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不同流亡相同

  

  八十年代初，我還是花季少女時，以自傳《冬天的童話》在大陸一舉成名的遇羅錦作為反面教材出現在母親對我的教導中。其時遇羅錦要與第二任丈夫離婚而引起轟動。她哥哥遇羅克因寫出挑戰中共意識形態的《出身論》等檄文而被殺害，眼角膜被移植等信息則被中共媒體阻擋在了母親的視線外。我那時還是一個在家人的管教下準備考大學的高中女生，對身處的極權社會一無所知，而八十年代算是共產黨在大陸顛覆中華民國後最寬松的時代。 

  

  一九八六年，我上大三時，又獲知遇羅錦應邀出國便“背叛了祖國和人民”，並因此遭到劉曉慶等人的譴責。 我那時忙於自己的私事，無暇關心祖國和人民，也無心搞明白遇羅錦為何要留在國外。

  

  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促使在德國留學的我恍然大悟：“黨媽媽”原來是竊取了國家政權的狼外婆！這以後我便成了反共文人並一有空就參加各種各樣的相關活動，獲知了不少真相，也結識了不少文人，其中包括當年接待過遇羅錦的一名德國漢學教授。教授主動向我講起他當年因遇羅錦要申請政治庇護而與她鬧崩，直到六四槍響後才理解遇羅錦三年前的決定。

  

  這是我在德國第一次聽說遇羅錦，但誰也不知道她在哪兒。二零零六年我參加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在澳大利亞舉辦的會議時碰到與遇家難解難分的陶洛誦，在評論陶洛誦的心酸史《情婦》時，我又想起了遇羅錦，這位最早公開在海外申請政治庇護的女同胞。

  

  直到二零零八年，當全球中國知識人共同抵制張丹紅們把德國國際廣播電台辦成中共之聲時，我才首次在熟人圈裡聽到遇羅錦的消息。我想到與她聯系是在網上讀到她出席了首屆藏漢會議後寫的相關文章。

  

  在二零零九年抗日戰爭結束六十四周年的紀念日（八月十五日），我給她發去第一個電郵。很快收到迴音，她表示已找我十年了，可誰都說“不知道”。我樂了，無論如何，我找到了她。

  

  我們是兩個熱愛《紅樓夢》的女人。我倆都沒有政治抱負，但有自己的精神追求；我倆都不能做共奴，不願同流合污，所以，只能奮起反抗，對共產專制說不。

  

  

  自由的火花

  

  

  遇羅克（1942—1970）用自己的思想和文章在紅色恐怖中向世人揭示了中共政權反人權、反人性的邪惡本質。用自己的生命點燃了自由的火炬。遇羅克不需要中共宣傳，也成了人民英雄，並以自己的事跡啟發和感召中國人質疑中共，抵制專制。

  

  英雄的妹妹接過了自由的火炬，繼續用文字記載心得，映照黑暗，戳穿假象。在民主牆時期，遇羅錦就是英雄事跡的傳播者。民主浪潮被中共鎮壓後，遇羅錦於一九八零年發表處女作《冬天的童話》。她在題記中寫到：“我寫出這篇實話文學，獻給我的哥哥遇羅克。”在作品中遇羅錦還表示，她以對哥哥的愛為驕傲，自稱是天下最愛他的人。

  

  顯然這愛經久不息，遇羅錦於二零零八年發表的《一個大童話》里哥哥還是大童話的男主角，雖然作為女主角的妹妹分量更重。

  

  在我驚訝陶洛誦為了綠卡淪為情婦時，只知遇羅錦離過三次婚，還不知她也扮過第三者。難怪象我媽這樣從一而終的傳統女性會在八十年代覺得遇羅錦不道德，要我以她為戒， 我因而得了恐婚症，心甘情願地當剩女。

  

  二十多年後，我在研讀了相關資料後，覺得罪責首先在逼著遇羅錦們靠結婚來維持生計的極權專制。奮起反抗不公不義的社會造成的無情無愛的婚姻，在我看來是她的宿命。

  

  如果說遇羅克從政治上、思想上挑戰了共產極權專制，那麼遇羅錦則把哥哥的挑戰擴展到了生活、社會、文學和倫理上。她在對愛的本能追求中，反襯出共產極權社會的偽道德。被中共奉為圭臬的共產主義或曰馬列主義本身就是最不道德的偽學說，以此為精神武器顛覆了正常社會建立起來的所謂社會主義社會只能是個不道德的偽社會。

  

  遇羅錦的過人之處就在於她在這樣一個非人社會沒有失去人的本能，尤其是追求自由的本能。

  

  為了“出一本不被刪改的書”，遇羅錦勇於一九八六年在德國申請政治庇護。二十二年後，她才得以完成自己的夙願。與此同時，她在苦等不來第三任丈夫後於一九九三年第四次結婚。 

  

  遇羅錦的存在，足以反襯出任憑中共閹割的王蒙們、甘願被中共蹂躪的鐵凝們的可憐和可悲，雖然他們能在極權社會擁有高官厚祿。

  

  遇羅錦用心血寫成的《一個大童話》生動地講述了遇羅錦一家在中共專制下的悲慘遭遇，象一面鏡子一樣映照出中共禍國殃民的本相。 

  

  這部書描寫的只是遇羅錦在專制社會的四十年人生，但凝聚的卻是遇羅錦在自由社會中的二十年反思。

  

  遇羅錦長我二十歲，與她相比我是幸運的，但正是因為同胞們的苦難和變異，才讓我懂得珍惜自己的自由，並樂於傳遞自由的火花。

  

  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自由的火炬定能讓史無前例的紅色法西斯政權在中國化為灰燼。

  

 二零零九年首發澳洲《新天地》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