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红色劣迹

 

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大厅演讲时表示，他企图把国民党“像一个柠檬一样挤碎，然后扔掉”。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不得不奋起反抗，年底与苏联断交。

一九二七年十月鲁迅与许广平一起迁居上海。

一九二八年，周恩来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化名伍豪在上海从事听命于斯大林的非法活动，与追求宪政的中华民国为敌。

一九二九年史沫特莱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以记者的名义在上海定居。

以周恩来和史沫特莱为代表的共谍以各种形式，打着各种旗号在中国进行红色渗透，为此在中国出版过上千种红色刊物，收买与哄抬接受共党领导的鲁迅及其同类。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共产国际专门成立赤化文艺界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文委”领导的团体有左联、社联、剧联、美联、教联、音乐小组、电影小组等等。

共产国际由红色代理人出面在中华民国成立过无数组织，比如以鲁迅为首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鲁迅最迟在一九三零年三月成立“左联”时，就可算作共产国际的头号笔杆子。鲁迅为共产国际制造舆论，颠倒黑白，误导民众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深得与他“心灵相通”的毛泽东的赞赏。一九四零年毛泽东就把鲁迅吹捧为“空前的民族英雄”，还宣称“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对苏联及其文学的吹捧，表明他是一个空前的民族败类，因为一个独立的知识人比如徐志摩不会相信和兜售苏联的宣传。鲁迅的方向其实就是共产国际及其反传统的党文化的方向。 

以鲁迅为首的红色笔杆子不仅在自己创办的刊物上以各种笔名搞红色宣传，还给其他刊物比如《申报》副刊等投稿，影响舆论。

继“左联”后，共党还于一九三零年八月成立“左翼剧联”，一九三三年成立夏衍任组长的电影组。

被鲁迅在离世前两个月指称为“四条汉子”的周扬、夏衍、阳翰笙、田汉不仅是地下党员，还是“文委”成员。后三者是导演红色话剧，拍摄红色影片的核心人物，被他们误导的观众不知有多少。

田汉以爱国的名义写作《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渲染对日本的仇恨，以转移共产国际与中华民国的矛盾。这首红歌借助夏衍编剧的电影《风云儿女》传遍中国，对共党利用民众的爱国激情转嫁矛盾，掩盖真相，为共党摆脱当时的危机起了难以估计的误导作用。 

共党在大陆颠覆中华民国后，“四条汉子”先成为红色中国文艺界的领导，领导了文艺界的一系列迫害运动，比如“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和“反右”。一九六四年后，害人者自己先后沦为受害人，他们都失去在中华民国享有的自由并遭到残酷迫害。夏衍、周扬和阳翰笙分别被囚禁八年、十年和九年，田汉则在迫害中死去。

史沫特莱的“亲密战友”

史沫特莱到上海后，就与鲁迅取得联系，成为鲁迅的“亲密战友”。冯雪峰到上海后也与鲁迅关系密切。

共产党在大陆颠覆中华民国后，冯雪峰也象被鲁迅骂过的“四条汉子”一样遭到共党迫害。冯雪峰在一九六八年写的“交代”材料中，为史沫特莱在上海的红色劣迹提供了佐证。冯雪峰写到，“从三零年起她对当时左翼文学运动有过一些帮助，她对鲁迅的感情特别深。我们当时都相信她，现在我也认为她是革命方面的人。我觉得她当时对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确实有高度热情的，她写的有关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的一些通讯报导和文章，在国际上起过相当影响的宣传作用。

三零年时，我好象听说过，她同共产国际有秘密联系。因此，对于她当时在上海的关系的复杂和来往的方面之多，我是知道和有所闻的。例如，她同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认识很多，在中国文艺界则同林语堂等人也接近和来往。我们都认为这是她为了工作和为了掩护她自己。我知道她的事情还是很少。但同鲁迅及当时左联有关的几件事情我是知道的，如三零年鲁迅五十年寿辰（当时左联是作为一个运动举行的）就是她设法借荷兰菜馆而开成的。当时鲁迅的活动和左翼文学运动等情况，她曾竭力介绍和宣传到外国去。

