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等共諜把蘇日矛盾轉化成中日戰爭

 中共官方称史沫特莱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上个世纪史沫特莱不仅与斯诺和斯特朗一样上了红色邮票，而且因与朱德有不明不白的关系成为红色宣传片的男女主角；还有大陆作者把史沫特莱与王炳南的德国妻子王安娜一起视为宋庆龄的洋秘书加以美化；这个世纪，史沫特莱又因曾吹捧朱德成了红色宣传片的配角，不仅当选中共的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而且还名列自称凤凰的中共海外电视台宣传的十个“红色中国的外国人士”。

这十人除史沫特莱、斯诺和斯特朗外，还有俄国人鲍罗廷、加拿大人白求恩、印度人柯棣华、美国人马海德、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美国人爱泼斯坦和德国人李德。但无论他们来自哪国，以什么为业，他们都受共产国际（又叫第三国际）操控，为共产党篡夺中国政权出过力，是共产党的走卒，而不是中国人的朋友。因为中国人都遭受赤祸，即使身为共产党的功臣在红色中国也无不饱尝苦头，唯毛泽东例外。

在共产党的外国走卒中，史沫特莱尤其无耻。即使是凤凰台播出的红色宣传片也不得不承认 ，史沫特莱违背常理，在被强奸后，居然公开宣称她因此有了“性的觉醒和满足”。就是说，史沫特莱缺乏羞耻心，乐于被虐待，是个洋贱货。她投入共产国际的怀抱不奇怪，因为共产党是恐怖组织，需要虐待的对象。

通过以史沫特莱为例的无耻洋人，可以了解共产国际赤化中国的非法活动和相关人员。

与宋庆龄同行

史沫特莱（一八九二－一九五零）出身贫穷，父亲是矿工，母亲早逝，姨妈是妓女；宋庆龄（一八九三－一九八一）的父亲是暴发户，母亲是大家闺秀，家境富裕。表面上，她们的区别很大，但实质上，却大同小异，都属反传统反道德的红色女性。

史沫特莱自己的婚姻破裂后，到纽约结识印度共党领导人恰托，成为其情妇。与孙中山不同的是恰托没有因为新欢而抛弃老妻。史沫特莱与宋庆龄都涉足他人的婚姻，都是二奶的先行者。与此同时，她们也都是红色恐怖主义的帮凶。

《史沫特莱的多重生活》的作者普莱斯在专文《史沫特莱，为谁的事业而奋斗？》中，讲述了自己在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研究史沫特莱时，觉得她受到不公正对待，同情她，试图为她写传，帮她申冤。好在普莱斯有职业道德，面对各种事实，比如苏共当局对史沫特莱作品的高度评价等等，她“愿意承认史沫特莱是个狡猾和高超的间谍”。普莱斯还发现，“虽然我知道这个非同寻常的女人为共产国际和中国的苏维埃军事情报做出重大贡献，俄国人像中国人一样，并没有承认她为他们做的秘密工作。” 是啊，中共官方包括大陆学者都不承认史沫特莱是共特。

一九一八年史沫特莱在纽约被控违法，入狱六个月。虽然罪证确凿，她却声称自己是无辜的受害者。所以，普莱斯断定这个时候史沫特莱“已经成为欺骗高手”。

二十七、八岁时，史沫特莱随恰托移居欧洲共运的中心柏林。在那里她结识共产国际成员德国人威利·明曾伯格（Willi Muenzenberg）和俄国人雅各·马娄夫－安布拉莫夫（Jakob Mirov-Abramov）。前者是共党在德国的宣传员，曾于一九二五年以“帮助在饥饿中罢工的中国工人”等口号募得二十五万美元。后者的官方身份是苏联驻柏林大使馆工作人员，实际上是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欧洲区头目，后来还成为苏联军事情报组织的重要人物。马娄夫－安布拉莫夫出面建议派史沫特莱前往中国，帮助共产国际在中国建立间谍网。

一九二一年，史沫特莱就到过莫斯科。一九二八年，史沫特莱再次去苏联，并从那儿与一位小秘兼情夫进入中国。对此凤凰台的史沫特莱宣传片也有披露。

一九二九年，史沫特莱在柏林写作的英文自传《大地的女儿》发表。从中可以断定史沫特莱与鲁迅一样都是属于心怀嫉妒和仇恨的失意者。她到纽约后，面对他人的财富表示，“我痛恨我所在的这个大城市，痛恨这从工人身上剥削来的财富。我在四十二号街和五号街上停下来看着那流水般的汽车，许多汽车的价钱比我一生所能赚的钱还要多。懒洋洋地躺在这些汽车里的人，他们一生中连一天工也没做过，将来也不会做工，也不必去打仗。

　　我并不是单纯地写下一些字句。我写下的是人类的血和肉。在我的经验和信念中，有着根深蒂固的仇恨和痛苦。这种仇恨和痛苦的经验决非笔墨所能增减的。”

一九三二年，这本宣扬仇恨、斗争与性解放的自传就被翻成中文在上海出版。杨杏佛（杨铨）虽然认识到作者是个“完全未受宗教势力和道德观念熏陶的野女子”，但并不影响他给此书的中文译本写序，可见这位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品位低下，难怪他会支持剥夺他人财产的共产主义，赞成视贞操如敝屣的女性主义。此书还由史沫特莱在上海结识的另一名共产国际间谍尾崎秀实译成日文出版。

宋庆龄则在国民党清党剿共后，与曾代孙中山与俄共联络的陈友仁一起站在了国民党的对立面，并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共同前往苏俄，受到厚待。邓演达于十月抵达莫斯科后，他们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一九二七年底，在南京政府因苏联支持在南昌等地的共产恐怖活动而与其断交时，他们又一起谴责中国政府。在莫斯科，史沫特莱与宋庆龄第一次相见并合作。

当时外界报道陈友仁与宋庆龄象蒋中正和宋美龄一样结婚。但史料证明陈友仁去了巴黎，而宋庆龄则于一九二八年五月追随邓演达（一八九七－一九三一）到了柏林。据《最后的女皇》的作者帕库拉（Hannah Pakula）称，有人认为邓演达与宋庆龄相恋。试图以武力倒蒋的邓演达宁死不屈可能是宋庆龄全力支持共产党颠覆中华民国的一个原因。史料显示宋、邓两人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而邓演达有离婚的打算。

一九二九年春天，在南京紫金山修成耗资巨大、历时三年的中山陵。南京政府为孙中山举行国葬仪式。宋庆龄回国出席葬礼，史沫特莱则前去报道国葬。

应共产国际操纵的“国际反帝大同盟”之请，宋庆龄又发表对国民政府的谴责。宋庆龄宣称：“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的背信弃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耻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国民革命后，他们已不可免地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企图挑起对俄国的战争”。宋庆龄已堕落为共产党的工具，失去了正常的判断力，否则，她就会认识到背信弃义的首先是共产党，而国民党只是被迫反抗。好在宋庆龄的赤色宣言没有得到多大反响，于是，宋庆龄又离开中国，一直到一九三一年夏宋庆龄才以奔母丧为由回到中国，从此投身于支持共产国际赤化中国的非法活动。这年十一月，共产国际乘“九·一八事变”让国民政府穷于应付之机，分裂中国，在江西成立听命于莫斯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从牛兰到左尔格等共諜造成的惡果

最迟在一九二三年就成立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一直在“帮助、指导并监督中共中央的工作”。共产国际于一九二八年春派以化名牛兰著称的红色间谍到上海，以商人身份作掩护，建立共产国际联络部中国联络站。亚洲各国共党从牛兰的合法公司暗中得到共产国际的经费。据杨奎松的相关论文透露，在一九三零年八月至下一年五月期间，共产国际平均每月向中国共产党提供的资金达二点五万美元。

从一九二九年二月起，共产国际的远东局就从海参崴移到上海。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主要秘密设在上海，一直到一九三三年一月才被迫迁往共产党割据的江西瑞金。

史沫特莱被派到中国后，以记者的名义于一九二九年在上海定居。凤凰台说史沫特莱在上海的七年扮演了多重角色。她是鲁迅的亲密战友，宋庆龄的得力助手，还对周恩来领导的特科提供帮助，也提到左尔格是史沫特莱的情夫，但没有提他们都受共产国际及其远东局操纵，在为颠覆中华民国而奋斗。

一九二七年，在南昌搞暴动失败的周恩来奉命于十一月潜伏上海，秘密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一九二八年，周恩来从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返回上海后，组织成立中共中央特别任务委员会（简称特委），下设中共特别行动科（简称特科），并化名伍豪从事非法活动，包括搞暗杀、安排共党人员渗透国民党党政军各部门等。史沫特莱和周恩来都与一九三零年一月被派到上海的共产国际间谍左尔格有密切合作。

左尔格（一八九五－一九四四） 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俄国人。他的祖伯父曾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组建第一共产国际。他自己则投身第三国际，于一九一九年加入德共。一九二四年，左尔格投奔莫斯科后又加入苏共。一九二九年他就开始以德国记者身份在中国为莫斯科效劳。

美国独立中文媒体《黄花岗》季刊第二十二期发表曹维录的研究成果《谁渴望日本侵略中国—对20世纪中日战争产生重要影响的两个外国人》，用确凿地史料论证，以左尔格和尾崎秀实为首的共产国际间谍阻止了日本对苏作战，为保卫苏联和挽救中共挑起了日本与中华民国的战争。

