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二二八”与“六四”为例探讨台海两岸的异同

 

  

  2018年，获得台湾奖助金到台北调研时，笔者首次经历“二二八”和平纪念日。亲闻“二二八”与“六四”被相提并论，产生疑惑，开始研读“二二八”著述，因为1989年发生在红都北京的六四屠杀促使刚到德国留学的笔者，为了明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改修哲学。在德国参与六四屠杀引发的抗议时，首次接触认同中华民国的欧洲居民，从此有幸阅读来自台湾的出版物。

  

  首旅台湾让笔者体会到中华民国监察委员丘念台（1894-1967）在“二二八”事发后提交的报告中所言“共党潜煽于内”与“如何令共党无隙可乘”至今是台湾必须正视的现实与解决的难题，因此再次申请台湾奖助金，共计在台调研9个月。从亲历“二二八”71周年活动起，通过16个月的研读，以及在台拜访相关人员，参加与“二二八”、“五四”及“六四”相关的活动，得以了解共产党渗透台湾的历史与现状。在2018年的调研结果《透过谢雪红现象探讨红色恐怖与白色恐怖的异同》之基础上进一步评介赤潮自“五四”以来对台海两岸的渗透与影响，希望有助读者以史为鉴，抵制北京政权对世界尤其是台湾的渗透与威胁，珍惜并捍卫台湾的自由。

  鉴于每个人都免不了受自我与思想维度的局限，在进入正题前，简述相关的心路历程，以便读者理解事实陈述之后的价值评判。共产国际从1919年成立起，就系统地利用从电影到学术的一切手段，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而笔者从改修哲学到研究历史，都是为了追求真相，抵制《共产党宣言》1848年问世以来打造的红色骗局，还原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历史。

因“六四”开始追根溯源

  1988年12月17日，好奇心与求知欲驱使笔者倾其所有，在北京登上一架东德航班，抵达东柏林机场。在黑暗中跟随人潮进入灯火通明的西柏林，不知不觉就脱离奥威尔式的动物农庄来到让人目不暇给的自由世界。目睹的鲜明对比与被中共灌输的红色宣传正好相反，这一深刻印象伴随笔者至今。半年后，北京政权在世界媒体的关注下公然屠杀和平请愿的大陆民众……这一切促使笔者开始关心与探索共产党与天下事。

  留学德国，有幸亲历柏林围墙被人潮冲垮，培植中共的苏共及其暴政在东欧与苏联被和平解体，逐步认识到共产党是国际性的恐怖组织，在每个共产暴政下，居民都从小被灌输同一系统的红色谎言。

  在四川上小学时，被要求背诵红诗“周总理你在哪里”，到德国后才获知周恩来（1898-1976）在欧洲投身共运并接受培训。他不仅是共产国际培植的中共党魁，而且是苏联在中国的头号共谍。周恩来的手下比如钱壮飞（1895-1935）利用中华民国的自由潜伏各界，从党政军高层到各大中小学。正是周恩来的合作者史沫特莱（1892-1950）等欧美日共谍合力把毛泽东（1893-1976）吹捧成“大救星”，把鲁迅（1881-1936）哄抬成“民族魂”。研究中笔者认识到共产党善于用宣传颠倒黑白，用暴力制造恐怖，在抹黑反对者的同时，遮掩自己的罪行。为了支持仁人志士反共抗暴，笔者写作专著《无耻的洋人》披露以各种身分为中共宣传的洋人，其中以史沫特莱为代表的共产国际间谍在中华民国的非法活动比如制造“西安事变”是中共能在大陆颠覆中华民国的一大因素。[1] 

  为中华民国而战的国民党人从蒋中正（1887-1975）到陈立夫（1900-2001），都遭到红色宣传比如《中国四大家族》肆意诬蔑，恶毒攻击。[2] 好在公道自在人心，谎言经不起检验。只要看穿共产骗局，就会对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心生敬佩。

  1949年，中华民国因国际共产势力里应外合在大陆沦陷后，学校在大陆沦为共产党赤化学生的场所。笔者在四川上完大中小学，抵达德国后，才发现自己不认识太极符号，未读过四书五经，虽然笔者很爱读书，小时甚至为了借书去帮邻居洗书包，可惜在共产党篡政后制造的马列戈壁滩上，每个居民都只能被迫接受赤化。共产党的歪理邪说渗透大陆的一切领域，从儿歌到诗歌，各种文艺形式都被共产党利用来颠倒黑白，掩饰罪恶；从电影到电视，各种媒体都被共产党监控，无人可以发表独立于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见解，只有自我阉割，自我审查，才可能追求功名利禄，否则，就会遭到共产党的残酷迫害。

  1996年，笔者博士毕业，曾试图回大陆任教，到北京大学实地考察后，只能确认自己已超越共产党的思想枷锁，无法放弃自由接受共党领导。笔者不可能默认共产党的各种宣传尤其是涉及“六四”的谎言，也没有宁可遭受酷刑也要讲真话的勇气。不得已只好以德文作品获得在德国科隆的居留权，距今已有23年。而北京早在1987年就与科隆结为友城，在红色宣传的渗透下，2012年就有民调显示参与的科隆大学学生大多数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独裁政权（Diktatur），这也是笔者不得不把在科隆享有的自由用来抵制红色宣传的一大动力。

  在大陆护照过期前，为了免于被中共大使馆刁难，笔者在2004年加入德国籍，从此致力于抵制共产党以中国乃至孔子之名赤化全球。13年后，在友人的推荐下，首次以德籍学者身分申请台湾奖助金。首旅台湾前，笔者对台湾的印象主要来自阅读并深受绝代歌后邓丽君（1953-1995）的影响。

  毛泽东恶贯满盈后，邓丽君的歌在共产党的禁令与批判下风靡大陆，深入人心，影响至今。当时中共被迫打开国门，以防因经济崩溃而失去政权。随着国门的开启，港澳台的文艺作品也进入大陆并立即让共产文艺宣传品相形见绌，十年后，被中共动用坦克才得以镇压的八九学运兴起。

  邓丽君的歌声从高中起就引领与陪伴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八九学运兴起后，邓丽君排除阻力专门为在香港跑马场举办的声援集会选唱《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3] 六四屠杀让邓丽君“很心痛”，她不仅取消应邀赴大陆的演出计画，还就此在日本电视台演唱《忧伤的自由》前用日语说：“我是中国人……我渴望自由，希望所有人都可以享受他们应得的自由”[4]。 

  六四屠杀促使笔者反共，为了抗议，发表德文处女作，加入德国籍是为了拒当中共奴，做像邓丽君一样自由的中国人。与邓丽君不同的是，她生长在台湾，身在海外也以中华民国的国民自居，毕生认同并支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而笔者不仅因邓丽君认同台湾，更因中华传统价值观及其文化认同中华民国。以林觉民（1887-1911）为代表的中华儿女浴血奋战创建中华民国。神州大地上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虽饱受磨难，尤其是遭到共产主义侵蚀，但依然存在于台澎金马，居民在“白色恐怖”中免于遭受剥夺人之尊严与自由的红色恐怖。

  生长在大陆，研究台湾史，自然会把日本殖民台湾50年与共产党赤化中国大陆70年相比。前者作为异族在统治前期屠杀不少反抗者，台湾人沦为二等公民，但日本殖民者尊奉正常社会的道德伦理，没有颠倒黑白，如果接受日本的统治与同化，就能过上正常生活，直到台湾被日本拖入侵略战争。日本也强力反共，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却尊奉颠倒黑白的马列，披着华人的皮，数典忘祖，摧毁民族文化包括汉语，毁灭天理人伦，害死至少八千万大陆居民，大大超过日本在侵略战争中屠杀的异族。而“二二八”在中共的宣传中是“台湾同胞反对当时国民党当局专制统治的爱国、民主、自治运动，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一部分”[5] 。1977年中共曾出两张邮票“纪念台湾省人民“二·二八”起义三十周年 ”，被共产党称为“起义”的还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及“广州起义”，这一连串“起义”都是听命于莫斯科的武装暴动。[6] 

  到台北调研后，笔者才获知在台湾从日本投降起就有人拒绝认同中华民国比如参与“二二八”暴动的台籍日本兵黄金岛（1926-2019）与“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的创办人郑南榕（1947-1989），而笔者因六四支持认同中华民国，抵制共产暴政的中国民运志士比如郑南榕的同龄人王炳章。1982年，王炳章作为中共派到海外的首批大陆留学生在加拿大获得医学博士后，在纽约创办杂志《中国之春》，开创在大陆复兴中华民国的民主运动。2002年，王炳章被中共从东南亚绑架并被判无期徒刑。中共给王炳章捏造的罪名之一是为台湾从事间谍活动。

  笔者关注与“六四”相关的人事30年，2003年上网后抵制“五四”以来的红色宣传，而因“二二八”研究台湾史不过16个月。为了扬长避短，笔者选择在现有“二二八”著述尤其是台大历史系教授陈翠莲2017年发表的专著《重构二二八 -战后美中体制、中国统治模式与台湾》的基础上，以国际共运为背景探讨“五四”掀起的红潮对台海两岸以及“二二八”与陈仪（1883-1950）政府的渗透及其影响。

报告由三条线组成：

第一章 

因“六四”反省“五四”及其影响

一、六四屠杀引发共产阵营崩溃

二、国共两党本质的区别

三、“五四运动”开启赤化机制

四、“五四”以来红色宣传的恶果

五、“五四”与“六四”本质的区别

六、“六四”曝光红色骗局

七、国际共谍合力打造红色偶像鲁迅（1881-1936）

八 、为保苏联鼓动抗日

第二章 

与“二二八”相关的红媒

一、共产党对台湾的渗透

二、潜台共谍及其影响

三、“二二八”的红色媒体人

四、鲁迅（1881-1936）在台湾的传人

五、宋斐如（1903-1947）与《人民导报》

六、王添灯（1901-1947）与《自由报》

七、介绍李登辉（1923-）加入共党的吴克泰（1925-2004）

八、加入中共的台湾人周青（1920-）及其他

九、台北的红色文艺活动

第三章  

陈仪（1883-1950）与地下共产党员

一、陈仪因何而死

二、共谍胡邦宪（1902-1991）及其同党

三、“二二八”与红色渗透

四、红色宣传与“白色恐怖”

五、从祸闽到投共

六、葛敬恩（1889-1979）撒谎与谢娥（1918-1995）遭殃

七、“终身师爷”沈仲九（1887-1968）

八、推广为苏联宣传的鲁迅（1881-1936）

九、聘用许寿裳（1883-1948）与台静农（1902-1990）等

十、庇护郁达夫（1896-1945）等红色宣传员

笔者希望用此报告呈现与台湾相关的红色踪迹，供读者参考历史，思考当下，寻找对策。

面对台湾被北京严重渗透的现实，要捍卫台湾的自由，必须奋起反对侵害人权，剥夺自由的共产暴政。凡是为红色极权暴政粉饰太平的媒体都是红色媒体，但只上街拒绝红色媒体还不够，还要抵制被“五四新文化”尤其是共产党文化侵蚀的个体与团体，不能让他们以“白色恐怖受难人”的名义混淆是非，美化共产党，误导解严后成长起来的台湾人。笔者历来主张反共防共的最佳方式就是敬天重德，听从良知，拒绝谎言，抵制恶行。

第一章 

因“六四”反省“五四”及其影响

一、六四屠杀引发共产阵营崩溃

  1989年4月15日，被迫离职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辞世，引发共党在中国大陆篡政后最大的和平抗争，波及全球，仅北京就有高达百万人参加游行。面对强大的民意，以邓小平为首的匪帮拒绝接替胡耀邦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处理问题，却调动19支部队进京，用坦克与达姆弹镇压和平请愿，死伤无数，是谓六四屠杀。[7]

  共产党在大陆颠覆中华民国后，一直在利用国家机器滥杀无辜，可是因为共产党封锁信息，善于宣传，外界难以获知共产罪行。笔者出国前在四川生活近23年，从未获知共产大跃进及其相关政策饿死上千万四川居民，史无前例。[8] 中华民国对共产罪恶的指控非但没有夸大其词，而是因为中共对内操控一切并渗透外界还不够全面与准确。

  唯独六四屠杀除外，因1989年5月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会议首次在北京举行与戈巴契夫访华，大批海外记者聚集北京，得以把八九民运即时向全世界播报。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之一，《六四日记》作者封从德一再强调：“八九民运之和平，古今中外皆罕见甚至空前绝后——数百城市、N多次百万人大游行而不砸一块玻璃，甚至小偷宣布罢偷，未见它例。即便这样，共党照样集结二十余万野战军杀向首都北京”[9]。 

  六四屠杀成为全球数十亿电视观众看到的现场报导，引发全球反响，成为国际性的集体记忆。2019年4月28日，六四幸存者，现在美国的李俊披露他去香柏河(Cedar River)畔的“全美捷克和斯洛伐克博物馆”参观展览“革命1989：撼动共产主义的一年”（Revolution 1989: The Year That Shook Communism)，该展览“主题虽然是东欧，但是不可避免地涉及中国三十年前的大屠杀”[10]。 

  以邓小平为首的匪共用野战军屠杀和平民众保住了在大陆的红色政权，却引发以苏联为首的红色阵营随之崩溃。六四屠杀唤起更多大陆人与共党决裂，甚至辗转来到台湾比如曾为共产党颠覆中华民国赴汤蹈火的阮铭（1931-）。

  六四屠杀是1960年前后出生的大陆人（八九一代）认识共产党的起步。正是六四屠杀促使笔者在内的大陆人识破共产党原来是狼外婆，真正的祖国是中华民国，要被解放的不是台湾而是大陆沦陷区，邓丽君就是关心大陆，支持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台湾人或曰中华民国人。

  六四屠杀引发第一次退党潮，十年后共产党对以“真善忍”为宗旨的法轮功信众的迫害导致更多大陆人认识到共产党的邪恶并唾弃之。[11] 

  1996年，中共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制度研究室副研究员陈小雅因在台湾发表《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被解职；在“六四”30周年前已被限制出境。而更多大陆人因“六四”与共党决裂后流亡海外，其中包括曾属大陆特权阶层的王若望（1918-2001）与高尔品（1947-）。1994年，高尔品利用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访问的机会将自己秘密研究的思想成果带出大陆并于1999年在美国以辛灏年之名发表《谁是新中国：中国现代史辨》。作者详尽地论证是接受斯大林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分裂了中华民国，制造了两个中国，而中华民国才是真正的新中国。在互联网时代，海内外华人可以聚集在美国出版的《黄花岗》，为在大陆解体共产暴政，复兴中华民国而各自奉献。

二、国共两党本质的区别

  以邓小平为首的匪共用六四屠杀保住了在大陆的极权暴政，但促使更多人得以认清共产党的邪恶本质。不过大陆人无论是谁，无论发表什么，依然不能逾越共产党的红线。1996年大陆学者李玉贞（1937-）在台湾发表专著《孙中山与共产国际》，披露许多重要事实，但她毕竟身在中共体制内，不可能不听从共产党的领导，站在共产党的立场解读史实。

 2012年，李玉贞在大陆发表《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她的研究成果可以证明孙文及其三民主义与企图用苏式社会主义赤化全球的列宁南辕北辙。以孙文为首的国民党领袖明确反对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1923年1月26日，孙文于内忧外患中，在拒绝共产党与苏维埃制度的前提下，为了实现三民主义，签署“孙文越飞宣言”，决定“联俄容共”[34]。“联俄容共”是为了实现三民主义采取的手段，目的是为了消除障碍比如北洋政府。

  

 以孙文为首的国民党人虽然为了实现三民主义不择手段，但不曾想到要利用他人尤其是学生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1923年如此指责国民党：“很可以举许多例来指出国民党在学生会、商会和别种团体对列强屈辱中国做示威运动的时候，没有能在其中指导和促进。无怪乎五四运动的学生把国民党忘掉，去年北京双十节纪念在中央公园开会，学生工人到者数千人，连创造民国的国民党的名字也没有提起。国民党所以不能得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不是没有理由的”[33]。

  1923年8月，孙文派蒋中正率团访苏三个多月。败退台湾后蒋中正痛定思痛，1956年发表《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其中第二章第七节〈我的游俄观感〉中就已认识到：“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想像所能及的。”[12] 九十六年后，审视国共两党的历史，笔者断定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政治纲领无可非议。孙文不仅把美国总统林肯的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译为“民有、民治、民享”，还明确指出这就是他追求的“民族”、“民权”、“民生”主义。[13] 

    1924年2月17日，孙文则在民族主义第四讲中明确表示“马克斯主义不是真共产主义”[14]。推崇孙文并以他为国父的中华民国本质上与马克斯主义背道而驰，可惜因为孙文被迫联俄容共，导致国民党从此被共产党渗透，最终大陆沦陷，殃及台湾。

  为了坚持三民主义，孙文敢于反对援助他的苏俄，认同弹劾共产党的张继（1882—1947）提出“革命党人应有自尊精神。以俄为挚友则可，以俄为宗主则不可”[15] 。而中共在斯大林死前，唯苏俄马首是瞻。

  

 李玉贞无法认识国共两党本质的区别，以所谓的党派利益抹杀国民党的理想和实践，把国民党与共产党混为一谈。孙文创党是为了实现三民主义，也即为国为民，党派利益从一开始就在国家人民利益之下，国民党入党誓词堪称为国为民奋斗之宣言。真正的国民党党员应该像陈立夫兄弟一样勇于为国为民奉献甚至牺牲自己与党派利益，可惜他们无法阻止共产走卒潜伏在中华民国尤其是国民党，制造事端，祸国殃民。

  只要比较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入党誓词，就可辨别孰是孰非。国民党的誓言既遵守天理人伦又爱国爱民；而共产党一再变更其誓词，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入党誓词却只字不提“抗日”，只要求党员发誓“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16]

  国民党向共产党学习“监视”和“镇压异见”等手段，目的也是为了实现三民主义。只有摆脱共党箝制的学者比如流亡台湾的大陆人李明才能认识到民国大陆史“有两条主要的线，一、就是‘临时约法’所开的法统与‘袁记法统’之争，是民主宪政和开明专制之争，二、与军阀割据之争。护国、护法、国民革命皆由此而来”。国民党及其创建的中华民国接收台湾与在台湾的统治模式与此密切相关，不能忽视。