一九三六年初，鲁迅和茅盾致电毛主席，祝贺红军长征胜利的电报是她设法送到陕北的。

三六年五月下旬鲁迅病重，她非常着急，由她同宋庆龄请了当时认为在上海的最好的肺病专科医生（美国人），去给鲁迅诊视。

史沫特莱大概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到陕北去，是从华北方面进去的，没有经过上海方面的介绍。一九三七年一月我去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曾在延安见到过她。   

我听张闻天说，鲁迅和茅盾致电毛主席，祝贺红军长征胜利的贺电是一九三六年四月上旬，在瓦窑堡，在我动身到上海前个把星期收到的，即四月十日左右。”

冯雪峰证实共产国际间谍史沫特莱积极宣传鲁迅，传播以鲁迅为首的左联成员的作品。共党利用鲁迅们从思想上了颠覆中国传统价值观，为反人性的红色文艺打下了根基。

因此，“欺骗高手”史沫特莱会宣称：“激励着我精神力量的鲁迅，已成为我人生的路标，我从这位伟大的作家那里所感受到的一切，将永远铭刻在我心中。”

一九三一年二月，共党内讧，借刀杀了左联的五位成员后，史沫特莱将鲁迅所写的《黑暗中国文艺界的现状》一文翻译成英文，在美国的共产党刊物《新群众》上发表，误导和欺骗了不少读者。被鲁迅们吹捧的“左联五烈士”实为鼓吹暴力的劣士。对此九十年代被迫逃离大陆的高尔品（辛灏年）在他主编的《黄花岗》杂志上有专文论述。

一九三三年五月，史沫特莱到苏联十个月，这期间她将新旧宣传品，加工汇编成《中国人民的命运》，象鲁迅一样“揭露了中国的黑暗现实”，目的就是误导读者投入共产恐怖主义运动。一九三四年，史沫特莱响应中共中央宣传苏维埃运动的需要而写作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也问世。

一九三四年十月，史沫特莱经美国重回中国，在鲁迅家里寄居一年。

对冯雪峰提到的鲁迅五十岁寿辰，鲁迅自己在一九三零年九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写到：“友人为我在荷兰西菜室作五十岁纪念，晚与广平携海婴同往，席中二十二人，夜归。” 

史沫特莱则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上海《文学》月刊九卷四期发表《追念鲁迅》，描述了鲁迅的五十岁寿辰，情况与鲁迅的自述区别很大。鉴于《鲁迅日记》并非真实的记录，所以，史沫特莱的回忆可能夸张，但比较翔实。因为，冯雪峰佐证了“左联”由史沫特莱出面借鲁迅生日搞红色聚会。鲁迅不必从下午聚会开始就到场。史沫特莱称生日活动人数不下两百人，可能夸大，但她的描述证明这个活动如冯雪峰所说不仅仅只是给鲁迅祝寿。史沫特莱说那是她第一次会见鲁迅，有研究者指出是一九二八年，以我掌握的资料来看，应该是一九二九年。在史沫特莱眼中，“鲁迅是惟一天才的作家。”因为史沫特莱自己缺乏教养，所以，鲁迅是她“所认识的人当中教养最深的一个。” 毕竟人以群分，鲁迅象史沫特莱一样与正统社会格格不入，他们的人品和作品缺乏诚信和善心。

鲁迅于一九三六年九月发表在《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的文章《死》中也提到史沫特莱， “当印造凯绥·珂勒惠支（Kaethe Kollwitz）所作版画的选集时，曾请史沫德黎（ASmedley）女士做一篇序。自以为这请得非常合适，因为她们俩原极熟识的。不久做来了，又逼着茅盾先生译出，现已登在选集上。”

无论是《追念鲁迅》，还是《死》都透露，鲁迅与史沫特莱互相提挈，一起为共产国际在中国开辟思想通道。  《死》发表一个月后，鲁迅就病逝。

胡愈之在《我的回忆》中承认，他与领导“救国会”的沈钧儒们共同商定:“鲁迅先生的葬仪以上海救国会联合会名义主办，并应通过鲁迅先生的葬礼，发动一次民众的政治性示威，把抗日救国运动推向高潮”。那时共产国际的阴谋是借抗日救国的名义迫使国民政府停止剿共。因而鲁迅的葬礼被共产势力借用来向国民政府要求“抗日救国”，也即停止剿共。所以，连汉字都要骂的鲁迅居然被共产国际成员哄抬成“民族魂”。