在中共的暴政下，牆內媒体都受监控，作者多带着中共的思想枷锁在写作，但从他们的作品中还是可以找到不少证据。比如，杨国光名下的《 周恩来秘会左尔格》等相关作品。杨国光虽然在传记《理查德·左尔格—一个秘密谍报员的功勋和悲剧》（二零零五年版）中声称左尔格是“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但他透露的事实却只能证明，左尔格是中共的朋友。在史沫特莱和周恩来的协助下，截止一九三二年八月，左尔格在中華民國建立了一个由国际组和中国组构成的共产国际间谍网，有近百人，而且还向苏联保送了一批批青年学生去接受间谍培训。被周恩来介绍给左尔格的共产党员中有后来成为毛泽东的双重亲家的张文秋（那时化名张一萍）。一九零三年出生的张文秋二十八岁时成为左尔格的助手，她与共产国际第四局负责人之一的吴照高假扮夫妻。

 

杨国光透露，左尔格在上海工作期间，共发回莫斯科五百九十七份急电，其中有三百三十五份直接通报给了中共苏维埃政府及其红军。一九三二年夏，南京国民政府同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筹划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左尔格将他窃取的相关情报一一电告了莫斯科。与此同时，“左尔格把这一情报也交给了陈翰笙。陈翰笙则通过宋庆龄及时地把它送到了苏区，使红军在国民党‘围剿’苏区前作好了准备”。杨国光引用前苏联国家安全部第四局局长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的回忆录《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说，左尔格搞到的情报为苏联制定其远东政策包括对华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是个开放的自由世界，上海等地都是当时的国际大都市，既接纳躲避红祸的苏共占领区的居民，又接纳逃避德国纳粹的犹太人，还是国内外不安分守己者如鲁迅和斯诺的乐园。各国的共产党徒包括遭到本国共党开除的南非共产党人格拉斯也在上海找到用武之地 。

共产国际则以各种形式，打着各种旗号进行红色渗透。共产国际出资在中国出版过上千种宣传刊物，比如史沫特莱主编的英文杂志《中国呼声》和中文名为伊罗生的红色美国人主编的英文周刊《中国论坛》，它们专门发表接受共党领导的鲁迅等的作品。

一九三二年一月，《中国论坛》创刊后，伊罗生与史沫特莱一起于五月以“国民党反动派的五年”为题发表专号，抹黑国民政府，大搞红色宣传。可是，《中国论坛》没有因此被封杀。倒是一九三三年秋天在“十月革命”十六周年的专号上，因为伊罗生没有讴歌斯大林而被迫停职。从此伊罗生也象遭斯大林迫害的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一样被排斥。伊罗生带着红色情结离开中国。一九七四年，伊罗生还在美国出版四十年前由鲁迅和茅盾编选的红色宣传品《草鞋脚》。

不过伊罗生却证明，斯大林曾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在克里姆林宫大厅演讲时表示，他企图把国民党“像一个柠檬一样挤碎，然后扔掉”。以蒋中正为首的国民党及时奋起反抗，让斯大林的阴谋没有得逞。可惜宋庆龄却支持斯大林，反对国民党，好象吃了迷魂药。宋庆龄既然要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就应该支持国民党在中国实现尊重民族、民生、民权的三民主义才对。而共产党提倡阶级斗争，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根本不相容。这就是国民党要清党剿共的根本原因。

可惜宋庆龄却似乎不明白这个道理，象史沫特莱一样甘当共产国际间谍。

 

潛伏共諜被稱為紅色鼹鼠禍害各国

宋庆龄身为孙中山的遗孀在中华民国位高名重，本来可以为在中国实现孙中山治国理念而奋斗。可是她却鬼迷心窍，沦为共产国际间谍，为共产党颠覆奉孙中山为国父的中华民国发挥了无人能够替代的作用。

在戴季陶、蒋中正、汪精卫等国民党要人相继认清共产党的危害后，国民党不再是共产国际成员的保护伞，国际共运在中国的势力也象在德国一样遭到毁灭性打击。

到了一九三一年剩下的地下共产党人也接二连三被国民政府抓获。曾在苏联接受间谍培训的顾顺章也是在这年四月被捕。据杨奎松说，顾顺章在被捕后招供到：“共产国际派遣代表九人来上海，即系国际远东局，大多数是俄人，也有波兰人、德国人”。

顾顺章曾在周恩来手下工作，负责过专门从事恐怖活动的“特科红队”，暗杀过多人，尤其是那些弃暗投明的共产党员。顾顺章招供后，五月，周恩来就亲自带领康生等人组成的红队将顾顺章家属、访客等多人全部杀害。如此红色恐怖活动自然不得人心。同年底，周恩来就不得不逃离上海，潜入共党在江西的占领区瑞金，与被时人称为“猪毛”的朱德和毛泽东会合，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在顾顺章被捕两个月后，牛兰夫妇也落网。为了让牛兰夫妇不招供，帮他们逃脱惩罚，共产国际发起了一场国际性的援救运动。左尔格建议用美元贿赂有关人员。共产国际于是派出两名德共党员携带几万美元前往上海。其中一个就是后来以化名李德进入中共党史的奥托·布劳恩    （Otto Braun）。李德交了钱后，在上海为共产国际收集军事情报。

左尔格与日本共产党人尾崎秀实通过史沫特莱相识后成了搭档，在参与协助牛兰夫妇逃脱惩罚后怕暴露，于一九三二年被一起派往日本。

一九三三年，中共中央机关被迫从上海迁往共党占领区瑞金。时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的博古（秦邦宪）在征得莫斯科同意后，派共特把李德秘密护送到瑞金，成为中共中央苏区的最高军事领导。正是李德导致了被中共美化成“长征”的大溃退。

来自德国的鼹鼠李德 

李德不仅在军事上是个庸才，在常人眼中还是下流痞子。史沫特莱乐于被强奸，敢于“在第一届中国苏维埃大会中和学生狂饮大醉后除了戴一顶红帽子外一丝不挂高唱国际歌”（普莱斯），李德则一到瑞金就因性骚扰而出名。在骚扰了至少两名女性后，“党组织”强迫萧月华为共党献身，做了与她语言不同的“德国毛子”的性奴。萧月华比贺子珍惨，因为她们都沦为共匪头目泻欲的工具，但贺子珍不挨打。李德享受特权，有小灶可吃，可是给他生下一个孩子的萧月华却会因吃他一点东西而被拳脚相加。 萧月华一直到李德把共军指挥得几乎被歼灭而失势才得以解脱。李德则转身去勾引有夫之妇李丽莲，并获得成功。一九三九年，李德被召回莫斯科。李丽莲便成为没有休书的弃妇，虽然她因李德而与欧阳山尊离婚。

李德十九岁就加入共产党，曾经为在德国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奋斗并被捕。在被派到中国前至少有两个所谓的革命伴侣，其中一位曾组织红色恐怖分子把李德从柏林监狱里劫持出来。在共产国际的地下组织帮助下，两人逃离德国，潜入苏联。一九三一年，这对“革命伴侣”因李德有新欢而分手。

李德从中国回到莫斯科后，受到严厉审讯后被释放，但被告知不得泄露他在中国的七年半非法活动。一九五四年他被派到苏联的殖民地东德并负责翻译出版《列宁全集》的德文版。一九六一年，他还出任东德共产作协第一书记。苏共和中共论战时，他象德共一样站在苏共一边痛斥中共。一九六九年，苏共和中共在边境上开战时，李德在东德的周报《地平线》上发表文章《从上海到延安》，透露他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后参与的“革命活动”，包括“长征”，矛头直指毛泽东。他明确写到，“这些记录对我来说就是武器”，“用以揭露毛分子对历史的篡改和与毛主义作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斗争”。

去世前一年，李德发表回忆录《中国纪事（1932－1939》，讲述他为共产国际在中国从事的七年半颠覆活动，进一步批判毛主义。不过，李德的回忆录也象所有共产党员的回忆录一样文过饰非，只讲允许讲的。他敢讲他在民国的红色岁月，但对他在莫斯科的经历却缄口不言 。李德对中共的各方面情况缺乏了解，出现的错误可以原谅，但他对共产邪恶主义毫无反省，也不反省自己的过错，比如对萧月华只字不提。不过李德却提到象江青一样从事过红色文艺活动的李丽莲。李丽莲被李德说成是想和他一起去莫斯科的中国妻子。洋五毛沙博里为马海德立的红色传记《一个美国大夫在中国史诗般的经历》中透露马海德帮李德与李丽莲传递情书和解决同居处。欧阳山尊是欧阳予倩的侄子，当他找上李德的窑洞时，李德还用手枪威胁他，如果不是马海德劝阻，李德“无疑是会开枪的”。

李德在回忆录中透露是后来护送过斯诺的“王牧师”送他到达中央苏区。这位王牧师是董健吾的化名。董健吾的女儿董霞飞说，董健吾在他的同学浦化人的邀约下，以牧师身份赤化过冯玉祥的部队。“当时，在冯玉祥的部队里有不少共产党员，担任该部队政治部主任的，就是著名的共产党人刘伯坚”。浦化人也是背叛基督的假牧师。经他俩介绍，董健吾于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共。他曾以牧师的名义借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圣彼德教堂从事非法活动，甚至参与暗杀。大陆出版的《红色牧师— 董健吾》称他是“ 宋庆龄的联络员”和“ 潘汉年的得力助手”。他像无数共产党人一样，没有受到敌人的惩罚，却在红色中国，“含冤辞世”。《李德〈中国纪事〉史事考订》一文称董健吾甚至将李德也化装成一个牧师，胸前挂一个银质十字架。