  孙文珍惜自己民族的文化，反对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可惜“联俄容共”好比引狼（共产党）入室（国民党），养虎为患。所谓的“国共合作”实质是以孙文为首的国民党人为了实现三民主义被迫与共产国际势力斗智斗勇，无奈追求民族独立的国民党最终不敌投靠国际恐怖组织的中国共产党。

  与听命于莫斯科的中共不同，国民党突破重重阻力在大陆通过军政，实行训政，筹备宪政。1936年，国民党主导的中央政府就公布“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组织选举“制宪国民大会代表”。以蒋中正为首的国民政府惨胜日本后，试图完成既定目标：结束训政，走向宪政，还政于民。即使在中共的阻拦下，国民政府依然于1946年召开首次“制宪国民代表大会”，台湾代表依法参加。1947年元旦，正式公布宪法，定12月25日为宪法实行日期，中华民国正式进入基于三民主义的民主共和国宪政时期。全国包括台湾开始致力于实行宪政。而毛泽东则诋毁蒋中正于1945年8月14日发布的《告全国同胞书》，把重庆谈判当缓兵之计，依靠斯大林的支持，不遵守《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也即双十协定），继续企图颠覆中华民国。 因此，以蒋中正为首的民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党只能被迫奋起反抗，捍卫辛亥革命果实。[17] 明明是毛泽东祸国殃民，但中共却用宣传污蔑以蒋中正为首的民选政府发动“内战”。[35]

  “国共内战”不是内战，而是以国民党为首的各政党各民族各地区反对国际共产势力的正邪大战，持续至今，台湾也未能幸免，虽然形式不同，就像台海两岸都在纪念“五四”100周年，但着重点不同一样。而“五四运动”不仅为共产国际在中国成立支部提供了社会基础，也将打砸抢烧等犯罪行为史无前例地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政治化。李大钊等发动“五四运动”的方式堪称赤潮渗透中华民国的模式，特此简评，不仅仅是因为“二二八”与“六四”都受其影响。

三、“五四运动”开启赤化机制

  在列宁1919年3月成立共产国际前，就有俄共（布）党员鲍立维以教俄语为掩护从海参崴到北京从事赤化活动。鲍立维不仅通过教职与北大教授李大钊（1889-1927）取得联系，还赤化了在天津北洋大学就读的张太雷（1898-1927）等青年学生。[18]

  李大钊1918年就在陈独秀（1879-1942）创办的《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与〈Bolshevism的胜利〉，声称Bolshevism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合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这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19]。李大钊还想当然地宣称：“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20]  李大钊一厢情愿地把鼓动“阶级战争”的“Bolshevism”美化成“人道的警钟”与“自由的曙光”，奋不顾身地投入国际共运，利用爱国心与民族情误导他人尤其是青年学生，赤化中文世界。[21] 

  1988年中共刊物《党史研究与教学》就曾发文论证〈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应是李大钊〉 [22] ，此前因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上的报告中称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无人敢有异议。

  从目之所及的资料来看，五四运动是共产主义侵蚀中国的开始。中共青岛大学教授吕明灼也得出类似的结论：“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吕明灼也认识到促成“五四运动”的不只是陈独秀与李大钊，蔡元培（1868-1940）与胡适（1891-1962）也必不可少。[23] 

  1917年1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后，先用捏造的假学历与假职位聘请陈独秀（1879-1942）充当北大文科学长，后在陈独秀的支持下，邀请李大钊当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24] 这是李大钊能够发动“五四运动”的关键。陈独秀则因嫖娼，已于1919年3月失去北大教职，而胡适虽然也参与“反传统反儒教反文言”的反文化运动，也即所谓的“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开辟思想通道，但他毕竟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并因此引发与陈独秀的论战。所以，笔者认同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缺一不可的核心人物。

  从1918年起，李大钊便开始发言发文鼓吹马列主义，鼓动爱国学生“直接行动”，仇恨拒绝共产主义的国家与群体以及个体，自此“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等可以致人于死地的红色新话源源不断地进入中文世界。

  李大钊不仅身体力行地宣传阶级斗争，还亲自成立或指导以此为目的的各种社团，目之所及有“少年中国学会”（1918年6月），“学生救国会”（1918年6月），“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欺骗警察，用了马尔格斯的名字）（1918年冬）“北京大学学生会”（1919年2月），“国民社”（1918年10月）。李大钊还是1919年元旦出版的《国民》杂志月刊的总顾问，该杂志不仅鼓动仇日，而且在第五期发表《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前一部分，据称这是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译本。[25]

  就是说，在“五四运动”前，李大钊在思想上，宣传上，人员上与组织上都做了大量工作。没有李大钊，就没有“五四运动”；没有鲍立维，就没有李大钊与张太雷的赤化工作。他们投身共运应该不是为了领取卢布，虽然中共从成立起就得到莫斯科的大力扶持。[26] 而“1920年陈独秀办《共产党》月刊、《劳动界》杂志，以及创办外国语学校，印刷各种宣传小册子等，无不从魏金斯基（维经斯基）那里取得资助”[27]。

  李大钊让北大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大学生成为被赤化的对象，其中包括傅斯年。而北大图书馆主任室成了“五四运动”的指挥中心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场地。1920年3月，经鲍立维介绍，李大钊与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见面，开始筹组共产国际中国支部。[28] 

  魏金斯基在1920年9月1日于莫斯科就其1919年9月至1920年8月在东亚各国的工作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透露：“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29] 为此魏金斯基在1920年5月，为领导业已展开的工作，在上海成立了“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开展的工作如下：

“1.通过在学生组织中以及在中国沿海工业地区的工人组织中成立共产主义基层组织，在中国进行党的建设工作。

2.在中国军队中开展共产主义宣传。

3.对中国工会建设施加影响。

4.在中国组织出版工作。”[30]

  李大钊等沦为实现共产国际总政策的中国走卒，误人子弟，屡肇事端，比如参与反英的“五卅运动”，导致“五卅惨案”，也因此1925年遭到北洋政府通缉。1927年4月，张作霖占领北京，将藏在苏联大使馆的李大钊等逮捕并缴获李大钊为苏联从事军事谍报工作的罪证。李大钊认贼作父，出卖中国利益，被处以极刑。[31]

  以李大钊为首的共产走卒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干的是听命于莫斯科的卖国勾当，可是一般人尤其是青少年很难识别共产骗局，因为共产党确实如饱尝其苦头的阎锡山在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元月对山西省集训小学教育干部训词中所言“共匪是最能迷惑人的九尾狐狸精”。[32]

  “五四运动”把反传统反道德的“新文化”运动推向社会，为共产党在中国生根发芽培植了土壤，这是中共把5月4日定为青年节的原因。从南京迁到台北的中研院与台大都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却不直面危害至今的红祸，还为接受共党阉割的大陆学者提供讲台，而笔者却因质疑推崇五四狂人陈独秀被一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员排斥，可见五四狂人掀起的赤潮对台海两岸的影响延续至今。

  中华民国当然可以纪念“五四运动”，但应该反省该运动的赤化作用与红色恶果，尤其是当苏联及其在东欧扶植的共产阵营已被和平解体，而赤潮在大陆吞噬的人数还在增加，台湾依然遭受北京打压的时候。

  

四、“五四”以来红色宣传的恶果

  李大钊等通过红色宣传影响爱国青年，其中包括闻一多（1899-1946）。以闻一多为例可以审视“五四”以来红色宣传造成的后果。在地下共产党发起的“一二九运动”与“西安事变”时，闻一多还理性地选择支持民国政府，但在红色宣传的作用下，1944年，他就想加入共产党，但中共认为他在党外更能发挥作用，因此他加入受共产党操纵的“中国民主同盟”并与李公仆一起充当中央委员。[36]  

  闻一多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透露： “抗战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那时还不甚显著，人们对蒋委员长的崇拜与信任，几乎是没有限度的。在没有读到史诺的《西行漫记》一类的书的时候，大家并不知道抗战是怎样起来的，只觉得那真是由于一个英勇刚毅的领导，对于这一个人，你除了钦佩，还有什么话可说呢！”[37] 改变闻一多对蒋中正印象的《西行漫记》正是共产国际间谍网推出的宣传品。[38] 

  红色宣传品能恶化闻一多对蒋中正态度的一个因素是闻一多等都有“五四情结”[39] 。〈八年的回忆与感想〉透露：“联大风气开始改变，应该从三十三年算起，那一年政府改三月二十九日为青年节，引起了教授和同学们一致的愤慨。”[40] 而对闻一多本人而言1943年蒋中正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41]。而流亡德国的湖南人陈嘉远（1932-2018）却因小学毕业后，在父亲的讲解下读过《中国之命运》，深受启发，即使后来身陷匪区，也不为红色宣传所动，1950年企图投奔台湾，可惜未能如愿。

   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在云南被暗杀。两天后在两千公里外的延安，中共就在《解放日报》上用标题为〈反动派恐怖行动变本加厉，李公朴先生在昆明遇害〉的宣传稿指控“李公仆，前晚在昆明突遭国民党特务暗杀殒命”，而《人民日报》则直接在标题上诬蔑〈蒋介石加紧法西斯恐怖，国特杀死李公仆〉。四天后，在西南联大举办的追悼会上，闻一多则声情并茂地痛斥“反动派暗杀了李先生”，当天下午闻一多本人亦被枪杀。这就是让民国政府大失民心的又一事件“李闻惨案”。

  闻一多的激愤言论被潜伏西南联大的地下共产党员何丽芳等制作成〈最后一次讲演〉，在闻一多名下发表，变成打击民国政府的重磅炸弹；大陆沦陷后，又被中共加工成给初中生洗脑的红色教材。原来的版本中有下面这段话：“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中略〕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42] 这段话似乎无意中透露，闻一多当时在为改变舆论而战。

  大陆学者杨奎松已证实蒋中正并非“李闻惨案”的幕后主使者，相反，蒋中正早在1946年3月中旬就专门告诫国民党人：“完全依赖既得的政权和武力来解决一切问题，是最卑劣的手段”并谆谆教诲：“不要只在形式上和别人斗争，应该忍耐沉着，不动如山，埋头苦干，在政治建设上表现我们的成绩和力量” [43] 。但“李闻惨案”发生后，立即被中共各路人马利用来诋毁以蒋中正为首的国民党，通过宣传达到“舆论抬头”，压制美国政府支援中华民国行宪。[44]

  而独立学者林辉则在还原历史系列中指出原中共地下党员，后在大陆当教授的朱杰勤曾向其偷渡到香港的学生张君达透露，是中共策划了“李闻惨案”，因为“只有暗杀受大学生爱戴崇拜的民主学者，方可营造恐怖气氛，掀起群众的冲动情绪，激发全国青年的反抗思想，而且还可离间国府与美国的关系，影响美国对华政策，促成美国减少对国府的经济与军事援助”。[45]

  

  闻一多等试图影响并确实受到影响的司徒雷登在1949年8月18日就被毛泽东谩骂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 而闻一多则是这篇标题为〈别了，司徒雷登〉的骂文赞美的对象：“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46] 

  《巨流河》的作者齐邦媛（1924-）在抗战中就读大学，亲历共产党领导的学运，她的回忆录中有个章节就叫〈学潮〉，里面专门评介闻一多及其影响。她写道：“我记得常听父亲说，一个知识分子，二十岁以前从未迷上共产主义是缺少热情，二十岁以后去做共产党员是幼稚。我常想闻一多四十五岁才读共产制度（不是主义）的书，就相信推翻国民党政权换了共产党可以救中国，他那两年激烈的改朝换代的言论怎么可能出自一个中年教授的冷静判断？而我们那一代青年，在苦难八年后弹痕未修的各个城市受他激昂慷慨的喊叫的号召，游行，不上课，不许自由思想，几乎完全荒废学业，大多数沦入各种仇恨运动，终至文革……。身为青年偶像的他，曾经想到冲动激情的后果吗？”闻一多通过五四运动感染红色病菌，再在红色宣传的强化下发作，于是闻一多也像李大钊一样投身赤潮，充当烈士。齐邦媛证实：“闻一多之死成了全国学潮的策动力量，对延安的中共而言，他的助力胜过千军万马，对于中国的命运更有长远的影响。因为他所影响的是知识分子对政治的态度”[48]。换言之，中共利用闻一多及其惨死达到了骗取民心尤其是知识分子支持的作用。

 

  尽管台湾像大陆各省一样被赤潮渗透，但退守台湾的中华民国各界要员吸取大陆沦陷的教训，严惩共谍，甚至枪毙拒绝悔过自新的共产党员比如潜伏台大的许强（1913-1950），以防台湾被中共侵吞。[49] 

五、“五四”与“六四”本质的区别

  自从共产势力借“五四运动”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爱国主义开始渗透中华民国后，“五四”就一直是中共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这也形象地表现在中共在大陆颠覆中华民国后，于红都北京天安门广场树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该碑由八幅汉白玉浮雕组成，其中之一的主题就是“五四运动”。

  八九学运爆发后，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借“五四”70周年之际发表〈在建设和改革的新时代进一步发扬五四精神〉的讲话，全文在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刊载。赵紫阳算中共的开明派，但他的讲话依然充满共产党八股，居然宣称“中国的建设、改革、民主、科学，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会成为泡影”，而八九一代汇聚在天安门广场，正是因为他们已经发现中共说一套，做一套，剥夺了人权与自由，他们不可能像赵紫阳期望地那样“理解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必然性”[50]。

  从小就被迫接受共产党洗脑的八九一代在六四屠杀前既没摆脱共产党的思维模式，也没跳出共产党的红色术语，不仅合唱红歌，纪念“五四”，还推出〈新五四宣言〉[51]，其中表示：

“这次学运的目的只有一个，即：高举民主科学大旗，把人民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促进自由、人权、法制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为此，我们促请政府加快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采取切实措施，保障宪法赋予人民的各项权利，实现新闻法，允许民间办报，铲除‘官倒’，加强廉政建设，重视教育，重视知识，科学立国，我们的思想与政府并不矛盾，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该宣言还认为八九学运“是继‘五四’以来最大规模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是‘五四’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是史无前例，极其成功的……学运的胜利是民主运动的胜利，是全体人民的胜利，是‘五四’精神的胜利。”

  宣言作者不知“五四运动”前中国人尤其是大学生享有人权与自由，拥有自己的各种组织，可以出版各种刊物。正是“五四运动”为共产势力侵蚀中国开创了红色通道。“五四运动”是李大钊、陈独秀等投身国际共运的资本，从此共产国际开始利用李大钊、陈独秀等五四狂人赤化中国。而六四屠杀促使更多人看穿共产党的骗局，开始像上当受骗的王若望一样觉醒，投身以结束共产暴政，复兴中华民国为宗旨的民主运动。

  中共至今纪念“五四运动”，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也借“五四运动”100周年在中共的“人民大会堂”发表长篇讲话，连标题长达7572 字符。[52]

  习近平宣称“五四运动”为“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伟大社会革命运动”，“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共一直赞颂“五四”，原因就在于“五四运动”确实“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是赤化中国的运动！这篇讲话也透露爱国主义是“五四运动”的核心，而共产党正是利用爱国心与民族情混淆视听，欺骗世人。现在习近平依然打着爱国主义的幌子要求大陆青年“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虽然大陆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也难免被中共打压，因为中共不在乎什么信仰，只想管天管地管一切。

  与此同时，中共一直不敢正视勇于在共产极权暴政下齐声高呼“还我人权”的八九学生。“六四”被中共按需要称为“动乱”、“暴乱”、“政治风波”，无论如何，只要与“六四”相关的字词都成为中共在互联网屏蔽的敏感词。因纪念“六四”而被捕的大陆人在过去三十年层出不穷。六四屠杀的受害者家属不仅被禁止哀悼死者，还因此遭受迫害。即使是当年支持邓小平屠杀的中共前总理李鹏，也被禁止出版涉及“六四”的日记。

  总而言之，“六四”是大陆民众在中共篡政40年后，群起向共产党讨还自由的开端，而“五四”则是共产势力侵蚀台海两岸的开始。八九一代虽然从小被共产党灌输“五四”引进的红色谎言，但六四屠杀前八九参与者连蛋砸毛像都不允许，秉持和平理性非暴力，与五四青年大相迳庭。倒是“二二八”参与者在被国军镇压前在地下共产党员的鼓动下打砸抢烧，不会日语与闽南话的男女老幼都可能被暴打甚至被打死。“五四”以爱国为由抗日排日，而“二二八”则以自治为由抗华排华，国籍与省籍像阶级一样是共产势力用来制造争端，鼓动斗争的伎俩。

六、“六四”曝光红色骗局

 以邓小平为首的共产党从八九学运一开始就拒绝与自发的民间组织对话。在北京学生借胡耀邦辞世之际，跪拜请愿后，4月26日，中共中央喉舌“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把学生自发为胡耀邦鸣不平的悼念活动视为“一小撮人发起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动乱”。而这导致中共成立后第一场自发的百万人大游行，因为大多数学生深感委屈，他们从小生长在共产党用红旗遮天蔽日的动物农庄，只能接受共产党的宣传，还没有达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度，他们的所作所为仅仅是出于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对贪腐的义愤。

  所以，当余志坚（1963-2017）与两名同伴在5月23日向毛像投掷鸡蛋时，遭到学生反对并被送交共警。三勇士因此都遭共产党酷刑折磨，其中一人被迫害致疯。只有不了解共产极权暴政的局外人才会相信红色宣传，把自发的学运及引发的民运视为受美国中情局操纵的结果。

  简言之，共产党在大陆颠覆中华民国四十年后，胡耀邦之死引发大学生先导的和平抗争，没有反共诉求，但在当局的打压中，学运逐渐扩大，六四屠杀发生后，大陆民众开始觉醒并采用各种方式抗争至今。

  六四屠杀促使无数大陆人像笔者一样开始反共抗暴，追求真相，还原历史。被毛泽东抹黑为“人民公敌”[53]的蒋中正与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功过是非难免成为探求真相的必经之路。探求结果让笔者获知：从“五四”起，听命于莫斯科的共产党徒不仅渗透民国各界，也渗透美国与日本各界。为了保卫苏联，篡夺政权，民国各界尤其是文艺界的共产走卒，通过宣传，操纵舆论，引发民愤，挑起事端，发起学运等各种运动渗透社会。从“西安事变”到“沈崇事件”都是共谍一手策动，共党尤其善于利用学运制造舆论，抹黑政府……改变了罗斯福总统支持以蒋中正为首的中华民国的国策，也即改变了陈翠莲著述中所说的“战后美中体制”。