鲁迅逝世当天，上海《大晚报》发表《鲁迅先生讣告》，其中公布由十三人组成的鲁迅治丧委员会名单：蔡元培、宋庆龄、内山完造、沈钧儒、萧参、曹靖华、A．史沫特莱、茅盾、胡愈之、胡风、许季茀、周建人、周作人。

负责鲁迅丧仪的冯雪峰私自把这个名单删改为含毛泽东的名单，在日本报纸《日日新闻》上发表。内山完造与史沫特莱都名列鲁迅治丧委员会，虽然其时史沫特莱本人已在西安等候蒋介石中计。

鲁迅死后，其家属怀疑鲁迅信赖的退伍日本军医须滕，对此一九三八年投身赤潮的王元化表示，“鲁迅死于谋杀，是可能的”。二零零六年，我在研究红色文艺及其源头时就发现“鲁迅的死让中共获得了生机”，而如果共产国际需要鲁迅死，鲁迅自然活不了。

无论如何，共党需要正人君子比如苏雪林眼中的“小人之尤”鲁迅，而鲁迅也是靠国际共运跻身中国和世界文坛。史沫特莱也象斯诺一样算鲁迅的洋推手。 

当苏雪林眼中的“流氓大师”被中共包装成“民族魂”后，支持共党地下组织把鲁迅丧礼搞成红色游行的沈钧儒们不久则被红色媒体包装成 “七君子”。从《胡乔木书信集》中可以获知，鲁迅的送葬队伍中有不少中学生。他们是以教书为掩护的中共地下党员带去壮大声势的。当年在上海培明女子中学当英文教员的胡乔木就是这些误人子弟的地下党员之一。仅此可见共党的渗透和造假何其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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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的紅色劣跡

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大廳演講時表示，他企圖把國民黨「像一個檸檬一樣擠碎，然後扔掉」。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不得不奮起反抗，年底與蘇聯斷交。

一九二七年十月魯迅與許廣平一起遷居上海。

一九二八年，周恩來參加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化名伍豪在上海從事聽命於斯大林的非法活動，與追求憲政的中華民國為敵。

一九二九年史沫特萊被共產國際派到中國，以記者的名義在上海定居。

以周恩來和史沫特萊為代表的共諜以各種形式，打著各種旗號在中國進行紅色滲透，為此在中國出版過上千種紅色刊物，收買與哄抬接受共黨領導的魯迅及其同類。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共產國際專門成立赤化文藝界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委。「文委」領導的團體有左聯、社聯、劇聯、美聯、教聯、音樂小組、電影小組等等。

共產國際由紅色代理人出面在中華民國成立過無數組織，比如以魯迅為首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

魯迅最遲在一九三零年三月成立「左聯」時，就可算作共產國際的頭號筆杆子。魯迅為共產國際製造輿論，顛倒黑白，誤導民眾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深得與他「心靈相通」的毛澤東的讚賞。一九四零年毛澤東就把魯迅吹捧為「空前的民族英雄」，還宣稱「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魯迅對蘇聯及其文學的吹捧，表明他是一個空前的民族敗類，因為一個獨立的知識人比如徐志摩不會相信和兜售蘇聯的宣傳。魯迅的方向其實就是共產國際及其反傳統的黨文化的方向。 

以魯迅為首的紅色筆杆子不僅在自己創辦的刊物上以各種筆名搞紅色宣傳，還給其他刊物比如《申報》副刊等投稿，影響輿論。

繼「左聯」後，共黨還於一九三零年八月成立「左翼劇聯」，一九三三年成立夏衍任組長的電影組。

被魯迅在離世前兩個月指稱為「四條漢子」的周揚、夏衍、陽翰笙、田漢不僅是地下黨員，還是「文委」成員。後三者是導演紅色話劇，拍攝紅色影片的核心人物，被他們誤導的觀眾不知有多少。