宋慶齡沦为共產國際的紅色鼹鼠

以记者名义在民国从事非法活动的爱泼斯坦在一九九二年出版的宋庆龄传中证实：“宋庆龄几乎从回到上海的第一天起就设法营救两位持有瑞士护照的外国人——保罗和格特鲁德·牛兰（鲁格）”。爱泼斯坦还介绍说，“牛兰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职工会）秘书处的代表（这个同盟是‘红色工会国际’的分支机构）。更为机密的是，他又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专门协助中国的地下革命者。同邓演达一样，他们也是先由公共租界的特别巡捕逮捕，然后转送给蒋介石政府的。营救他们的运动是由专以保护和支援全世界地下革命者为职志的‘国际红色救援会’发起的。当她还在柏林或返国途经莫斯科时，就已有人告诉她关于牛兰夫妇的危难并请她援助。”

在宋庆龄年谱中，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一年夏基本是空白，念及廖承志表示宋庆龄在地下工作中训练有素，因此，宋庆龄可能在这段时间里接受过共產國際培训。毕竟宋庆龄是共产国际的间谍已经被苏联解体后公布的秘密档案证实。

共产国际由宋庆龄出面从瑞士请来红色律师为牛兰夫妇辩护，共产国际的另一名中国成员陈翰笙在宋庆龄与瑞士律师之间传递信函。宋庆龄在史沫特莱等的协助下，一边为象她们一样从事违法活动而被捕的共产国际鼹鼠奔走， 一边制造舆论，混淆视听。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宋庆龄再次以孙中山遗孀的名义发表《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声明，诬蔑国民党。这份声明与她在一九二七年《赴莫斯科前的声明》和上面提到的她在共产国际的授意下对国民党的谴责就足以证明宋庆龄完全沦为共产国际的传声筒。而这些声明也都由史沫特莱等红色记者向各界传播。

宋庆龄深知中共的一切活动都由共产国际资助，但她却公开诬蔑，“国民党向外国乞求援助：金钱、武器和子弹，来和中国的人民作战”。 “这不是生路，这是中国民族的死路”。国民政府象英、美、日、德等国政府一样反共，是在抵制共产国际赤化本国，不让本国人民沦为马列子孙，但宋庆龄却象鲁迅一样混淆是非，兜售来自苏联的红色宣传，抵制国民政府的正当行为。

对此杨天石在相关著述中有详实介绍，他还引用了蒋中正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六日的日记说明宋庆龄的行径 ：“苏俄共产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孙夫人欲强余释放而以经国遣归相诱。余宁使经国投荒，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儿。绝种亡国，天也，余何敢妄希幸免！但求法不由我毁，国不为我所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无忝此生则几矣。区区嗣胤，不足撄吾怀也。”

于是，共产国际为了与国民政府的司法部门唱对台戏专门于一九三二年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九三三年初，上海的盟员发展到三十一人，其中自然有鲁迅。宋庆龄为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史沫特莱为英文秘书。史沫特莱便以此名义联络国内外的红色势力包括反对暴力革命的萧伯纳等国际名人制造舆论，混淆视听，欺骗民众。被捕的中共“左联”党团书记丁玲等都因此被释放并潜入苏区。

牛兰夫妇被捕后，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拒不认罪，一九三二年被判无期徒刑。

一九三三年四月五日，宋庆龄、杨杏佛和沈钧儒特意到南京狱中探望牛兰夫妇。

一九三七年六月四日，近卫文麿出任日本宰相，尾崎秀实成为他的顾问兼私人秘书，而一个月后就相继发生“七·七事变”与“八·一三事变”。中日关系象共产国际希望的那样恶化后，宋庆龄们借机促使相关部门以“驱逐出境”为名，释放牛兰夫妇，让这对共产国际间谍回到苏联，继续助共为虐。

放牛归苏不过是宋庆龄等共产国际间谍滥用中华民国的自由盗取的红色成果之一！

共产国际在中國開創赤化战线

共产國際在上海成立了“特委”后，又于一九二九年下半年，成立领导文艺界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书记是潘汉年。中共媒体称潘汉年是“最早从事党的文化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人”。鲁迅和郭沫若都是其合作对象。 潘汉年先后组织领导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文化总同盟”及“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总同盟”等文化团体的筹建工作。

在这些由红色代理人领衔在中华民国成立的无数共产国际组织中，以宋庆龄为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以鲁迅为首的“左联”最为出名。“左联”筹备小组成员一共十二个人，除鲁迅和郑伯奇外，都是共产党员。夏衍还在自传《懒寻旧梦录》中称赞史沫特莱、尾崎秀实、山上正义、鹿地亘和池田幸子并呼吁，在谈到 “左联”历史时，“不要忘记这几位外国同志”。一九二一年就加入共党的茅盾在“左联”成立后，从日本回来出任行政书记，创办《北斗》，并于一九三三年响应共党号召，发表《子夜》，用小说鼓吹阶级斗争。

一九一八年，鲁迅在钱玄同的鼓动下，开始为“共产主义幽灵”在中国的落脚点《新青年》撰稿，从此开始发出“听将令”的“呐喊”，诋毁中国文化，主张废除汉字。

1949年後每个学生都在大陸学过的《纪念刘和珍君》也算“听将令”的产物。 中共在共產國際的扶持下成立后，一直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帜搞赤化活动。“五卅运动”（一九二五）、“三·一八惨案”（一九二六）、“一二·九运动”（一九三五）、“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一九四八）等无一不是共产党操纵的名为爱国的赤化运动。一九二六年，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地下党员在北平发起所谓爱国大游行，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示威，居然企图解除卫兵的武装，导致“三·一八惨案”的发生，刘和珍等的惨死。刘和珍们可以算共产党的第一批牺牲品。

在惨案发生后的十二天内，一九二五年加入共产党的邵飘萍在他主持的《京报》上连续发表了一百多篇有关“三·一八”惨案的报道，歪曲事实，制造舆论。鲁迅就此惨案连续写了七篇檄文，《纪念刘和珍君》只是其中之一。“六不总理”段祺瑞被诬蔑成“民族的罪人”，被迫引咎辞职，自愿终身食素。《中国历史上的捧人与杀人》的作者张耀杰甚至认为，“段政府的垮台其实就是辛亥革命之后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的并不完善的宪政民主制度的彻底垮台”。這是誇大其詞，段祺瑞追隨袁世凱，未曾踐行辛亥革命的成果《臨時約法》，不過反對袁世凱稱帝並鎮壓張勳。

 

无论如何，最迟在一九三零年三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时，鲁迅就可算作共产国际的笔杆子。后来以笔名鲁特·维尔纳（一九零七 －二零零一）在东德发表回忆录（中译本名《谍海忆旧》）的左尔格女助手透露，一九三零年到一九三五年她在中国从事地下活动时，联系人中有鲁迅。鲁迅在他的日记中称这位十九岁加入共产党的德国女共谍为“汉堡嘉夫人”，因为她当时的革命伴侣姓漢堡（Hamburg）。《鲁迅全集》第十四卷八百五十页（一九八一年版）上的注释称位于静安寺路的“瀛环书店是汉堡嘉夫人办的西文书店”。维尔纳没开过书店，鲁迅提到的这家书店可能是与她有联系的一个红色书店。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鲁迅在红色刊物《北斗》上发表《我们不再受骗了》，强词夺理地为苏联辩护，此文后来收入《南腔北调集》。

鲁迅被时人称为“文妖”，一点不错，因为文妖的特点就是言行不一，以言惑众。鲁迅一边撰文表示“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边辱骂不休。这次，在他声称“我们不再受骗了”的时候却在骗人骗己。鲁迅在此文中针对有关苏联的真相，比如说苏联“怎么破坏文化”等逐一驳斥。鲁迅断言，“我们被帝国主义及其侍从们真是骗的长久了。十月革命之后，它们总是说苏联……怎么破坏文化”。鲁迅无视事实，一再撰文为苏联辩护，是否是为了卢布，暂且不谈，但史料显示，鲁迅兜售斯大林的宣传，也受到共产势力的扶持和吹捧。民国女作家苏雪林在其专著《我看鲁迅》中也表示，鲁迅与共匪互相利用。

鲁迅对苏联及其文学的吹捧，表明他是一个空前的民族败类，因为一个独立的知识人比如徐志摩不会相信和兜售苏联的宣传。鲁迅的方向其实就是共产国际及其反传统的共产党文化的方向。这也是鲁迅诋毁梅兰芳等传统艺人的原因。 

以鲁迅为首的红色笔杆子不仅在自己创办的刊物上以各种笔名搞红色宣传，还给其他刊物比如《申报》副刊等投稿，影响舆论。

继“左联”后，共党还于一九三零年八月在上海成立“左翼剧联”，一九三三年成立夏衍任组长的电影组。夏衍是一九二七年入共的地下党员。

被鲁迅在病逝前两个月指称为“四条汉子”的周扬、夏衍、阳翰笙、田汉不仅是地下党员，还是“文委”成员。后三者是导演红色话剧，拍摄红色影片的核心人物，被他们误导的观众不知有多少。

田汉以爱国的名义写作《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挑起和渲染对日本的仇恨，以转移共产国际与中华民国的矛盾。这首红歌借助夏衍编剧的电影《风云儿女》传遍中国，对共党利用民众的爱国激情转嫁矛盾，掩盖真相，为共党摆脱当时的危机起了难以估计的误导作用。

共产国际一边在中国边远地区搞武装斗争，一边在心脏地带搞文化斗争，因此，夏衍有“惊涛骇浪的左翼十年”的提法。岂知夏衍们让共产党起死回生的“左翼十年”则是他们遭受生不如死的“文革十年”的前因。当年“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都被打成了 “黑帮”。

