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科隆緣分不淺

 

科隆是德國的第四大城市，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一百五十七米高的哥特式大教堂不僅讓科隆聞名於世，也堪稱德國最吸引參觀者的旅游點。（據統計僅二零零四年就有六百萬參觀者。）

第一次海歸不成後，我在一九九六年搬到科隆，主要是聽從一位為我把學生簽證改為作家簽證提供經濟擔保的藝術界名人的召喚。其間我數次想離開科隆。我滿四十歲那年，在母親的壓力和距離產生的美感下，我閉著眼睛往“圍牆”里沖，幸好佛主保佑，閃婚不成。我雲游澳大利亞、加拿大、美國和紐西蘭四國數地後，又獨自回到科隆。從此我知道珍惜科隆的好處。

我住的街是古羅馬時代的科隆城牆所在地，上世紀六十年代有古董街之稱，現在仍處在科隆的黃金地段。街道不長，店面不少，變化不斷。我自己就在這條街上搬過兩次。唯一不變的是街頭和街心特意保留下來供觀賞的古城牆遺址。天氣好，有空時，我會在街心那段古牆面對的小圓地上煉法輪功。二零零八年五月底德國西部電視台來拍攝一部關於我的題為《流亡華人》的記錄片時，就專門拍了一段我獨自面對歷經滄桑的古城牆煉功的情景。主持人還發現，和我一起上街，總能碰到熟人，我自己也覺得我在住地附近如魚得水，雖然我平常無事不上街。不過住地附近的三家書店都有我的詩集，而每當我在科隆有公開活動時，我也會把相關的告示貼在能貼的地方。有一次我把一張告示貼在我住過的一棟樓的玻璃門上，居然有好心人把這張告示復印了一份然後背對背的又貼在原處以便讓人能從門的兩邊都能看到告示內容。

我搬到科隆後雖花了不少學時考取駕照，也能開著贊助人的飛豹(Jaguar)在城裡慢爬或城外飛奔，但我更喜歡步行，這也是我曾想搬去威尼斯的一個原因。科隆的歷史雖比威尼斯悠久，但在二戰時被炸成了一片廢墟，市容無法與古色古香的威尼斯相提並論，更何況科隆是個大都市，而威尼斯正好是我心儀的小城。可惜我雖數次前去威尼斯，卻還沒住到一年，而科隆卻是我這個四川人住過的最久的城市。

雲游四國時我才意識到，在科隆生活，車輛不是必需品，沒有車，也能過得上好，尤其象我這樣住在市中心，真是應有盡有，方便極了，而我到大教堂旁邊的火車站步行不過十分鐘。

在我不上網也不用中文寫作時，我經常和男朋女友在科隆城裡或萊茵河畔散步。二零零二年後，我難得有散步的時間，但星期日早晨，我一有可能就會步行二十分鐘去河對岸與德國的法輪功學員一起在萊茵岸邊的草地上煉功。自由的滋味真好！

這種時候，我就慶幸我能在二十二歲時自費來萊茵河畔留學。正是到了德國經歷了中共製造的六四屠殺，我才得以獲知共產國際靠暴力和謊言在大陸顛覆中華民國後一直在禍國殃民。雖然我因看穿了中共的騙局而無法再回故國，但我在德國卻享有大陸同行無法享有的自由，可以綜合各方面的信息，明辨是非，不為中共筆桿子所騙，無論騙子以魯迅還是以于光遠為名。

我人在科隆卻可以瞭解大陸方方面面的情況，但大陸人在中共的監控下卻象井底之蛙，而不自知。我見一位與楊天水、清水君等民運志士一樣在網上提倡民主，反對專制的南京人，便通過互聯網找上門去。在他猜疑地問我找他有什麼目的後，我寫到：“我找你沒有絲毫目的，只是讀了你的文章後發現你在重復清水君、楊天水等的活動，但好象不知道他們的存在。他們過去做的和你現在做的大同小異，現在都在南京附近的監獄里。”他居然奇怪地問： “監獄？？他們違法了嗎？”不久，這位認為自己“是幫人民維權”、“是合法”的勇士也被中共非法拘捕。

僅此一例就足以表明中共如何監控信息，讓身在大陸的後來者壓根兒不知先行者的存在……倒是遠在科隆的我可以獲知遍佈全球因愛國而反共的中華兒女的英雄事跡。也唯其如此我才覺得我有義務身在德國卻支持大陸同胞抗暴維權。

在科隆，我雖樂但卻不得不思蜀，尤其是在四川大地震後，我更是一邊在中文網上查閱災區情況，一邊用德文披露中共媒體竭力掩蓋的真相。

“此心安處是吾鄉”，在這個意義上科隆算是吾鄉，但此鄉非彼鄉，我在科隆心安，則是因為我能在此為中華民族擺脫共產黨的禍害而盡心盡力。天滅中共，三退保平安更是我竭力向大陸同胞傳遞的真實信息！

二零零八年六月於萊茵河畔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