詩課上，讀杜甫的長詩《樂遊園歌》，當講解完這首詩的結句：『此身吟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葉老師突然從唐朝轉過身，在黑板上抄了一首沒有標題、沒有作者，只註明『近人作』的詩：『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夢裡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除了比較這首詩的結句與千年前杜甫的感懷，葉老師還要我們特別注意詩中蘊含的強烈情思。而這首讓我感覺不尋常的、謎樣的『近人作』的詩篇，直到我後來到加拿大讀書，才在圖書館裡赫然發現是魯迅紀念左聯五烈士之一的柔石的詩。」[30]

  文集可以通過中共審查的施淑顯然不知魯迅與「左聯五烈士」的根底，不知他們為「紅色恐怖」而戰，並因此而亡。簡言之，施淑的生平與作品透露即使是在「白色恐怖」下，紅色宣傳依然通過舊書攤與臺大的老師許世瑛赤化臺大學生。

十、庇護郁達夫（1896-1945）從事紅色宣傳

  胡愈之（1896－1986）是1933年就聽命於莫斯科的共党成员，在馬列中國曾任《光明日报》总编，後來官居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還曾充當「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代主席。

  1946年胡愈之發表〈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蹤〉，這是胡愈之寫給當時中共領導的文藝界抗敵協會的報告。中共打著抗日的旗號忽悠了無數熱血青年加入紅色組織。大陸淪陷後，在文藝界抗敵協會的基礎上成立「中國文聯」和「中國作家協會」。1985年9月中共在浙江富陽郁達夫故鄉舉辦紀念郁達夫殉難四十周年「學術討論會」，日本人鈴木第一次公開發表郁達夫確為日本憲兵隊秘密殺害的證據確鑿的報告。

  共諜關露的妹夫李劍華在〈緬懷郁達夫先生〉中披露：郁達夫「在三十年代的腥風血雨的歲月里，曾通過他在法院工作的哥哥郁曼陀，著實營救了不少共產黨同志」。郁華（1884-1939）帶郁達夫到日本留學，後出任上海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長，包庇共諜比如田漢、陽翰笙、廖承志等等。在郁華包庇共產黨的地下刊物《美中日報》後，被反共除奸团槍殺，可惜胞兄之死沒有促使郁達夫反省，相反促使他更加支持打著愛國主義旗號出賣民族利益的地下共產黨。 

  共產國際利用中華民國的自由與抗日戰爭之計，創辦或滲透了無數媒體，其中包括《美中日報》與《亞細亞雜志》，郁達夫到南洋後，致力於翻譯為毛共充當喉舌的美國人斯諾（又譯為史諾）的多篇文宣並加按語，換言之，斯諾吹捧毛澤東及其匪區延安的報導最早就是通過郁達夫進入中文世界。

  郁達夫兄弟都算為共產黨犧牲，郁華1952年，郁達夫1957年被共產黨封為革命烈士，實為助共為虐的劣士，請看蘇雪林對郁達夫的評論。[31]  

  陳儀從出任福建省主席起就任命了不少共諜或如郁達夫一樣「有用的白癡」。1936年2月，陳儀「接郁達夫來信請代謀一職，即復函邀其來閩並委以重任，先任省政府參議，後任省政府公報室主任。同年10月。魯迅逝世，陳儀與郁達夫商議，由郁達夫去上海為之扶柩送葬」。[32] 

  1936年11月，中共在廈門的地下組織也利用為魯迅召開追悼會遊行示威，廈門警察局長稟報福建省政府，要求逮捕追悼會的發起人。郁達夫去找陳儀，陳儀制止懲罰共諜。

  1936年冬，郁達夫用為福建省政府採購印刷機之名赴日，歸途中訪問臺灣。

  同年12月31日郁達夫在廈門發表演講，他的訪日觀感中提到「對於此次西安事件，他們以為又可以到中國來打什麼共產黨了。不料事情平定得這麼快。」郁達夫不知共產黨為了保衛蘇聯挑起了中日戰爭，又製造「西安事變」促使謀財害命的共產黨被國民政府合法化。