共党在中国大陸顛覆中華民國后，“四条汉子”先成为红色中国文艺界的领导，领导了文艺界的一系列整人運动，比如“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和“反右”。一九六四年后，害人者自己先后沦为受害人，他们都失去在中华民国享有的自由并遭到残酷迫害。夏衍、周扬和阳翰笙分别被囚禁八年、十年和九年，田汉则在迫害中死去。 夏衍出狱时“双腿折一，两目近盲”。而潘汉年一九五五年就被打成“内奸”，因被潘汉年牵连而遭受迫害的人数超过“胡风反革命分子”。潘汉年夫妇在迫害二十二年后先后含冤去世。一九八二年，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那些跟随他们的红色艺人比如赵丹（一九一五－一九八零）同样不得好报。赵丹一九三二年加入“左翼剧联”，成为红星。

一九三六年四月，在杭州钱塘江畔的六和塔下，赵丹与叶露茜，蓝苹（即江青）与唐纳，顾而已与杜明洁集体结婚，沈钧儒专程去杭州做他们的证婚人。鉴于他们都是接受共党领导的红色艺人，这个婚礼应该象一九三零年由史沫特莱出面举办的鲁迅五十岁生日活动一样，是个由共党组织的红色宣传秀！

一九六七年底，赵丹等十八名三十年代在上海参与过红色文艺演出的蓝苹同事全被打成“特务、叛徒、历史反革命、黑线代表人物”，受到了肉体和精神的残酷迫害。赵丹留下两大捆被他的第二任妻子黄宗英称为“在红色恐怖高压下，严刑拷打摧残下，无所不用其极的精神折磨下被逼迫写的”材料。赵丹饱尝“比法西斯还法西斯”的共产党的苦头。赵丹曾因其赤化活动在新疆被盛世才投入监狱五年，后被混迹国民党将领中的红色鼹鼠张治中释放。在“旧社会”坐牢没让赵丹留下伤痕，但在“新中国”坐牢后，赵丹满身伤痕，包括两只耳朵。

赵丹加入“左翼剧联”后，在“旧社会”拍了至少三十二部电影，但在他为之奋斗过的“新中国”，他演主角的《武训传》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被枪毙的影片，从此，赵丹失去演戏的自由，饱尝作践自己的痛苦。

被斯大林操縱的红色鼴鼠還有誰？

共产国际不仅渗透了文艺界，科研部门也一样遭到渗透。上面提到的陈翰笙也是史沫特莱到中国后有直接联系的另一只鼹鼠。一九二九年春天，陈翰笙被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聘为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从此共产国际通过陈翰笙掌握了这个研究所。陈翰笙以请史沫特莱搞社会调查为名，抹黑中华民国的现状，为受到惩罚的共产党猿鸣冤叫屈。一九三三年，陈翰笙和薛暮桥等人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创办《中国农村》月刊，刊登大量红色报告和论文，在理论上配合共產勢力进行从根本上破坏中国社会根基的“土地革命”。   

 

马克思的歪理邪说也在三十年代前期，被紅色鼴鼠大量翻译成中文并公开发行。郭沫若在一九三零年就写出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的哈哈镜扭曲中国历史的红色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邹韬奋原本是黄炎培创办的《生活》周刊的主编，在红色鼹鼠们的影响下，谈论个人修养、职业道路的《生活》周刊变成了赤化青少年的红色刊物。一九三二年七月，邹韬奋又出面创办了生活书店，出版大量红色书籍，成为共产国际在中华民国的文化阵地之一，掩護的紅色鼴鼠數不勝數。

这与内山书店的情形大同小异。一九一七年，内山完造夫妇在上海开办一家书店。鲁迅从一九二七年迁居上海后，就在书店结识内山完造。从一九三二年内山书店就成了鲁迅著作代理发行店。《内山完造与内山书店》一文透露，内山书店供应三百三十种红色宣傳品。一九三五年，内山完造的弟弟内山嘉吉在东京也开了一家书店，专门出售鲁迅的著作和其他红色毒物。内山书店现在还在日本东京存在，门楣横匾由郭沫若题写。

时人对鲁迅和内山完造（一八八五－一九五九）的质疑在鲁迅的《伪自由书·后记》中有反映，其中包括《内山书店与左联》一文，文中说：“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在上海开书店，是侦探作用，这是确属的，而尤其与左联有缘”，郭沫若等“左联”成员“亦以内山书店为唯一避难所”，“盖中国之有共匪，日本之利也”。对此论文《鲁迅与内山完造友谊质疑》的作者孙乃修认为，鲁迅对时人的披露“半承认半掩饰”，“避而不谈自己多次逃入内山家和内山书店以求庇护，不谈内山为他传递各种机密消息”。孙乃修论证，“内山完造是鲁迅的靠山和保护人”。

一九三五年，两度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瞿秋白在中共大溃退后被捕并伏法。曾把瞿秋白的文章以他的名义发表的 “鲁迅由不愿参与出版瞿氏纪念集到积极参与出版瞿氏译稿，而且由日本出版、由内山操办”  。这一切都证明，内山是有特殊任务的书商。当时的日本政府反共，雇佣的侦探不可能有助于共产党的事业。而中共媒体承认，内山完造利用其日本人的身份为中共作了很多事。内山完造不仅是鲁迅的靠山，还救援过郭沫若、陶行知、周建人、许广平等。他的所作所为包括对鲁迅的态度与共产国际一致。

从中共后来与内山完造的关系和对他的态度就可以断定，内山完造是共產國際的日本走卒。一九五零年，内山完造参与创办“日中友好协会”；一九五二年声明反对日本政府与撤退到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相互承认；一九五四年参加接待红色中国第一个访日代表团。一九五九年内山完造被中共邀请参加“国庆大典”后，因脑溢血病逝于北京，依其生前意愿，葬于上海宋庆龄陵园。一九八零年内山书店旧址被中共上海市政府列为市级文物场所。所以，内山完造一家应该象尾崎秀实兄弟一样是日本共产党人。他们借日本人的特权在中国从事为共产国际赤化中华民国的非法活动。

邹韬奋与内山完造一样都可以算共党在出版界的代理人。宋庆龄、史沫特莱和鲁迅则分别算共产国际在政界、新闻界和文坛中的代言人。红色鼹鼠遍布中华民国的各界，连我这样的研究者有时都会被搞糊涂，更别说那些还不知共匪为何物的民国公民。同时代的人中，谁能想到或相信“国父的遗孀”是共产国际间谍， 谁又能想象蒋中正的心腹张治中会听命于共产国际，挑起“七·七事变”？共特滥用亲情，暗中为共党卖命，破坏人们的信任和社会的和谐，却诬蔑国民政府被迫采取的反共措施包括设立的反共机构。

总之，听命于共产国际的各国鼹鼠濫用中華民國的自由大搞红色宣传，成功渗透社会各界，包括各国在华势力范围。在日本被赤化的王学文一九二八年被派回上海。一九三零年，王学文在培养日本“中国通”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开办政治经济学讲座。曾任中共中央文委书记的王学文趁机为共产国际间谍网发展日本成员。杨国光透露，“精通日语的王学文通过讲座对日本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帮助他们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走上革命道路”。王学文还组建了一个秘密的“日中斗争同盟”，在日本士兵和侨民中开展活动。为首的是中西功和西里龙夫。杨国光说，中共高层特殊部门的档案中记载：“中西功，一九三一年四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八年五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西里龙夫则是一九三四年加入中共的。他们入团入党后被王学文发展为中共特科成员”。

从夏衍发表的《“左联”成立前后》一文中可以获知，一九三零年五月召开的“左联”第二次全体会议，就是在尾崎秀实为他们提供的日本俱乐部秘密举行的。

红色鼹鼠在中华民国可谓畅通无阻，一直到一九四二年，日本反共机构侦破左尔格在日本的间谍网后，才在中国的日本势力范围内破获“中共谍报团案”，抓捕中西功、西里龙夫等向莫斯科出卖本国利益的各国红色鼹鼠，数目超过三百。日本《时事画报》的创办人西园寺公一被捕，但内山书店的老板却漏网。

莫斯科很快获知以左尔格和尾崎秀实为首的共产国际间谍网被破获，然而斯大林否认他们为苏联效力，反而说这是一起“反苏阴谋”。一九四二年九月，斯大林以“德国间谍”之名逮捕左尔格的第二任妻子俄国人卡嘉·马克西莫娃并判处五年徒刑，第二年六月，曾是左尔格俄语老师的马克西莫娃死于西伯利亚，終年三十八岁。  

一九四四年，日本政府经过三年调查，才在“十月革命”二十七周年纪念日把左尔格和尾崎秀实以向苏联提供军事机密之罪，绳之以法。

六十年代， 赫鲁晓夫在看了西方拍摄的《左尔格博士，您是谁》后，才为左尔格“平反”，授予他“苏联英雄”的称号。一九七六年，东德为这位可悲的“苏联英雄”出了一枚邮票。中共媒体则把左尔格吹捧成“伟大的反法西斯战士”。

為何國際共諜要熱捧鲁迅？

史沫特莱到上海后，就与鲁迅取得联系。鲁迅与母亲、原配本来住在北京，因与学生许广平的奸情，于一九二七年起定居上海。

鲁迅在上海与内山完造和冯雪峰等中外红色卧底关系密切。

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冯雪峰也象被鲁迅骂过的“四条汉子”一样遭到迫害。冯雪峰在一九六八年写的“交代”材料中，为史沫特莱在上海的红色劣迹，提供了如下佐证：“从三零年起她对当时左翼文学运动有过一些帮助，她对鲁迅的感情特别深。我们当时都相信她，现在我也认为她是革命方面的人。我觉得她当时对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确实有高度热情的，她写的有关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的一些通讯报导和文章，在国际上起过相当影响的宣传作用。

