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自己辩护 — 与华人对话

   

   2003年我上中文网后发现即使都使用汉语，但因为意识形态不同，对相同的字词句常有不同的理解。比如很多人都如大陆出的现代汉语词典一样以为文人就是“会做文章的读书人”。毫无疑问这样的低标准是马列意识形态下的产物。而依我之见文人该是一种文化的代言人和活载体，他们不仅能把自己的道德情操诉诸笔端并能身体力行，言传身教。

   自马列主义传染到大陆后，以“仁义礼智信”为社会道德的中华文化（儒释道）遭到严重破坏，中华文人也从此逐渐失去安身立命的社会环境。五四以后在马列非文化的肆虐下，尤其是中共在大陆顛覆中华民国后，文人莫不遭受中共迫害，林昭（1932-1968）是其中之一。这位被母亲误导投身共运的才女1957年在北大被打成右派，开始遭受残酷迫害直到被枪杀。“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是林昭为自己留下的墓志铭。而以鲁迅为首的“左联”成员即使再会做文章也只能算笔杆子，因为他们都听命于共产国际恐怖组织，违背天理人伦。

   六四以后良心未泯的读书人只要能够获知真相都会唾弃马列邪教并开始以不同的方式寻找出路，寻求真理。我通过留学德国而回归中华文化，并以宣扬中华文化为己任。回眸华文世界，我发现留学美国的龙应台的言行甚合我意。我们都是外国文学博士，但在比较了东西方文化后更认同中华文化并以中华文人自律。

   龙应台的文人标准在她2004年3月在四川大学的讲演中有所流露：“文人要以追求自由为不可遏制的需求，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同时也提到文人得“忍辱负重”，要“谦悲”。这些说法与我的认识不谋而合，但我因为向来以古代文人为榜样，还强调文人得知敬天畏神奉佛求道。当我从网上获知她在我的故乡讲演时，可谓百感交集。

   龙应台30岁从美国学成回到台湾，马上就点燃一把野火，而我30岁从德国回到大陆，面对脏乱差的现实，只会赶快溜之大吉。当我借作家身份赖在德国，用德文宣扬中华文化时，嫁到德国的龙应台却一再光顾大陆，她没有也不可能放火，但却刮起了“龙卷风”。龙应台的“啊！上海男人”和“为台湾民主辩护 — 与华人世界对话”发表后，都反响激烈……龙应台的文人意识应该大大冲击了深受马列毒害的华人世界。

   在叹服龙应台之余，我觉得我们的不同点在于：她着眼于社会，关心市民生活，推广民主实践，大有儒家风范，而我的着眼点在灵界，关注心灵活动，推崇佛法修炼，传承佛道两家。

   我曾听过一场有关大脑的报告，报告人挂出一个图案让大家辨认。在座的要么看到一个老男人头像，要么看到一个小女孩头像，人数大概各一半，我属于后类，惟独坐我旁边的一个人表示她两种可能都看得见。我让她指导我，可惜无论我怎么努力都只能看见一个小女孩的头像。这次经历让我不仅深知自己的局限也认识到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有限。只见老男人者和只见小女孩者如果都只相信自己，就根本无法交流。好在还有两种图像都能看见的人，但他们少得可怜。

   那以后我意识到在现实生活中我也只能或者说只愿见美好的女孩头像。在大陆那样险恶的环境下我就如同惊弓之鸟，自己都寝食不安，更谈不上煽风点火，所以只能象黄鹂一样呆在德国拣高枝啼。我虽然对谁都面带微笑，但因志趣不投很难与人同行。我只想支持反共的仁人志士，力挺他们抑恶扬善。

   六四屠杀前我对中共的罪行几无所知。六四后我才在德国结识一系列中共罪行的历史见证人，其中一位一直顶着来自中共大使馆等的压力在六四的产物“德国导报”上义务给我这样的后生们上血淋淋的“党史”课。除此之外他还热心帮助在德的中国难民……2004年过年聚会时他表扬我身为“红五类”不为私利媚共而大胆反共，我则答说这和他的影响不无关系。当然也因为我和他一样都敬仰孔子，信奉“仁义礼智信”。

   遗憾的是中共执政后成长起来的读书人都不仅饱尝迫害还深受毒害。他身为“黑五类”也不例外。我们虽然都对中共暴政以及简化汉字等持批判态度，但他毕竟没有机会象我一样入德国大学全面清洗中共毒汁。1999年我读他对《转法轮》的评价时，就发现他居然对特异功能一无所知还不自知，当然更不知敬佛求道，那时我就曾打电话批评他的主观臆断。自从我2002年亲身体验法轮功的神奇后，在和他的交流中，我才获知是无神论障碍了他的思想。我不知如何回过头来影响他。不过他能目睹法轮功创造的奇蹟包括我的变化。