  1938年9月，郁達夫再次到福州，陳儀獲悉後，仍委任郁達夫為福建省政府參議。[33]

總之，陳儀庇護共產黨人借民國的出版自由，以各種名目尤其是魯迅的名義兜售紅色宣傳，赤化民國青少年。沒有青少年讀者比如王若望上當受騙，為國際共產勢力浴血奮戰，中華民國何以在大陸淪陷？

  陳儀從福建到臺灣再到浙江都推行統制經濟，都與共諜來往密切，一直充當被共產黨利用來顛倒黑白的紅色偶像魯迅與郁達夫等紅色宣傳員的保護傘，堪稱共產黨的同路人。而他卻至死不悟，還自詡愛國！就是說，陳儀沒認識到共產黨是打著愛國旗號的反華勢力，而被共產黨欺騙利用，這就是紅色宣傳達到的效果。

反共防共保臺灣

  臺海兩岸對每個親歷者都會有不同的感覺，但對筆者而言最大的區別就是：臺灣沒有遭受中共極權暴政的荼毒，而這是因為1947年二二八暴動後中華民國在臺灣實行「白色恐怖」，迫使謝雪紅等共產黨人逃亡大陸。以蔣中正為首的中華民國政府及其2百萬選民才有幸在大陸淪陷後退守臺灣。1949年，謝雪紅等簇擁著毛澤東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更是準備一舉拿下臺灣，其時美國還未認識到對華政策的錯誤，臺灣只能由反共的軍民自己保衛，蔣中正沒有屈服，相反發表「告臺灣同胞書」，提出「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在中共的威脅中，蔣中正以毋忘在莒，光復大陸為要務，嚴懲共諜與臺獨，因為毛澤東在1947年3月8日，借中共在延安創辦的《解放日報》公開表示：支持二二八，贊成臺灣獨立。

  對筆者而言，國民黨及其主導的中華民國沒有任何威脅，而共產黨則威脅每個獨立思考者包括臺灣人。既然有幸親歷在臺灣的中華民國現狀，深感有義務借助史實提醒讀者中共如何滲透臺灣。

  除了以謝雪紅為代表的臺灣共產黨人外，聽命於莫斯科的中共在日本投降前就派人比如徐征進入臺灣，偽裝漢語教員，赤化學生，滲透社會；日本投降後，更多共諜比如胡邦憲跟隨陳儀進入臺灣各界，通過文宣與學運等赤化活動成功利用民怨發動二二八暴動，一邊組建武裝部隊，一邊操控相當於臨時政府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武鬥與文鬥，目的都是為了奪權，否則，親共的陳儀就不會被處委會提出的42條處理大綱激怒。「二二八」也被共產黨視為「二月革命」或「二二八起義」，雖然失敗，但二二八從此成為中共進行宣傳的武器，通過二二八宣傳戰，中共已成功顛倒黑白，敢於組織暴動的共黨份子如謝雪紅被美化成英雄……共產黨的意識形態隨著「二二八平反運動」進入臺灣的主流社會。

  現在中共依然對臺灣虎視眈眈，對臺灣的滲透更加嚴重。而在臺灣紀念二二八卻不是吸取防共反共的經驗教訓，而是美化其時實行軍國主義的殖民者以及接受共產黨領導的臺灣人，抹黑以蔣中正為首的國民黨人，無視中華民國不屬於國民黨，只是因為國民黨的宗旨是用民族民生民權主義統一中國，吸引各族各地包括臺灣的三民主義信徒加入，成為中華民國的頂梁柱與捍衛者……國軍來臺鎮壓的不是臺灣菁英，而是企圖篡奪政權的奸匪及其同路人，不幸的是臺灣菁英比如王添燈確實算赤化份子，而共諜其時不僅滲透臺灣社會，也已滲透陳儀政府。

