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鏡自視（下）

在北京的高中生比如王楠被六四屠殺奪走生命的年紀，我還是個放任自流的少女。家裡和學校因我的成績好而不管我隨心所欲。當然我也有考上大學的願望，但迷戀《我是一片雲》之類的小說。上課時，我會呵欠不斷，但一拿起《我的路》等人物傳記，我便精神抖擻。我藉口學英文，向家裡要了一臺錄音機。在我學《英語九百句》的同時大聽靡靡之音。第一次高考公佈成績時，二哥拿著我的成績單說，怎麼政治，歷史這些死記硬背的科目，你都沒考及格？你的記性不挺好的嘛！一盤《水仙花》，你不都能從頭背到尾嗎？我的高考成績雖讓親友和老師失望，但沒人責怪我，我也不以為然。後來我媽作主讓我在原校插班留了一級，我才得以考上了她的理想大學，因為她滿心希望我能當上王海容似的翻譯。

上大學後，在我滿十八歲時，有人勸我申請加入共產黨，我還動過心，但因我不知怎麼寫申請書，又懶得照抄而作罷。倒是有感而發，寫過一篇短文，提倡同學們別隨地吐痰。稿件投給學校廣播站，被採用。但因情況不見好轉，所以即使有稿酬鼓勵，我也不曾再接再厲，繼續寫作。

我那時熱衷於寫信。中文的德文的寫了不少。其中以給一交大才女和北大才子寫的信為最。才女是我16歲起的知己，才子是我大四的戀人。從我珍藏至今的幾十封信來看，我們的思想境界好像都不如王楠，因為我們的交流僅限於自身的提高，不關注社會，不涉及時弊，更談不上反共。他倆分別是所在學校的高才生，學生幹部，一個考上，一個保送研究生，也都深受異性所擾。甚至有男生因才女打架，有女生為才子自殺。依此看來，八十年代大學生的生活和情思應該算是自由的，尤其對我而言。

在自由的思想交流中我們三人的一致性是畏天敬神，懺悔原諒。在我和才女只知互相懺悔彼此原諒時，才子在1987年12月15日寫到：“我打算聖誕之夜去天主教堂，一則為父母的反復囑托，二則為向天主袒露我負疚的內心，三則是求天主保佑我的沛笑顏常駐。”從他的信中我才知道北京有個宣武門教堂。“聖誕子時彌撒，教堂裡人山人海，但我還是盡心虔誠地為我們進行了祈禱。彌撒散時，已到深夜兩點，冒著凜冽的寒風回校，我也全然無感覺。”

被女友敦促

在我從家鄉給剛上大學的才女寫了兩封信後，她回答到：“我是在孤單中長大的，從小一個人，現在好了，有你，你既是我的妹妹，又是我的朋友。沛媚，有你這樣的人做我的知心朋友，算是我的幸運，我象你一樣感謝上帝。我有什麼想法，憂愁都可向你傾吐。人生一世，知音難覓，我倆要尊重愛惜這份情義。讓我們彼此自我解剖，提高自己，警戒對方。讓我們互相幫助，攜手前進。”我們做到了這點，直到她後來一頭扎進一位港夫的懷抱。即使沒她消息，我也未停止給她寫信，2002年我又找上門去。

很難想象那時沒有她這樣的朋友，我今天停留在哪裡。每次她都會在我忘乎所以時發來警告：“大渝來信告訴我去看你了，說你不想家，挺貪玩的……我要提醒你，不能太放縱。你的毅力，自製力都需要培養鍛煉。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有一種控制自己感情和行為的本領，理智和意志。如果意志薄弱，感情至上，那就太淺薄了。不要為一時的歡樂喪失你的意志，遠大的目標。”

我雖然也好學，有上進心，但象只蜜蜂一樣，東一下西一下，漫無目標。而她進大學不久就表示：“從現在起，我得為將來考研究生，讀博士打算，反正得一步一步向上走。”

她認為“我們修養還太低，思想個性不成熟，需要一顆安靜的心學習”，談戀愛不僅會分心，帶來感情風波和實際問題，比如分配。“我們該少說話，多做事，不追求華而不實的東西。”所以，針對我蕩漾的春情，她寫到：“我希望你一定要學會控制自己的感情，不行的話，就少交際。我要把我的整個心思用在學習上，讓知識給我增添力量和信心。要想得到幸福果，就得付出代價。努力不努力，結果決不同。”

我們滿19歲時，她“特地上街買了好墨和宣紙，為你寫了一幅大楷：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水平有限，但只想激勵你不能止步。你不願考研究生，考高翻也一樣。”

她在交大很長時間都在三點一線（宿舍，教學樓和食堂）上度過。在她鼓勵我的同時，我想方設法讓她驚喜。小至一首詩，一串項鏈，大到我飛去看她。分別後她寫到：“真是難以表達我的心情，多麼寶貴的三天！你知道你給我帶來了多少快樂嗎？記得那天我摔破了腿，一動就疼，然而騎車一載上你，一切都消失了。沛媚，我是你的小力士保護神，你是我快樂的源泉。感謝上帝，這是我們的緣分。我這一輩子也不會有你這樣的知音了。”

雖然我們性格迥然不同，但世界觀卻大同小異。我象她一樣希望自己“知書識理，大方賢惠”。而她和我一樣夢想情侶“朝氣蓬勃，思想開闊，幽默善良”，嫌棄玩世不恭的愛慕者。除了追求這些內在品質外，我看重外貌，還念念不忘《水仙花》的台詞“他高大英俊風度翩翩，真是少女們的夢中情人！”