  共产党不仅利用红色宣传蒙蔽世人尤其是军人，而且使用人海战术瓦解无心打同胞的国军，而所谓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涵盖苏联红军与日本关东军，还有朝鲜军团与满洲军人。中华民国在大陆沦陷的主因是共产党的渗透与宣传，世人尤其是军人多被红色宣传迷惑。而毛共能够打败国民党离不开国际共运，共谍不仅把苏日矛盾转嫁为中日战争，还在国军抗日之际，拓展地盘，最终在国军损兵折将惨胜日本之后，把1931年武装割据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扩充到了国统区，只有台澎金马幸免沦陷。

  支持屠杀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姚依林（1917-1994）面对1989年兴起的学运，难免联想到他如何在地下共产党的领导下利用学运颠覆中华民国，想当然地以为八九学生也有领导，血腥镇压学生后，中共致力于抓黑手，远因就该在此。[54] 

  在姚依林支持镇压学运并至死不悟的同时，还有不少昔日的地下共产党员因此觉醒，他们的回忆录有助读者了解共产党如何打败国民党，阮铭是其中一个。1946年，阮铭加入中共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时，还是不满15岁的中学生。诱惑像阮铭一样少不更事的热血青少年投入国际共运的红歌一首比一首蛊惑人心，在此选录其中一首：“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放出万丈光芒”。中共善于用红色文艺抹黑中华民国，美化自己，鼓舞斗志。阮铭先在上海从事学生运动，1948年考进北京燕京大学，继续为共产党颠覆中华民国而摇旗呐喊。

  共产国际间谍不仅渗透中华民国高层，也渗透中华民国的大学。中共惯于利用学生的爱国热情发动学运，抹黑国民党，美化共产党，而中华民国无法将违背天理人伦的共谍绳之以法。因为大学及其校长往往成为共谍的保护伞。傅斯年在台大支持陈诚政府捉拿共谍，也是因为他吸取了在大陆的经验教训。1948年，阮铭考上燕大，投入学运，可是当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准备抓捕潜伏燕大的共谍时，遭到燕大校长陆志韦阻拦。榜上有名的匪谍受到学校保护，有的藏到美国教授家中，后来都安全离校去了共产党的“解放区”，其中有阮铭的姐姐，当时担任学生自治会执委的阮宁。这是燕京大学的“八一九”事件，燕大在30年代就被共产党渗透，沦为红色保垒，误导了无数学生，但在红色宣传中燕大被誉为“自由民主堡垒”。[56]

 

  在中共篡政后，阮铭先后担任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团委书记，并在1957年5月与胡启立等一起成为共青团中央候补委员。在阮铭充当共产党的宣传工具与政治打手21年后，轮到自己遭受迫害，直到1977年，他才被胡耀邦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然而，八十年代初他就因其改革言论，被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的王震（1909-1993）开除党籍。六四屠杀发生时，他已在美国，并从此无法回到大陆。阮铭年轻时投身共产党的学运，王若望则投身共产党的工运， 但老来都被迫流亡海外。阮铭们用自己的一生证明红色宣传的危害，他们先是施害人后是受害人，他们的回忆录都证明共产党的“新中国”远不如被推翻的中华民国。[55]

  可惜民国的自由被听命于莫斯科的共产走卒比如鲁迅滥用，共谍渗透民国的大中小学，蛊惑青少年为蓄谋颠覆“中华民国”的共产国际赴汤蹈火。

  自五四运动起共产势力便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发动学运误导青少年仇日仇英仇美，先是保卫苏联，后是配合共军颠覆中华民国。六四大屠杀才促使部分共产学运参与者有所醒悟。为共产党效力与国民党作对的学运干将包括姚依林无一不在中共篡夺政权后遭到整肃，甚至被整死。被以鲁迅为首的红色文艺兵误导的新女性之一韦君宜（1917-2002）在饱尝共党苦头后，偷偷写作《思痛录》，透露她与丈夫杨述（1913-1980）等清华学生的惨痛教训：投身共产革命后被迫出卖良知。而更多的新青年男女比如王光美在遭受更惨烈的迫害后丧失思考与醒悟的能力，成为“斯德哥尔摩症”患者。

  共产国际走卒用红色谎言比如：“苏联本是共产国，自由平等新生活……”欺骗民众尤其是青少年把领导抗日后民选为中华民国总统的蒋中正及其政府污蔑为“反动派”赶到台湾后，各个大学都沦为共产党的党校。

    不管司徒雷登与陆志韦等燕大领导阶层如何有助共产党利用燕大培训所需人才，发动所需运动，但在共产党篡夺政权后，统统遭到共产党的恶报。1950年，金日成在苏共与中共的支持下企图占领韩国，韩战爆发，燕京大学最先沦为共产党清算的对象。首当其冲的斗争对象是“帮助过共产党”的校长陆志韦、宗教学院院长赵学宸与哲学教授张东荪。燕京大学全体人员还必须学习毛泽东的骂文〈别了，司徒雷登〉。陆志韦的女儿也上台和撰文批判自己的父亲 [57] 。在中华民国备受国民党礼遇的陆志韦选择与共产党为伍，下场就是接受批斗与劳改，甚至充当猪倌，最后凄惨离世。[58] 

  阮铭证实：针对陆志韦等的“斗争结束后，燕京大学被撤销，北京大学进占燕大校园，全国进行院系调整，引入苏联式教育制度，跨进（全盘苏化）时期”。阮铭追求自由，结果误上贼船，沦为共党工具，好在六四屠杀促使他在吃够共产党的苦头后认识到“自由民主派曾经是中共的一支主力，没有党内外自由民主派获得民心，共产党靠枪杆子根本无法获得胜利”。换言之，所谓的自由民主派沦为共产党骗取民心的帮凶，否则，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不可能在大陆被共产国际颠覆。

  在中华民国，可以自由办学，自办刊物，而共产国际间谍便滥用自由兜售共产毒物或曰红色毒品，赤化读者尤其是学生。而在马列中国，一切都由共产党操控，尤其是媒体比如“人民日报”。1989年5月22日，在学生绝食的感召下，第一次有“人民日报”的编辑和记者，上街游行喊出“四·二六社论不是我们写的！”“旗帜鲜明地反对四·二六社论！”六四屠杀后，“人民日报”被改组。[59] 

  六四屠杀让中共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的一致谴责，中华民国也在此列。1989年6月7日，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前追悼大陆民运死难者。时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的李焕在台视的报道中表示无限愤怒与悲痛，并“希望大家团结起来能够帮助大陆的同胞摧毁中共专制政权”，而执政的国民党秘书长宋楚瑜则说：“这次大陆我们那么多的同胞为了要争自由争民主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更加深我们全体在复兴基地同胞的责任”。在野的民进党则举办360小时接力绝食表示支援大陆民运。[60] 然而中共很快通过收买等统战术让自由世界的良知逐渐泯灭，商人尤其台商比如琼瑶被中共统战后利用来营造假象，麻痹世人。中共得以被自由世界养虎为患，成为比苏联还有影响力的超级共产国际。

  无论如何，1989年6月4日是中国乃至世界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国际共产阵营开始全面崩溃。因“六四”而觉醒的八九一代，不仅认清共产党的邪恶本质，而且追根溯源清算为共产主义侵蚀中国开辟思想通道的李大钊、陈独秀与鲁迅等狂人。五四狂人崇洋媚外，把自己没有学通的西方概念“民主”与“科学”以及没有搞懂的西方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当作大炮来摧毁炎黄子孙安身立命的传统文化。从汉字到古文、从孔子到礼教，从民俗到经典，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与西方文化各成一体的正统文化无一不沦为五四狂人的攻击对象。而敬天重德求道的中华文化本来是抵挡共产主义的天然屏障。赤潮自“五四”开始侵蚀中国，而“六四”引发苏联瓦解。

七、国际共谍合力打造红色偶像鲁迅

  共产主义被视为恐怖主义，不仅在于〈共产党宣言〉公开鼓动“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而且唾弃传统的道德、宗教与法律，因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与“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1927年，以蒋中正为首的国民党发现共产党背信弃义，在国民革命军北伐之际，大搞阶级斗争，在农村杀地主，在南京杀外国人，在上海武装工人暴动后，不得不清共剿共。而郁达夫在日记中写道：“蒋介石居然和左派分裂了，可恨的右派，使我们中国的国民革命不得不中途停止了”。从此郁达夫像其兄郁华一样沦为共产走卒。

  共产国际要中共“加速土改、建立共产党军、夺取武汉国民政府领导权、肃清有反共倾向的国民党人”的〈五月指示〉曝光后，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也开始拼命还击，从此共产党转入地下，在各种组织的掩护下从事赤化活动，在此仅举两例。1930年中共成立以鲁迅为首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成立大会上鲁迅以〈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为题发言表示：“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1931年，以外商为掩护的苏联间谍牛兰夫妇被南京政府抓捕后，中共成立以宋庆龄为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专门营救被捕的共谍。流亡海外的大陆民国派领军人物高尔品在其论文〈所谓左联五烈士〉用事实证明“左联”是中共武装背叛民国和民族的“直辖文学支队”。

  宋庆龄投身共产国际有她自己1937年1月26日于上海写给莫斯科的王明的信为证，鲁迅亦然。1935年9月12日，他在给胡风的回信中坦承自己接受地下共产党员周扬领导的苦楚。而主管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陈云透露“所有参加党的人，几乎十分之九是从文艺路上来的”[61]。从中可见以鲁迅为偶像的红色宣传的强大功效。

  笔者研究共运的成果《无耻的洋人》论证：鲁迅是以宋庆龄为头面人物，由美国共谍比如史沫特莱及日本共谍比如尾崎秀实组成的共产国际间谍网合力推出的红色偶像。梁实秋（1903-1987）也认识到鲁迅“没有文艺理论，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62]，可惜鲁迅被包装成“民族魂”后，毒害无数热血青年，让他们为共产党卖命，让中国落入共党的魔掌，失去在民国已拥有的自由。参与哄抬鲁迅与毛泽东的斯诺（Edgar Snow）在《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中透露“哀悼鲁迅具有双重的意义，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示威的行动。每本杂志，每份报纸都开辟专栏公开赞美鲁迅”。共产国际滥用中华民国的迁徙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等等自由渗透了社会各界，伪造“左联五烈士”、“民族魂”、“七君子”，颠倒黑白，迷惑世人，制造各种“事变”，导致中华民国在大陆沦陷。

  鲁迅奉行“拿来主义”，不仅模仿甚至剽窃俄国作家果戈理，也模仿日本作家夏目漱石。与古已有之的无品文人不同的是，鲁迅卖身投靠的是史无前例的共产国际恐怖组织，在红色媒体的哄抬下，鲁迅迷惑世人至今，直到现在都少有人认清鲁迅的红色劣根及其毒害。

八、为保苏联鼓动抗日

  

1930年，当中共地下党听命莫斯科成立“左联”时，郁达夫属创会会员，即使被开除，也一直有助共谍比如胡愈之从事地下工作，堪称列宁所说的“有用的傻瓜”（useful idiot）。郁达夫一边否认苏联是独裁的赤色帝国主义，是侵略国家，一边投身抗日，导致他在日本投降后被当地的日本宪兵谋杀。

1935年夏天，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会议精神，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通称“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抗日救国”。 为了“保卫苏联”，共产国际的各路人马不择手段甚至伪造《田中奏折》，促使日苏矛盾转变为中日战争。

1936年共产国际间谍利用鲁迅之死煽动民族主义，向国民政府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促成张学良等发动“西安事变”，用红色宣传欺骗以蒋中正为首的国民政府把听命于莫斯科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及其军队合法化，从此中共借国难当头“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日益壮大。[63]

而周恩来在莫斯科支持下拷贝了苏俄式的“克格勃”，借助红色偶像鲁迅的诱导，诱使热血青少年充当共产走卒，甚至利用女色对民国与外国要人“统战”。周恩来手下有无数年轻貌美的“统战高手”，比如被批准给“西安事变”主谋杨虎城（1893-1949）做妾的谢葆真（1913-1947）。1930年加入共产党的王莹（1913-1974）、凤子（1912-1996）以及赵韫如（1921－）也是其中的知名者。赵韫如先与美国外交官谢伟思（John S.Service，1909—1999）搞婚外情，后与美国驻华外交武官韩恩（Willie Hanen）生下一女，也即《一个美国女孩在中国》的作者韩秀。谢伟思是导致美国政府误信误判中共的功臣之一。被称为“燕子”的共产女间谍为共产党颠覆中华民国奋不顾身，促使以三民主义为宗旨的国民党以及民选的民国政府失去民心与美援，导致大陆沦为莫斯科的殖民地。

第二章 

与“二二八”相关的红媒

一、共产党对台湾的渗透

  身在台湾与阅读台湾史都得面对共产党对台湾社会的渗透。黄种祥2018年发表的专著《二二八事件真相辩证》注意到“中共地下党及台共在事件中的作为”，也意识到有所作为的左翼势力至今“未受重视”，并在专著中分别评介“日治时期的台湾左翼”，“半山中的左翼势力”，“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台湾”以及“二二八事件中的左翼势力”。而二二八后逃亡大陆的谢雪红（1901-1970）、吴克泰（1925-2004）等中共党员以及被民国政府抓捕判刑的陈明忠（1929-）、陈映真（1937-2016）等“白色恐怖受难人”的红色生涯都证实从“五四运动”起红色宣传就渗透台湾并影响至今。

  1945年后，利用抗日战争在中国发展的共产党渗透台湾的程度比在日据时代严重，因为中共中央在日本正式投降前的1945年8月11日，就发布《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指示全党全军“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9]， 台湾亦不例外。曾任中华民国国家安全局局长的汪敬煦（1918-2011）在访谈录中总结如下：“当时中国共产党到台湾来活动的人，据我了解有四个系统：一是党的系统，他们称做‘中国共产党台湾工作委员会’，蔡孝干即是这个系统派来的（我当情报局局长时，蔡孝干在情报局当少将主任）。二是中共的情报系统，史明即是这个系统派来的。三是中共的军事情报系统，有名的国防部次长吴石案即是这个系统派来的。吴石长朝潜伏在国军中，直到他担任国防部次长，利用职权之便，把台湾军队的布署图、军事计画交给一位女间谍，稍后这位女间谍被捕，而爆发这个案子。四是国际共产党和日共系统，谢雪红这批人即是这个系统派来的。”[1] 但这还不完全，中共因接受莫斯科领导，从成立起就是一个处于非法状态的地下组织。中共有按地区划分的中共中央北方局与中共中央南方局等，各中央局及所属的各省、市委都有自己的情报组织及人员。比如吴克泰就是1946年3月被中共中央华东局从上海派到台湾进入台大的地下党员，下面会以吴克泰为例进一步评介共产国际势力如何从五四运动起就利用学运，操纵舆论，渗透社会，颠倒黑白。

  

  武之璋在《二二八的真相与谎言》中证实陈仪不仅遵奉蒋中正的命令包括手谕“严禁军政人员施行报复，否则以抗令论罪”，而且还在给当时的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的手谕中“希即遵令军宪不得随意伤害台人，注意保护善良民众”[2]。白先勇却在《关键十六天：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的序言中指控柯远芬在绥靖清乡的会上“慷慨发言”：“有些地方上的暴民和土匪成群结党，此等暴民淆乱地方，一定要惩处，宁可枉杀九十九个，只要杀死一个真的就可以。”对此白崇禧“当场严加驳斥”：“有罪者杀一惩百为适当，但古人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者不为，今后对于犯案人民要公开逮捕、公开审讯、公开法办，若暗中逮捕处置，即不冤枉，也可被人民怀疑为冤枉。”[3] 就是说，白崇禧尊奉古训，抵制暴虐，这既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本质区别，也是蔑视传统道德的共产党员能够渗透并打败国民党的根本原因。二二八后白崇禧作为国防部长被蒋中正派到台湾宣慰16天，主张“参加此次事变人员，除了共党之外一律免究”，而陪在身边的白克就是共谍。

  就算柯远芬也被赤潮污染，无视人命关天的古训，但吴克泰的回忆录透露：1947年1月9日，柯远芬曾在吴克泰等发起的“一·九学生运动”中“挤上主席台讲话”。柯远芬那时就认识到“美国是我们的友好盟邦，不应该反对，我们应该反对的是苏联”，可惜吴克泰不听劝说，反而号召学生“马上开始游行”，让警总参谋长柯远芬只能“被甩在主席台上”，听任学生唱着红歌“义勇军进行曲”游行到“美国新闻处”与“美国领事馆”，高呼“美军滚回去！”等口号。游行中吴克泰的同志陈炳基则高呼“组织全台湾的学生联盟”。吴克泰在回忆录中透露自己“为了组织这次反美抗暴游行”，两天两夜没有阖上一眼。[4]

  早在1920年魏金斯基向共产国际提供的报告中就透露：“学生运动是特别容易见成效的工作对象，整个中国被学生组织网覆蓋，共有学生组织193个，参加这些组织的，既有高等学校学生，也有16岁以上的中等学校学生”，而“由学生组织成员组成许多从事苏维埃和党的宣传工作的训练班与小组”[7]，魏金斯基所说的中国尚不包括台湾，但吴克泰等人的回忆证实利用学生运动与学生组织赤化社会的红色模式被搬到了台湾。中共在台湾成立了多少学生组织？“中国共产党台湾大学医学院支部委员会”难道是唯一？

  共产党及其意识形态通过红色媒体赤化读者尤其是爱国的大中学生，再通过他们利用学运渗透社会，包括中华民国党政军警宪特。共产党的各路人马不仅在“二二八”期间企图篡夺台湾政权，而且在“二二八”前就已经像在大陆一样不断发动各种运动尤其是学运壮大力量。幸好1949年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的陈诚（1898-1965）与台大校长傅斯年（1896-1950）等中华民国精英在退守台湾时已达成共识，“要求安定，先要肃清匪谍”。[5] 

  陈诚已认识到共产思想无远弗届，治台要义不与民争利，“要与共产党斗争，不能单靠军事，必须政治、经济双管齐下，在思想主义上去战胜共产党，才能遏止红流的泛滥”[6]。为了防共反共，陈诚们不得不严惩潜伏台湾的共谍。这是在台湾被称为“四六事件”的核心。

  傅斯年在北大求学时难免被红潮裹挟，积极参与“五四运动”，但随着阅历的增长，他选择支持国民党，1927年他在担任中山大学教授时，亲历五四新青年张太雷等听命于斯大林发动的广州暴动后，公开反共。在共谍发动“西安事变”时，他支持以蒋中正为首的中华民国政府。1929年，傅斯年就出于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反共反苏并警告用共产党的方法反对共产党，可惜被共产党渗透的国民党却像共产党一样反共，结果可想而知。