  陳儀被共諜欺騙與利用，既是受害人，也是施害人，在潛臺共產黨趁機作亂，企圖奪權的情況下，陳儀被迫請蔣中正派軍鎮暴，而國軍來臺起到剿匪安民的作用，否則，臺灣在1947年就可能被共產黨佔領。就算鍾逸人在二二八期間拒絕共產黨，但從他的兩位戰友陳明忠與黃金島都認定他有不良行為，並推崇謝雪紅，就足以證明，身為27部隊隊長的鍾逸人根本不是共產黨員的對手。

  研讀與陳儀、柯遠芬、彭孟緝等相關的資料，無法確認他們像鄧小平一樣與民為敵。最遭人詬病的柯遠芬，也深為與他朝夕相處的怒潮學生所愛戴。柯遠芬晚年依然堅持：「二二八事件處理原則，不管是當年國民政府蔣主席的指示或陳儀的決心都沒有錯。錯的是政治野心份子，想利用這偶發事件，製造事端來推翻政府」，這與筆者的研究結論一致，而政治野心份子中最有成功希望的就是聽命於共產黨的謝雪紅等。

  在國民黨要員柯遠芬等與共產黨員蘇新及楊克煌等之間，筆者信任前者，因為國民黨的入黨誓言符合普世價值，更何況柯遠芬不僅是客家人，還是基督徒。閱讀柯遠芬等的回憶後，筆者可以理解國民黨及其主導的國民政府為何不主動談二二八。對柯遠芬來說，二二八是「一個不光榮的、可恥的同胞相殘」！這句話就道明柯遠芬是出於職責被迫反擊政治野心份子。筆者查到二二八期間柯遠芬的下級警總承辦處長徐一飛為他辯護，才猜想柯遠芬或許是共諜的眼中釘，白崇禧可能被利用來指控他，因為共產勢力擅長利用國民黨內的派系挑撥離間，製造隔閡，坐收漁利。在柯遠芬與白崇禧之間筆者更相信前者，因為白崇禧身邊有共諜。

  二二八暴動未能促成中共獲得臺灣政權，但二二八宣傳戰利用省籍製造族群敵對，煽動臺灣人仇視以三民主義為宗旨的國民黨以及捍衛的中華民國，無視「白色恐怖」源於紅色恐怖，沒有國際共產勢力侵略，沒有共諜裏應外合顛覆中華民國，民選的中華民國總統及其中央政府就不會中斷行憲，施行戡亂，退守臺灣。

「白色恐怖」是國民黨的手段，目的是實現三民主義，走向憲政共和，而紅色恐怖是共產黨的本質，共產黨的歷史就是使用各種手段謀財害命，篡政前如此，至今依然如故。

  如果說，二二八宣傳戰造成臺灣人拒絕認同中華民國，那麼，六四大屠殺則促使大陸人認同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憲法保障國民有權把國民黨選下來，這樣一個民主共和國，生為華人沒有理由拒絕。

  二二八涉及民族，國家與價值觀三個層面，因人而異，錯綜複雜。筆者不忍目睹共產黨的意識形態通過二二八間接主導臺灣的主流社會，畢竟共產黨至今想吞併臺灣，才決定研究共產黨對二二八與臺灣的滲透與影響，希望有助讀者不被共產勢力迷惑與裹挾。

  無論如何，希望上述研究報告有助讀者了解共產黨一百年來滲透臺海兩岸，從未放棄消滅中華民國，吞併臺灣的野心！

註：

第一章

[1] 在下列網址可查閱《無恥的洋人》：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bookonline/20140719/277967.html

周恩来身為共產國際走卒為在大陸顛覆中華民國發揮的巨大作用可參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薛钰的專文：周恩来与党的隐蔽战线——试谈民主革命时期周恩来对我党情报保卫工作的贡献

www.people.com.cn/GB/shizheng/8198/9405/34150/2544000.html

以及《炎黃春秋》雜誌刊出的葉介甫專文：中共南方局的機要工作

http://www.yhcqw.com/30/12556.html

[2] 希望讀者吸取前輩教訓，不再被紅色宣傳欺騙，請參考筆者相關心得：先父與《金陵春夢》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ssgc/20170515/778042.html