田漢以愛國的名義寫作《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渲染對日本的仇恨，以轉移共產國際與中華民國的矛盾。這首紅歌藉助夏衍編劇的電影《風雲兒女》傳遍中國，對共黨利用民眾的愛國激情轉嫁矛盾，掩蓋真相，為共黨擺脫當時的危機起了難以估計的誤導作用。 

共黨在大陸顛覆中華民國後，「四條漢子」先成為紅色中國文藝界的領導，領導了文藝界的一系列迫害運動，比如「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和「反右」。一九六四年後，害人者自己先後淪為受害人，他們都失去在中華民國享有的自由並遭到殘酷迫害。夏衍、周揚和陽翰笙分別被囚禁八年、十年和九年，田漢則在迫害中死去。

史沫特萊的「親密戰友」

史沫特萊到上海後，就與魯迅取得聯繫，成為魯迅的「親密戰友」。馮雪峰到上海後也與魯迅關係密切。

共產黨在大陸顛覆中華民國後，馮雪峰也象被魯迅罵過的「四條漢子」一樣遭到共黨迫害。馮雪峰在一九六八年寫的「交代」材料中，為史沫特萊在上海的紅色劣跡提供了佐證。馮雪峰寫到，「從三零年起她對當時左翼文學運動有過一些幫助，她對魯迅的感情特別深。我們當時都相信她，現在我也認為她是革命方面的人。我覺得她當時對我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和中國人民確實有高度熱情的，她寫的有關中國革命和工農紅軍的一些通訊報導和文章，在國際上起過相當影響的宣傳作用。

三零年時，我好象聽說過，她同共產國際有秘密聯繫。因此，對於她當時在上海的關係的複雜和來往的方面之多，我是知道和有所聞的。例如，她同當時在上海的外國人認識很多，在中國文藝界則同林語堂等人也接近和來往。我們都認為這是她為了工作和為了掩護她自己。我知道她的事情還是很少。但同魯迅及當時左聯有關的幾件事情我是知道的，如三零年魯迅五十年壽辰（當時左聯是作為一個運動舉行的）就是她設法借荷蘭菜館而開成的。當時魯迅的活動和左翼文學運動等情況，她曾竭力介紹和宣傳到外國去。

一九三六年初，魯迅和茅盾致電毛主席，祝賀紅軍長征勝利的電報是她設法送到陝北的。

三六年五月下旬魯迅病重，她非常著急，由她同宋慶齡請了當時認為在上海的最好的肺病專科醫生（美國人），去給魯迅診視。

史沫特萊大概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到陝北去，是從華北方面進去的，沒有經過上海方面的介紹。一九三七年一月我去延安向中央彙報工作時，曾在延安見到過她。   

我聽張聞天說，魯迅和茅盾致電毛主席，祝賀紅軍長征勝利的賀電是一九三六年四月上旬，在瓦窯堡，在我動身到上海前個把星期收到的，即四月十日左右。」

馮雪峰證實共產國際間諜史沫特萊積極宣傳魯迅，傳播以魯迅為首的左聯成員的作品。共黨利用魯迅們從思想上了顛覆中國傳統價值觀，為反人性的紅色文藝打下了根基。

因此，「欺騙高手」史沫特萊會宣稱：「激勵著我精神力量的魯迅，已成為我人生的路標，我從這位偉大的作家那裡所感受到的一切，將永遠銘刻在我心中。」

一九三一年二月，共黨內訌，借刀殺了左聯的五位成員後，史沫特萊將魯迅所寫的《黑暗中國文藝界的現狀》一文翻譯成英文，在美國的共產黨刊物《新群眾》上發表，誤導和欺騙了不少讀者。被魯迅們吹捧的「左聯五烈士」實為鼓吹暴力的劣士。對此九十年代被迫逃離大陸的高爾品（辛灝年）在他主編的《黃花崗》雜誌上有專文論述。

一九三三年五月，史沫特萊到蘇聯十個月，這期間她將新舊宣傳品，加工彙編成《中國人民的命運》，象魯迅一樣「揭露了中國的黑暗現實」，目的就是誤導讀者投入共產恐怖主義運動。一九三四年，史沫特萊響應中共中央宣傳蘇維埃運動的需要而寫作的《中國紅軍在前進》也問世。

