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有魯迅遺風？ — 評比曹長青和高行健
我批評了自稱是公共媒體實則象中共媒體一樣的多維後，有位也對何頻持否定態度的同行來信鼓勵，同時批評我尚帶魯迅遺風。鑒於他是好心，我不想直接反駁他，於是在新作《黃金秋之冤、虹影之光彩與周樹人之罪》里特意表明我對魯迅遺風的看法，算是對他的答復。草稿寫好後，我象往常一樣發給涉及到的人士徵求意見，這次民主通訊主編也在其中，因為他也認為我有魯迅遺風。以防他誤發，我總共三次聲明是草稿非投稿。
然而，洪主編不發表我希望發表的批判多維的定稿，卻發表了我還在修改的草稿！我十分不滿，又無可奈何，正好得向某大陸學者道謝，於是談及此事，因為他指出了我草稿中的一個錯誤，告知：“顧頡剛控告魯迅只是說說而已，並沒有進入法律程式。那時候魯迅是站在國民黨一邊的，他是在國民黨的《中央日報》上誣陷顧頡剛為反革命的，所以魯迅當時用不著躲進租界里，而是到上海後主動去投靠國民黨元老、同為章太炎弟子的易培基。只是易培基沒有給他官位，易培基自己也很快倒台，魯迅才轉而被共黨拉過去了。”
這位民國史專家還說“胡適陳源顧頡剛那些人吃虧在太文明太紳士了，不願意和魯迅糾纏，所以也就談不上控告了。”否則，“魯迅也就不會欺世盜名了。”
我追求光明磊落，所以把回信也同時發給洪主編，並打算從此迴避了事。可惜事與願違，因為信末有“可我實在不想再和魯迅們糾纏”的字樣，洪主編來信指責我不該把我們之間的矛盾向第三者透露，更不該把他算成魯迅……
鑒於洪主編是長輩、對中國民運的貢獻等，我只好去信詳細闡明我的做法和觀點。他不知中共以泄露國家機密的罪名抓了師濤後，我就想寫一篇文章聲明我特愛泄密。
正當我們倆誰都不願和魯迅沾邊時，回頭看見曹長青卻在謳歌魯迅，那我正好可以把“魯迅遺風”這頂我們嫌棄的高帽子轉給曹長青，豈不皆大歡喜？
前因
1996年我第一次海歸不成回德國後定居科隆。當我第一次去科隆大學東亞系借書時，因為是陌生人，需要取得系主任同意，於是認識了該系的文學教椅。此教授在獲知我的情況後歡迎我去開課。我也為此動了一番腦筋。可我當時實在不願教研我不在行也無興趣的中國現代文學，而樂於在德國現代藝術家們的扶持下探索中國傳統文化，並與我的讀者分享心得體會。
但我2002年第二次海歸不成後則有了去科隆大學東亞系開課的打算。我需要準備教案。獄中作家、流亡作家還有台灣作家是我關註的對象。2003年我開始拜訪海外中文網站後，首次獲知曹長青。他給我的印象不錯。在當年聖誕節我如願以償系統閱讀了曹長青作品。其作品的正義感和是非觀令我贊賞，可惜缺中華文化氣息，也沒什麼藝術性。適合與德國漢學生在課堂上賞析的還是高行健作品，曹長青作品則可驅除馬列出中國人頭腦。我在給中文網寫的《走馬觀花》系列里分別介紹了他們倆。
在曹長青篇里我極盡贊美之能事，因為正派、勤奮、敢言並有鮮明反共立場的中文作家不多，況且他又總是挨罵。鑒於他文中出現的多是楊瀾這樣的劣女，我還特意找上門去向他推薦龍應台和《靜水流深》的作者曾錚。總之，在過去的一年裡，我對他有了更多瞭解，尤其是他妻子康尼在《為什麼曹長青支持台灣獨立？》一文里證實曹長青確實因共毒魯害不瞭解中華文化。康尼透露：“但長青對中華文化的否定態度不僅沒有因為來到西方而改變，反而由於對西方文化有了真正切身的體驗，而對中華文化的否定更深一層，並對魯迅當年在烏煙瘴氣的中國文壇孤軍奮戰，痛斥中華文化‘吃人’的精神更加敬佩”。
