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兩黨本質的區別

 

  以鄧小平為首的匪共用六四屠殺保住了在大陸的極權暴政，但促使更多人得以認清共產黨的邪惡本質。不過大陸人無論是誰，無論發表什麼，依然不能逾越共產黨的紅線。1996年大陸學者李玉貞（1937-）在臺灣發表專著《孫中山與共產國際》，披露許多重要事實，但她畢竟身在中共體制內，不可能不聽從共產黨的領導，站在共產黨的立場解讀史實。

 2012年，李玉貞在大陸發表《國民黨與共產國際》，她的研究成果可以證明孫文及其三民主義與企圖用蘇式社會主義赤化全球的列寧南轅北轍。以孫文為首的國民黨領袖明確反對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1923年1月26日，孫文於內憂外患中，在拒絕共產黨與蘇維埃制度的前提下，為了實現三民主義，簽署「孫文越飛宣言」，決定「聯俄容共」[34]。「聯俄容共」是為了實現三民主義採取的手段，目的是為了消除障礙比如北洋政府。

  

 以孫文為首的國民黨人雖然為了實現三民主義不擇手段，但不曾想到要利用他人尤其是學生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因為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在1923年如此指責國民黨：「很可以舉許多例來指出國民黨在學生會、商會和別種團體對列強屈辱中國做示威運動的時候，沒有能在其中指導和促進。無怪乎五四運動的學生把國民黨忘掉，去年北京雙十節紀念在中央公園開會，學生工人到者數千人，連創造民國的國民黨的名字也沒有提起。國民黨所以不能得五四學生運動的領袖，不是沒有理由的」[33]。

  1923年8月，孫文派蔣中正率團訪蘇三個多月。敗退臺灣後蔣中正痛定思痛，1956年發表《蘇俄在中國-中國與俄共三十年經歷紀要》，其中第二章第七節〈我的遊俄觀感〉中就已認識到：「蘇維埃政治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與我們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關於此點，如我不親自訪俄，決不是在國內想像所能及的。」[12] 九十六年後，審視國共兩黨的歷史，筆者斷定國民黨以三民主義為政治綱領無可非議。孫文不僅把美國總統林肯的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譯為「民有、民治、民享」，還明確指出這就是他追求的「民族」、「民權」、「民生」主義。[13] 

    1924年2月17日，孫文則在民族主義第四講中明確表示「馬克斯主義不是真共產主義」[14]。推崇孫文並以他為國父的中華民國本質上與馬克斯主義背道而馳，可惜因為孫文被迫聯俄容共，導致國民黨從此被共產黨滲透，最終大陸淪陷，殃及臺灣。

  為了堅持三民主義，孫文敢於反對援助他的蘇俄，認同彈劾共產黨的张继（1882—1947）提出「革命黨人應有自尊精神。以俄為摯友則可，以俄為宗主則不可」[15] 。而中共在斯大林死前，唯蘇俄馬首是瞻。

  

 李玉貞無法認識國共兩黨本质的區別，以所謂的党派利益抹杀國民黨的理想和实践，把國民黨與共產黨混為一談。孫文創黨是為了實現三民主義，也即為國為民，黨派利益從一開始就在國家人民利益之下，國民黨入黨誓詞堪稱為國為民奮鬥之宣言。真正的國民黨黨員應該像陳立夫兄弟一樣勇於為國為民奉獻甚至犧牲自己與黨派利益，可惜他們無法阻止共產走卒潛伏在中華民國尤其是國民黨，製造事端，禍國殃民。

  只要比較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入黨誓詞，就可辨別孰是孰非。國民黨的誓言既遵守天理人倫又愛國愛民；而共產黨一再變更其誓詞，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入黨誓詞卻隻字不提「抗日」，只要求黨員發誓「不怕困難，不怕犧牲，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到底。」[16]

  國民黨向共產黨學習「監視」和「鎮壓異見」等手段，目的也是為了實現三民主義。只有擺脫共黨箝制的學者比如流亡臺灣的大陸人李明才能認識到民国大陆史「有两条主要的线，一、就是『临时约法』所开的法统与『袁记法统』之争，是民主宪政和开明专制之争，二、与军阀割据之争。护国、护法、国民革命皆由此而来」。國民黨及其創建的中華民國接收臺灣與在臺灣的統治模式與此密切相關，不能忽視。

  孫文珍惜自己民族的文化，反對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可惜「聯俄容共」好比引狼（共產黨）入室（國民黨），養虎為患。所謂的「國共合作」實質是以孫文為首的國民黨人為了實現三民主義被迫與共產國際勢力鬥智鬥勇，無奈追求民族獨立的國民黨最終不敵投靠國際恐怖組織的中國共產黨。

  與聽命於莫斯科的中共不同，國民黨突破重重阻力在大陸通過軍政，實行訓政，籌備憲政。1936年，國民黨主導的中央政府就公布「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五五憲草），組織選舉「制憲國民大會代表」。以蔣中正為首的國民政府慘勝日本後，試圖完成既定目標：結束訓政，走向憲政，還政於民。即使在中共的阻攔下，國民政府依然於1946年召開首次「制憲國民代表大會」，臺灣代表依法參加。1947年元旦，正式公佈憲法，定12月25日為憲法實行日期，中華民國正式進入基於三民主義的民主共和國憲政時期。全國包括臺灣開始致力於實行憲政。而毛澤東則詆毀蔣中正于1945年8月14日發布的《告全國同胞書》，把重慶談判當緩兵之計，依靠斯大林的支持，不遵守《國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也即雙十協定），繼續企圖顛覆中華民國。 因此，以蔣中正為首的民國政府與中國國民黨只能被迫奮起反抗，捍衛辛亥革命果實。[17] 明明是毛澤東禍國殃民，但中共卻用宣傳污蔑以蔣中正為首的民選政府發動「內戰」。[35]

  「國共內戰」不是內戰，而是以國民黨為首的各政黨各民族各地區反對國際共產勢力的正邪大戰，持續至今，臺灣也未能倖免，雖然形式不同，就像臺海兩岸都在紀念「五四」100週年，但著重點不同一樣。而「五四運動」不僅為共產國際在中國成立支部提供了社會基礎，也將打砸搶燒等犯罪行為史無前例地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下政治化。李大釗等發動「五四運動」的方式堪稱赤潮滲透中華民國的模式，特此簡評，不僅僅是因為「二二八」與「六四」都受其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