一九三四年十月，史沫特萊經美國重回中國，在魯迅家裡寄居一年。

對馮雪峰提到的魯迅五十歲壽辰，魯迅自己在一九三零年九月十七日的日記中寫到：「友人為我在荷蘭西菜室作五十歲紀念，晚與廣平攜海嬰同往，席中二十二人，夜歸。」 

史沫特萊則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上海《文學》月刊九卷四期發表《追念魯迅》，描述了魯迅的五十歲壽辰，情況與魯迅的自述區別很大。鑒於《魯迅日記》並非真實的記錄，所以，史沫特萊的回憶可能誇張，但比較翔實。因為，馮雪峰佐證了「左聯」由史沫特萊出面借魯迅生日搞紅色聚會。魯迅不必從下午聚會開始就到場。史沫特萊稱生日活動人數不下兩百人，可能誇大，但她的描述證明這個活動如馮雪峰所說不僅僅只是給魯迅祝壽。史沫特萊說那是她第一次會見魯迅，有研究者指出是一九二八年，以我掌握的資料來看，應該是一九二九年。在史沫特萊眼中，「魯迅是惟一天才的作家。」因為史沫特萊自己缺乏教養，所以，魯迅是她「所認識的人當中教養最深的一個。」 畢竟人以群分，魯迅象史沫特萊一樣與正統社會格格不入，他們的人品和作品缺乏誠信和善心。

魯迅於一九三六年九月發表在《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的文章《死》中也提到史沫特萊， 「當印造凱綏·珂勒惠支（Kaethe Kollwitz）所作版畫的選集時，曾請史沫德黎（ASmedley）女士做一篇序。自以為這請得非常合適，因為她們倆原極熟識的。不久做來了，又逼著茅盾先生譯出，現已登在選集上。」

無論是《追念魯迅》，還是《死》都透露，魯迅與史沫特萊互相提挈，一起為共產國際在中國開闢思想通道。  《死》發表一個月後，魯迅就病逝。

胡愈之在《我的回憶》中承認，他與領導「救國會」的沈鈞儒們共同商定:「魯迅先生的葬儀以上海救國會聯合會名義主辦，並應通過魯迅先生的葬禮，發動一次民眾的政治性示威，把抗日救國運動推向高潮」。那時共產國際的陰謀是借抗日救國的名義迫使國民政府停止剿共。因而魯迅的葬禮被共產勢力借用來向國民政府要求「抗日救國」，也即停止剿共。所以，連漢字都要罵的魯迅居然被共產國際成員哄抬成「民族魂」。

魯迅逝世當天，上海《大晚報》發表《魯迅先生訃告》，其中公布由十三人組成的魯迅治喪委員會名單：蔡元培、宋慶齡、內山完造、沈鈞儒、蕭蔘、曹靖華、A．史沫特萊、茅盾、胡愈之、胡風、許季茀、周建人、周作人。

負責魯迅喪儀的馮雪峰私自把這個名單刪改為含毛澤東的名單，在日本報紙《日日新聞》上發表。內山完造與史沫特萊都名列魯迅治喪委員會，雖然其時史沫特萊本人已在西安等候蔣介石中計。

魯迅死後，其家屬懷疑魯迅信賴的退伍日本軍醫須滕，對此一九三八年投身赤潮的王元化表示，「魯迅死於謀殺，是可能的」。二零零六年，我在研究紅色文藝及其源頭時就發現「魯迅的死讓中共獲得了生機」，而如果共產國際需要魯迅死，魯迅自然活不了。

無論如何，共黨需要正人君子比如蘇雪林眼中的「小人之尤」魯迅，而魯迅也是靠國際共運躋身中國和世界文壇。史沫特萊也象斯諾一樣算魯迅的洋推手。 

當蘇雪林眼中的「流氓大師」被中共包裝成「民族魂」後，支持共黨地下組織把魯迅喪禮搞成紅色遊行的沈鈞儒們不久則被紅色媒體包裝成 「七君子」。從《胡喬木書信集》中可以獲知，魯迅的送葬隊伍中有不少中學生。他們是以教書為掩護的中共地下黨員帶去壯大聲勢的。當年在上海培明女子中學當英文教員的胡喬木就是這些誤人子弟的地下黨員之一。僅此可見共黨的滲透和造假何其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