[3] 鄧麗君一生硬骨節氣永傳：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3FaAUMF2Uw

[4] 鄧麗君自白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769B3BF654DF57A2

[5] 中共国台办：“二二八”是反专制的爱国民主自治运动

http://news.sina.com.cn/c/2007-02-28/112111306550s.shtml

在中共統戰臺灣的紅媒《華夏經緯網》上的報導〈老臺共追憶二二八真相〉值得讀者查閱，從中可知共產黨滲透臺灣的深度與廣度以及〈白色恐怖〉的由來。

 big5.huaxia.com/2003627/00018925.html

[6]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副主任姚金果的專文：小议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广州起义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72/85037/85039/6672709.html

[7] 羅四鴒：把手指放在傷口上：吳仁華記錄六四的28年 

https://cmcn.org/archives/32651

[8] 朱開陽：廬山會議後四川餓死人超過一千萬

http://www.epochtimes.com/b5/17/7/25/n9462988.htm

[9] https://twitter.com/FengCongde/status/1123397039843188738

[10] https://twitter.com/johnlee1021/status/1122593221954232321

[11] 2019年6月27日聲明退出共產黨及其青少年組織的人數已超過 335,792,070：

http://tuidang.epochtimes.com

[12] 引文來自：https://books.google.de/books?id=Ge7RAwAAQBAJ&printsec=frontcover&hl=de&source=gbs_ge_summary_r&cad=0#v=onepage&q&f=false

[13] 王爾敏，思想創造時代：孫中山與中華民國，222頁，孫中山的原話為：of the people就是「民有」， by the people就是「民治」, for the people就是「民享」。他這「民有」、「民治」、「民享」主義，就是兄弟底「民族」、「民權」、「民生」主義」。

[14] 孫文，三民主義，臺北，2013年，52頁。

[15] 孙文為了實現三民主義被迫接受蘇俄援助的前因後果可參考中共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术委员楊奎松的專文：孙中山与共产党——基于俄国因素的历史考察

http://jds.cass.cn/ztyj/gms/201605/t20160506_3324671.shtml

[16] 入黨誓詞比較 國共兩黨差異驚人

http://www.epochtimes.com/b5/11/4/10/n3224155.htm

[17] 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上卷-第六章第七節，中華民國衛國戰爭的偉大胜利和艱苦抗戰中的民主建國成就

王康：重慶談判70周年祭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57998

[18] 中共媒體報道〈张太雷：愿化作震碎旧世界惊雷〉

http://www.qunzh.com/qkzx/gwqk/dzxt/2018/201805/201811/t20181101_41884.html 

[19] 中共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李吉奎：孫文李大釗關係管窺(上) https://kknews.cc/zh-tw/history/vm9apay.html

[20] 引文來自：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Bolshevism的勝利

[21] 想了解李大釗的紅色生涯可查閱中共中央編譯出版社發行的系列叢書《李大釗北京十年》

[22] 此文本來在下列網址轉載，不知為何已被刪除：

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应是李大钊--李大钊纪念馆--中国共产党新闻-人民网

http://cpc.people.com.cn/BIG5/69112/71148/72755/4948005.html

[23] 吕明灼身在中共體制內，致力於研究李大釗，他的著述有參考價值，引文出自其專文：〈五四运动领袖到底是谁：不止陈独秀一个总司令〉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detail_2010_06/30/1694943_0.shtml

[24] 莊森：蔡元培做假聘陳獨秀長北大文科 

www.cuhk.edu.hk/ics/21c/media/online/0509111.pdf

更多請查閱 李大钊北京十年（交往篇）中的蔡元培

[25] 许德珩：在五四运动的激流中，《百科知识》，1979年第一期

[26] 裴毅然：中共初期經費來源

http://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125-201103003.pdf

[27] http://nccuea.pixnet.net/blog/post/50119560-楊奎松：評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

