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添燈（1901-1947）與《自由報》

  1946年8月，王添燈又與蔡慶榮（1920－2003）等創刊《自由報》。蔡慶榮也改名蔡子民。1943年蔡子民從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學系畢業後擔任東京《華僑日報》總編輯。1946年回臺後加入《自由报》並出面任总编辑。他也是「二二八」的參與者，國軍來臺後逃往上海，加入中共，從事紅色宣傳，出版《臺灣史志》。從中共北京臺胞聯誼會的報道〈父亲、丈夫、儿子与我〉[24]中可知蔡子民逃到上海後與1932年就因抗日而投身共運的李偉光之女相戀成婚，曾一度遭迫害，導致長子無法参軍，1972年迫害終止。1979年10月起爬上中共高層，擔任過中共驻日本大使馆文化参赞以及台盟中央主席。1987年蔡子民在中共針對臺灣的宣傳刊物《台聲》雜誌第2期發表題為「憶『二·二八』與王添燈」。[25] 

  在蔡慶榮看來，王添燈是「二·二八」起義的旗手， 因為他是「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發言人，也是《二·二八事件處理大綱》的提案人。而蔡慶榮「在他的領導下，在台北編《自由報》，在『二·二八』中常和他在一起，並參與了《處理大綱》的起草。之後，因他的指點，我逃開國民黨的鎮壓，倖存到現在」。

  蔡庆榮透露：「蕭友三任《自由報》經理，負責出版和財務。王添燈負責一切經費，還提供茶業公會的一間房屋作為《自由報》辦公室，讓我和阿榮住宿在公會客房。先後參加《自由報》工作的同仁有：《新生報》的王白淵、周慶安；《民報》的徐淵琛、蔣時欽；《人民導報》的呂赫若、詹世平（即吳克泰）、周傳枝（即周青）；《臺灣文化》的蘇新（七月已辭去《人民導報》總編輯）和茶業公會的秘書潘欽信。他們有的為《自由報》出主意，有的將不便在各報發表的報導或文章交給《自由報》發表，在言論上與各報互相呼應。」

  蔡庆榮證實，紅色媒體與媒體人，秘密配合，互相支持。他們為了進行紅色宣傳，「在《自由報》報頭的兩旁，每期選刊『紀要』、孫中山以及蔣介石的有關語錄。文章中避免刺激性文字，注意擺事實、講道理。〔中略〕從創刊到『二·二八』起義前夕，時發時停，共發行了十五期，對於教育和組織臺灣人民起來反對國民黨的腐敗統治、要求民主自治起了一定的作用」。從多方披露的資料來看，可以判斷：紅色媒體人利用一切機會用共產新話抹黑當局，挑撥離間，混淆視聽，誤導讀者。

  蔡庆榮在回憶中透露：「二十八日清早，我回到台北時，在延平路碰到抗議專賣局警察暴行的遊行隊伍。我隨即加入遊行隊伍，一起去搗毀專賣局所屬專賣公司，再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請願。但尚未到達長官公署門口就遭到機槍掃射。我死裡逃生，回到《自由報》社。台北全市開始罷市、罷工。當天下午，我又參加群眾隊伍，衝進廣播電台，號召全省同胞起來，打倒貪官污吏」。對照別的資料比如鄭士榕的回憶錄，「機槍掃射」應該是誇大其詞，但沒有訓練有素的地下共產黨員投身「二二八」，一般民眾恐怕不會想到利用廣播電台，佔領輿論制高點，而這是「二二八」從臺北蔓延全省的關鍵。

  蔡庆榮的回憶也證實共諜在「二二八」期間無處不在。由王添燈提交給陳儀的《處理大綱》就由他與潘欽信、蕭友三草擬。寫好後謄寫三紛，「一面交給王添燈，一面由蕭友三找地下黨負責人」。

  王添燈思想左傾，又被地下共產黨員包圍，只能被外界看作共產黨的同路人，最終淪為畏罪潛逃的地下共產黨員的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