三零年时，我好象听说过，她同共产国际有秘密联系。因此，对于她当时在上海的关系的复杂和来往的方面之多，我是知道和有所闻的。例如，她同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认识很多，在中国文艺界则同林语堂等人也接近和来往。我们都认为这是她为了工作和为了掩护她自己。我知道她的事情还是很少。但同鲁迅及当时左联有关的几件事情我是知道的，如三零年鲁迅五十年寿辰（当时左联是作为一个运动举行的）就是她设法借荷兰菜馆而开成的。当时鲁迅的活动和左翼文学运动等情况，她曾竭力介绍和宣传到外国去。

一九三六年初，鲁迅和茅盾致电毛主席，祝贺红军长征胜利的电报是她设法送到陕北的。

三六年五月下旬鲁迅病重，她非常着急，由她同宋庆龄请了当时认为在上海的最好的肺病专科医生（美国人），去给鲁迅诊视。

史沫特莱大概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到陕北去，是从华北方面进去的，没有经过上海方面的介绍。一九三七年一月我去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曾在延安见到过她。   

我听张闻天说，鲁迅和茅盾致电毛主席，祝贺红军长征胜利的贺电是一九三六年四月上旬，在瓦窑堡，在我动身到上海前个把星期收到的，即四月十日左右。”

冯雪峰也证实以史沫特莱为代表的红色间谍积极宣传鲁迅，传播以鲁迅为首的“左联”成员的作品。共党利用鲁迅从思想上颠覆中国传统价值观，为反道德反人性的共产主义开辟通道，打下根基。因此，“欺骗高手”史沫特莱会宣称：“激励着我精神力量的鲁迅，已成为我人生的路标，我从这位伟大的作家那里所感受到的一切，将永远铭刻在我心中。”

一九三零年前后，鲁迅参与翻译共产国际在民国推出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其中包括“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文艺政策”，对此梁实秋当时评论说，“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我们看看，当然是不为无益，不过这样的一本书也要挂上‘科学的艺术论’的招牌，这就不免带有夸大的宣传的意味。译者并未述明他自己对于这个‘文艺政策’的态度，我们也无须加以推测，但是我们若对这书的内容稍加思索，便可发现目前中国所谓的‘普罗文学’‘左翼作家’等等的口吻颇多与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相合的地方。假如中国目前的‘普罗作家’‘左翼作家’是与俄国共产党不谋而合的，那自然也是一件盛事，但事实并非如此，恐怕还是一般人把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当作文艺的圣旨，从而发挥赞扬罢？如果鲁迅先生硬译的这一部书，事实上的效果不是供给一般注意文学的人作参考，而是供给了一般青年的偏激的文人以不纯正文艺理论，那么，这一部硬译的书于现在的中国，未必是有益罢？并且以鲁迅先生文名之大，在加上译笔之玄，其眩惑人的力量，恐怕未必是很小罢？”

一九三一年二月，共党内讧，借刀杀了“左联”的五位成员后，史沫特莱将鲁迅所写的《黑暗中国文艺界的现状》一文翻译成英文，在美国的共产党刊物《新群众》上发表，误导和欺骗了不少读者。被鲁迅们吹捧的“左联五烈士”实为鼓吹暴力的劣士。对此《黄花岗》季刊主编高尔品（辛灏年）有专文论述《所謂左聯五烈士》。辛先生为了抗议六四屠杀，辞去一切职务和头衔；九十年代中期，为了不写假话，论证《谁是新中国》，流亡美国。

一九三三年五月，史沫特莱到苏联十个月，这期间她将新旧宣传品，加工汇编成《中国人民的命运》，象鲁迅一样“揭露了中国的黑暗现实”，目的就是误导读者投入共产恐怖主义运动。一九三四年十月，史沫特莱经美国重回中国，在鲁迅家里寄居一年。

鲁迅在一九三零年九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写到：“友人为我在荷兰西菜室作五十岁纪念，晚与广平携海婴同往，席中二十二人，夜归。” 

史沫特莱则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上海的红色刊物《文学》月刊上发表《追念鲁迅》，描述了鲁迅的五十岁寿辰，情况与鲁迅的自述区别很大。鉴于《鲁迅日记》也没透露多少与许广平的奸情就足以知道鲁迅的日记并非真实生活的记录，所以，史沫特莱的回忆可能夸张，但比较翔实。因为，冯雪峰佐证了“左联”由史沫特莱出面借鲁迅生日搞红色宣傳。鲁迅不必从下午聚会开始就到场。史沫特莱称生日活动人数不下两百人，可能夸大，但她的描述证明这个活动如冯雪峰所说不仅仅只是给鲁迅祝寿。史沫特莱还说那是她第一次会见鲁迅，但从各方面的资料来看，可以确认是一九二九年。史沫特莱吹捧鲁迅“是惟一天才的作家”，虽然鲁迅是个赞颂苏共“把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像粪一般抛掉”的“小人之尤”（苏雪林语）！。因为史沫特莱自己缺乏教养，所以，鲁迅是她“所认识的人当中教养最深的一个”。 毕竟人以群分，鲁迅象史沫特莱一样与正统社会格格不入，他们的人品和作品都缺乏诚信和善心。

鲁迅于一九三六年九月发表在另一红色刊物《中流》半月刊的文章《死》中也提到史沫特莱， “当印造凯绥·珂勒惠支（Kaethe Kollwitz）所作版画的选集时，曾请史沫德黎（ASmedley）女士做一篇序。自以为这请得非常合适，因为她们俩原极熟识的。不久做来了，又逼着茅盾先生译出，现已登在选集上”。而帮助鲁迅刊印珂勒惠支版画的则是上面提到的另一名共产国际女间谍维尔纳。

无论是《追念鲁迅》，还是《死》都透露，鲁迅与史沫特莱互相唱和，一起为共产国际在中国开辟思想通道。《死》发表一个月后，鲁迅病逝。

中共地下党员胡愈之在《我的回忆》中承认，他与领导“救国会”的沈钧儒们共同商定:“鲁迅先生的葬仪以上海救国会联合会名义主办，并应通过鲁迅先生的葬礼，发动一次民众的政治性示威，把抗日救国运动推向高潮”。那时共产国际的阴谋是借抗日救国的名义迫使国民政府停止剿共。因而鲁迅的葬礼被共产势力借用来向国民政府要求“抗日救国”，也即停止剿共。所以，自己承认是“排斥汉文和贩卖日货的专家”居然被共产国际成员哄抬成中国的“民族魂”。

蹊蹺的鲁迅之死

鲁迅死后，家属一直怀疑死因，“鲁迅之死疑案”存在至今。鲁迅的独子周海婴还以此为题于二零零六年九月撰写专文质疑日医须滕。文中透露：鲁迅的弟弟周建人曾“通过冯雪峰的妻子转告给冯，说这个日本医生不可信，应该换个医生。过了几天冯雪峰的妻子回复说，她同冯雪峰讲过了，他（冯）是赞成‘老医生（平常大家对须藤的称呼）看下去的’”。冯雪峰是当时的中共中央特派员。就是说，那时鲁迅看病请谁，由共产党负责，而须滕是内山完造介绍给鲁迅的。周海婴象许广平和周建人一样怀疑须滕，“這個態度不僅從來沒有改變，而且我們從來也沒有放棄探查求證。我們還通過組織向中央匯報過，并請求中央幫助查證。沒想到這种觀點有一天忽然被上綱為影響中日兩國關系的‘國際問題’”。一九八四年，大陆学术界首次有人發表《魯迅之死謎釋》，日本魯研界也很快有了反應，但作者紀維周却因此“無端遭受种种責難，并被迫公開檢討”。这表明，中共不仅不帮助解疑，还阻止真相大白。与此同时，中共专门組織了有九個醫院二十三名專家參加的“魯迅先生胸部X線讀片和臨床討論會”，得出一个与須藤診斷几乎完全一致的结论。可惜这未能解答周海婴的疑问，所以，他在文章末尾表示“鲁迅终究因何而死，我坚信这桩‘疑案’终将会大白于天下的”。

鲁迅于十月十九日凌晨过世后，日文《上海日报》晚报第二天就发表了《医者所见之鲁迅先生》；此后又在十一月十五日出版的中文红色刊物《作家》杂志发表《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日本研究者北冈正子指出，两篇文章内容不同。第二篇文章不仅吹捧鲁迅，而且还透露说，“有一天我半谈半笑地对先生（指鲁迅）说：‘日本古时武士的习惯，是在每年元旦那一天修改遗嘱。因为他们过的那种生活，究在什么时候遭人杀死，是很难预测的。像先生这样或者为了主张和主义，会受敌害的危险的身份，对于日本武士的那种习惯，我觉得是颇必要的。’当时他回答说：‘在我方面来说，到那时，我平生言论和主张，已很够留在我死后了，那一套事恐没有必要吧。’”须藤身为医生在病人辞世后有如此举动和谈及上述对话偶然吗？

内山完造则于十一月十六日发表《鲁迅先生》，二十年后发表《忆鲁迅先生》，从中可获知，鲁迅的绝笔是致内山完造的短信，内山被称为“老板”，鲁迅请他打电话给须藤。须滕的文章在鲁迅死后一年被收录在中共地下组织出版的《鲁迅先生纪念集》。一九九八年在北京出版《外国友人忆鲁迅》，作者除了须藤、内山完造外，就是已证实的共产国际间谍史沫特莱、路易·艾黎和象斯诺一样的红色奴才。

为二零零零年出版的《周海婴回忆录》作序的王元化，一九三二年上初一时，就有老师在学校教他们学鲁迅精神，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果然他在“鲁迅精神的感召”下，参与了“一二·九”运动，并于一九三八年投身赤潮，加入共党。在中共夺取政权后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分子”，遭受二十四年迫害。“平反”后，于一九八三年出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两年后离休。对周海婴的怀疑，王元化表示，“鲁迅死于谋杀，是可能的”。二零零六年，我在研究红色文艺及其源头时就发现“鲁迅的死让中共获得了生机”，而如果共产国际需要鲁迅死，鲁迅自然活不了。