   共产党从1947年起就企图利用“二二八”篡夺台湾政权，读者应该了解共产党的渗透方式与功效。以转型正义之名给罪证确凿的共谍平反与赔偿是否算共产党渗透台湾的成果？

二、潜台共谍及其影响

  在赤潮来势汹汹之时，陈仪施行的统制经济像共产党的计划经济一样导致台湾百姓比如寡妇林江迈为了谋生被迫与10岁女儿到街头兜售香菸，至少20万退伍的台籍日本军伕无以为生……而陈仪不仅组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交响乐团”，热衷出席音乐会，还邀请红色文艺团体来台巡演。

  1946年12月，欧阳予倩率有数十名团员的“新中国剧团”抵达台北，准备全岛巡回演出。吴克泰证实1931年加入“左联”的欧阳予倩到台湾“不仅是为了演出”，在吴克泰的联络下，一位戏剧家在家里摆了好几桌宴席欢迎欧阳予倩，在宴会上欧阳予倩“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强调，法西斯（暗指国民党）最坏，我们一定要反对，但要讲究方法和策略，必要时可以借古讽今。他还说，如果剧本通不过，就请找白克”。仅此足以证明欧阳予倩听命于共产党，否则，他就不会无视由国民党主导的中华民国正开始行宪的事实。 2月27日晚上，吴克泰带延平学院学生叶纪东和蓝明谷去向欧阳予倩“请教如何组织和开展学生界的戏剧活动”。会谈结束后，吴克泰立即投身查缉私烟引发的冲突，并写出第一篇报道。其时住在台北火车站对面旅馆裹的欧阳予倩则在群众找上门后用日语发表演说：“国民党贪官污吏欺压你们，你们就起来同他们斗争是正义的，我们不是国民党的贪官污吏，是来演戏的，我们同你们站在一起，完全支持你们的斗争。”[8]吴克泰透露欧阳予倩三月底才离台，那么他与进入台湾的数十名团员在二二八期间干了什么？

  在陈仪的邀请与庇护下，潜台共谍利用一切手段与机会发展势力。时任其秘书的郑士榕（1916-2010）在〈细说我所认识的陈仪〉中写道：“长官主台的民主作风，不但对新闻言论自由毫无限制，且对集合游行示威亦完全开放”。陈仪主台一年半后，郑士榕在长官公署“听到的不是一般的高呼口号，却是一片敲锣打鼓以及叫嚣喧譁之声，完全是杀奔前来的阵势，毫无请愿诉求的迹象”[10] 。

  陈仪五弟陈公亮的儿子陈兆熙在为伯父评功摆好时表示：陈仪“开放报禁，从光复时1家，1年后开放到36家报纸跟杂志”。“而暴民抢到电台全台广播，是事件从台北市扩及全岛主因”。[11] 这与郑士榕的回忆都证实二二八前赤潮通过报章杂志影响读者，操纵舆论。陈仪不仅没有抵制赤潮，还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纪录片《还原二二八》（2005）中受访者周青透露：是时任台湾广播电台台长的林忠允许他们进入电台，广播：“台湾光复以后政治是有够黑暗满街都是贪污的官员……”！民视制作的纪录片《二二八平反运动》（2017）则透露抗议者用闽南话在广播中宣称：“我们的同胞一同去长官公署抗议，陈仪政府的军队竟然用机关枪扫射我们的队伍，当场打死我们的同胞……”。周青也认为：“因为这个一广播，那么全台湾二二八的大暴动就这样开始”。林忠在1992年接受采访[12]时，否认台北“电台被暴徒占领”，这间接证明周青所说属实。他还透露陈仪在二二八后任命的新台长曾建平也“是共产党员，后来逃走了，因此中央才改派姚来接任”。与此同时，林忠认为陈仪“这个人是不错的”，可惜陈仪“只听身边人物周一鹗、沈仲九的话，而周常在他身旁说台湾人无行政能力，不可重用。也因陈仪不重视台湾人，更引起台湾同胞对陈仪反感。周一鹗可能是共产党员，他之来台是有意要让台湾人对国民政府反感，后来陈仪之所以投共，恐怕也是受了他的影响”。周一鹗（1905－1984）确实如林忠的猜测那样听命于共产党，从1938年就被派到陈仪身边，他不是陈仪身边唯一的两面派。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陈仪身边能潜伏数个共谍与他自己有关。

  陈仪的军政生涯处处显示陈仪亲苏通共，他居然在抗战期间资助五弟陈公亮留学苏联。[13] 1949年陈公亮来台湾，出任财政、经济两部顾问，中国航运公司常务董事。

  此外林忠还证实台独追求者廖文毅侄子廖史豪所言：周一鹗在选举国民参政员时，采取不当手段阻止当时主张联省自治的廖文毅当选，促使廖文毅对国民政府失望而分道扬镳。二二八时廖文毅在上海参与被共产党员比如李伟光渗透的台湾旅京沪团体，加入宣传战；二二八后遭陈仪通缉，从此投身台独运动。这个实例证明共谍与二二八都起到让台湾人仇视国民党与中华民国的作用。

  国民党由各民族各省份的三民主义信徒组成，不是日本殖民者，不可能因省籍歧视谁，台湾人中也有国民党员，如果国民党迫害台湾菁英，邱念台等台湾世家就不会加入国民党。而中华民国不属于国民党，但国民党人都应该认同并实践孙文的建国大纲：也即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并从军政、训政走向宪政。正是因为共产国际势力企图推翻中华民国，国民党才被迫从准备行宪变成动员戡乱，于1948年5月10日实施《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直到1991年5月1日才在台澎金马行宪。

三、与“二二八”相关的红媒

  改名甚至换姓是投身共运的各地人包括台湾人的特点。这也是共产党员及其同路人与传统文化为敌的表现之一，因为中华传统文化人奉行“行不更名坐不更姓”，“好汉做事好汉当”，而听命于莫斯科的中共却用“民族魂”的幌子覆蓋躲在181个名字后千方百计为苏联“呐喊”的五四狂人周树人的尸体上，鲁迅只是其匿名之一。

  鲁迅不仅赤裸裸地为苏联的暴政狡辩比如《我们不再受骗了》与《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而且还拼命诋毁中华文化及其精髓仁义道德，为西来歪理邪说开辟思想通道。

  鲁迅好比毒树，推崇鲁迅就好比吃下毒果。青少年读鲁迅，很容易中毒，然后像鲁迅一样用毒眼看世界，沦为鲁迅造出的“大群的新的战士”，虽然他们不一定意识到自己扮演的角色，但当他们的言行符合共产党的需要时，就会被共产势力相中，得到共产党的支持与宣传。原名陈永善的陈映真“爱敬鲁迅，受他影响很大”，而“少年陈映真的第一本启蒙读物就是《呐喊》”[14]。

  陈映真生长在台湾，鲁迅本为民国政府禁止的红色毒品，但他敢于偷读，结果就是像鲁迅一样与红魔为伍，借二二八颠倒黑白，支持六四屠杀，被中共任命为箝制思想的中国作家（实为作假）协会副会长，死后与谢雪红为伴。

  而鲁迅一死便被共产国际间谍哄抬成“民族魂”，因为那时共产党要用民族主义鼓动反日，促使苏日矛盾被转嫁成中日战争。[15] 没有鲁迅，没有二二八，陈映真会因“组织聚读马列共党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及为共产党宣传”被捕入狱吗？这位“白色恐怖受难者”难道不是共产党的宣传家，红色恐怖的捍卫者吗？

四、鲁迅在台湾的传人

  在查阅二二八受难者子女阮美姝、郭胜华、陈肇家、胡宗驹等的著述时，笔者注意到阮美姝的父亲阮朝日（1900-1947）与其任总经理的《台湾新生报》。查阅后获知，该报前身是日据时代创办的日刊“台湾新民报”。[16] 

  该报1923年在日本创刊，而张我军（1902-1955）是该报的汉文编辑。张我军被称为“台湾新文学旗手”，因为正是张我军在台湾传播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狂人及其作品。1924年4月21日张我军在《台湾民报》第2卷7号发表〈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以鲁迅为榜样痛骂台湾传统文学与文人，宣称“台湾的诗文等从不见过真正有文学的价值的，且又不思改革，只在粪堆里滚来滚去，滚到百年千年，也只是滚得一身臭粪。”赤潮入侵中文世界的一个标志就是五四狂人及其传人疯狂辱骂民族传统，推崇至今没有证实的进化论以及鼓吹仇恨的阶级斗争，张我军一边宣称“古典主义之当废”，一边把传统文人骂成“守墓犬”，引发争端。

  1927年，张我军参与北京大学台湾学生宋斐如创办的《少年台湾》杂志。而宋斐如（1903－1947）与“二二八”更是密不可分。

 五、宋斐如与《人民导报》

  宋斐如原名宋文瑞，也用过无数名字。1923年他去北京大学经济系求学，其时“少年中国”的发起人之一李大钊正在以北大教授的身分从事赤化工作，21岁的宋斐如主编《少年台湾》能不受李大钊影响？毕竟李大钊在1918年10月中就曾介绍毛泽东加入“少年中国学会”，11月间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友中宣传俄国革命。[17] 与中共密切合作的台湾红色组织“夏潮联合会”在宋斐如生平简介中写道：“在校期间与张我军、洪炎秋等进步台湾青年学生创办《少年台湾》月刊，任该刊后期主编，向台湾岛内介绍、宣传祖国状况，‘架起台湾与大陆间资讯传播的桥梁’”。[18]

  1945年10月宋斐如随葛敬恩等人组成的“前进指挥所”返台，出任教育处副处长。12月，陈仪核准他创办《人民导报》，让他协助传达民情，倡导“台湾新文化运动”。[19]  而《人民导报》的总编苏新就是与萧来福一起在日本被赤化的台湾共产党员。“1929年，他们俩接受台共的指示而返台从事工运”，一年后被日本当局分别判处12年与10年徒刑”。[20]

所以，《人民导报》再“敢说直言”也非“民间报纸”。“由于刊登有关国共和谈的敏感文章，陈仪亲自找宋斐如谈话，提出教育处副处长与《人民导报》社长，二者择其一，最后宋斐如辞去人民导报社长，由王添灯继任社长职务。”[21]

  “1946年9月17日，‘王添灯先生辞退《人民导报》社长职，其后职务由宋斐如负责自理’。1947年2月19日因坚持主办《人民导报》被免去教育处副处长职务。”这离“二二八”不到十天。[22]

 陈仪在写给蒋中正的报告中指责宋斐如：“（1）阴谋叛乱首要，组织台湾民主联盟；（2）利用报纸抨击政府施政，竭力暴露政令弱点”。[23] 这符合地下共产党员所从事的共产主义事业，可惜陈仪不仅未防患于未然，也没有亡羊补牢，相反还自己中招。

  宋斐如回台后一年多，不仅在《人民导报》，也在《新生报》等刊物发表三十多篇文章，值得进一步分析。

  宋斐如妻子区剑华曾在台湾省政府法制室工作，在宋斐如罹难后，依然从事赤化活动，不仅掩护曾任《人民导报》主笔与建国中学校长的共谍陈文彬一家逃离台湾，还“煽动台大学潮”[23]，1950年被处以极刑。

六、王添灯（1901-1947）与《自由报》 

  1946年8月，王添灯又与蔡庆荣（1920－2003）等创刊《自由报》。蔡庆荣也改名蔡子民。1943年蔡子民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后担任东京《华侨日报》总编辑。1946年回台后加入《自由报》并出面任总编辑。他也是“二二八”的参与者，国军来台后逃往上海，加入中共，从事红色宣传，出版《台湾史志》。从中共北京台胞联谊会的报道〈父亲、丈夫、儿子与我〉[24]中可知蔡子民逃到上海后与1932年就因抗日而投身共运的李伟光之女相恋成婚，曾一度遭迫害，导致长子无法参军，1972年迫害终止。1979年10月起爬上中共高层，担任过中共驻日本大使馆文化参赞以及台盟中央主席。1987年蔡子民在中共针对台湾的宣传刊物《台声》杂志第2期发表题为“忆‘二·二八’与王添灯”。[25] 

  在蔡庆荣看来，王添灯是“二·二八”起义的旗手， 因为他是“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的发言人，也是《二·二八事件处理大纲》的提案人。而蔡庆荣“在他的领导下，在台北编《自由报》，在‘二·二八’中常和他在一起，并参与了《处理大纲》的起草。之后，因他的指点，我逃开国民党的镇压，幸存到现在”。

  蔡庆荣透露：“萧友三任《自由报》经理，负责出版和财务。王添灯负责一切经费，还提供茶业公会的一间房屋作为《自由报》办公室，让我和阿荣住宿在公会客房。先后参加《自由报》工作的同仁有：《新生报》的王白渊、周庆安；《民报》的徐渊琛、蒋时钦；《人民导报》的吕赫若、詹世平（即吴克泰）、周传枝（即周青）；《台湾文化》的苏新（七月已辞去《人民导报》总编辑）和茶业公会的秘书潘钦信。他们有的为《自由报》出主意，有的将不便在各报发表的报导或文章交给《自由报》发表，在言论上与各报互相呼应。”

  蔡庆荣证实，红色媒体与媒体人，秘密配合，互相支持。他们为了进行红色宣传，“在《自由报》报头的两旁，每期选刊‘纪要’、孙中山以及蒋介石的有关语录。文章中避免刺激性文字，注意摆事实、讲道理。〔中略〕从创刊到‘二·二八’起义前夕，时发时停，共发行了十五期，对于教育和组织台湾人民起来反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要求民主自治起了一定的作用”。从多方披露的资料来看，可以判断：红色媒体人利用一切机会用共产新话抹黑当局，挑拨离间，混淆视听，误导读者。

  蔡庆荣在回忆中透露：“二十八日清早，我回到台北时，在延平路碰到抗议专卖局警察暴行的游行队伍。我随即加入游行队伍，一起去捣毁专卖局所属专卖公司，再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请愿。但尚未到达长官公署门口就遭到机枪扫射。我死里逃生，回到《自由报》社。台北全市开始罢市、罢工。当天下午，我又参加群众队伍，冲进广播电台，号召全省同胞起来，打倒贪官污吏”。对照别的资料比如郑士榕的回忆录，“机枪扫射”应该是夸大其词，但没有训练有素的地下共产党员投身“二二八”，一般民众恐怕不会想到利用广播电台，占领舆论制高点，而这是“二二八”从台北蔓延全省的关键。

  蔡庆荣的回忆也证实共谍在“二二八”期间无处不在。由王添灯提交给陈仪的《处理大纲》就由他与潘钦信、萧友三草拟。写好后誊写三纷，“一面交给王添灯，一面由萧友三找地下党负责人”。

  王添灯思想左倾，又被地下共产党员包围，只能被外界看作共产党的同路人，最终沦为畏罪潜逃的地下共产党员的替罪羊。

七、李登辉的入党介绍人吴克泰（1925-2004）

  六四屠杀发生时，在北京报道的《中国时报》记者徐宗懋也被共军击中，三天后才苏醒，险些成为六四受难者，疗伤两年后，1992年冲毁大陆采访。通过他的报道笔者注意到官至中共政协常委的台湾共产党人吴克泰。

  吴克泰在访谈中说：“当时，我仍然只知道国民党，一心一意要找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还好，上海还有个蒋时钦在；这段期间，他不但在生活上照顾我：透过他给我看的鲁迅等左翼进步作家的书，我的思想认识不知不觉地也起了深刻的变化”再加上他“在上海所看到的这样那样的怪现象，让我对国民党感到非常失望！……通过蒋时钦给我看的斯诺的《西行漫记》，我才知道原来中国还有个共产党，以及他们“长征”的历史。也因此，我才知道原来中国有两个，一个是旧中国、一个是新中国；一个是独裁、一个是民主。从此，我的思想即有了决定性的转变了”。[26] 也就是说，吴克泰也是因在台求学遭受日人歧视甚至暴打后奋起抗日而投奔祖国，却被红色宣传品以及共产国际间谍网推出的红色偶像鲁迅误导，加入假抗日真反华的共产党。

  在徐宗懋的帮助下，吴克泰于2002年在台发表自传，“以诚实的态度把自己的一生作了记录”，他不仅声称内容是真实的，而且“最后声明：稿子，未经任何人看过，文责完全自负”，既然如此，在没有反证的情况下，笔者采信吴克泰陈述的事实。

  吴克泰在复旦大学时也亲历由地下共产党领导的学运，1946年被派回台湾，进入台大，便如法炮制大陆的红色学运。他在访谈中也透露，日本一投降，中共就派人潜入台湾成立“台湾学生联盟”，主要组织者是郭琇琮，他还组织了“协志社”，“史明、潘渊静、何斌等都参加了，举办一些医学、文化、摄影、乡土的展览会，表面上不带有政治色彩”。吴克泰承认自己是“台湾学生联盟”的领导干部之一。1946年5月4日，接受中共领导的台湾地下党人就以纪念“五四”为名发动基隆中学生上街游行，从此由共产地下党操纵的红色学运被搬到台湾进行！吴克泰证实共产地下党制造的“沈崇事件”也因吴克泰等共产学生的运作促成在台规模最大的“一·九学生运动”，其时有“一万多人的示威游行。运动的主题则是‘反对内战、要求和平’与‘反对美帝干涉中国内政’。游行时，因为大家只会唱《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抗战歌，所以游行队伍从头到尾都沿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通过这次的示威游行，台湾的学生运动终于和国内大陆的学生运动合流了”。《义勇军进行曲》本是抗日英雄孙铭武、孙铭宸兄弟创建的血盟救国军的军歌，1935年被中共地下党员在其拍摄的抗日电影《风云儿女》中推出，从此广为流传。吴克泰们在抗战胜利后17个月，中华民国已准备行宪时依然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无非是宣传仇恨，鼓动敌对。

