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與史沫特萊的異同

宋慶齡（一八九三－一九八一）的父親是中國的暴發戶，史沫特萊（一八九二－一九五零）的父親是美國礦工。表面上，她們的區別很大，但實質上，她們卻大同小異，都屬反傳統反道德的共產國際間諜。

紅色女性

史沫特萊自己的婚姻破裂後到紐約結識印度共黨領導人恰托，成為其情婦。與孫中山不同的是恰托沒有因為新歡而拋棄妻子。宋慶齡與史沫特萊都涉足他人的婚姻，都是二奶的先行者。與此同時，她們也都是紅色恐怖主義的幫凶。

一九一八年史沫特萊被控違反間諜法， 入獄六個月。雖然罪證確鑿，她卻聲稱自己是無辜的受害者。所以，曾同情她，試圖為她寫傳來證明其名譽的露絲·普萊斯（Ruth Price）最後在大量的事實面前認清史沫特萊的醜惡面目後表示，這個時候史沫特萊“已經成為欺騙高手”。

二十七、八歲時，史沫特萊跟著情夫移居柏林。在那裡她結識共產國際成員德國人威利·門森伯格（Willi Muenzenberg）和他的戰友雅各布·米洛夫·阿布拉莫夫（Jakob Mirov-Abramov）。後者的官方身份是蘇聯駐柏林大使館工作人員，實際上是共產國際國際聯絡部歐洲區頭目，後來還成為蘇聯軍事情報組織的重要人物。這兩人與史沫特萊被共產國際派到中國密切相關。

一九二一年，史沫特萊就到過莫斯科。一九二八年，史沫特萊再次去蘇聯，並從那兒與一位小秘兼情夫進入中國。宋慶齡則在國民黨清黨剿共後，與曾代孫中山與蘇共聯絡的陳友仁一起站在了共產黨一邊，並於一九二七年八月共同前往蘇聯，受到蘇共厚待。在南京政府因蘇聯支持共產黨在南昌等地的武裝暴動而與其斷交時，宋慶齡又與陳友仁等一起在莫斯科譴責中國政府。在莫斯科，宋慶齡與史沫特萊第一次相見。

一九二八年三月，宋慶齡從蘇聯到柏林，陳友仁則去了法國。他們本來分別是鰥夫寡婦，又成雙結隊，以致外界誤傳他們象蔣介石和宋美齡一樣結婚。歷史證明宋慶齡需要孫中山遺孀的名義，以便為共產國際效勞，因此他們當時用分離來闢謠。

一九二九年春天，在南京紫金山修成耗資巨大、歷時三年的中山陵。南京政府為孫中山舉行國葬儀式。宋慶齡回國出席國葬，史沫特萊則前去報道葬禮。

應共產國際操縱的“國際反帝大同盟”之請，宋慶齡又發表對國民政府的譴責。宋慶齡宣稱：“反革命的國民黨領導人的背信棄義的本質，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無恥地暴露於世人面前。在背叛國民革命後，他們已不可免地墮落為帝國主義的工具，企圖挑起對俄國的戰爭。”宋慶齡已墮落為共產黨的工具，失去了正常的判斷力，否則，她就會認識到背信棄義的首先是共產黨，而國民黨只是被迫反抗。好在宋慶齡的赤色宣言沒有得到多大反響，於是，宋慶齡又離開中國，一直到一九三一年宋慶齡才以奔母喪為由，回國協助史沫特萊們執行共產國際赤化中國的任務。

在宋慶齡年譜中從一九二九年她離開中國到一九三一年回國基本是空白，念及廖承志表示宋慶齡在地下工作中訓練有素，因此可以推斷：宋慶齡可能在這段時間里曾接受過秘密培訓。畢竟宋慶齡是共產國際的間諜已經被蘇聯解體後公佈的秘密檔案證實。

宋慶齡身為孫中山的遺孀在中華民國位高名重，本來可以為在中國實現孫中山治國理念而奮鬥。可是她卻鬼迷心竅，淪為共產國際間諜，為共產國際顛覆奉孫中山為國父的中華民國發揮了無人能夠替代的作用。