鲁迅病逝当天，共产国际间谍宋庆龄就到中央研究院，告诉蔡元培鲁迅去世的消息，并请他参加鲁迅治丧委员会。同一天，上海《大晚报》发表《鲁迅先生讣告》，其中公布由十三人组成的鲁迅治丧委员会名单：蔡元培、宋庆龄、内山完造、沈钧儒、萧参、曹靖华、A．史沫特莱、茅盾、胡愈之、胡风、许季茀、周建人、周作人。

负责鲁迅丧仪的冯雪峰私自把这个名单删改为含毛泽东的名单，在日本报纸《日日新闻》上发表。内山完造与史沫特莱都名列鲁迅治丧委员会，虽然其时史沫特莱本人已在西安等候蒋中正中计。

独具慧眼的巾帼英雄苏雪林（1897-1999）“见鲁党颂扬鲁迅，欺骗青年，直出人情之外，殆以为国人全无眼耳鼻舌心意，可以任其以黑为白，以莸为薰者，乃勃然不能复忍”，挺身而出专门写信给蔡元培，用证据指出“一曰鲁迅病态心理，将于青年心灵发生不良之影响也”；“二曰鲁迅矛盾之人格，不足为国人法也”并质问蔡元培“如此为之表彰，岂欲国人皆以鲁迅矛盾人格，及其卑劣行为作模范乎？”

苏雪林还洞彻到，“三曰左派利用鲁迅为偶像，恣意宣传，将为党国之大患也。共产主义传播中国已十余年，根柢颇为深固。‘九·一八’后，强敌披猖，政府态度不明，青年失望，思想乃益激变，赤化宣传如火之乘风，乃更得势，今日之域中，亦几成为赤色文化之天下矣。近者全国统一成功，政府威权巩固，国人观感大有转移，左派己身大有没落之忧惧，故于鲁迅之死，极力铺张，务蕲此左翼巨头之印象，深入青年脑海，而刺激国人对共产主义之注意，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近闻鲁党议醵金为鲁迅立铜像，设鲁迅图书馆，发起各学校各界人民追悼会。又以鲁丧未得政府当局慰问，表示不满（见《大公报》）。若当局对鲁迅略表好感，则彼等宣传，可得合法之保障，国人视听，更将为之混淆，吾信更进一步之政策：如要求国葬，宣付国史馆立传，各大学设立鲁迅讲座，各中小学采取鲁迅著作为教材，皆将随之而来。日本利用‘以华治华’，左派及鲁党利用‘以政府治政府’，设计之狡，用心之苦，亦相仿佛。”苏雪林深知“有共产主义，则无三民主义”！

可惜蔡元培没有如此见识，沦为共党的马前卒，甘愿被共党利用来宣传鲁迅。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卷本的《鲁迅全集》就已经编定。在蔡元培和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共特邵力子的支持下，于第二年六月出版。蔡元培不仅为《鲁迅全集》作序，还为《鲁迅全集》纪念本题字。他和宋庆龄还以鲁迅纪念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名义，发表《征订〈鲁迅全集〉精制纪念本启》，宣称：“鲁迅先生为一代文宗”，“奠现代文坛之础石”，编印《鲁迅全集》的目的，“欲以唤醒国魂，砥砺士气”。

而梁实秋则发现《鲁迅全集》“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把成本大套的翻译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显着伟大之外，实在没有任何意义。”善良的梁实秋不知共产党的阴险狡诈，不知共产国际这么做就是要借民国的出版自由，以鲁迅的名义兜售红色宣传，赤化民国青少年。没有王元化们上当受骗和浴血奋战，共产党何以能颠覆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华民国？

当时苏雪林还把上述意见写信告诉她尊敬的胡适，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毕竟胡适既是名人，又被共党视为敌人，遭到诋毁。比如，一九三三年三月，鲁迅在他名下发表瞿秋白对胡适的骂文《出卖灵魂的秘诀》，诬蔑胡适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向侵略者“出卖灵魂”。可惜胡适没有苏雪林的高明和深刻。他不但不声援，还回信批评苏雪林的义正词严是“旧文字的恶腔调”。胡适象鲁迅一样反孔反传统，与鲁迅一右一左，不可能起到抵制共产邪恶主义的作用。共产党篡夺政权后，胡适五十年代在给司徒雷登的回忆录作序时，自己承认，“我在国内和国际政治上也是一个天真烂漫的新手。我的确是太天真，天真到在日本投降、抗日胜利后不久，我给重庆发去了一篇长长的无线电报，请人交给我过去的学生毛泽东，严肃、急切地恳求他，说，现在日本投降了，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有理由继续拥有庞大的私家军队，他的党现在应该效法英国工党的良好榜样。自己没有一兵一卒的英国工党，在最近的大选中，刚刚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在下一个五年中，他取得了无可置疑的政治权力。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另一个外交上的新手、美国大使赫尔利（Patrick Hurley）将军的陪同下，来到了重庆。我在重庆的朋友发来无线电报，说我的那个信件已经及时交给了毛先生本人。当然，直到今天，我从来也没有收到过任何回音。”

就这样，以宋庆龄为头面人物的共产国际间谍网硬是把一个民族败类包装成了“民族魂”，毒害了无数象王元化一样的热血青年，让他们为共产党卖命，让中国落入共党的魔掌，自己则失去在民国已拥有的自由。共产国际间谍都是鲁迅的推手，因为鲁迅思想的翻译传播被他们当成“反法西斯‘地下火’”。这在徐秀慧的红色论文《跨国界与跨语际的鲁迅翻译 (1925—1949)── 中、日、台反法西斯的“地下火”与台湾光复初期“鲁迅战斗精神”的再现》中可以找到证据。共产国际打着反法西斯的口号，迷惑世人，掩盖共产党比法西斯更邪恶的本质。

尾崎秀实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二年在上海活动时也与鲁迅来往密切。鲁迅日记中有记载。大陆出版的《鲁迅：域外的接近与接受》一书则透露，五名主张暴力革命的“左联”成员被自己人借刀杀害后，“尾崎秀实和山上正义就把《阿Q正传》的出版，与悼念死难烈士，揭露和抗议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暴行结合起来。由尾崎秀实和山上正义编排的《阿Q正传》的日译本、书名是《中国小说集〈阿Q正传〉—国际无产阶级文学选集之一》，除收入《阿Q正传》外，还收入中国左翼作家的其他小说，左联烈士小传……尾崎秀实的序文赞扬了左联五烈士的光辉业绩和作品成就，对鲁迅极为推崇”。因此，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把尾崎秀实、山上正义和史沫特莱并提，说他们是帮助“左联”进行了许多工作的三位外国同志。

被鲁迅诬蔑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的梁实秋随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后写过《关于鲁迅》。即使中华民国已被共产国际靠间谍、笔杆子和枪杆子赶到台湾，梁实秋还在文章中反对国民政府禁止鲁迅。不过梁实秋认识到鲁迅“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 就是说鲁迅因为“没有健全的思想基础”，以至于失去了知识人的独立性，沦为共产党的马前卒。

所以，鲁迅死后，到中国后就积极配合共产国际搞宣传的斯诺名下的悼联为：“译著尚未成功，惊闻陨星，中国何人领呐喊”。 下联：“先生已经作古，痛忆旧雨，文坛从此感彷徨”。  他还在英文的红色刊物《民主》上发表《向鲁迅致敬》（《外国友人忆鲁迅》）。斯诺声称鲁迅“是一个精神上的巨人”，“自从我来到中国，七年中从未感到一个中国人的死，像鲁迅那样真正震撼着整个民族的心”。从《胡乔木书信集》中却可以获知，鲁迅的送葬队伍中有不少中学生。他们是以教书为掩护的中共地下党员带去壮大声势的。当年在上海培明女子中学当英文教员的胡乔木只是这些误人子弟的地下党员之一。斯诺还把章乃器当作上海有名的金融家加以引用，表示章乃器认为，“鲁迅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替被压迫者说话，为他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写作并不是为了泻私愤，也不是为了使有闲的人们欣赏，他只是写出了被压迫者的心声……整个世界都在哀悼鲁迅，在他的墓前，来自各国的人民—日本人、美国人、欧洲人—和中国的民众聚集在一起，鲁迅的精神将永存”不过斯诺也证明，“哀悼鲁迅具有双重的意义，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示威的行动。每本杂志，每份报纸都开辟专栏公开赞美鲁迅”。仅此可见共党的渗透和宣传何其厉害。

鲁迅活着与死后都为共产国际制造舆论，颠倒黑白，误导民众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堪称共产党的头号中文笔杆子，深得与他“心灵相通”的毛泽东的赞赏。一九四零年，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把鲁迅吹捧为“空前的民族英雄”，还宣称“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表示，中共有两支军队，一支由“朱总司令”指挥，一支由“鲁总司令”指挥，缺一不可。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只不过毛泽东没有提他们的靠山是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滥用中华民国的迁徙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等等自由渗透了社会各界。共产国际渗透和炒作的结果就是在打造了“左联五烈士”、“民族魂”后，又把邹韬奋、沈钧儒和章乃器等共产走卒包装成 “七君子”，目的都是颠倒黑白，迷惑世人。与此同时，对共产党有利的“事变”也在中国接二连三地发生着。