　吴克泰也供认不讳：“这场反美示威游行后不久，二．二八事件就爆发了；原先参与几次学运的学生们都纷纷投入战斗的队伍”。其中包括潜伏台大的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干部吴裕德。“吴裕德在28日上午领导群众殴辱公务员、捣毁官署。而当群众砸烂专卖局时，旁边的屋顶垂下来两条大字标语：“打倒陈仪独裁政权，建立台省民主政府”！[27] 吴克泰在纪录片《还原二二八》中作为受访人坦诚，这两幅标语由他所写。换言之，投入“战斗”的不止是地下共产党员，还有被赤化的学生们，否则，一个治安事件不可能被激化成占领电台，烧毁医院，攻打机场的武装暴动，更何况3月1日下午，吴克泰就被廖瑞发告知“我们已经组织了全岛性的武装斗争委员会。台北市的组织武装斗争作如下分工：一部分党员全力准备组织武装斗争，另一部分党员进行宣传工作”。

  “二二八”期间，吴克泰以及领导他的台省工委书记蔡孝干（化名老陈）等共产党人都积极“组织群众投入战斗”，无论哪个环节都有共产党员参与，事后他们多半全身而退。吴克泰被派到台湾后从事各种赤化活动，搞学运，介绍李登辉等同学加入地下共产党，搞宣传，为红色媒体撰稿，堪称工作出色，因此二二八后不久吴克泰就被选派以台湾省五四青年代表的身分返回上海，就是说中共在篡政前就利用“五四运动”及其纪念活动扩大影响，颠倒黑白。在中共极权暴政下，吴克泰被委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日语组组长”等重任。虽然身为中共高官，吴克泰却至少四次来台活动，多方受邀，还与李登辉密谈[28]。

  吴克泰也证实国军来台后，有近百名二二八参与者逃到大陆。“他们包括谢雪红、林良才、苏新、潘钦信、萧来福、王万得、杨克煌、李乔松、王天强、李硕楷等人。他们大都参加了暴动后在香港成立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29]，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心怀坦荡的林茂生与阮朝日等台面人物则被陈仪密裁，做了替罪羔羊。解严后，原籍台湾的中共高官被冠以“老台胞”对台湾进行统战，其中包括早年周恩来的日文翻译林丽韫。她官至中共中央委员以及大陆全国台联会长。[30]  

  “老台胞”中亦有张我军的长子张光正。投身共运后，张光正改名何标，成为共军高官。作为“老台胞”，何标在采访中透露日本投降后共党企图占领北平，张我军接受共军军官甄华的邀约，专门去“彻夜长谈”。张我军“出城见八路军这件事，他从没跟任何人讲过”[31]。不知张我军保守了多少类似的秘密？

  张我军不仅“是第一个正式地介绍鲁迅给台湾的人”，而且在北平教日语时就在赤化学生，其中包括1926年加入共产党的甄华：“我在北平上学，曾经常到设在张我军老师家中的日文补习班学习。〔中略〕他教的内容有唯物辩证法，这促进了我学习马列主义哲学的兴趣。”[32]

  张我军也于1946年6月返台并出任台湾省教育编纂汇会教育组主任。“二二八”时，他也在台湾，难道会无所事事？！

  共产党不仅通过媒体渗透台湾，操纵舆论，还通过“国语”及其教学误导学生。被陈仪聘为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魏建功（1901-1980）听命于共产党，被视为国语教员的徐征也是地下共产党人。魏建功主张用国语运动（1946－1968）实现“新文化运动”的理想，因此国语运动被视为五四运动在台湾。[33]

   

   八、加入中共的台湾人周青（1920-）及其他

   

    《还原二二八》中受访的周青，原名周传枝，比谢雪红小19岁，可以算其下一代。1994年，时任中共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的周青出面反驳陈芳明的《谢雪红评传》，曝光以谢雪红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台湾的地下活动及其赤化作用： 

   “谢雪红与简娥、潘钦信等一批老台共于1930年底和1931年初曾经为深入发动工人群众，通过陈义农在台北市幸町七间仔租厝为据点，组织附近红酒会社、高砂啤酒会社、日华纺织会社和松山铁路工厂的工人读书班进行阶级教育。由于我家恰好住在七间仔，所以我在小时候也常常杂在大人中间听过谢雪红的讲课，我后来会年纪轻轻就信仰社会主义，是和这个情况不是一点都无关系的”[34]。就是说，台湾共产党员的地下活动对社会有影响，周青就因此被赤化，并参与“二二八”。

       时任《中外日报》记者的周青比吴克泰还早投身“二二八”，从事宣传鼓动。吴克泰透露他俩合作的第一篇“二二八”报导是在采访主任、副社长兼总编都不同意发后，在“印刷厂的工人”威胁说“如果这篇报导不发，就要把印刷厂烧了”，才得以发表。而报导一出来，“第二天一早，报纸发到全台北巿并发往全省各地，被抢购一空”。[35] 

    周青在徐宗懋的访谈中，进一步佐证“二二八”前，共产党已秘密渗透台湾各界，尤其是报界，甚至包括国民党与三民主义青年团。[36]

    在纪录片《还原二二八》中，周青透露他就在导致“二二八”发生的“缉烟血案”现场，实属偶然？[37] 

    周青在“二二八”前就以记者身分，“大量揭露了国民党贪污腐败的丑像”，他亦坦承：“二二八的第一篇报导是我和吴克泰合作撰写的；我不仅每日采访二二八处理委员会的消息；还骑自行车往返于国民党松山机场策动地勤部队的台湾兵起义”。周青在国军登陆后去参加桃园的武装部队，该部队被打散之后他跟随吴克泰一起逃去上海，投靠其时已由共产党人李伟光掌控的台湾旅沪同乡会。该会也参与二二八宣传战。以同乡会的名义组建或操控地下组织是中共延续至今的伎俩。

   

    周青告知谢雪红在日本投降后立即着手筹备人民协会，并透露：当日本投降时各地士绅和青年热情的自发组织“三民主义读书班”或者“三民主义青年团”，台北的陈逸松即与从重庆回来的张士德（张大佐）成立台北市三民主义青年团，云集在台北的老台共领导人：潘钦信、王万得、萧来福、苏新等全部加入其中。也就是说国民党的三青团被台共赤化。而张士德就是谢雪红国际书局的店员张克敏，回台后与谢雪红有来往。周青与陈翠莲都指称张士德属军统，可从陈翠莲与黄钟祥披露的情况以及杨克煌的回忆来看，笔者认为，张士德像李友邦一样是潜伏国民党（三青团）的地下共产党员，这才能解释李友邦之妻严秀峰在张被国府调查时出面掩护之。张士德以国军上校之身比葛敬恩还早到台湾，他借助地下共产党员在全台组建三青团并以此为所欲为，导致陈仪企图让葛敬恩解散三青团。反政府势力能在二二八期间迅速扩展到全台，与三青团密切相关。而王添灯等处委会成员也都加入三青团。

    周青也透露共产党员在“二二八”前就已经发动了各种活动，他提到：1946年上半年简吉支持高雄市湾仔内农民抗租运动而引发了轰动全岛的“王添灯笔祸事件”，而廖瑞发是“1946年底和47年初台北市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如台北市烟草工厂的怠工、汽车司机工会的罢工”以及1月9日的“反美抗暴大游行”，也即“一·九学生运动”的幕后领导者。简吉与廖瑞发都像谢雪红一样因抗日被赤化。

   

    谢雪红在被日本人被捕前开了家从事红色宣传的“国际书局”，经常出入该书局并成为谢雪红崇拜者的顾客有王忠贤，1946年年底他已被选为台湾土水工会理事长，在“二二八”那天下午，在新公园跳上电台灰墙上向群众演说，后来和周植兄弟、吕赫若等撤退“鹿窟”武装基地，在那里被捕，成为共产烈士。

   

    被吴克泰带去见欧阳予倩的叶纪东则是因对陈仪政府的失望在就读延平大学时被老台共廖瑞发赤化，叶纪东坦承：“从此以后，除了上课之外，就是搞读书会，并且在台北的各大学间搞串连。因为我雄中的同学陈金木就读于师范学院的关系，我主持的读书会也发展到师范学院。二．二八前不久，我也通过台大学生杨建基发展到台大。那时候，我白天在台湾省教育会编小学教科书的参考教材，每个月有固定的收入，我于是就用这些钱来买书报、杂志给其他学生看。一般说来，我们读书会使用的教材还是以民主党派的刊物为主；只有那些确定要吸收的学生，我才会给他看一些有关社会主义的书刊。我记得，46年 9 月，刚开学时，我在台北图书馆借到一本埃德加．史诺写的有关红军长征的书《西行漫记》，我于是告诉其他读书会的成员，让大家轮流去借来读”。就是说，叶纪东也被美国共产走卒斯诺欺骗。参与二二八的延平大学师生不少，很像是一个被共产党渗透的教育机构。

   

   

九、台北的红色文艺活动

  

  马骥伸（1931-）发表的回忆《70年一觉戏剧梦》[38]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二二八”前台湾已被红色渗透。

   

    马骥伸于1946年3月来到台北，就读师大，是师大“戏剧之友社”的创办人。师大上演的第一步话剧就是红剧《日出》，该剧作者曹禺，在上海首演时的导演欧阳予倩，主角扮演者凤子都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文艺兵。

    马骥伸因红剧《日出》登上舞台并结识参与该剧幕后工作的黄荣灿（1916-1952）。黄荣灿也属1945年被派到台湾的地下共产党员之一，出任《人民导报》副刊的主编，参与红色话剧，大力推广鲁迅。二二八期间，他与欧阳予倩等有联系，但没有材料显示他们在一起干什么？暴动被镇压后，他刻版画“恐怖的检查”到上海宣传，此画是二二八宣传战的重磅炸弹，观者无不动容，影响至今。[39]

    马骥伸演出红色宣传剧之余，还阅读红色宣传物。他文中提到的共谍不仅有被处决的黄荣灿，还有没被抓住的两名共谍。一名叫郑鸿溪，台湾人，从大陆回来插班大二。他在夏衍的《离离草》中饰演祖父。马骥伸回忆到：“他给同学的印象也是那般亲和。一口道地的北方腔国语，比我纯正得多。下一学期他就成为学生自治会中坚，‘四六事件’他列在政府缉捕名单，人已失踪。多年后，我在中央社大陆动态资料中，看到他已是大陆中央对台工作部门的副首长，料想他在台湾师院学生时，已为中共祕密工作”。另一位是“《梁上君子》女主角音乐系一年级沈苏斐，十分灵秀的女孩〔中略〕沈苏斐来台几个月，就在师院演戏当女主角，又加入台‘大麦浪歌剧团’，是‘麦浪’的重要歌舞演员，还兼边疆歌舞助理指导。她在师院和台大都有一名护花使者，她不即不离、一视同仁，我们旁观者清，两位当事人却能相互默忍”。同时与两人恋爱，如此反常，只能推断这两人也可能是地下党员，因为潜台女共谍萧明华与其领导于非（原名朱芳春）就假扮夫妻。马文透露，陈诚肃清匪谍时，沈苏斐“未被波及，学期末，国军已在大陆节节败退，两岸断离情势明显，她悄然向我们道别返乡，不多几年辗转传来消息，她在故乡苏州已是艺文界高级干部。四十年后两岸开放，她应邀来台和我们一些老友重聚，已是祖母级的文静女士。相谈中，提到早年因艺文活动曾获周恩来数度召见。我很想私下问她，在台师院读书时，是否已加入共产党，却始终问不出口”。了解共产党历史就知沈苏斐也像凤子一样属周恩来手下的燕子。 

   

    马骥伸有幸来到台湾，求学时被红色渗透。在其回忆中一目了然：“不幸的是我们想演的剧本，几乎都被列入禁演名单，而且持续将近四十年。自此以后，除了改编外国剧本和少数抗战题材作品，只能演出反共宣传八股，我们没合适剧本可选，校方对我们也转冷淡。”而他却在台湾的“白色恐怖”中出任各种要职，包括教育电台节目部副主任兼新闻组长，“中央社”资料编辑部主任，台湾大学社会教育系新闻组副教授等等。他还透露：“从‘二二八’到‘四六’前后，我认识的戏剧圈师友，包括剧社同学，动态变化很大。黄荣灿、白克被处死刑，蔡瑞月、歌雷入狱，雷石榆、司徒阳、陈大禹或逃或走，返回大陆”。他提到的都是红色文艺兵。在此仅以被中共追认为烈士的白克为例说明共谍渗透中华民国的严重程度。

   

    白克（1914-1964）也像欧阳予倩一样，听命于共产党，是第一批赴台湾接收的“ 前进指挥所”成员，出任行政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委员，被派到台湾后，参与一系列赤化活动比如创办红色媒体《人民导报》。白克在被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普通审判庭以“为匪宣传”、“扩展匪党组织”等罪名宣判死刑，后经国防部高等覆判庭开庭宣判原判决核准被处死前，是台湾电影界要人，可想而知他的影响有多大。白克在“二二八”后还跟随被蒋中正派来宣慰的国防部部长白崇禧在台巡视16天，拍有纪录片《白崇禧部长莅台重建新台湾》。[41] 白崇禧不仅重用白克，举荐共谍吴石接替柯远芬，让共谍谢和赓当自己的机要秘书并加以推荐，这可能是白崇禧到台后被监控的一个原因。

   

    马骥伸不经意间就证实，“二二八”前共产党已经渗透台湾各界，请看他的见闻：“学生时常罢课、游行、示威，从南京来台视察的教育部长朱家骅，为躲请愿的师院学生，由后门闪走。议会言论肆无忌惮，王添灯以犀利驰名，郭国基大砲轰得台大校长傅斯年脑溢血猝逝。报纸杂志虽说不上百家争鸣，发行量甚小，但家数多，言论报导未受禁限。国外和大陆报刊大都准许进口，电影院放映过苏俄影片，因票房不佳后继无力。图书馆可以借到马克思的《资本论》，鲁迅、高尔基的小说，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我都是向师院图书馆借阅的。果戈里、陈白尘等的讽刺剧都曾上演，学校剧团选择剧本几乎从心所欲。”

   

    总而言之，“二二八”前就有不少台湾人投身共运，从事红色宣传；“二二八”后，有更多台湾人被赤化，加入共产党比如陈明忠。大陆沦陷后，台湾共产党人依傍北京政权继续从事对台宣传与统战，而“二二八”则成为他们的宣传武器。苏新用笔名“庄嘉农”发表的《愤怒的台湾》以及他与杨克煌在林木顺的名下发表的《台湾二月革命》等红色宣传品都渗透台湾，影响深广。涉及“二二八”的不少谎言尤其是对国民党的诬蔑都来自听命于中共的台湾共产党人。

   

    而柯远芬（1908-1997）除当时发表〈事变十日记〉外，一直到1989年4月才应中研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玉法的邀约改变宽恕不言的初哀，执笔写作“台湾二二八事变之真相”，留下历史见证。他虽然获知“共党份子林日高、林梁材等”在二二八期间的领导作用，却不知吴克泰等的地下活动以及红色宣传的作用。但他提到《国是日报》在2月27日“刊登一则军民冲突的不实消息。新闻内容是说于苏花公路上，在中途有一士兵强行乘车并与司机发生冲突，司机气愤，将车坠入海中，全车乘客葬身鱼腹云。后经调查，完全是谣言。此事亦只能认为是蓄意破坏军民感情，丑化政府形象，与事变似无直接关系”[42]。他不知这是共产党的宣传手法，而陈翠莲也证实该谣言对台湾人参与二二八有煽动作用。这也证明共产党渗透的媒体包括国民党省党部主办的报纸。原本隶属国防部的《和平日报》1945年5月在台中发行台湾版后，也很快被红色渗透，杨克煌成了日文版编辑，谢雪红被聘为特约评述。27部队队长钟逸人也是《和平日报》记者。

   

    二二八前时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的李翼中（1896-1969）对陈仪纵容长官公署负责的媒体“宣传授人以柄”不满，他还批判说：“《人民导报》为宪政协进会主办，发行人为林忠，其总编辑为李纯青，台湾人，《大公报》记者，实为共产党员，反动言论连篇累牍，不胜骇然”。[43] 而黄种祥在《二二八事件真相辩证》中证实正是《大公报》3月3日在上海刊登合众社的新闻稿，谎称“台北的纷争已有三、四千人殒命，当地宪警被迫向愤怒的群众开枪，百姓多人拟入美国领事馆避难”。《大公报》等大陆媒体同样被共产党渗透，也投入二二八宣传战。

   

    在研究各方著述尤其是潜台共产党员自述后，笔者认同二二八是在潜台的各路地下共产党煽动与操纵下利用民怨发起的暴动，目的是为了篡夺政权，这是共产党在抗战结束后发动全面战争颠覆中华民国的一个战役，以失败告终，然而共产势力并未善罢甘休，而是从此利用二二八进行宣传战，并已成功颠倒黑白。卫国保民，守土有责的国军将领彭孟缉等被抹黑成了元凶，敢于组织暴动的共党份子比如谢雪红被美化成了英雄。

   

   第三章 

   

   陈仪（1883-1950）与地下共产党员

   

   

  1980年，中共中央统战部与中共中央调查部宣布陈仪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出生命的爱国人士”[1]。在共产党的红色新话里，所谓的“爱国人士”多是背叛中华民国宪法的共产走卒。因此，2014年陈仪亲属得以在杭州举办“陈仪将军骨灰安放仪式”[2]。

  从普世价值出发，“二二八”与“六四”元凶都不难确认。谁有意利用公权力造成无辜者伤亡，谁就可以被视为元凶。

  六四屠杀的元凶非邓小平莫属，因为其时已84岁的邓小平依然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身分大权在握，正是以他为代表的匪共拒绝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而时任中共国务院总理的李鹏虽像邓小平一样无视民意，但无权调动野战军开进红都镇压和平请愿手无寸铁的学生与市民。

   

    指控蒋中正、陈仪、彭孟缉、白崇禧、柯远芬为“二二八”元凶符合史实吗？[3]

   1947年2月10日蒋中正在二月蒸电提醒陈仪“… 据报共党分子已潜入台湾，渐起作用，此事应严加防制，勿令其有一个细胞遗祸将来，台省不比内地，军政长官自可权宜处置也。 中正手启”[4]，事后他在三月元电中要求陈仪“严禁军政人员施行报复，否则以抗令论罪。”[5]如果说蒋中正对“二二八”也有责任的话，可能应该在于他用人不当。他选用并信任的要人不少通共包括陈仪。

   

    那么1947年在台湾掌权的陈仪是不是“二二八”元凶呢？

一、陈仪因何而死

   

  李敖在中共喉舌凤凰卫视说“陈仪是爱台湾的，结果蒋介石把他枪毙，用来骗台湾人，把所有二二八的帐全部都记在陈仪的头上，这是非常不公道的”。陈仪在二二八后被迫于五月离台，仅此而已，并未遭到处罚。