同時康尼還稱：“在高行健得獎還不到五年的今天，《靈山》已經被塵土覆蓋，鮮有人跡再去涉獵。在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這麼短時間就被完全遺棄的‘名著’，更沒有過無人問津的‘偉大文學作品’。時間不僅將越來越證明長青的正確，更將凸顯他的勇氣的可貴”。
一個男人受到妻子如此高度的贊許可喜，但一個女人因要贊美丈夫而貶低他人則可惜。本來曹長青和清水君（黃金秋）一樣都深得我心，因為我象康尼一樣欣賞頭腦簡單，思想單純，崇真向善的勇士，這是我一再為勇敢地自投中共大牢的清水君撰文的原因。我以為清水君恃才傲物，是因為年輕，豈知比他年長21歲的曹長青似乎更年輕氣盛。
曹長青宣稱好的作家從不申請文學基金，其實不然，反正我樂於獲得寫作或研究資金，因為這樣就可以深入自己傾心的領域，不為稿費等雜務所分心，更不必迎合誰的口味寫作或者趕稿。高行健也屬不靠稿費為生的作家。我很羡慕他象傳統中華文人一樣能寫會畫，可以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前靠賣畫為生。而我也得在德國衣食無虞，否則，不可能為中文網提供稿件，而不在乎報酬甚至倒賠。
“尊重事實、堅持是非”是曹長青的原則，所以，即使身在民運中的曹長青寫出《民運人士 丟死人了！》這樣的奇文，我都可以當觀眾。但我不能容忍在海內外同行的研究成果揭示了魯迅的流氓本性以及與中共的親密關系之後，曹長青居然視而不見，繼續與我們唱對台戲。就是說他一邊高舉反共的旗幟，一邊高歌共產偶像還以為比我們高明。本來我提倡文人相敬，但既然曹長青推崇魯迅這個以語言暴力靠國際共運霸占中國文壇的“左翼巨頭”，而不敬同行，不敬中華文化，那我正好可以把他的“魯迅遺風”淺析給大家看看，一來是抗議他象魯迅一樣抹黑中華文化，二來沒有比他更值得我打和經得起我打的活靶子，畢竟我們都追求真實，樂於生活在陽光之下。
後果
曹長青和張藝謀一樣算中共國的同齡人。他們這一代人生長在中共的全面專政下，從小就接受馬列意識形態下的中共毒化，而非東西方經典著作蘊涵的文化，況且1953年生長在黑龍江的曹長青更是在“文革”時如飢似渴地看大字報，他自己也意識到他的眼力因此而變壞。“文革”也讓五十年代生人失去了正常求學和升學的機會。高校恢復招生後，曹長青畢業於黑龍江大學中文系，從而進一步接受了中共黨文化的污染。他在因主張鄧小平下臺而被所在報社開除之前，一直在中宣部操控的大陸媒體工作。這個在封閉的共產社會成長起來的中國人是在34歲時被迫出走美國後，才開始學習英語走出中共思想牢籠。即使人在美國，曹長青也從未脫離華人社會，因為他靠給華文媒體撰稿為生，還曾辦報。
當曹長青從少先隊到追隨徐文立探索民主再流亡美國，成為一名獨樹一幟的台獨筆桿子時，張藝謀卻從“狗崽子”到與鄭義一起在《老井》里尋根再名震中外，成為一個謳歌用暴力一統天下的中共“英雄”。一個崇尚自由，一個崇拜權力，這取決於他們各自的道德品質和人文素質。曹長青雖然代表好的極端，但他和張藝謀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因中共而失去了中華文化根，以致他主張全盤西化，而張藝謀則把中華文化的皮毛當商品在國內外販賣，起到了為中共塗脂抹粉的作用。