   正是他在2004年把一位难民介绍给我。在电话上她表示我的文章让她相信法轮功是佛法大道，信誓旦旦地要跟我学法轮功，于是我义不容辞地排除万难前去教她。第一天晚上她跟着我炼动作看讲法录像，第二天早上这位深受失眠煎熬的苦命人就表示睡了一个几十年没有的好觉。可惜接下来她不是如约跟我炼功学法，而是乐于向我宣讲一切与此无关的话题，包括劝我结婚，并向我推荐一位关心她的男法轮功学员，一改她在电话上传递的孤苦无助的印象，倒好象寻求帮助的是我，而不是她。

   她的身世很悲惨，父母遭中共杀害，她在大陆过的生活牛马不如，不仅当过囚徒，还为了生存而下嫁……现在她能以政治难民的身份获得德国政府的福利待遇，不仅不用再愁温饱，还享有全大陆人都没有的人权和自由，我觉得她应该知恩感恩才是，然而她却怨言连篇，嫌这儿嫌那儿，也嫌我的义务服务不够好。比如我带去的法轮功录像带不是中文的，而是配有德文同声翻译的。而我只好无怨无悔地承受，谁让我自觉自愿地戴着“真善忍”的紧箍咒？同时我还感谢法轮功，否则我不可能如此近距离地去接触一位难民。在回家的火车上我曾想写篇文章介绍中共给德国制造的包袱，但一到家后我就宁可躺在床上听鸟儿报春，也不想再提任何包袱，直到我再次见到她的介绍人。

   我的脑袋似乎只能装美好善良纯正的事物，别的都储存不了。通过炼法轮功我自身的免疫力大增，不用再象过去那样担心污染，非得闭关自守不可。况且面对无数华人象我父母一样因为深受惯于颠倒黑白的中共毒害居然反感甚至仇恨法轮功，我岂能再象过去那样只求自我升华。

   我虽然早就从理论上认识到谎言、暴力和恐怖是中共压在老百姓头上的三座大山，但上网后才深切体会到大陆人的可悲境地：说假话用真名理直气壮，讲真话时却不敢用真名。笔名沦为不敢透露真实身份的匿名。依我过去的脾气我不屑与胆小鬼来往，但修炼后变得宽容不少，所以结交了好几个匿名者，其中有位自称五岳三山。

   读他的文章时我就猜测到作者属具有中华文化的老一辈大陆人。果然他已年过花甲，自幼承父言传身教，一生勤勤恳恳做事，堂堂正正做人，诚信仁爱，伸张正义，疾恶如 仇。即使上当受骗吃亏不少，仍然只做好事不做坏事。 虽达不到“吾日三省吾身”，却也知道常常省查自己。面对中共的罪恶他忍无可忍，即使失业在家，还忧国忧民，撰文慷慨陈词。就是说这位信奉中华传统道德的大陆人非文字工作者，却堪称少见的中华文人。

   但中共让他恐惧到了杯弓蛇影的地步，他不仅不敢透露身份也不敢随便与人交流，我有幸赢得他的信任，也努力去胜任他分配给我的角色—“他唯一的网友”。在他的文章中有二十多篇为法轮功张目，四 篇专批江氏镇压法轮功，论证中共才是邪教，足以应证我的观点，谁了解中华文化就会认同法轮功。

   他也有专文揭露无神论的危害，但他却不是真正信神，而是相信自己对神佛的看法。在我们的对话中我感觉就象坐上了跷跷板的一头，他用渊博的学识把我越跷越高，而无论我怎么努力，都不能让他把脚离开地面。本来多亏法轮功我才可能与他结交，到头来他却说我“偏执”法轮功，而我以为正因他偏执自己的观念，至今未尝到修炼的甜头。与他相比我除了“真”外别的都不如他，但却因能从理性上认识到法轮功是佛法大道，已通过修炼大获其益。我也曾象他一样热衷养生术，但现在我已不为食物的酸碱性和饮水的洁净度担忧，也不用再买昂贵的医疗保险，而他还在为这些问题所困扰。

   “善缘孽缘都是缘，无缘不来。善孽缘不尽不散，缘尽不再。”是他来信中的连珠妙语之一。这让我联想到我只有佛缘，没有人缘，即使想“广结善缘，普传佛法”也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只能一如既往地自我安慰：岂能尽如人意，但求不愧我心。

2004年首发

正體字版

為自己辯護 — 與華人對話

   