[28] 中共高校教師吕瑞林與高丽然合作： 略論蘇俄在中共創建中的作用

 http://xuebao.stdu.edu.cn/sjztdsocial/ch/reader/create_pdf.aspx?file_no=201104014&year_id=2011&quarter_id=4&falg=1

[29] 《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38頁

[30] 如[29]，39頁

[31] 請查閱（俄）維克托·烏索夫，《20世紀20年代蘇聯情報機關在中國》，解放軍出版社，2007

以及《蘇聯陰謀文證匯編》：

http://tci.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nclret&s=id=%22TCI0000760222%22.&searchmode=basic&tcihsspage=tcisearch_opt2_search

[32] 閻錫山：共匪是最能迷惑人的九尾狐狸精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元月對山西省集訓小學教育幹部訓詞 

http://www.epochtimes.com/b5/5/8/13/n1017840.htm 

[33] 中共江蘇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董德福的專文： 孫文與五四運動的關係辯正 

www.szrmf.com/paper/5624.html

[34] 宣言全文請看：https://zh.wikipedia.org/wiki/孫文越飛宣言

[35] 王康：中共撕毀「雙十協定」從此中國一分為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waXnGq6sPo

[36] 中共媒體報導〈闻一多：铁骨铮铮〉  

www.tsinghua.edu.cn/publish/news/4208/2011/20110225231230640618428/20110225231230640618428_.html

[37] 聞一多：〈八年的回憶與感想〉

http://www.aisixiang.com/data/94228.html

[38] 徐沛：毛泽东的洋鼓手斯诺及其他 

https://blog.boxun.com/hero/201206/xupei/6_1.shtml 

[39] 謝泳：血色聞一多 

http://www.wakbook.com/Article/1x0000000002/104800x11820/STANZA_12.html

[40] 如[37]

[41] 請查閱中共的聞一多紀念館：聞一多終身維護五四傳統  

http://www.wenyiduo.net/yanjiu/2010/0429/135.html

[42] 請查閱：https://zh.wikipedia.org/wiki/最后一次的讲演

[43] 蔣介石並非“李聞慘案”的幕後主使者  

http://news.ifeng.com/a/20141015/42206890_1.shtml

[44]請查閱中共的聞一多紀念館〈美国对李公朴、闻一多被刺事件的反应与对策〉

http://www.wenyiduo.net/yanjiu/2009/0813/82.html

[45] 林輝：李公樸和聞一多究竟死於誰手？

http://www.epochtimes.com/b5/11/5/4/n3247333.htm 

[46] 全文可看：

www.people.com.cn/BIG5/shizheng/8198/30446/30452/2189421.html

[48] 齊邦媛，《巨流河》，臺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2009，234-239 頁。

   

[49]【受難故事28】許強：最可能得諾貝爾獎的台大內科主任

http://2009story.blogspot.com/2009/02/28.html

[50] 趙紫陽講話請看：

http://www.tiananmenduizhi.com/2012/05/blog-post.html

[51]〈新五四宣言〉請看：

http://www.tiananmenduizhi.com/2015/05/blog-post_2.html

[52] 習近平講話請看：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4/30/c_1124440193.htm

 [53] 余敏玲：「偉大領袖」vs.「人民公敵」- 蔣介石形象塑造與國共宣傳戰(1945 - 1949) http://www.mh.sinica.edu.tw/FileUpload/59/蔣介石形象.pdf

[54] 姚依林的早年歲月和他的大家族 dangshi.people.com.cn/BIG5/85038/10313886.html

[55]自由的追求與毀滅 

www.open.com.hk/old_version/0910p33.html

[56] 笑蜀，〈北中國的自由孤島 ——燕京大學抗戰寫實〉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renquan/xgmyd/20170422/749132.html