宋庆龄向王明狀告史沫特萊

史沫特莱在上海还接触和掩护过从苏区到上海治病养伤的共匪头目。一九三四年，史沫特莱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写作《中国红军在前进》，美化共匪。刘小莉在论文《〈中国红军在前进〉── 回应“左联”前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焦虑》中说，“史沫特莱在《中国红军在前进》中所记叙的中央红军发展壮大的过程，并非是坚守新闻报导的实事求是原则的‘有血有肉的记录’，而是抹除了苏区肃反扩大化的灾难性后果，创造了‘红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所以，这部作品不仅在实际上成为王明时期中共中央政治宣传的传声筒，而且为江西苏区的‘左’祸提供了佐证。”

一九三六年九月，在宋庆龄介绍给张学良当副官的共产党员刘鼎的安排下，史沫特莱到了西安，住进临潼华清池温泉招待所，在蒋中正来到前，搬进西京招待所。

王安娜的回忆录《我为毛战斗过 》里面有一章专门写史沫特莱。从中可以获知王安娜与史沫特莱都为“西安事变”做过统战和宣传工作。回忆录说：“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之中－其中只有少数人曾和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见过面－对她的评价很差，特别是对她的性格大加抨击。在那些传教士眼里，她简直成了魔鬼的化身。 一九三六年秋，艾格妮丝到西安休养，直到十二月还住在临潼的硫磺温泉，因而那些传教士认为她有策动革命之嫌。也许他们甚至认定，整个西安事变是她组织的呢”。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实例，就凭此王安娜就该算接受共党领导的“红色娘子军”。她象维尔纳一样先在中国当红色间谍，后回德国当红色笔杆子。而维尔纳对史沫特莱也有记载，其中说到“史沫特莱在这里（指上海）生活得并不轻松。欧洲人拒绝跟她来往，因为艾格妮丝彻底伤害了他们。” 

史沫特莱就如此“偶然”地成为共产国际策划多时的“西安事变”的参与者。周恩来到西安后，很快与史沫特莱取得联系并安排她搞红色广播。

史沫特莱在完成了“西安事变”的宣传任务后，得到去延安的邀请。岂知她却促使宋庆龄留下了一封把她们俩钉上历史耻辱柱的密信。 

一九三七年一月，宋庆龄从上海写信向在莫斯科的王明告已潜入延安的史沫特莱的密状。此信证明这三人都接受共产国际领导。这封告状信已于七十年后在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一九三一—一九三七）》第十五卷发表。

这封信透露了宋庆龄滥用其身份，秘密违反家规国法，象史沫特莱一样为共产国际工作，从中也可以看到史沫特莱不是宋庆龄的洋秘书，因此，有必要在此照登宋庆龄的秘函。 

亲爱的同志：

　　我必须向您报告以下情况，这些情况有可能威胁我的工作和损害我将来在中国可能与之有联系的任何运动。我提出这些情况供您研究，希望您能着眼于业已发生的情况，给我提供关于今后行为方式的建议。

　　一段时间以前，作为对毛泽东同志请求帮助提供资金的来信的答复，我在三个月前给他寄去了一笔款项，此事在这里只有一个人知道，他起了联络人作用，通过他，我收到了来信和转寄了钱款。

　　几周前，宋子文得到释放蒋介石的保证从西安回来后，想与我见面。他对我说，蒋介石获释有一些明确的条件，这些条件经商定是严格保密的，并且蒋介石在过一段时间是要履行的。但是他说，共产党人出乎意料地通过西安电台公布了这些条件，而其英译稿也经史沫特莱报道出去了。史沫特莱小姐以自己的名义公开证实了这些消息的真实性，并补充说，周恩来同蒋介石、宋子文进行了谈判，等等。宋子文说，我们说好了，所有这些事情要绝对保密。

　　蒋介石正对“共产党人违背诺言和缺乏诚信”非常恼火，决定不再受这些诺言的约束，也不履行任何条件。他对宋子文说，别指望同这些人合作，“他们没有起码的诚实”等等。这使宋子文极为不安，因为他知道不可能再保持其《西安协议》保证人的地位。

　　我自然为我们的同志们辩护，我说，这种背信弃义的事应该是杨虎城干的，还说，无论如何史沫特莱不是在为共产党做工作，而是一个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自由派作家和新闻记者。当时宋子文问我：“要是我告诉您，周恩来曾告诉我，不久前您给他们寄去了5万美元，您还会否认您的同志出卖了您吗？并且他还对我们两个人（我和宋美龄）说，我们可以通过您同红军的代表取得联系。”

　　至于史沫特莱小姐，我想说，她不顾不止一次的指示，继续保持着不好的关系，向他们提供资助，然后就要求党来补偿那些由她提议花费的款项。实际上这里的人认为她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她把《工人通讯》的出版者、工会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的工作人员和其他许多人带到同情我们的外国人的一个住所，结果这个用于重要目的的特殊住所遭到破坏。虽然她无疑是出于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给我们的利益造成了损失。

　　我转达了您把她孤立起来的指示，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同志让她在西安工作，给我们造成了麻烦和困难。或许他们认为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忠实您的宋庆龄（亲笔签字）

　　1937年1月26日于上海 

宋子文与宋美龄最迟在“西安事变”之后就从周恩来处获知他们的姐姐秘通共匪，这在当时是杀头之罪， 但是他们纵容了宋庆龄的谎言和违法行为。为此他们付出了从一九四九年起就丧失家园故国，父坟母墓被挖，流亡至死等代价。善恶必报，纵容邪恶也要遭报。 

对于史沫特莱而言，这封信无疑是个沉重打击。史沫特莱与正常人无法相处，现在宋庆龄也与她决裂，她无法再以“国母”的秘书身份活动。

史沫特莱到處共產共夫助共為虐

史沫特莱在全程参与了中共通过张学良逮捕蒋中正，强迫国民政府放弃剿匪计划的“西安事变”后，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在中共的邀请和安排下进入延安。

《纽约时报》则分别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八日、十日、十七日以《帮助中国叛乱的美国女人》、《中国谴责美国女人》、《中国叛乱中的妥协》为题报道了史沫特莱在“西安事变”中起的负面作用。 

共产国际则于一月十九日致电中共中央称：“史沫特莱的行为相当可疑。最后，必须取消她以共产党人的名义和似乎他们所信任的人的身份发表演讲的机会，必须在报刊上谴责她的所作所为。”毛泽东和周恩来答曰，“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该记者现来苏区，当劝其谨慎发言”。这当然是撒谎，因为史沫特莱在“西安事变”中是周恩来的话筒，如果她违背了周恩来的意思，就不可能被邀请到延安。

放荡不羁的史沫特莱在延安得到了男同类的青睐。正是她把交际舞带到了延安。事后，史沫特莱写到：“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人言可畏，群情侧目，以致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时，我居然谢绝了他。他指责我怕事，说道：‘我同封建主义斗了半生，现在还不想罢休！’我只好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和他跳了一次。”史沫特莱和朱德之间是否也有奸情，不好判断，但康克清与贺子珍都因此吃醋却有据可查。史沫特莱还与贺子珍打起来。

陶铸的革命伴侣曾志在其回忆录中说，她在延安问毛泽东为什么贺子珍要离开他时，毛说：“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

其实史沫特莱与毛虽打情骂俏，但双方没有奸情，毛看上的是为他俩翻译的吴光伟（英文名Lily Wu），而史沫特莱追求的知名者有彭德怀和朱德。

史沫特莱不光乱谈情，还借钱不还，凡此种种让史沫特莱在延安引起众怒。最好笑的是这位“共产共夫”主义的实践者却被吃醋的贺子珍扣上了 “帝国主义分子”与“破坏共产党党风、红军军风的坏女人”的共产大帽子。

史沫特莱不仅被拒绝加入令她如鱼得水的中国共产党，她的延安行还因贺子珍到吴莉莉（吴光伟英文名的音译）的窑洞捉奸而被中断。贺子珍负气去了苏联后，吴莉莉与史沫特莱也难以再在延安停留。

史沫特莱九月离开延安，先跟随朱德当了九个月的“随军记者”，这可能是掩盖中共假抗日的宣传片《在太行山上》有史沫特莱镜头的原因。这期间史沫特莱与朱德分别向印度的孙中山—尼赫鲁写信求援，促使尼赫鲁决定向中国派遣医疗队，其中就有象白求恩一样死在中国的柯棣华。

一九三八年一月，史沫特莱到了汉口，以记者和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身份，借抗日之名为共军向国内外募捐和申请各种援助。有资料称，“她多次接触约翰·戴维斯、佛兰克多恩、史迪威和陈纳德，这些人后来成为影响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人物。”念及美国对华政策在中共篡夺政权中起关键作用，所以，不难想象史沫特莱会对上述美国要人施加影响。

一九四零年九月，史沫特莱离开中国前往香港，并于一九四一年五月回到美国， 开辟红色阵地， 继续为中共宣传。一九四三年，史沫特莱写成《中国的战歌》，借国民党抗日吹捧假抗日的共产党。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四日，朱德致函史沫特莱说：“我们音信断绝已经多年，现在终于有可能建立联系了。”  最迟从这时起，史沫特莱就投入在美国支持中共颠覆中华民国的宣传战， 她写信告诉“我的亲爱亲爱的朋友朱德”，“你今年七月的来信我最近才收到，你嘱我相信中国人民，你还指出你也相信美国人民。我已从你的来信中摘出一段，印在新年的贺年片上，寄发给所有为中国的胜利出过力的朋友们。”

一九四六年九月，老舍在免费招待艺术家创作的雅门（XADDO）与史沫特莱相遇。史沫特莱住在美国富人的庄园里为谋害了无数中国富人的朱德立传。她“无时无地不给当时的中国的解放区与苏联作宣传。在作这种宣传的时候，她还是针对着对象，适当的发言，不犯急性病。比如，有两次她到新从战场上退役的士兵里去活动，教他们不要追随着老退伍军人作反动的事情，她就约我同去，先请我陈诉蒋介石政权是多么腐烂横暴，而后她自己顺着我的话再加以说明”。