   2003年我上中文網後發現即使都使用漢語，但因為意識形態不同，對相同的字詞句常有不同的理解。比如很多人都如大陸出的現代漢語詞典一樣以為文人就是「會做文章的讀書人」。毫無疑問這樣的低標準是馬列意識形態下的產物。而依我之見文人該是一種文化的代言人和活載體，他們不僅能把自己的道德情操訴諸筆端並能身體力行，言傳身教。

   自馬列主義傳染到大陸後，以「仁義禮智信」為社會道德的中華文化（儒釋道）遭到嚴重破壞，中華文人也從此逐漸失去安身立命的社會環境。五四以後在馬列非文化的肆虐下，尤其是中共在大陆顛覆中華民國後，文人莫不遭受中共迫害，林昭（1932-1968）是其中之一。這位被母親誤導投身共運的才女1957年在北大被打成右派，開始遭受殘酷迫害直到被槍殺。「自由無價，生命有涯，寧為玉碎，以殉中華」是林昭為自己留下的墓志銘。而以魯迅為首的「左聯」成員即使再會做文章也只能算筆杆子，因為他們都聽命於共產國際恐怖組織，違背天理人倫。

   六四以後良心未泯的讀書人只要能夠獲知真相都會唾棄馬列邪教並開始以不同的方式尋找出路，尋求真理。我通過留學德國而回歸中華文化，並以宣揚中華文化為己任。回眸華文世界，我發現留學美國的龍應台的言行甚合我意。我們都是外國文學博士，但在比較了東西方文化後更認同中華文化並以中華文人自律。

   龍應台的文人標準在她2004年3月在四川大學的講演中有所流露：「文人要以追求自由為不可遏制的需求，不惜以生命為代價。」同時也提到文人得「忍辱負重」，要「謙悲」。這些說法與我的認識不謀而合，但我因為向來以古代文人為榜樣，還強調文人得知敬天畏神奉佛求道。當我從網上獲知她在我的故鄉講演時，可謂百感交集。

   龍應台30歲從美國學成回到台灣，馬上就點燃一把野火，而我30歲從德國回到大陸，面對髒亂差的現實，只會趕快溜之大吉。當我借作家身份賴在德國，用德文宣揚中華文化時，嫁到德國的龍應台卻一再光顧大陸，她沒有也不可能放火，但卻颳起了「龍捲風」。龍應台的「啊！上海男人」和「為台灣民主辯護 — 與華人世界對話」發表後，都反響激烈……龍應台的文人意識應該大大衝擊了深受馬列毒害的華人世界。

   在嘆服龍應台之餘，我覺得我們的不同點在於：她著眼於社會，關心市民生活，推廣民主實踐，大有儒家風範，而我的著眼點在靈界，關注心靈活動，推崇佛法修鍊，傳承佛道兩家。

   我曾聽過一場有關大腦的報告，報告人掛出一個圖案讓大家辨認。在座的要麼看到一個老男人頭像，要麼看到一個小女孩頭像，人數大概各一半，我屬於後類，惟獨坐我旁邊的一個人表示她兩種可能都看得見。我讓她指導我，可惜無論我怎麼努力都只能看見一個小女孩的頭像。這次經歷讓我不僅深知自己的局限也認識到人與人之間交流的有限。只見老男人者和只見小女孩者如果都只相信自己，就根本無法交流。好在還有兩種圖像都能看見的人，但他們少得可憐。

   那以後我意識到在現實生活中我也只能或者說只願見美好的女孩頭像。在大陸那樣險惡的環境下我就如同驚弓之鳥，自己都寢食不安，更談不上煽風點火，所以只能象黃鸝一樣呆在德國揀高枝啼。我雖然對誰都面帶微笑，但因志趣不投很難與人同行。我只想支持反共的仁人志士，力挺他們抑惡揚善。

   六四屠殺前我對中共的罪行幾無所知。六四後我才在德國結識一系列中共罪行的歷史見證人，其中一位一直頂著來自中共大使館等的壓力在六四的產物「德國導報」上義務給我這樣的後生們上血淋淋的「黨史」課。除此之外他還熱心幫助在德的中國難民……2004年過年聚會時他表揚我身為「紅五類」不為私利媚共而大膽反共，我則答說這和他的影響不無關係。當然也因為我和他一樣都敬仰孔子，信奉「仁義禮智信」。

   遺憾的是中共執政後成長起來的讀書人都不僅飽嘗迫害還深受毒害。他身為「黑五類」也不例外。我們雖然都對中共暴政以及簡化漢字等持批判態度，但他畢竟沒有機會象我一樣入德國大學全面清洗中共毒汁。1999年我讀他對《轉法輪》的評價時，就發現他居然對特異功能一無所知還不自知，當然更不知敬佛求道，那時我就曾打電話批評他的主觀臆斷。自從我2002年親身體驗法輪功的神奇後，在和他的交流中，我才獲知是無神論障礙了他的思想。我不知如何回過頭來影響他。不過他能目睹法輪功創造的奇蹟包括我的變化。