大曹長青13歲的高行健則不然，因為他得以1962年就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的法文系。法國文學、中國國畫對他的熏陶與馬列思想和中共獨裁對他的壓制讓他在大陸時身心倍受煎熬。這一切都給他的作品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甚至說寫作是自救。在《我與宗教的因緣》里他則透露“對宗教，我有特別的情懷，真不明白（共產黨的）革命為什麼一直要將它掃蕩。佛堂凈地能讓人清靜，是個好去處。但上個世紀以來，革命鬧得人心惶惶，我對革命和暴力有強烈抵觸，而宗教恰恰也反對暴力。”比曹長青小13歲的我可以說既未走進思想牢籠，也未受到什麼身心煎熬。我在保姆念叨的“阿彌陀佛”聲中長大。在曹長青只有大字報可讀的年齡，我已在1949年前金陵女大英語系畢業的老師輔導下學《英語九百句》了。當他被迫從ABC學起時，我已因為常去法國和義大利，學會了法語和意語九百句。
我欣賞高行健的一個原因是他也在學通外文後意識到漢語和中華文化的價值。我不喜歡被五四運動、尤其是馬列政黨世俗化和政治化的現代漢語，所以寧可用外文談佛論道。而高行健的古文功底比我深厚，他可以試圖用一種新的“語言流”來沖洗漢語中的污垢，展現被埋沒的傳統文化。費時七年寫成的《靈山》就是他為此所做的努力。《靈山》能獲得諾獎，堪稱當之無愧。高行健和我都側重內心世界，反省的主要是自己和中華文化，而曹長青則恰恰相反，主要針對外部世界，推崇美國表象，導致他無法理解高行健的意義，也對龍應台不屑一顧。對魯迅，高行健明確否定。龍應台在被人問及魯迅時，表示她在寫成名作《野火集》時，從未讀過魯迅。想來她也是屢被大陸人與魯迅相比後，才註意到這個中共國的惡霸。龍應台肯定林語堂，等於委婉否定魯迅。
高行健在東西方文學藝術界都不缺贊賞者，劉再復是其中之一。他的專著《高行健論》也已問世。他在出版之際透露，中共給高行健作品以及研究製造的障礙與瑞典學院、台灣大學和法國艾克斯大學對高行健作品的推崇和研究。高行健沒有戰士的姿態卻讓中共害怕，這是我欣賞他的第二個原因，更何況能象他這樣擺脫中共精神控制的大陸作家確實稀罕。
然而“毫不妥協地反抗共產主義”的曹長青卻崇拜“為蘇俄和共產革命中的血腥和殘暴辯護”的魯迅。曹長青主張全盤西化，推崇西方基督文明，否定中華文化。改用他批評別人的話來說，是因為他潛移默化地接受了中共宣傳，以為中華文化象魯迅污衊的那樣“吃人”。他看不到共產主義恰巧就發源於西方基督文明。正是因為魯迅、陳獨秀等他誤以為優秀的壞分子“打倒孔家店”後，中國才得以落入共產黨這個馬列政黨之手，導致中華兒女被全盤西化、毒化。曹長青一再把共產筆桿子誤作中華文人、中國知識分子批判，而曹長青自己則象他批評的民運人士一樣因為生長在共產獨裁下不知中華古文化，只知中共黨文化。如果曹長青真正深入基督文明，就會象丁輝等人一樣發現魯迅精神的殘疾。丁輝曾發表專文以基督教文化為價值參照，反觀魯迅精神世界的殘缺，其標題為《亟需“引起療救的註意”的精神殘疾—反思魯迅的一個角度》。
簡言之，我痛惜曹長青仍為魯迅所迷，並象魯迅一樣崇洋媚外。如果說魯迅當年自稱是“販賣日貨的專家”，那麼曹長青則有販賣美貨的嫌疑。好在曹長青沒有魯迅陰暗的心理和卑下的人品，況且他已經從無神論走向有神論，但願他不要再象魯迅那樣傲慢和偏執下去。
高行健對中共的揭露和對中華文化的描述在東西方知識界影響力不小。我象他一樣否定中共獨裁，肯定中華文化。我們的作品都屬“冷文學”。我2004年沒出新書也招來兩位德國電台記者採訪，可想而知高行健怎麼會被人遺忘。其中一位記者表示剛讀了高行健新書的德文版，她和我一樣只對書中濃烈的“性”趣不能接受。