  1949年陈仪在浙江省主席任上因逼迫汤恩伯投共才被撤换，大陆沦陷前被送到基隆要塞司令部软禁。1950年6月18日中华民国国防部就判处陈仪死刑发布新闻。特此按张文奇所著《陈仪诱降汤恩伯经过 （外二种）》[6]，摘录如下 ：   

  陈仪“在主持台湾行政期间，鲁莽颟顸，处置乖张，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则临难苟安，自私自利，对革命主义毫无认识，对反共抗俄战争毫无信心。卅七年冬季，东北、华北、徐蚌会战失利，战局迅速恶化，共匪一面渡江南犯，一面发动局部投降攻势，诱惑我军政长官投降，陈仪当时任浙江省主席，受匪谍及一般投机份子的包围，竟忘恩负义，背叛党国，为了保全个人既得利益，阴谋出卖京、沪、杭，导演江南局部投降，迎接共匪渡江。他曾亲笔写下有关投降的准备工作八项和投降条款五条，于卅八年元月卅日和二月一日，先后派他的外甥丁名楠及旧属胡邦宪去煽惑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将军，劝他停止军事行动，与陈共谋早日实现局部投降〔中略〕陈承认派遣亲信，策动叛乱不讳，依照修正惩治叛乱条例第四条第一项第十一条规定，判处陈仪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留一部份作他的家属必需生活费外，一律没收，判决书业经呈奉核准，于六月十八日将陈仪提庭宣判，验明正身，执行枪决。”这则报道说明，陈仪被枪毙不是因为“二二八”，而是因为陈仪身为浙江省主席不仅自己准备投共，还企图策反京沪杭警备军总司令汤恩伯。

   

    中华民国对陈仪的判决经得起时间的检验，陈仪死后近四十年，上述报导提及的丁名楠与胡邦宪分别在中共刊物发表相关回忆〈一九四九年初陈仪策动汤恩伯起义的经过〉及〈陈仪在浙江准备反蒋纪实〉。

   

   

二、共谍胡邦宪（1902-1991）及其同党

  

  被称为陈仪旧属的胡邦宪原名胡允恭，与陈仪的外甥丁名楠，当时的身分是北平清华大学研究生，“二二八”时都在台湾。中共浙江党史和文献网在〈陈仪起义〉中透露，胡允恭1923年就加入共产党，1936年经沈仲九（沈铭训）推荐结识陈仪，经地下党批准开始接受陈仪任命，后出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

    胡允恭在〈地下十五年与陈仪〉[7]中自己披露如下：“一九二二年进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读书（系主任瞿秋白），一九二三年入党。他的高级顾问、亲戚沈仲九，原是上海大学的教师，曾教过我的中国哲学史，对我的印象很好”。“上海大学”（1922-1927）是共产国际为渗透中国与国民党而兴办的红色培训基地，于右任（1879-1964）被聘为校长，充当门面，校政由中共骨干把持。谢雪红等多名台湾共产党人在此接受培训，因此有“上大派”一说，沈仲九不仅在上海大学任教，还参与中共在上海的创党活动。在沈仲九的推荐下，胡允恭开始潜伏在陈仪身边，为了讨好陈仪，胡允恭甚至在其建议下，在福建时改名为邦宪。此后与沈仲九等一起跟随陈仪进入台湾，胡邦宪在上文中透露：在“一九四五年冬，我同中共福建省委城工部负责人孟起，谈起陈邀我去台任职事，孟当即指示我以‘特派员’的秘密身分去台任职。到台后，我被陈任命为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委员，并发给特别通行证。不久，孟起也到了台湾，从事党的地下活动。我利用自己的特殊身分，掩护孟的工作”。沈仲九与胡邦宪以及孟起在二二八期间所起的作用值得研究。

   

    胡邦宪只透露 因“二二八”台湾警备司令部以司令陈仪的名义发给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的一份电报，“大意是：胡邦宪为共匪首要分子，鼓动台湾暴动，现潜逃去沪，请缉捕归案”，而已被免职回到上海的陈仪却不相信找上门去的胡邦宪是共谍，亲笔给宣铁吾去信表示：“铁吾兄：胡邦宪系我旧部，为人谨慎，向无不轨行为。近闻有传讯案件，务希即时查明注销，以免牵累好人，为荷！”，而胡邦宪居然“拿了陈仪的亲笔信到上海警备司令部，这个案子就被注销。 从此，我同陈仪经常来往，倾谈对时局的看法”。胡邦宪在文中透露“陈仪准备起义，沈仲九起很重要作用”。沈仲九是共谍也早被发现，对此胡允恭在文中写道：“福建国民党省党部说他是‘潜伏’在陈仪身边的共产党人，当时陈仪周围被称为‘左派’人物的夏明纲、吴季朴、胡邦宪、程星龄……都是由沈引荐的。陈仪一九四五年到台湾任职，又把沈带在身边，当作高级顾问。沈仲九对陈仪的思想转变影响极大，最后直接参与陈仪起义，并作为与共产党谈判的代表”。

   

    陈仪的亲共言行从福建起就导致他与致力于剿共的中统与军统的矛盾。陈仪在包庇释放共谍的同时，对抗反共人员与机构，在福建时甚至杀害军统福建站副站长张超，在浙江“下令把毛森所率领的五个戡乱大队全部解散”。人以群分，这一切都表明，身为中华民国要员的陈仪堪称共产党的同路人或曰庇护伞。据陈仪在浙江的机要秘书葛一训的儿子葛许国在其文〈陈仪的爱国情结〉[8]披露，他父亲与主任秘书李铭本也为共产党效力。

   

    丁名楠与胡邦宪的回忆再次证实共产党善于利用学运与媒体以及亲情与友情渗透民国，操纵舆论。胡邦宪在上述回忆文中透露自己匿名在共产党利用民国自由创办的宣传刊物上发表的一文引起陈仪注意，当陈仪问起时，他却假装不知道。在回忆中他才坦承：“其实，这篇文章是主办‘文萃’的黎澍同志要我写的，用笔名张琴。文章是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分析了台湾事件发生的原因和经过。文中说陈仪昏庸，用人不当。〔中略〕文章说是非应明，罪恶各有攸归，不能让陈仪代人受过。陈读到这些深受感动。他不知文章是我写的，但知道‘文萃’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刊物”。胡邦宪敢于欺骗他人，却不以为耻，还公之于众，可见加入共党，会让人失去起码的道德观，而陈仪确实昏庸，居然信任共谍，与之为伍，最终在其左右下失去理智，获判死刑。

   

    在中共追认陈仪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出生命的爱国人士”文件中说：“一九四八年，陈仪和我党发生关系，接受了我党让他起义并由他策反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任务；陈还按照我党的指示，在浙江释放过一百多名被军统特务毛森拘捕的爱国人士。”[9]这里的所谓爱国人士就是表面上从事各种行业，但暗地里听命于莫斯科的共产党员，而时任上海市警察局长的毛森（1908-1992）1988年在《传记文学》第311期发表〈陈仪迫汤投共始末 〉，从中可知，促汤投共的还有潜伏国军的共产走卒张治中（1890-1969），假如汤恩伯“倒戈投共，那东南全局，早已倾覆，台湾也保不了”。

   

    1985年11月7日，中共海外版《人民日报》第一版以三分之一的版面刊出报道《追思先辈盼统一—访陈仪将军之女陈文瑛》。陈文瑛其时76岁，时任中共全国政协委员，其夫项经方是留德的医学博士， 大陆沦陷后被中共任命为上海卫生局医教处处长，也在“文革”时惨遭整肃，逝于1971年。就是说，中共从八十年代开始利用陈仪及其亲属对台湾发动统战，陈仪亲属在大陆属于特权阶层，陈文瑛不仅充当被称为花瓶的全国政协委员，还曾充当上海市妇联常务委员。六弟陈公培则是上海市政协委员。

   

    然而在中共的极权暴政下要享有特权必须用良知与尊严作为代价。这在中共把势力范围从边区扩展到全国前就已经被奋起反共的五四世代比如傅斯年所洞悉。1949年，他在给企图与毛泽东和谈的中华民国副总统李宗仁回信中说：“共产党本为战争党，以往尚如彼好战，今日走上风，实无法与之获得和平，今看共产党态度，下列数事至为明显：分化敌人，彻底消灭中央政权，只与地方谈和，以实行其宰割之策，绝不以人民为念。绝对走苏俄路线，受苏俄指挥，而以中国为美苏斗争中之先锋队。对多年掌兵符者，必尽量摧毁，介公固彼所不容，而我公及健生宜生诸先生，彼亦一例看待，即我们读书人，不受共产党指挥者，彼亦一样看待也。”[10] 时至今日，傅斯年的先见之明依然值得台湾各界引以为戒。

   

 三、“二二八”与红色渗透

    陈翠莲在其专著《重构二二八 -战后美中体制、中国统治模式与台湾》首次把二二八放在了国际层面探讨，其中证实日本投降后美国政府希望见到一个“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美国与联合国承认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但坚持不以武力介入“中国内部争端”。就是说，美国把听命于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与追求民族民权民生的中国国民党的矛盾误判成内部争端，制定的对华政策只能束缚以国民党为首的民族主义者捍卫中华民国。而渗透美中日的共谍比如雅尔塔协议的主导者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为了协助共产势力赤化中国，竭尽全力破坏战后美中体制，阻止美国对国民党以及主导的中华民国的支持。

   

    正当蒋中正准备派兵进攻延安之际，台湾发生迫使蒋中正把国军调到台湾增援的二二八事变。苏圣雄在专文〈二二八的另一种视野：从蒋中正日记还原派兵赴台的过程 〉中评介了身为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中正在二二八前后的思虑。1947年3月7日蒋中正日记中写道：“本日全为台湾暴动。自上月廿八日起，由台北延及至全台各县市，对中央及外省人员与商民一律殴击，死伤已知者达数百人之众，陈公侠不事先预防又不实报，及至事态燎原乃始求援，可叹！特派海、陆军赴台增强兵力，此时共匪组织尚未深入，或易为力，惟无精兵可派，甚为顾虑。善后方策尚未决定，现时惟有怀柔。此种台民初附，久受日寇奴化，遗亡〔忘〕祖国，故皆畏威而不怀德也。”

   

    陈翠莲在上述专著中从台独视角出发评介了与二二八相关的中国统治模式、历史档案与国际环境，可惜没有探讨苏联或曰共产国际对台中日美关系与中华民国的统治模式以及国民党派系的影响。笔者希望评介听命于莫斯科的中共对台湾社会与陈仪当局的渗透，抛砖引玉，聊表心意。

   

    陈翠莲只在第四章〈二二八事件分析〉第四节〈中国共产党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中论及1945年8月被中共中央任命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蔡孝干来台后，“至二二八事件发生时，全省党员不过七十余人”。 陈翠莲也质疑蔡孝干把“谢雪红及其部众算做中国共产党的一支”，因此，陈翠莲认为中共省工委“并未在二二八事件中发挥实际作用。但是，事件后逃离台湾的共产党员，日后却大大吹嘘共产党的武斗与文斗路线”。陈翠莲质疑陈炳基、吴克泰、叶纪东、苏新、蔡庆荣（蔡子民）等二二八参与者的相关自述，择要反驳，只认可中共华东局在1948年6月在香港会议对二二八事件的总检讨，断定中共台湾省工委只扮演了被动的角色。笔者认为该检讨足以证明潜台共产党确实企图趁机篡夺政权，国府当局虽将二二八事件归咎于共产党煽动，但就笔者目之所及的资料来看，各界都低估了共产党的赤化作用。

   

    在《透过谢雪红现象探讨红色恐怖与白色恐怖的异同》中，笔者以谢雪红为例说明共产党员如何煽动与操纵民怨发起文斗与武斗，企图篡夺台湾政权，这是共产党在抗战结束后发动全面战争颠覆中华民国的一个战役，失败后便利用二二八进行宣传战，已成功颠倒黑白，敢于组织暴动的共党份子如谢雪红被美化成英雄……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已随之进入台湾的主流社会。一来台湾当局平反的“政治受难者”与中共的烈士雷同，二来中共从1979年改变对台政策后已达成在其《吿台湾同胞书》里提出的目标：结束军事对峙、达成两岸三通与扩大交流。现在中共的目标是什么？为了抵制中共统一台湾，笔者希望以二二八为例进一步说明中共如何渗透台湾并影响至今。

   

    自从列宁创建了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后，就利用民族矛盾，鼓动各民族各地区独立，趁机渗透其间，企图达到赤化全球的目的。每个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极权国家都堪称苏联的殖民地。1949年，毛泽东在谢雪红等的簇拥下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前身就是中共1931年在中华民国境内武装割据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而台海两岸都从五四运动起被共产国际及其宣传品渗透，谢雪红堪称典型人物，她不仅是接受莫斯科培训的台湾共产党员，而且既与中共又与日共关系密切，还遭到在台的日本当局关押与陈仪政府通缉。谢雪红因领导台中武装暴动成为二二八的通缉犯逃到大陆，而陈仪也因二二八被迫离职，回到大陆。

   

    然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陈仪也像谢雪红一样成为中共统战台湾的宣传工具，在探讨过谢雪红的角色后，在此以陈仪为例说明共产党渗透台海两岸的方式与后果。

   

四、红色宣传与“白色恐怖” 

  从国民党1927年被迫清共起，“白色恐怖”就成了共产文宣中用以诋毁中华民国以及国民党的红色术语。共谍利用民国自由渗透并颠覆大陆政权后，以两蒋为首的中华民国要人包括台大校长傅斯年吸取经验教训在台湾采取严厉措施防共反共，造成“白色恐怖”。

  傅斯年1950年过世前发表《苏联究竟是什么国家？》、《我们为什么要反共？》等四篇文章，指出苏联是集人类文明中罪恶之大成的国家，斯大林是集中古代近代的一切坏东西之大成的混蛋。故此他指出，为了中国及世界的文明传统，保持人类的自尊，以及令人类在世界上活得有意思，不得不向苏共中共拼命反抗。

  可能台湾居民因为没有尝过共产党的苦头，不知共产党的邪恶，容易同情被严惩甚至处决的共谍，而谴责为了捍卫中华民国，在台湾防共反共的国民政府以及一党独大的国民党及其党魁。

  从披露的资料来看，身为国民政府高官的陈仪堪称共产党的同路人。二二八前接替丁名楠出任其秘书的郑士镕在回忆中写道：“长官曾购其好友左倾作家周树人所著的‘鲁迅全集’多部，分赠省图书馆和学校，使能广为传阅，却被畏事的获赠机构悉数束之高阁，一时传为笑谈。又说，长官曾聘任进步的文化人郁达夫及黎烈文为闽省府公报室主任及改进出版社社长。对郁达夫非但礼遇有加，闻悉郁与王映霞婚变后，其幼子郁飞无人照顾，他还嘱托继女陈文瑛代为抚育成人。黎烈文主持出版‘改进’等杂志外，还销售当时被禁忌的‘资本论’、‘大众哲学’等书籍。像这些被国民党视为离经叛道的行径，他竟坦荡荡地公然为之”[11]。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写的《陈仪军政生涯》进一步证实陈仪宣传鲁迅荫蔽纵容一系列共产走卒，还利用职权阻碍军统与中统追剿匪谍比如夏明钢。[12]

  

  面对旅居上海的台湾自治先驱杨肇嘉（1892-1976）呼吁：“撤废行政长官公署，改设省政府，另任贤明廉洁之士主持省政”[13] ，陈仪幕僚葛敬恩、夏涛声与周一鹗却先威胁他，后用汉奸罪报复他，致使杨肇嘉被捕。[14] 史料显示，三人都亲共通匪，周一鹗还因充当陈仪投共的助手，遭到国民政府通缉。

  司马啸青在专著《邪恶的开端：陈仪及其带来的中国官场文化》中披露以葛敬恩为代表的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官员的劣迹，可惜他把亲共通共的陈仪及其亲信所犯的罪错都算在国民党的头上，忽视国民党为了在前朝疆域实现三民主义，被迫反共抗日。从郑士镕回忆中可知陈仪在被陈立夫要求“不要把沈仲九带去浙江”的情况下，“以私人顾问性质赴杭襄助，继续担任智囊工作”[15]。以陈立夫为首的国民党人虽然一直被迫抵制匪谍，但在陈仪等大员的包庇下，匪谍潜伏中华民国各界为所欲为。

  司马啸青也认识到陈仪在浙江省主政时“依然不失其主持台政时的夸大作风，在绍兴师爷沈仲九的主导下，规划10年计划，与在台时的5年计划相较，刚好是‘倍增’”。[16]

  司马啸青有幸生长在台湾，不知这是陈仪推崇苏联的结果，亦是陈仪最终投共的前因。

五、从祸闽到投共

  以陈仪为首的福建省政府推行统制经济的结果导致“民穷、财尽、兵弱、官贪”[17] 沈仲九在福建起就替陈仪招募了“许多左派人士”[17]。

  南洋华侨陈嘉庚目睹家乡人民在陈仪的统制经济下“货物‘平时商家自行雇运三四天可到者，统制机关代运六十天尚未交到’〔中略〕福州通往苍前山有一闽江大桥，统制运输后，很多百姓跳江自杀，不到一年就有900多具尸体被捞起”。[18]

  陈嘉庚分别给蒋中正和陈仪写信，“恳请‘迅速下令撤销统制，免贫苦人民数十百万人，饥饿疾病死亡之惨’。陈仪的答复是：‘战争时代运输必须政府统制，此乃各国通例，唯不识政治之人故有反对。’蒋则回电曰：‘闽省田赋系中央意旨。闽事可电我知，切勿外扬’。于是陈嘉庚“行走福建各地，每到一处就大声疾呼，号召各地的商会、同乡会一起抗争。陈仪暗令福建媒体绝不能刊登陈嘉庚的言论，陈嘉庚就自费印刷了‘陈仪祸闽’的罪状在东南和西南各省广为散发。回到南洋后，他又将罪状装订成册，印刷上千份投递到国内政界各要人、各省主席、各战区司令长官以及南洋各报馆、福建同乡会手上。”