   正是他在2004年把一位難民介紹給我。在電話上她表示我的文章讓她相信法輪功是佛法大道，信誓旦旦地要跟我學法輪功，於是我義不容辭地排除萬難前去教她。第一天晚上她跟著我煉動作看講法錄像，第二天早上這位深受失眠煎熬的苦命人就表示睡了一個幾十年沒有的好覺。可惜接下來她不是如約跟我煉功學法，而是樂於向我宣講一切與此無關的話題，包括勸我結婚，並向我推薦一位關心她的男法輪功學員，一改她在電話上傳遞的孤苦無助的印象，倒好象尋求幫助的是我，而不是她。

   她的身世很悲慘，父母遭中共殺害，她在大陸過的生活牛馬不如，不僅當過囚徒，還為了生存而下嫁……現在她能以政治難民的身份獲得德國政府的福利待遇，不僅不用再愁溫飽，還享有全大陸人都沒有的人權和自由，我覺得她應該知恩感恩才是，然而她卻怨言連篇，嫌這兒嫌那兒，也嫌我的義務服務不夠好。比如我帶去的法輪功錄像帶不是中文的，而是配有德文同聲翻譯的。而我只好無怨無悔地承受，誰讓我自覺自愿地戴著「真善忍」的緊箍咒？同時我還感謝法輪功，否則我不可能如此近距離地去接觸一位難民。在回家的火車上我曾想寫篇文章介紹中共給德國製造的包袱，但一到家後我就寧可躺在床上聽鳥兒報春，也不想再提任何包袱，直到我再次見到她的介紹人。

   我的腦袋似乎只能裝美好善良純正的事物，別的都儲存不了。通過煉法輪功我自身的免疫力大增，不用再象過去那樣擔心污染，非得閉關自守不可。況且面對無數華人象我父母一樣因為深受慣於顛倒黑白的中共毒害居然反感甚至仇恨法輪功，我豈能再象過去那樣只求自我升華。

   我雖然早就從理論上認識到謊言、暴力和恐怖是中共壓在老百姓頭上的三座大山，但上網後才深切體會到大陸人的可悲境地：說假話用真名理直氣壯，講真話時卻不敢用真名。筆名淪為不敢透露真實身份的匿名。依我過去的脾氣我不屑與膽小鬼來往，但修鍊後變得寬容不少，所以結交了好幾個匿名者，其中有位自稱五嶽三山。

   讀他的文章時我就猜測到作者屬具有中華文化的老一輩大陸人。果然他已年過花甲，自幼承父言傳身教，一生勤勤懇懇做事，堂堂正正做人，誠信仁愛，伸張正義，疾惡如 仇。即使上當受騙吃虧不少，仍然只做好事不做壞事。 雖達不到「吾日三省吾身」，卻也知道常常省查自己。面對中共的罪惡他忍無可忍，即使失業在家，還憂國憂民，撰文慷慨陳詞。就是說這位信奉中華傳統道德的大陸人非文字工作者，卻堪稱少見的中華文人。

   但中共讓他恐懼到了杯弓蛇影的地步，他不僅不敢透露身份也不敢隨便與人交流，我有幸贏得他的信任，也努力去勝任他分配給我的角色—「他唯一的網友」。在他的文章中有二十多篇為法輪功張目，四 篇專批江氏鎮壓法輪功，論證中共才是邪教，足以應證我的觀點，誰了解中華文化就會認同法輪功。

   他也有專文揭露無神論的危害，但他卻不是真正信神，而是相信自己對神佛的看法。在我們的對話中我感覺就象坐上了蹺蹺板的一頭，他用淵博的學識把我越蹺越高，而無論我怎麼努力，都不能讓他把腳離開地面。本來多虧法輪功我才可能與他結交，到頭來他卻說我「偏執」法輪功，而我以為正因他偏執自己的觀念，至今未嘗到修鍊的甜頭。與他相比我除了「真」外別的都不如他，但卻因能從理性上認識到法輪功是佛法大道，已通過修鍊大獲其益。我也曾象他一樣熱衷養生術，但現在我已不為食物的酸鹼性和飲水的潔凈度擔憂，也不用再買昂貴的醫療保險，而他還在為這些問題所困擾。

   「善緣孽緣都是緣，無緣不來。善孽緣不盡不散，緣盡不再。」是他來信中的連珠妙語之一。這讓我聯想到我只有佛緣，沒有人緣，即使想「廣結善緣，普傳佛法」也心有餘而力不足。我只能一如既往地自我安慰：豈能盡如人意，但求不愧我心。

2004年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