[57] 中共治下學者的悲慘命運（五）陸志韋與燕京大學 

http://www.soundofhope.org/b5/2017/07/21/n949352.html 

[58] 林輝：燕京大學校長相信中共後的結局

http://www.epochtimes.com/b5/18/5/18/n10405751.htm

[59] 人民日报曾有良知：记者为六四开枪大哭 四·二六社论不是我们写的 

https://www.aboluowang.com/2018/0722/1147263.html 

[60] 台視報導請看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wWg_1PCmRQ

[61]傅國湧專欄：胡風，「胡適的風」？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11264

[62] 梁實秋：關於魯迅

http://millionbook.net/mj/l/liangshiqiu/lsq/10.htm

[63]朱開陽：【秘档】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

http://www.epochtimes.com/gb/17/6/29/n9331484.htm

更多可參考徐沛：无耻的洋人史沫特莱、左尔格等

https://blog.boxun.com/hero/201204/xupei/3_3.shtml

第二章

[1]引自：真實瞭解「美麗島、臺獨與共産黨 」

http://blog.udn.com/Veritaspaul/103680319

[2] 武之璋，《二二八的真相與謊言》。臺北：風雲時代，2017，頁206

[3] 白先勇、廖彥博，《止痛療傷：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摘錄自http://m.thepaper.cn/renmin_prom.jsp?contid=1311957&from=renmin

[4]吳克泰回憶錄，臺北：人間，2002

摘錄自https://blog.boxun.com/hero/2006/xsj12/20_11.shtml

[5] 《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上）》448-449頁。

[6]如上，9-11頁

[7]《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40頁

[8] https://228fighter.wordpress.com/2017/03/24/吳克泰︱歐陽予倩在台北演話劇──回憶二%EF%BC%8E二八/

[9]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45年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4/4416000.html

[10] 武之璋，229頁

[11] 《陳儀的本來面目》陳兆熙等，臺北， 2010

摘錄自http://blog.udn.com/amlink/7884275 

[12]林忠先生訪問紀錄

https://blog.boxun.com/hero/2006/xsj12/12_1.shtml

  

[13] 陳儀有12個兄弟姐妹，其中8個不同母，還有13個堂兄妹。弟弟陳公亮留蘇，侄兒丁名楠通共。更多請查閱：浙江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陳儀軍政生涯， 杭州， 2005年，8頁

http://xxzx.zjzx.gov.cn/lhv4//multi/getPDF.spr?id=215,648,978

[14]在臺灣的紅色刊物《兩岸犇報》，2019/4/24-5/7趙剛，祛毒者：魯迅與陳映真 

[15]曹维录，〈谁渴望日本侵略中国—对20世纪中日战争产生重要影响的两个外国人〉，《黄花岗》季刊，第22期

[16] 日治時期臺灣人的「唯一言論機關」：《臺灣新民報》復刻出版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34740

[17] 李吉奎：孫中山李大釗關係管窺(上)   

https://kknews.cc/zh-tw/history/vm9apay.html 

  

[18] 宋斐如生平簡介　  

chinatide.net/xiachao/page_765.htm

[19] 《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 — 宋斐如 （1903－1947）

http://www.taiwantt.org.tw/taiwanspirit/html/02.htm

[20]未歸的台共鬥魂(BC0030)──蘇新自傳與文集

 http://www.readingtimes.com.tw/ReadingTimes/ProductPage.aspx?gp=productdetail&cid=mcbh(SellItems)&id=BC0030&p=excerpt&exid=31247  

[21] 如 [19] 