我本象高行健一樣不好鬥，但也象曹長青一樣不怕鬥，尤其愛打抱不平，況且我還想證明我和魯迅勢不兩立。我也樂於接受批評，但不等於來者不拒。
2004年12月草於科隆大教堂邊
然而，洪主編不發表我希望發表的批判多維的定稿，卻發表了我還在修改的草稿！我十分不滿，又無可奈何，正好得向某大陸學者道謝，於是談及此事，因為他指出了我草稿中的一個錯誤，告知：“顧頡剛控告魯迅只是說說而已，並沒有進入法律程式。那時候魯迅是站在國民黨一邊的，他是在國民黨的《中央日報》上誣陷顧頡剛為反革命的，所以魯迅當時用不著躲進租界里，而是到上海後主動去投靠國民黨元老、同為章太炎弟子的易培基。只是易培基沒有給他官位，易培基自己也很快倒台，魯迅才轉而被共黨拉過去了。”
這位民國史專家還說“胡適陳源顧頡剛那些人吃虧在太文明太紳士了，不願意和魯迅糾纏，所以也就談不上控告了。”否則，“魯迅也就不會欺世盜名了。”
我追求光明磊落，所以把回信也同時發給洪主編，並打算從此迴避了事。可惜事與願違，因為信末有“可我實在不想再和魯迅們糾纏”的字樣，洪主編來信指責我不該把我們之間的矛盾向第三者透露，更不該把他算成魯迅……
鑒於洪主編是長輩、對中國民運的貢獻等，我只好去信詳細闡明我的做法和觀點。他不知中共以泄露國家機密的罪名抓了師濤後，我就想寫一篇文章聲明我特愛泄密。
正當我們倆誰都不願和魯迅沾邊時，回頭看見曹長青卻在謳歌魯迅，那我正好可以把“魯迅遺風”這頂我們嫌棄的高帽子轉給曹長青，豈不皆大歡喜？
前因
1996年我第一次海歸不成回德國後定居科隆。當我第一次去科隆大學東亞系借書時，因為是陌生人，需要取得系主任同意，於是認識了該系的文學教椅。此教授在獲知我的情況後歡迎我去開課。我也為此動了一番腦筋。可我當時實在不願教研我不在行也無興趣的中國現代文學，而樂於在德國現代藝術家們的扶持下探索中國傳統文化，並與我的讀者分享心得體會。
但我2002年第二次海歸不成後則有了去科隆大學東亞系開課的打算。我需要準備教案。獄中作家、流亡作家還有台灣作家是我關註的對象。2003年我開始拜訪海外中文網站後，首次獲知曹長青。他給我的印象不錯。在當年聖誕節我如願以償系統閱讀了曹長青作品。其作品的正義感和是非觀令我贊賞，可惜缺中華文化氣息，也沒什麼藝術性。適合與德國漢學生在課堂上賞析的還是高行健作品，曹長青作品則可驅除馬列出中國人頭腦。我在給中文網寫的《走馬觀花》系列里分別介紹了他們倆。
在曹長青篇里我極盡贊美之能事，因為正派、勤奮、敢言並有鮮明反共立場的中文作家不多，況且他又總是挨罵。鑒於他文中出現的多是楊瀾這樣的劣女，我還特意找上門去向他推薦龍應台和《靜水流深》的作者曾錚。總之，在過去的一年裡，我對他有了更多瞭解，尤其是他妻子康尼在《為什麼曹長青支持台灣獨立？》一文里證實曹長青確實因共毒魯害不瞭解中華文化。康尼透露：“但長青對中華文化的否定態度不僅沒有因為來到西方而改變，反而由於對西方文化有了真正切身的體驗，而對中華文化的否定更深一層，並對魯迅當年在烏煙瘴氣的中國文壇孤軍奮戰，痛斥中華文化‘吃人’的精神更加敬佩”。
同時康尼還稱：“在高行健得獎還不到五年的今天，《靈山》已經被塵土覆蓋，鮮有人跡再去涉獵。在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這麼短時間就被完全遺棄的‘名著’，更沒有過無人問津的‘偉大文學作品’。時間不僅將越來越證明長青的正確，更將凸顯他的勇氣的可貴”。