还有资料透露，史沫特莱与冯玉祥一起，开着车身贴满宣传画和标语的汽车在纽约四处演讲，呼吁美国人民起来反对政府援助中华民国。象共产党一样不仁不义的冯玉祥，最迟从一九四七年五月开始在美国协助红色势力抹黑蒋中正。冯玉祥骂蒋中正为 “帝国主义之狗”，其实他自己已沦为共产国际的狗。这个“大老粗”还在红色势力的支持下，写出《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竭力抹黑蒋中正。 因此毛泽东不惜花大价雇苏联客轮去纽约接冯玉祥回国，岂知客轮失事， 冯玉祥葬身大海。

史沫特莱则继续在美国为中共混淆是非，欺骗世人，比如，她在芝加哥作“中国的民主斗争”的演说时宣称:

　　“当我们美国人说我们怕极权主义，我心存怀疑。因为如果真的怕，我们就不会去支持蒋介石的极权统治了。可是二十年来我们就是支持那个政权，我们对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佛朗哥也都是同一个做法。我们并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不对，虽然他们侵犯了民主的各个方面，不给人民以公民权利，而且凭武力进行极权统治。我们的政府支持着今天的国民党极权统治，而谈论着遥远的未来的中共的极权主义，这样做是不诚实的。”

史沫特莱滥用言论自由，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二月被指控为“苏联间谍”受到调查。

二战结束后，麦克阿瑟盟军总司令部情报处长威洛比少将奉命调查左尔格间谍网疑案，毕竟日苏双方各执一词。调查结果被编写成《远东国际间谍的真相》的小册子，又名“威洛比报告”，于一九四九年二月公布。可是面对事实，史沫特莱一如既往地撒谎并质问麦克阿瑟，“一个大权在握的将军，利用豁免一切民事诉讼的特权，诋毁一个无职无权、连政治组织背景都没有的一个弱小的美国公民的名誉，该当何罪！”  

共产国际在美国的走卒比如斯诺竭力支持史沫特莱撒谎。杨国光在左尔格传中，引用斯诺说，“最后迫使美国陆军部不得不作出书面道歉。它向一介平民道歉，这是史无前例的”。同时还透露，陈翰笙受命向史沫特莱转达中国共产党对她访华的邀请，并为此留下了盘缠一千美金。陈翰笙其时也潜伏美国，他先在华盛顿州立大学任客座教授，后在约翰·哈近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任研究员。史沫特莱是中共篡夺政权约一个月后收到访华邀请的。

一九四九年深秋，史沫特莱想从英国转道投奔红色中国，于一九五零年在英国病死。死前，史沫特莱指定朱德为其稿费接受者并表示“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国革命者同在。”

因此，史沫特莱在伦敦去见马克思一周年时，中共在北京为她举行了追悼大会和隆重的葬礼。上述老舍对史沫特莱的回忆，就是他当天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红色宣传。那时老舍没想到，十五年后，他会作为北京文联主席被打得遍体鳞伤而投湖自尽。史沫特莱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中共烈士陵园，一块大理石墓碑上用金字镌刻着朱德写的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被称为“中国人民之友”的史沫特莱显然只是中共之友，或曰朱德的“白肤女皇”。

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象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样都是洋奴美化共匪及其头目的代表作。

然而，即使是朱德也没有在红色中国免遭迫害。红色暴政建立后，朱德开始享有特权，一个人就有五位秘书、六名警卫、还有医生、护士、阿姨、厨师等。 在毛泽东打倒高岗、饶漱石以及彭德怀后，朱德被迫作过两次检查。一九六六年五月他又在中共中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遭到与会者批判。其时他虽然身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要职，但已没有任何权力，身边也只剩下三个警卫员和一位厨师。“文革”中，“批判朱德大会”虽临时被取消，但康克清则被打成走资派，挂着走资派的牌子被卡车拉着，在北京游街、批斗。后来她还被迫扫厕所，七十年代后才官复原职。朱德的子女则被禁止进入中南海。连朱德纪念康克清的前任伍若兰而养的兰花，用朱德孙子朱和平的话说， “也同样遭到厄运。”

值得一提的是，康克清在一九八九年下半年听了有关罗马尼亚的红色暴政轰然垮台的文件后中风，清醒来后她的第一句话，竟是“齐奥塞斯库夫妇怎么样了”？

侵扰了全世界，占领半个世界的共产党在苏联、东欧各国都被人民推翻，中国人也必然会解体共产党的极权专制。史沫特莱这样的共产间谍到时自然会成为反面教材。

蘇日矛盾被共諜轉化成中日戰爭

史沫特莱在二十年代末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华民国，以记者身份从事红色宣传和渗透活动。史沫特莱象约翰·里德（John Reed）一样是在莫斯科的文学档案中有文章保险柜的两个美国人。史沫特莱是共产国际间谍的铁证如山，但她是个“狡猾和高超的间谍”，一再蒙混过关。

史沫特莱在中国活动的十二年间，“左联五烈士”、“民族魂”和“七君子”等红色头衔先后出笼。一九三一年四月，日本就有进攻苏联的打算，可是随着“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 “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和“皖南事变”的相继发生，战祸就被转嫁到中国。而“共匪”也变成了“八路軍”與“新四軍”！从此事实被歪曲，正邪被颠倒。

以史沫特莱和宋庆龄为首的共产国际间谍与民国政府作对，误导和欺骗中国民众，最后利用民众的爱国激情迫使民国政府改变了剿共政策，承认反传统反人类的国际恐怖组织共产党在中国的合法地位。

史沫特莱亲自参与共产党一手策划的“西安事变”。尾崎秀实则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在日本纨绔子弟西园寺公一创办的半月刊《时事画报》上发表评论，宣称中国国民党将会放弃过去的“反共”政策，实现国共合作，同毛泽东等携起手来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此断言让他一鸣惊人，因为在当时的日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把中共领导的红军视为“共匪”而不屑一顾。

日本历史学家松元一男在《张学良和中国》中也断定，“在西安事变里获益最多者是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失去了身为国家元首的面子，张学良种下了被监禁半个世纪以上的开端，杨虎城也导致了被惨杀的命运，但是对共产党来说，拜西安事变之赐，红军得以苏生、发展而取得天下。”  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西安事变”把中共从牢狱中解放出来。

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就可看到中共完全听命于苏共。毛泽东本来想杀害蒋中正，但斯大林只想迫使蒋中正抗日。所以，“西安事变”发生后，苏共的《真理报》和《消息报》相继发表社论抨击“张学良叛变、反对政府，绑架蒋介石”，认为这将导致中国内战，日本坐收渔翁之利。与此同时，苏共发电报给中共，要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斯诺在《红色中国散记》中透露，宋庆龄曾告诉他，这期间她“曾替斯大林转过一封很凶的电报给毛泽东，内容是要求中共必须（对张学良）施加压力放蒋。”张国焘的回忆录也提到当时曾接到斯大林措辞很严厉的一封电报。

苏共还借机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诬蔑汪精卫，说“张学良是受了汪精卫的影响，或者是汪精卫利用东北军中的反日情绪，发动了这次政变，绑架了蒋介石。”汪精卫认识到，共匪之抗日，为第三国际而战，其目的在使日本疲敝，使中国崩溃。因此他反共主和，所以，苏共诬蔑他“主张对日妥协，是卖国贼”。这是共产国际的统一调子。过了两天，苏联政府还通过驻中国的使馆发表声明，谎称“苏联政府一直没有和中国共产党有任何直接联系，我们一直支持蒋介石政府，反对张学良发动的这次政变。”

君子斗不过小人，因为君子不会信口雌黄，也不屑使用阴谋诡计。

共产党却为了篡夺各国政权不惜一切手段。中共一边渲染甚至制造中日矛盾，一边挑起民众的抗日情绪，目的就是要国军停止剿共。共党制造了“西安事变”后，发生了导致中日矛盾激化的“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于是，国民党中央社于九月二十二日发表了周恩来七月十五日拟定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共党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共党在第二条中自己承认了国军剿共的原因。

历史已经证明，共党完全违背了自己的宣言。

可惜，共产国际迫使国民政府承认中共的阴谋却得逞了。

上当受骗的国民政府只好退居台湾，对共党采取 “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态度。国共两党谁正谁邪，从一九四九年后的台湾和大陆的状况就一目了然。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四，中共让木偶廖承志出面发表致蒋经国的公开信后，宋美龄出面回了廖承志一封公开信。对照两封信，就能获知中共的伪善与邪恶。在此摘录宋美龄信中的一段，以示国民党与共产党以及宋氏姐妹的不同：

“《北京日报》亦曾报导，北京市政府人员在‘文革’中，就有一万二千人被杀，共党高层人物，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均以充军及饥饿方式迫死，彼等如九泉有知，对大量干部自相残杀，豆萁相煎之手段，不知将作何想法？……世侄所道‘外人巧言令色’旨哉斯言，莫非世侄默诋奸邪之媚外乎。

相对言之，中华民国开国以来，除袁世凯之卑鄙觊觎野心失败外，纵军阀时代，亦莫敢窜改国号，中华民国自国民政府执政以来，始终以国父主义及爱国精神为基据，从未狮亵谀外，如将彼等巨像高悬全国，灵爽式凭，捧为所宗者，今天有正义感之犹太人尚唾弃其同宗之马克思，乃共党竟奉之为神明，并以马列主义为我中华民族之训练，此正如郭沫若宣称‘斯大林是我爸爸’，实无耻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呕。”

註：此文是專著《無恥的洋人》第一章〈共产国际间谍史沫特莱等如何滲透中華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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