[22] 撫台街洋樓：「二二八事件」媒體受難遺址

https://newtalk.tw/citizen/view/23758  

【二七部隊老兵專訪】鍾逸人、黃金島談二二八在台中的抗暴 

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27cohort/62202

[23]宋斐如生平簡介　  

chinatide.net/xiachao/page_765.htm

[24] 父亲、丈夫、儿子与我

http://www.bjstl.org.cn/taibaozhijia/taibaofengcai/2018-06-20/3684.html

[25]https://228fighter.wordpress.com/2017/03/12/蔡子民︱憶「二%E2%80%A7二八」與王添灯/

[26] https://dawogroup.pixnet.net/blog/post/38679060-一條曲折前進的認同之路：吳克泰口述歷史

[27]台灣共產黨與二二八事件（四）

http://www.epochtimes.com/b5/6/3/6/n1246029.htm

紅色組織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

 history.book.163.com/10/0208/15/5V0RIC0N009244K2_2.html 

[28]徐宗懋：李登輝重逢親密同志

 https://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id=1368906373770&docissue=2002-46

相關報導還有：老臺共追憶二二八真相

http://big5.huaxia.com/2003627/00018925.html

[29] https://dawogroup.pixnet.net/blog/post/38679060-一條曲折前進的認同之路：吳克泰口述歷史

[30]15老台胞返台掃墓　曾位大陸要職

https://news.tvbs.com.tw/world/126047

[31]【老台胞故事集】（二十）何標：從《亂都之戀》到人間正道 https://www.jianshu.com/p/70203f49f190

[32]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奠基者:張我軍

 http://isbn.ncl.edu.tw/NEW_ISBNNet/C00_index.php?&Pfile=1886&KeepThis=true&TB_iframe=true&width=900&height=650  

[33]五四運動在台灣 — 戰後國語運動的實踐

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1664/3776953

[34]「歷史造像論」的實踐 — 評陳芳明著《謝雪紅評傳》

https://www.haixia-info.com/articles/946.html

[35] 吳克泰：一條曲折前進的認同之路──專題／悼念吳克泰先生逝世 

huzhuhui.org.tw/?p=597　　

[36] 徐宗懋： 我所認識的謝雪紅——周青訪問記 

https://blog.boxun.com/hero/2006/xsj12/22_1.shtml

[37] 還可參考黃智賢為你揭密《臺灣史上最悲情的228事件真相背後之真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ZY2PgMik8

  

[38] 馬驥伸/70年 一覺戲劇夢（上）

http://glbog01.studios.com.tw/2017/05/70.html 

[39] 關秀惠：宣稱見證二二八事件的木刻版畫：黃榮燦恐怖的堅持暨其木刻創作：http://wubunai.zxart.cn/about

文中提到的吳不乃是聽命於共產黨的紅色美術工作者，估計也曾潛伏臺灣。而黃榮燦已是共產黨公認的烈士。

徐宗懋專欄－色盲的轉型正義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801000365-260109?chdtv

[40]【書院特展】「白克導演的一生」

http://media.tnnua.edu.tw/files/14-1033-6397,r868-1.php?Lang=zh-tw

[41] 白先勇、廖彥博，《止痛療傷：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頁234。http://www.readingtimes.com.tw/timeshtml/ad/BCB0218/index.html

白崇禧之子揭秘228事件與中共真實關系

http://history.creaders.net/2017/02/26/big5/1791618.html

[42] 柯遠芬：臺灣二二八事變之真相 

https://blog.boxun.com/hero/2006/xsj12/5_2.shtml

[43]https://gushi.tw/從風起雲湧到失語噤聲：二二八事件如何改變了臺/

第三章

[1]請參考中共浙江黨史和文獻網：陳儀起義

http://www.zjds.org.cn/dsxx/zrsy/201401/t20140115_3895.shtml

[2]中共媒體的相關報導標題為〈湯恩伯告密，陳儀起義失敗被槍斃，64年後骨灰由台北遷葬杭州〉

https://kknews.cc/history/onjaq35.html

請對照毛森： 陈仪迫汤投共始末 （外一种）

https://blog.boxun.com/hero/xsj1/256_1.shtml

[3]批228五大元凶 呂秀蓮問連勝文：祖國在哪裡

https://www.storm.mg/article/27950?srcid=7777772e73746f726d2e6d675f38336335306632663330653462383833_1562770604