一個男人受到妻子如此高度的贊許可喜，但一個女人因要贊美丈夫而貶低他人則可惜。本來曹長青和清水君（黃金秋）一樣都深得我心，因為我象康尼一樣欣賞頭腦簡單，思想單純，崇真向善的勇士，這是我一再為勇敢地自投中共大牢的清水君撰文的原因。我以為清水君恃才傲物，是因為年輕，豈知比他年長21歲的曹長青似乎更年輕氣盛。
曹長青宣稱好的作家從不申請文學基金，其實不然，反正我樂於獲得寫作或研究資金，因為這樣就可以深入自己傾心的領域，不為稿費等雜務所分心，更不必迎合誰的口味寫作或者趕稿。高行健也屬不靠稿費為生的作家。我很羡慕他象傳統中華文人一樣能寫會畫，可以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前靠賣畫為生。而我也得在德國衣食無虞，否則，不可能為中文網提供稿件，而不在乎報酬甚至倒賠。
“尊重事實、堅持是非”是曹長青的原則，所以，即使身在民運中的曹長青寫出《民運人士 丟死人了！》這樣的奇文，我都可以當觀眾。但我不能容忍在海內外同行的研究成果揭示了魯迅的流氓本性以及與中共的親密關系之後，曹長青居然視而不見，繼續與我們唱對台戲。就是說他一邊高舉反共的旗幟，一邊高歌共產偶像還以為比我們高明。本來我提倡文人相敬，但既然曹長青推崇魯迅這個以語言暴力靠國際共運霸占中國文壇的“左翼巨頭”，而不敬同行，不敬中華文化，那我正好可以把他的“魯迅遺風”淺析給大家看看，一來是抗議他象魯迅一樣抹黑中華文化，二來沒有比他更值得我打和經得起我打的活靶子，畢竟我們都追求真實，樂於生活在陽光之下。
後果
曹長青和張藝謀一樣算中共國的同齡人。他們這一代人生長在中共的全面專政下，從小就接受馬列意識形態下的中共毒化，而非東西方經典著作蘊涵的文化，況且1953年生長在黑龍江的曹長青更是在“文革”時如飢似渴地看大字報，他自己也意識到他的眼力因此而變壞。“文革”也讓五十年代生人失去了正常求學和升學的機會。高校恢復招生後，曹長青畢業於黑龍江大學中文系，從而進一步接受了中共黨文化的污染。他在因主張鄧小平下臺而被所在報社開除之前，一直在中宣部操控的大陸媒體工作。這個在封閉的共產社會成長起來的中國人是在34歲時被迫出走美國後，才開始學習英語走出中共思想牢籠。即使人在美國，曹長青也從未脫離華人社會，因為他靠給華文媒體撰稿為生，還曾辦報。
當曹長青從少先隊到追隨徐文立探索民主再流亡美國，成為一名獨樹一幟的台獨筆桿子時，張藝謀卻從“狗崽子”到與鄭義一起在《老井》里尋根再名震中外，成為一個謳歌用暴力一統天下的中共“英雄”。一個崇尚自由，一個崇拜權力，這取決於他們各自的道德品質和人文素質。曹長青雖然代表好的極端，但他和張藝謀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因中共而失去了中華文化根，以致他主張全盤西化，而張藝謀則把中華文化的皮毛當商品在國內外販賣，起到了為中共塗脂抹粉的作用。
大曹長青13歲的高行健則不然，因為他得以1962年就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的法文系。法國文學、中國國畫對他的熏陶與馬列思想和中共獨裁對他的壓制讓他在大陸時身心倍受煎熬。這一切都給他的作品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甚至說寫作是自救。在《我與宗教的因緣》里他則透露“對宗教，我有特別的情懷，真不明白（共產黨的）革命為什麼一直要將它掃蕩。佛堂凈地能讓人清靜，是個好去處。但上個世紀以來，革命鬧得人心惶惶，我對革命和暴力有強烈抵觸，而宗教恰恰也反對暴力。”比曹長青小13歲的我可以說既未走進思想牢籠，也未受到什麼身心煎熬。我在保姆念叨的“阿彌陀佛”聲中長大。在曹長青只有大字報可讀的年齡，我已在1949年前金陵女大英語系畢業的老師輔導下學《英語九百句》了。當他被迫從ABC學起時，我已因為常去法國和義大利，學會了法語和意語九百句。