在戴季陶、蔣介石、汪精衛等國民黨要人相繼認清共產黨的危害後，國民黨不再是共產國際成員的保護傘，國際共運在中國的勢力也象在德國一樣遭到毀滅性打擊。

宋慶齡幾乎從回到上海的第一天起就設法營救兩位持有瑞士護照的共產國際間諜“牛蘭夫婦”。共產國際為了與國民政府的司法部門唱對台戲專門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一九三三年初，上海的盟員發展到三十一人，其中包括魯迅。宋慶齡為主席、蔡元培為副主席、楊杏佛為總幹事，史沫特萊為英文秘書。史沫特萊便以此名義聯絡國內外的紅色勢力包括反對暴力革命的肖伯納等國際名人製造輿論，混淆視聽。被捕的數位地下共產黨員比如丁玲等都因此被釋放並潛入蘇區。

關系破裂

一九三六年九月，史沫特萊在宋慶齡介紹給張學良做副官的共產國際成員劉鼎的安排下去西安，住進臨潼華清池溫泉招待所，在蔣介石來到前，搬進西京招待所。

就是說，史沫特萊成為共產國際策劃多時的“西安事變”的參與者。 “西安事變”是共產黨咸魚翻身，顛覆中華民國的關鍵一步。周恩來到西安後，很快與史沫特萊取得聯系。

史沫特萊在完成“西安事變”的紅色宣傳任務後，得到去延安的邀請。可是她在“西安事變”中的活動卻促使宋慶齡留下一封把她倆釘上歷史恥辱柱的密信。

一九三七年一月，宋慶齡從上海寫密狀向在莫斯科的王明指控已潛入延安的史沫特萊。此文件證明他們三人都接受共產國際領導。這封告狀信已於七十年後在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一九三一—一九三七）》第十五卷發表。

這封信透露宋慶齡濫用其身份，秘密違反家規國法，象史沫特萊一樣為共產國際工作，史沫特萊並非宋慶齡的秘書，因此，有必要在此照登宋慶齡的秘函。

親愛的同志：

我必須向您報告以下情況，這些情況有可能威脅我的工作和損害我將來在中國可能與之有聯系的任何運動。我提出這些情況供您研究，希望您能著眼於業已發生的情況，給我提供關於今後行為方式的建議。

一段時間以前，作為對毛澤東同志請求幫助提供資金的來信的答復，我在三個月前給他寄去了一筆款項，此事在這里只有一個人知道，他起了聯絡人作用，通過他，我收到了來信和轉寄了錢款。

幾周前，宋子文得到釋放蔣介石的保證從西安回來後，想與我見面。他對我說，蔣介石獲釋有一些明確的條件，這些條件經商定是嚴格保密的，並且蔣介石在過一段時間是要履行的。但是他說，共產黨人出乎意料地通過西安電台公佈了這些條件，而其英譯稿也經史沫特萊報道出去了。史沫特萊小姐以自己的名義公開證實了這些消息的真實性，並補充說，周恩來同蔣介石、宋子文進行了談判，等等。宋子文說，我們說好了，所有這些事情要絕對保密。

蔣介石對“共產黨人違背諾言和缺乏誠信”非常惱火，決定不再受這些諾言的約束，也不履行任何條件。他對宋子文說，別指望同這些人合作，“他們沒有起碼的誠實”等等。這使宋子文極為不安，因為他知道不可能再保持其《西安協議》保證人的地位。

我自然為我們的同志們辯護，我說，這種背信棄義的事應該是楊虎城幹的，還說，無論如何史沫特萊不是在為共產黨做工作，而是一個同情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自由派作家和新聞記者。當時宋子文問我：“要是我告訴您，周恩來曾告訴我，不久前您給他們寄去了5萬美元，您還會否認您的同志出賣了您嗎？並且他還對我們兩個人（我和宋美齡）說，我們可以通過您同紅軍的代表取得聯系。”

至於史沫特萊小姐，我想說，她不顧不止一次的指示，繼續保持著不好的關系，向他們提供資助，然後就要求黨來補償那些由她提議花費的款項。實際上這里的人認為她是共產國際的代表。她把《工人通訊》的出版者、工會書記、“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的工作人員和其他許多人帶到同情我們的外國人的一個住所，結果這個用於重要目的的特殊住所遭到破壞。雖然她無疑是出於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給我們的利益造成了損失。

我轉達了您把她孤立起來的指示，但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的同志讓她在西安工作，給我們造成了麻煩和困難。或許他們認為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

忠實您的宋慶齡（親筆簽字）

1937年1月26日於上海

宋子文與宋美齡最遲在“西安事變”之後就從周恩來處獲知他們的姐姐秘通共匪，這在當時是殺頭之罪， 但是他們縱容了宋慶齡的謊言和違法行為。為此他們付出了從一九四九年起就喪失家園故國，祖墳被挖，流亡至死等的代價。善惡必報，縱容邪惡也要遭報。

2016年首發《新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