  最后是时任民国政府主席的林森促使“行政院提案讨论，国民参政会也有议员签名提案，院会组成一个五人委员会到福建调查。4月，日军进攻福建长乐，陈仪不战而逃，福州很快沦陷，蒋介石不得不免了陈仪的省政府主席一职”。换言之，陈仪因得到蒋中正信任，出任国民政府要员，却在思想上，人事上与经济上都与共产党无别，好在中华民国还有自由，只要有勇气行动，就能敦促政府予以抵制。陈仪祸闽导致陈嘉庚等爱国爱民的华侨在共产党的国际宣传与自我包装下，转而支持割据延安的共产党。

  1943年开罗宣言发表，因宣言规定，日本战败投降后，需将满州、台湾及澎湖列岛归还中国，国民政府于1944年10月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陈仪依然被蒋中正信任，被委任为主委，沈仲久等为委员，预备接收台湾。 如果沈仲九为陈仪草拟“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条例”，独创“行政长官制”属实[19]，那么，这显然利于陈仪不仅继续实行在福建省实验失败的统制经济，还照样任用赤化份子。

  正是陈仪实行统制经济，才可能导致其亲信葛敬恩们私相授受，给共谍可乘之机。不过共谍确实防不胜防。日本宣告投降之后，杨肇嘉在上海组成“台湾旅沪同乡会”，也免不了被共产地下党员李伟光操控，让该协会沦为掩护共谍进出台湾的工具。[20]

  陈仪在台执政不到一年杨肇嘉等在上海联络六个团体，于1946年7月18日向国民政府等中央机构请愿。可惜其时国民政府因共产党抵制行宪并扩充地盘被迫应战，无暇他顾，但杨肇嘉可以在南京召开记者会，请愿消息见报，从此得罪陈仪，招来上述幕僚报复。

  1947年3月11日，杨肇嘉搭机返台调查二二八，但因陈仪严密监控，无法与外界接触。次日，搭原机返回南京。1947年12月，杨肇嘉才得以携家回到台湾。

  司马啸青披露：“反蒋势力的代表人物宋庆龄”参与于1948年元旦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约半年后，陈仪主持浙政。“在胡允恭与郑文蔚（陈仪的亲信，曾在台湾任《中外日报》社长、台湾纸业总经理）居间穿针引线下”，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陈铭枢现身杭州，民革主席李济深“则有策动反蒋的信函”。司马啸青不知宋庆龄是共产国际的间谍，以她为首的共产国际间谍网从1927年就听命于苏联，为了颠覆中华民国，制造了各种事端。为了混淆视听，他们以中华民国的捍卫者蒋中正为头号敌人，进行抹黑宣传与策反工作。可惜中共的红色宣传至今有效，尤其是对没遭受红祸的台湾人，容易把共产党的罪恶算在国民党的头上，把正邪之争视为党派或派系斗争。 

  从郑文蔚后来发表的〈陈仪之死〉来看，郑文蔚也听命于共产党。陈仪却“指派郑氏出任江山县县长”。换言之，效力于莫斯科的宋庆龄出面“组成反蒋的联合阵线”，此阵线还包括1947年成立“孙文主义革命同盟”。陈仪加入其中，因此可以说，通过陈仪，共产党在渗透台湾后也渗透浙江。

  而浙江大学从一二九运动起就被共产党渗透，时任浙大校长竺可桢就是国民政府为平息学运选用的受共产党操纵的气象学者。“在台湾228事件爆发前夕，2月15日，该校学生自治会发表宣言，要求停止内战，从此有如燎原的野火，燃遍全中国各大学。同年稍后的5月20日，京沪杭苏各主要大学学生更齐集南京，发起三反：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三要：要民主、要自由、要吃饭的示威运动。”[16] 可惜陈仪在遭遇二二八暴动后，依然不明白共产党如何利用学运，混淆视听。他到浙江掌权后，立即应竺可桢的要求，保释因为共产党效力而被捕的浙大学生。

  司马啸青还披露：省府相关人员经常出入浙大教授严仁赓宅邸，因为可以收听到延安发出的消息。1948年底，中共发布了“国民党43名头等战犯通缉令”，各省主席大都名列其上，只有陈仪是“漏网之鱼”。第2天，他的亲信钱履周就此向他报告，未料陈仪自己从抽屉里拿出1份抄本，对钱氏说：“我已知道了，这件事可能闹出问题来。有我的名字对我反而有利哩”！钱履周也是从福建起就开始为陈仪工作，在台湾被任命为台湾救济分署署长，在浙江支持陈仪投共。他没有遭到国民政府惩罚，但1957年就被共产党打成右派，遭受22年迫害，也算是善恶必报。

六、葛敬恩（1889-1979）撒谎与谢娥（1918-1995）遭殃

  司马啸青在上述专著中指控陈仪等“上下交征利”，终至民怨沸腾引爆二二八事件。针对的首要人物是长官公署祕书长与主任葛敬恩。葛氏带领由47名成员组成的“前进指挥所”搭乘美国专机于1945年10月5日最先代表中华民国抵达台北。

司马啸青认定葛氏把“前进指挥所”演变成“钱进指挥所”，其中“葛敬恩的女婿李卓芝，任台湾纸业公司总经理，任内曾标卖上千万元的多架大机器，暗中再以40万台币买下其中一架，后改调专卖局台北市分局长，贪污事被揭发”[21] 。但是葛敬恩的儿子，当时也随父到台的葛天惠六十年后在美国接受采访时否认李卓芝是葛敬恩的女婿。[22] 无论葛敬恩与儿女以及两位弟弟等亲属是否贪腐，“牵亲引戚”到台是事实，难免令人诟病。笔者在此只想以葛敬恩为例说明陈仪政府被红色渗透的程度。

1949年8月，葛敬恩与在上海的国民党立法委员50余人联名通电宣告拥共。中共建国后被委任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葛天惠在专访透露“葛敬恩与蒋介石、陈仪交情深远”，因为蒋中正义兄黄郛（1880-1936）是葛天惠的表姐夫。  1924年，陈仪被军阀孙传芳任命为师长后，“便拉日本陆军大学的同窗葛敬恩来当参谋长”，葛敬恩因黄郛投奔国民革命后，“当上了北伐军总部参谋处长”，促使陈仪接受蒋中正的委任。

　　

  黄郛建议蒋中正离俄清共，而葛敬恩却像陈仪一样亲共，专访透露：当蒋中正围剿听命于莫斯科的江西苏区时，因动用空军去剿苏联支持的共匪。“我爸爸很生气，批评蒋介石，蒋也生了气”，导致葛敬恩被捕，可是在他母亲营救下，他父亲在半年后获释。

  而被称为“独裁者”的蒋中正非但没有阻止陈仪任用抵制剿共的葛敬恩，而且还放任陈仪到台继续施行在福建已遭致抵制的计划经济等左倾政策。陈仪在重用抵制剿共的葛敬恩之际，排斥认同中华民国的丘念台等台籍菁英，让无数台湾人包括国民党人因陈仪以及二二八而失去对中华民国尤其是国民党的信任。

  葛天惠表示，二二八时他“没听说共产党，他们在台湾力量并不强大，像谢雪红是后来我在大陆听说的”。这恰巧说明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善于伪装，当事人往往被蒙在鼓里。共产国际以外国人与留学生渗透台海两岸，通过印刷刊物兴办学校包括读书会从思想入手，赤化民众尤其是青年世代，连陈仪与葛敬恩等中华民国政要，都被迷惑到亲共通共的地步。

  4月22日，蒋中正主持行政院例会，撤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依照《省政府组织法》改制。5月16日正式建立台湾省政府。丘念台等台籍人士在省政府高层占四分之一。

  二二八的亲历者葛天惠在专访中承认陈仪“手下有些是共产党的人，鼓动他“和平起义”，于是陈仪居然就背信弃义，卖国投共，虽然他深得蒋中正信任。葛天惠的专访也再次证明，共产党一贯打着和平的旗号，混淆视听，暗渡陈仓。

  陈仪虽因通匪被民国政府枪决，但他没有被剥夺尊严，还算落得好死，而亲共的葛敬恩沦为共产党的花瓶，虽身为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可是“文革”中在劫难逃，被抄家四次，赖活到91岁。

  陈仪未能任命许寿裳出任台大校长，但“在沈仲九的运筹帷幄下”，陆志鸿出任台大校长，“从文学院长钱歌川、法学院长陈世鸿、农学院长王益滔、史学系主任凃序瑄、哲学系主任范寿康等，皆系因行政长官公署之关系而任命者”，遭撤废的编译馆，从馆长许寿裳，到编纂杨云萍……等，都转进台大任教。[21]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台大最迟从1945年就被红色渗透。

  司马啸青认为“228事件的引爆点是：民众抗议游行到公署（今行政院）前，遭军警当场开枪，死2人，数伤人，可是葛氏却文过饰非，轻描淡写成“兵民受伤各一”。陈翠莲在〈长官公署开枪事件〉一节中也指証葛氏撒谎，时任台湾国大代表的女医生谢娥因为听信葛氏的不实之词呼吁民众冷静，反而遭致暴民捣毁她开设的医院。陈翠莲证实抗议人群游行到公署前就已开始打砸抢烧，还殴毙两位专卖局分局职员。当时在长官公署的郑士榕在回忆中表示陈仪本准备对群众讲话，“方欲步向阳台之际，忽闻两声枪响”，事后郑士榕下楼查看获知有人企图抢枪，导致卫队长开枪示警，引发枪战，五人伤亡，六人被捕。 此种说法也与当时身在长官公署的葛氏不符，郑士榕证实陈仪“严令军警不准开枪”，反驳请愿民众被机关枪扫射，郑士榕认为，因谢娥曾说“未闻机关枪声”遭来暴民，“自此无人再敢质疑公署卫兵以机关枪扫射请愿民众之说，中外舆论遂据以作为政府残民的佐证了”[23]。

林秋敏在专文〈谢娥在台湾政坛的崛起与退出(1946-1949)〉披露“谢娥在台北帝大医学部服务时，正好院方聘请徐征开设非正式讲座的中国语文课程，谢娥即随徐征学习鲁迅、巴金、老舍等人的作品”。也就是说，徐征（1909-1947）在日本殖民台湾时期就已被共产党派到台湾，借教中文之机用红色读物赤化抗日学生，1944 年遭人告密，与谢娥、郭琇琮等人被日方逮捕，直到战争结束才出狱。

徐征在陈仪3月13日呈报蒋中正的“办理人犯姓名调查表”上名列20人中的第二，王添灯位于榜首。[24] 3月15日被捕，后被军法处决，留下妻子与四个年幼的儿女，他们的故事令人同情，但徐征在台湾的所作所为都与共产烈士一致。陈立夫参与制订的〈处理台湾事件办法〉明确表示：“除共党煽惑暴动者外，一律从宽免究。”

七、“终身师爷”沈仲九（1887-1968）

  

  司马啸青慨叹“沈仲九君临台大、葛敬恩条派台大院长……真是教育界的不幸！”[21]

他不知道列宁为了“把红旗插遍全球”，从五四起就开始渗透台海两岸，教育界就是重灾区，无数有志青年包括谢雪红都是受害人。

  司马啸青也证实亲共通共的沈仲九是“陈仪的终身师爷”，当时有报导指出：“沈顾问”“是台湾实际的执政者”，“除司法外，他几乎无事不参。”如上所述，台大校长等的人选都受沈仲九影响，专卖局长任维钧、人事处长张国键、省训团教育长韩逋仙、法制委员会方学李、教育处长范寿康……等，都是沈氏所推荐。

简言之，在陈仪的庇护下台湾各界包括台大都因沈仲九被共产党渗透，即使傅斯年出任台大校长后，被迫清除匪谍，但对资深赤化份子比如台静农无能为力。

  司马啸青则披露范寿康在共军已经武力扩充地盘后还把一批台湾学生送到大陆留学。这批留学生落入魔掌，必定饱受磨难，沦为共产党的人质，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自愿美化中共暴政。而“范氏在228事件后，转到台大任教，1970年退休，可是他‘手脚不灵心未死’（台大同事台静农语），先赴美国，1982年4月回到中国，同年底担任政协常务委员”。这说明范寿康与台静农都属潜伏人员。

  司马啸青得出结论，葛敬恩等接收大员，“早把三民主义的理想、服从领袖的誓言……全都抛诸脑后，更不用提陈仪交代的‘不揩油’”。不践行三民主义，不遵守国民党党员守则的葛敬恩们能代表国民党吗？

简言之，陈仪有助共产党赤化台湾各界，赤潮为祸至今。台湾目前在政治、社会与学界等都乱象纷呈，其根源可以追溯到陈仪推崇的苏联模式与鲁迅精神—颠倒黑白，血口喷人。

八、推广为苏联宣传的鲁迅

从查到的资料来看陈仪堪称与鲁迅意气相投，精神相同，虽然鲁迅在背后对他恶语相向。伍国在〈陈仪与鲁迅的交往初探〉[25]一文中披露1926年12月24日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陈仪独立是不确的，廿二日被缴械了，此人真无用。”其时陈仪因主张与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合作，被孙传芳解职，拥有兵权的陈仪没有反抗。1927年12月4日，陈仪登门拜访10月刚由广州定居上海的鲁迅。陈仪的养女陈文瑛在回忆先父的文章中说两人的“交往持续了三十年之久”， 且“两人时有书信往来，或登门晤谈 。”

伍国通过查阅鲁迅1912年至1930年的日记证实陈文瑛的回忆，并表示：“关于陈仪的记载共18处，其中提及陈仪访问鲁迅6次，鲁迅往访陈仪1次，鲁迅致信和寄书陈仪6次，陈仪致信鲁迅4次，最后一次提到陈仪是在1930年7月13日的日记中，鲁迅把有陈仪的合影复制赠送许寿裳”。

伍国还在鲁迅日记中查到1928年陈仪赴德国考察时，特意购买了一部《哥德的书信与日记》，归国后于当年12月10日亲自面赠鲁迅。

鲁迅日记自1930年后不再提到陈仪，但当1933年夏，鲁迅的红颜知己许羡苏的哥哥许钦文（1897－1984）因“窝藏共党”、“组织共党”被捕后，鲁迅于同年8月20日致许寿裳信，想托陈仪设法营救，问道：“但未知公侠有法可想否？”其时陈仪担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政务次长。1982年，许钦文在《卖文六十年有感》中表示：“生我者父母，教我者鲁迅先生也，从牢狱中救我出虎口者亦鲁迅先生也。鲁迅先生对我的恩情永远说不尽。”许钦文是被鲁迅赤化的五四新青年，中共篡夺大陆政权后，他从一名潜伏中学的教师被提拔为浙江省文化局副局长，兼任省文联副主席。许钦文也是大陆众多靠讴歌鲁迅，美化鲁迅为生的共产奴才。

鲁迅去见马克思时，陈仪在福建省任主席。《陈仪军政生涯》中写道：“获许广平电告后，陈仪十分悲痛，当即电告蒋介石，提议为鲁迅举行隆重国葬”。当共产国际间谍合伙推出为苏联宣传的《鲁迅全集》后，陈仪“当即托人购得数套，分送福建各图书馆和主要学校，要各校选择鲁迅文章作为教材，弘扬精神，激励后进。在自己家里，陈仪一直将《鲁迅全集》摆放在书橱的显著位置，并不时取阅”。[26] 鲁迅逝世后，许寿裳为设立鲁迅“纪念文学奖金”一事于1937年1月致函时任福建省主席的陈仪，陈仪在回函中说，“豫才兄事，即微兄言，弟亦拳拳在念。”随后的文学基金募捐活动从27人处共募集1455元，其中陈仪一人的捐赠就达1000元。

1936年，共产党及其地下组织利用鲁迅之死打着悼念鲁迅的名义进行红色宣传。共产党员方海春在其领导茅盾的安排下，着手为鲁迅立传，最后于1942年以笔名欧阳凡海发表其宣传品《鲁迅的书》。[27]另一共产喉舌曹聚仁也著有《鲁迅年谱》等红色宣传品，其中一部透露：“那时，陈仪任福建省主席，他有一天，在书房中和我闲谈，我看见他的书架上摆着一部整整齐齐的鲁迅全集。陈氏对我说，‘你不知道吗？鲁迅是我的老朋友。’”[28] 

上述史实，尤其是陈仪亲自推广为苏联宣传的鲁迅，说明陈仪是位没有道德根基的机会主义者，否则，就不会被五四以来兴起的赤潮裹挟。

九、聘用许寿裳（1883-1948）与台静农（1902-1990）等

  陈仪出任台湾省行政公署首任长官后，便力主任命许寿裳为台大校长，因遭陈立夫抵制，许寿裳最后出任新成立的编译馆馆长。当许寿裳提出“以鲁迅为榜样，站在大众的立场，提倡科学与民主，不能复古倒退”的中小学教科书编辑方针时，陈仪“更明确表示支持”[32]。1927年加入中共的李何林（1904-1988）等至少七个鲁迅学生尾随许寿裳来到台湾，而台静农（1903—1990）是其中之一。台静农不仅以鲁迅为师，还与陈独秀为友。国民政府与共产国际决裂后，台静农因为赤化工作被国民政府抓捕三次，每次都获鲁迅打着民权保障的旗号营救。

  台静农在许寿裳的邀请下来台到编译馆工作，后与许寿裳等同到台大。1948年2月18日，许寿裳夜里被家贼砍杀身亡前，正在与鲁迅情妇许广平通信办理其子入台大就读一事，而18日下午台静农和魏建功还去找许寿裳聊天。许寿裳之死被许广平等用来谴责“国民党特务”，算是不打自招：许寿裳到台后在报刊上大力宣传鲁迅，结集出版《鲁迅的思想与生活》，发表《亡友鲁迅印象记》，还于1947年5月4日在《台湾新生报》上发表〈台湾需要一个新的“五四”运动〉，堪称为了赤化台湾不遗余力。

  许寿裳不幸被害后，与他有关的中共党员比如李何林与其战友李霁野（1904－1997）都做贼心虚，撤离台湾，时任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魏建功也不辞而别。魏建功在中共领导下的红色业绩比如主编中共赤化使用者的《新华字典》以及把古文“趋进，翼如也”翻译成“端著两个胳臂向前急走”等都证明他是共产党的奴才[29] 。

   同党撤离后留下来的台静农则出面安排新的共谍比如萧明华（1922-1950）打入台湾。台静农在“白色恐怖”中的台大当了二十年中文系主任，影响至今。台静农的言行尤其是诗作比如悼念萧明华的〈过青年公园有悼〉与共产党对他的态度，可以断定台静农符合共产党对地下工作者的要求“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1960年，当《自由中国》发行十年，反对蒋中正三连任总统后，雷震（1897-1979）等被捕，编委聂华苓被监控，台静农亲自把聂华苓请上台大讲台。