我欣賞高行健的一個原因是他也在學通外文後意識到漢語和中華文化的價值。我不喜歡被五四運動、尤其是馬列政黨世俗化和政治化的現代漢語，所以寧可用外文談佛論道。而高行健的古文功底比我深厚，他可以試圖用一種新的“語言流”來沖洗漢語中的污垢，展現被埋沒的傳統文化。費時七年寫成的《靈山》就是他為此所做的努力。《靈山》能獲得諾獎，堪稱當之無愧。高行健和我都側重內心世界，反省的主要是自己和中華文化，而曹長青則恰恰相反，主要針對外部世界，推崇美國表象，導致他無法理解高行健的意義，也對龍應台不屑一顧。對魯迅，高行健明確否定。龍應台在被人問及魯迅時，表示她在寫成名作《野火集》時，從未讀過魯迅。想來她也是屢被大陸人與魯迅相比後，才註意到這個中共國的惡霸。龍應台肯定林語堂，等於委婉否定魯迅。
高行健在東西方文學藝術界都不缺贊賞者，劉再復是其中之一。他的專著《高行健論》也已問世。他在出版之際透露，中共給高行健作品以及研究製造的障礙與瑞典學院、台灣大學和法國艾克斯大學對高行健作品的推崇和研究。高行健沒有戰士的姿態卻讓中共害怕，這是我欣賞他的第二個原因，更何況能象他這樣擺脫中共精神控制的大陸作家確實稀罕。
然而“毫不妥協地反抗共產主義”的曹長青卻崇拜“為蘇俄和共產革命中的血腥和殘暴辯護”的魯迅。曹長青主張全盤西化，推崇西方基督文明，否定中華文化。改用他批評別人的話來說，是因為他潛移默化地接受了中共宣傳，以為中華文化象魯迅污衊的那樣“吃人”。他看不到共產主義恰巧就發源於西方基督文明。正是因為魯迅、陳獨秀等他誤以為優秀的壞分子“打倒孔家店”後，中國才得以落入共產黨這個馬列政黨之手，導致中華兒女被全盤西化、毒化。曹長青一再把共產筆桿子誤作中華文人、中國知識分子批判，而曹長青自己則象他批評的民運人士一樣因為生長在共產獨裁下不知中華古文化，只知中共黨文化。如果曹長青真正深入基督文明，就會象丁輝等人一樣發現魯迅精神的殘疾。丁輝曾發表專文以基督教文化為價值參照，反觀魯迅精神世界的殘缺，其標題為《亟需“引起療救的註意”的精神殘疾—反思魯迅的一個角度》。
簡言之，我痛惜曹長青仍為魯迅所迷，並象魯迅一樣崇洋媚外。如果說魯迅當年自稱是“販賣日貨的專家”，那麼曹長青則有販賣美貨的嫌疑。好在曹長青沒有魯迅陰暗的心理和卑下的人品，況且他已經從無神論走向有神論，但願他不要再象魯迅那樣傲慢和偏執下去。
高行健對中共的揭露和對中華文化的描述在東西方知識界影響力不小。我象他一樣否定中共獨裁，肯定中華文化。我們的作品都屬“冷文學”。我2004年沒出新書也招來兩位德國電台記者採訪，可想而知高行健怎麼會被人遺忘。其中一位記者表示剛讀了高行健新書的德文版，她和我一樣只對書中濃烈的“性”趣不能接受。
我本象高行健一樣不好鬥，但也象曹長青一樣不怕鬥，尤其愛打抱不平，況且我還想證明我和魯迅勢不兩立。我也樂於接受批評，但不等於來者不拒。
2004年12月草於科隆大教堂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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