[4]https://chinesehistorytopics.wordpress.com/2017/06/13/陳-儀-的-本-來-面-目-陳-兆-熙-撰/

[5]武之璋，118頁

[6]引文來自以下連結：

https://blog.boxun.com/hero/xsj1/253_1.shtml

[7]〈地下十五年与陈仪〉

 https://blog.boxun.com/hero/xsj1/255_1.shtml 

[8]〈陳儀的愛國情結〉

http://zjlnb.zjol.com.cn/html/2006-03/03/content_52288.htm

[9]引自中共媒體的報導〈湯恩伯告密，陳儀起義失敗被槍斃，64年後骨灰由台北遷葬杭州〉

https://kknews.cc/history/onjaq35.html

[10]本周選書－歸骨於田橫之島 傅斯年其人

https://www.chinatimes.com/amp/newspapers/20100131000816-260309

[11] 武之璋，226頁

[12] 浙江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陳儀軍政生涯 杭州 2005年

http://xxzx.zjzx.gov.cn/lhv4//multi/getPDF.spr?id=215,648,978

[13] 楊肇嘉與台灣政治社會運動

https://sites.google.com/site/yanxian1947/lun-wen/yangzhaojiayutaiwanzhengzhishehuiyundong

[14] 許雪姬：1937-1947年在上海的臺灣人

https://www.ntl.edu.tw/public/Attachment/281415523478.pdf

[15] 武之璋，246頁

[16] 新書選摘》玉山社-邪惡的開端：陳儀及其帶來的中國官場文化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8-03-09/116807

[17]悠然：二二八慘案研究（三）陳儀的為人與統治方法

https://newtalk.tw/citizen/view/2386

[18] 吳曉波：跌蕩一百年（下） 第9章 第四部·1944年：此消彼長的中國 (2)

http://www.b111.net/novel/49/49397/4419300.html

以下未註明出處的引言都出自該文。

[19] 國民黨如何接收台灣

http://mind-reference.blogspot.com/2009/10/blog-post_7514.html

[20]張炎憲：楊肇嘉與台灣政治社會運動

https://sites.google.com/site/yanxian1947/lun-wen/yangzhaojiayutaiwanzhengzhishehuiyundong

[21] 司馬嘯青：〈陳儀等接收大員「上下交征利」，終至民怨沸騰引爆228事件〉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92257

[22] 〈台湾五百天：从光复到「二二八」 - 听葛天惠老人一席谈〉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389 

[23] 武之璋，229-230頁

[24]黃彰健，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 554頁

[25]伍國：陳儀與魯迅的交往初探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4940.html

以下未註明出處的引文都來自此文。

　

[26]浙江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陳儀軍政生涯， 杭州 2005年， 19頁

http://xxzx.zjzx.gov.cn/lhv4//multi/getPDF.spr?id=215,648,978

[27] 欧阳凡海：第一个为鲁迅写传的人

http://qjwb.zjol.com.cn/html/2014-07/25/content_2756772.htm?div=-1

[28] 曹聚仁，魯迅評傳 308頁

[29] 魏建功在“文革”中的遭际  

https://xw.qq.com/view/20160309014111/undefined

[30] 白先勇憶臺靜農：他是一個沉鬱太久的人吶

http://https://kknews.cc/zh-tw/culture/p5v4ea8.html

臺靜農：「於玩世中恭謹做人」

https://kknews.cc/zh-tw/history/r8vvm8v.html

[31] 關於郁達夫可參考：苏雪林：郁达夫及其作品

http://f.ttwang.net/RoomFile/FreeRommArticleShow.aspx?RoomId=7084&ArticleId=5054

[郁风]郁达夫――盖棺论定的晚期

――《郁达夫海外文集》编后随笔

http://www.people.com.cn/GB/14738/28490/30706/30707/2236070.html

[32] 陳儀軍政生涯，13頁

[33]記郁達夫與趙家欣的友誼    

https://read01.com/xmJ30x.htmlhttps://read01.com/xmJ30x.html#.XMVU_S35x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