後來她比我先被攻破，不是因為她愛，而是因為“看著他如此難受，我的心也不好受。”談戀愛後，她辭去了學生幹部。“這是大學的最後沖刺，我需要時間。至於入黨，前段時間討論過我，因談戀愛沒被批準。我的奮鬥目標是研究生，只要能考上，其它我都不在乎。一切都聽天由命吧！”

被男友引領

“萬語千言，都盡是相思二字，和它們相連的是一顆熱烈而深沉地愛著的心。願你時時感受到它！”收到這封信時，我在上大四。與其說我愛上了寫信的人，還不如說我愛上了他的神。以後的一年多，我和北大才子之間的交流壓倒了一切。我們的交流不只是情感，更多的是思想。

“我很高興你開始拜讀聖經，聖經中有不少真知。我父母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我從小就接觸天主教，還受過洗禮，取名保羅（從狂熱地反對耶穌到因耶穌顯靈而虔信耶穌繼而勇敢地為在羅馬散播福音而死的那位被追認的耶穌門徒）。我堅信人的理智決不可能窮盡世界，人的力量加在一起也仍是有限的。但我同樣堅信人畢竟是人，他區別於動物的一大標志在於他有意志，有主觀能動性-他思考，而不盲目地服從，他行動，而非只出於本能。因此，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能動性，面對客觀世界，他的自由意志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貫徹實現，換句話說，上帝創造了世界之後，究竟給人以多大的自由，人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主宰自己，一再是我思考的問題。”

他講他的天主教，我講我的天命論。在他自封是上帝舉薦給我的大力士保護神的同時，也接受我的天命論：“如果說我們能在人生旅途相逢是命運的安排，那我就膜拜這命運。”對我而言，天主、基督、上帝和菩薩等都是神，只要是神我都敬愛。

我的畢業論文評介的是西方女權主義文學，於是對著他大談我的讀後感。他回答曰：“我沒讀過西方女權主義的著作。我也不知道我算解放的還是保守的男人。我反對禁欲主義，更反對縱欲主義，如果說前者片面強調精神無視肉體是虛偽，後者則把理當珍視的性愛看得一錢不值，是對精神和愛的踐踏。一個不甘心的墮落者或賣淫者是值得同情的，一個心甘情願的是可憐的，一個心甘情願而又自鳴得意的則是令人厭惡的。你說呢？”我對能找到與我認識如此相同的戀人而心曠神怡。

這位才子和那位才女一樣從一開始就督促我學習，對我的成長也起了莫大的促進作用。不久他得到一筆外國獎學金，但北大不放他，與此同時一對德國夫婦邀我出國讓我不知如何是好，對此他道：“這些天我又反復地考慮了出國的事-你出國的事，如果可能，一定要盡快辦理！中國的政策一日三變，能早走一定要早走，剩下我，也一定要堅持不懈地爭取。我們的出路在國外，那裡才是我們永久結合的福地。”

誰知這些話讓我這個當時對中共的暴政渾然不覺的愛國者對他起了反感。尤其是他後來說什麼“在這個嚴酷的慘無人道的社會，我們不得不演戲。”我太不能接受了！不僅因為那時我不瞭解中共專制下的罪惡，而是因為演戲不符合我的天性和做人的原則。現在看來他的急於出國是因為他對社會的瞭解，畢竟他生活在北大。而我有幸，亦或不幸的是只接觸到社會的光明面。

所以我雖然捨不得他，為他自願獻血等行為感動，還是移情別戀了。對此他說：“我又重讀了你12月16，23，25日的三封來信，我的感覺也依舊是復雜的，但它已不象洛根丁面對的慄樹根那般錯綜盤節了。我似乎已稍稍理出了些頭緒：我真心（而非出於禮貌）感謝你的坦誠。倘若有這種坦誠的人多一些，世界就不會這樣可悲，凄涼，至少不會這麼虛偽。你袒露開自己的心扉，站到我面前，我感激但更感傷，就象我正興高采烈地在一條光明大道上走著，迎面豎起一塊耀眼的牌子，上面清清楚楚地寫著：此路不通。”

分手後，我們的交流沒有中止。在1988年2月5日的信中他表示：“我覺得我是幸福的，這種難得的幸福感中，有多少要歸功於我們相向交心，純真坦誠這一點啊！面對這虛偽的世界，面對鄙俗的人群，真誠這一至高無上的品格令我每每念及便油然而生一種幸福，滿足和感激。願真誠這一至純的人性永駐在我們之間！”

三個月後他來信告別：“為出國的事情，我先是不得不日復一日地爭取和等待，繼三月底申請得到批準後，時間又仿佛過的太快了些。……希望不久能再見你於歐洲！”七個月後我也到了歐洲，但直到2004年我才有緣到他家一見。他26歲時就獲得了博士學位。我們現在雖有一線聯系，卻不再有深刻地交流。他似乎陶醉於在異國他鄉營造的小家，而我一直在尋求人生的真諦。

如果我沒出國，那麼六四時，我是常駐樂山的德語導游。有旅游團時，我爬峨眉山，觀樂山大佛；沒團時，我大多呆在包我吃住的嘉州賓館里。古書我也讀，國畫我也看，但看香港錄像，照穿衣鏡和唱歌跳舞的時間更多。

“一翦寒梅，傲立雪中，只為一人飄香，愛我所愛，無怨無悔，此情長留心間。”是我那時最愛唱的情歌。

所以我敢肯定，我不可能投入反共抗暴的民運，不會瞭解六四真相，也不會因此醒悟並以反共為使命。

2003年於德國科隆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