  直接与间接被鲁迅赤化的台湾人不少，在此仅借2012年在大陆出版文集的施淑在序文中的自述加以证实：

“老师是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先生的长公子，因为这缘故，透过传闻，我们约略知道光复后来台筹组台湾编译馆，为台湾复归中国文化付出巨大心力的许寿裳先生，来台两年后离奇不幸的死亡与他在台传播推介鲁迅思想及文学的关联。也因为这缘故，当许世瑛老师有次在课堂上谈到他求学的过程，无视于白色恐怖，让我们惊讶不已地以庄重尊敬的口吻，坦然提及小时为他开蒙，教他认字的是鲁迅先生，而后又借给我当时被列为禁书的《闻一多全集》，要我用心阅读学习。就这样，在我心底，那被恐共反共教育横暴地阻绝了的鲁迅所代表的文学世界，于是不再那么遥不可及。

同样让我感激和无法忘怀的是带领我在图书馆角落找到《中国新文学大系》，让我惊喜地发现台静农老师年轻时写的《红灯》、《蚯蚓们》等小说的老师。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次杜甫诗课上，读杜甫的长诗《乐游园歌》，当讲解完这首诗的结句：‘此身吟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叶老师突然从唐朝转过身，在黑板上抄了一首没有标题、没有作者，只注明‘近人作’的诗：‘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除了比较这首诗的结句与千年前杜甫的感怀，叶老师还要我们特别注意诗中蕴含的强烈情思。而这首让我感觉不寻常的、谜样的‘近人作’的诗篇，直到我后来到加拿大读书，才在图书馆里赫然发现是鲁迅纪念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柔石的诗。”[30]

  文集可以通过中共审查的施淑显然不知鲁迅与“左联五烈士”的根底，不知他们为“红色恐怖”而战，并因此而亡。简言之，施淑的生平与作品透露即使是在“白色恐怖”下，红色宣传依然通过旧书摊与台大的老师许世瑛赤化台大学生。

十、庇护郁达夫（1896-1945）从事红色宣传

  胡愈之（1896－1986）是1933年就听命于莫斯科的共党成员，在马列中国曾任《光明日报》总编，后来官居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还曾充当“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代主席。

  1946年胡愈之发表〈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这是胡愈之写给当时中共领导的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报告。中共打着抗日的旗号忽悠了无数热血青年加入红色组织。大陆沦陷后，在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基础上成立“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1985年9月中共在浙江富阳郁达夫故乡举办纪念郁达夫殉难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日本人铃木第一次公开发表郁达夫确为日本宪兵队秘密杀害的证据确凿的报告。

  共谍关露的妹夫李剑华在〈缅怀郁达夫先生〉中披露：郁达夫“在三十年代的腥风血雨的岁月里，曾通过他在法院工作的哥哥郁曼陀，着实营救了不少共产党同志”。郁华（1884-1939）带郁达夫到日本留学，后出任上海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包庇共谍比如田汉、阳翰笙、廖承志等等。在郁华包庇共产党的地下刊物《美中日报》后，被反共除奸团枪杀，可惜胞兄之死没有促使郁达夫反省，相反促使他更加支持打着爱国主义旗号出卖民族利益的地下共产党。 

  共产国际利用中华民国的自由与抗日战争之计，创办或渗透了无数媒体，其中包括《美中日报》与《亚细亚杂志》，郁达夫到南洋后，致力于翻译为毛共充当喉舌的美国人斯诺（又译为史诺）的多篇文宣并加按语，换言之，斯诺吹捧毛泽东及其匪区延安的报导最早就是通过郁达夫进入中文世界。

  郁达夫兄弟都算为共产党牺牲，郁华1952年，郁达夫1957年被共产党封为革命烈士，实为助共为虐的劣士，请看苏雪林对郁达夫的评论。[31]  

  陈仪从出任福建省主席起就任命了不少共谍或如郁达夫一样“有用的白痴”。1936年2月，陈仪“接郁达夫来信请代谋一职，即复函邀其来闽并委以重任，先任省政府参议，后任省政府公报室主任。同年10月。鲁迅逝世，陈仪与郁达夫商议，由郁达夫去上海为之扶柩送葬”。[32] 

  1936年11月，中共在厦门的地下组织也利用为鲁迅召开追悼会游行示威，厦门警察局长禀报福建省政府，要求逮捕追悼会的发起人。郁达夫去找陈仪，陈仪制止惩罚共谍。

  1936年冬，郁达夫用为福建省政府采购印刷机之名赴日，归途中访问台湾。

  同年12月31日郁达夫在厦门发表演讲，他的访日观感中提到“对于此次西安事件，他们以为又可以到中国来打什么共产党了。不料事情平定得这么快。”郁达夫不知共产党为了保卫苏联挑起了中日战争，又制造“西安事变”促使谋财害命的共产党被国民政府合法化。

  1938年9月，郁达夫再次到福州，陈仪获悉后，仍委任郁达夫为福建省政府参议。[33]

总之，陈仪庇护共产党人借民国的出版自由，以各种名目尤其是鲁迅的名义兜售红色宣传，赤化民国青少年。没有青少年读者比如王若望上当受骗，为国际共产势力浴血奋战，中华民国何以在大陆沦陷？

  陈仪从福建到台湾再到浙江都推行统制经济，都与共谍来往密切，一直充当被共产党利用来颠倒黑白的红色偶像鲁迅与郁达夫等红色宣传员的保护伞，堪称共产党的同路人。而他却至死不悟，还自诩爱国！就是说，陈仪没认识到共产党是打着爱国旗号的反华势力，而被共产党欺骗利用，这就是红色宣传达到的效果。

反共防共保台湾

  台海两岸对每个亲历者都会有不同的感觉，但对笔者而言最大的区别就是：台湾没有遭受中共极权暴政的荼毒，而这是因为1947年二二八暴动后中华民国在台湾实行“白色恐怖”，迫使谢雪红等共产党人逃亡大陆。以蒋中正为首的中华民国政府及其2百万选民才有幸在大陆沦陷后退守台湾。1949年，谢雪红等簇拥著毛泽东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更是准备一举拿下台湾，其时美国还未认识到对华政策的错误，台湾只能由反共的军民自己保卫，蒋中正没有屈服，相反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在中共的威胁中，蒋中正以毋忘在莒，光复大陆为要务，严惩共谍与台独，因为毛泽东在1947年3月8日，借中共在延安创办的《解放日报》公开表示：支持二二八，赞成台湾独立。

  对笔者而言，国民党及其主导的中华民国没有任何威胁，而共产党则威胁每个独立思考者包括台湾人。既然有幸亲历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现状，深感有义务借助史实提醒读者中共如何渗透台湾。

  除了以谢雪红为代表的台湾共产党人外，听命于莫斯科的中共在日本投降前就派人比如徐征进入台湾，伪装汉语教员，赤化学生，渗透社会；日本投降后，更多共谍比如胡邦宪跟随陈仪进入台湾各界，通过文宣与学运等赤化活动成功利用民怨发动二二八暴动，一边组建武装部队，一边操控相当于临时政府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武斗与文斗，目的都是为了夺权，否则，亲共的陈仪就不会被处委会提出的42条处理大纲激怒。“二二八”也被共产党视为“二月革命”或“二二八起义”，虽然失败，但二二八从此成为中共进行宣传的武器，通过二二八宣传战，中共已成功颠倒黑白，敢于组织暴动的共党份子如谢雪红被美化成英雄……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随着“二二八平反运动”进入台湾的主流社会。

  现在中共依然对台湾虎视眈眈，对台湾的渗透更加严重。而在台湾纪念二二八却不是吸取防共反共的经验教训，而是美化其时实行军国主义的殖民者以及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台湾人，抹黑以蒋中正为首的国民党人，无视中华民国不属于国民党，只是因为国民党的宗旨是用民族民生民权主义统一中国，吸引各族各地包括台湾的三民主义信徒加入，成为中华民国的顶梁柱与捍卫者……国军来台镇压的不是台湾菁英，而是企图篡夺政权的奸匪及其同路人，不幸的是台湾菁英比如王添灯确实算赤化份子，而共谍其时不仅渗透台湾社会，也已渗透陈仪政府。

  陈仪被共谍欺骗与利用，既是受害人，也是施害人，在潜台共产党趁机作乱，企图夺权的情况下，陈仪被迫请蒋中正派军镇暴，而国军来台起到剿匪安民的作用，否则，台湾在1947年就可能被共产党占领。就算钟逸人在二二八期间拒绝共产党，但从他的两位战友陈明忠与黄金岛都认定他有不良行为，并推崇谢雪红，就足以证明，身为27部队队长的钟逸人根本不是共产党员的对手。

  研读与陈仪、柯远芬、彭孟缉等相关的资料，无法确认他们像邓小平一样与民为敌。最遭人诟病的柯远芬，也深为与他朝夕相处的怒潮学生所爱戴。柯远芬晚年依然坚持：“二二八事件处理原则，不管是当年国民政府蒋主席的指示或陈仪的决心都没有错。错的是政治野心份子，想利用这偶发事件，制造事端来推翻政府”，这与笔者的研究结论一致，而政治野心份子中最有成功希望的就是听命于共产党的谢雪红等。

  在国民党要员柯远芬等与共产党员苏新及杨克煌等之间，笔者信任前者，因为国民党的入党誓言符合普世价值，更何况柯远芬不仅是客家人，还是基督徒。阅读柯远芬等的回忆后，笔者可以理解国民党及其主导的国民政府为何不主动谈二二八。对柯远芬来说，二二八是“一个不光荣的、可耻的同胞相残”！这句话就道明柯远芬是出于职责被迫反击政治野心份子。笔者查到二二八期间柯远芬的下级警总承办处长徐一飞为他辩护，才猜想柯远芬或许是共谍的眼中钉，白崇禧可能被利用来指控他，因为共产势力擅长利用国民党内的派系挑拨离间，制造隔阂，坐收渔利。在柯远芬与白崇禧之间笔者更相信前者，因为白崇禧身边有共谍。

  二二八暴动未能促成中共获得台湾政权，但二二八宣传战利用省籍制造族群敌对，煽动台湾人仇视以三民主义为宗旨的国民党以及捍卫的中华民国，无视“白色恐怖”源于红色恐怖，没有国际共产势力侵略，没有共谍里应外合颠覆中华民国，民选的中华民国总统及其中央政府就不会中断行宪，施行戡乱，退守台湾。

“白色恐怖”是国民党的手段，目的是实现三民主义，走向宪政共和，而红色恐怖是共产党的本质，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使用各种手段谋财害命，篡政前如此，至今依然如故。

  如果说，二二八宣传战造成台湾人拒绝认同中华民国，那么，六四大屠杀则促使大陆人认同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宪法保障国民有权把国民党选下来，这样一个民主共和国，生为华人没有理由拒绝。

  二二八涉及民族，国家与价值观三个层面，因人而异，错综复杂。笔者不忍目睹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通过二二八间接主导台湾的主流社会，毕竟共产党至今想吞并台湾，才决定研究共产党对二二八与台湾的渗透与影响，希望有助读者不被共产势力迷惑与裹挟。

  无论如何，希望上述研究报告有助读者了解共产党一百年来渗透台海两岸，从未放弃消灭中华民国，吞并台湾的野心！

注：

第一章

[1] 在下列网址可查阅《无耻的洋人》：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bookonline/20140719/277967.html

周恩来身为共产国际走卒为在大陆颠覆中华民国发挥的巨大作用可参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薛钰的专文：周恩来与党的隐蔽战线——试谈民主革命时期周恩来对我党情报保卫工作的贡献

www.people.com.cn/GB/shizheng/8198/9405/34150/2544000.html

以及《炎黄春秋》杂志刊出的叶介甫专文：中共南方局的机要工作

http://www.yhcqw.com/30/12556.html

[2] 希望读者吸取前辈教训，不再被红色宣传欺骗，请参考笔者相关心得：先父与《金陵春梦》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ssgc/20170515/778042.html

[3] 邓丽君一生硬骨节气永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3FaAUMF2Uw

[4] 邓丽君自白视频：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769B3BF654DF57A2

[5] 中共国台办：“二二八”是反专制的爱国民主自治运动

http://news.sina.com.cn/c/2007-02-28/112111306550s.shtml

在中共统战台湾的红媒《华夏经纬网》上的报导〈老台共追忆二二八真相〉值得读者查阅，从中可知共产党渗透台湾的深度与广度以及〈白色恐怖〉的由来。

 big5.huaxia.com/2003627/00018925.html

[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副主任姚金果的专文：小议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广州起义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72/85037/85039/6672709.html

[7] 罗四鸰：把手指放在伤口上：吴仁华记录六四的28年 

https://cmcn.org/archives/32651

[8] 朱开阳：庐山会议后四川饿死人超过一千万

http://www.epochtimes.com/b5/17/7/25/n9462988.htm

[9] https://twitter.com/FengCongde/status/1123397039843188738

[10] https://twitter.com/johnlee1021/status/1122593221954232321

[11] 2019年6月27日声明退出共产党及其青少年组织的人数已超过 335,792,070：

http://tuidang.epochtimes.com

[12] 引文来自：https://books.google.de/books?id=Ge7RAwAAQBAJ&printsec=frontcover&hl=de&source=gbs_ge_summary_r&cad=0#v=onepage&q&f=false

[13] 王尔敏，思想创造时代：孙中山与中华民国，222页，孙中山的原话为：of the people就是“民有”， by the people就是“民治”, for the people就是“民享”。他这“民有”、“民治”、“民享”主义，就是兄弟底“民族”、“民权”、“民生”主义”。

[14] 孙文，三民主义，台北，2013年，52页。

[15] 孙文为了实现三民主义被迫接受苏俄援助的前因后果可参考中共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术委员杨奎松的专文：孙中山与共产党——基于俄国因素的历史考察

http://jds.cass.cn/ztyj/gms/201605/t20160506_3324671.shtml

[16] 入党誓词比较 国共两党差异惊人

http://www.epochtimes.com/b5/11/4/10/n3224155.htm

[17] 辛灏年：《谁是新中国》上卷-第六章第七节，中华民国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和艰苦抗战中的民主建国成就

王康：重庆谈判70周年祭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57998

[18] 中共媒体报道〈张太雷：愿化作震碎旧世界惊雷〉

http://www.qunzh.com/qkzx/gwqk/dzxt/2018/201805/201811/t20181101_41884.html 

[19] 中共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吉奎：孙文李大钊关系管窥(上) https://kknews.cc/zh-tw/history/vm9apay.html

[20] 引文来自：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Bolshevism的胜利

[21] 想了解李大钊的红色生涯可查阅中共中央编译出版社发行的系列丛书《李大钊北京十年》

[22] 此文本来在下列网址转载，不知为何已被删除：

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应是李大钊--李大钊纪念馆--中国共产党新闻-人民网

http://cpc.people.com.cn/BIG5/69112/71148/72755/4948005.html

[23] 吕明灼身在中共体制内，致力于研究李大钊，他的著述有参考价值，引文出自其专文：〈五四运动领袖到底是谁：不止陈独秀一个总司令〉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detail_2010_06/30/1694943_0.shtml

[24] 庄森：蔡元培做假聘陈独秀长北大文科 

www.cuhk.edu.hk/ics/21c/media/online/0509111.pdf

更多请查阅 李大钊北京十年（交往篇）中的蔡元培

[25] 许德珩：在五四运动的激流中，《百科知识》，1979年第一期

[26] 裴毅然：中共初期经费来源

http://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125-201103003.pdf

[27] http://nccuea.pixnet.net/blog/post/50119560-杨奎松：评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

[28] 中共高校教师吕瑞林与高丽然合作： 略论苏俄在中共创建中的作用

 http://xuebao.stdu.edu.cn/sjztdsocial/ch/reader/create_pdf.aspx?file_no=201104014&year_id=2011&quarter_id=4&falg=1

[29]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38页

[30] 如[29]，39页

[31] 请查阅（俄）维克托·乌索夫，《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解放军出版社，2007

以及《苏联阴谋文证汇编》：

http://tci.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nclret&s=id=%22TCI0000760222%22.&searchmode=basic&tcihsspage=tcisearch_opt2_search

[32] 阎锡山：共匪是最能迷惑人的九尾狐狸精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元月对山西省集训小学教育干部训词 

http://www.epochtimes.com/b5/5/8/13/n1017840.htm 

[33] 中共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董德福的专文： 孙文与五四运动的关系辩正 

www.szrmf.com/paper/5624.html

[34] 宣言全文请看：https://zh.wikipedia.org/wiki/孙文越飞宣言

[35] 王康：中共撕毁“双十协定”从此中国一分为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waXnGq6sPo

[36] 中共媒体报导〈闻一多：铁骨铮铮〉  

www.tsinghua.edu.cn/publish/news/4208/2011/20110225231230640618428/20110225231230640618428_.html

[37] 闻一多：〈八年的回忆与感想〉

http://www.aisixiang.com/data/94228.html

[38] 徐沛：毛泽东的洋鼓手斯诺及其他 

https://blog.boxun.com/hero/201206/xupei/6_1.shtml 

[39] 谢泳：血色闻一多 

http://www.wakbook.com/Article/1x0000000002/104800x11820/STANZA_12.html

[40] 如[37]

[41] 请查阅中共的闻一多纪念馆：闻一多终身维护五四传统  

http://www.wenyiduo.net/yanjiu/2010/0429/135.html

[42] 请查阅：https://zh.wikipedia.org/wiki/最后一次的讲演

[43] 蒋介石并非“李闻惨案”的幕后主使者  

http://news.ifeng.com/a/20141015/42206890_1.shtml

[44]请查阅中共的闻一多纪念馆〈美国对李公朴、闻一多被刺事件的反应与对策〉

http://www.wenyiduo.net/yanjiu/2009/0813/82.html

[45] 林辉：李公朴和闻一多究竟死于谁手？

http://www.epochtimes.com/b5/11/5/4/n3247333.htm 

[46] 全文可看：

www.people.com.cn/BIG5/shizheng/8198/30446/30452/2189421.html

[48] 齐邦媛，《巨流河》，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2009，234-239 页。

   

[49]【受难故事28】许强：最可能得诺贝尔奖的台大内科主任

http://2009story.blogspot.com/2009/02/28.html

[50] 赵紫阳讲话请看：

http://www.tiananmenduizhi.com/2012/05/blog-post.html

[51]〈新五四宣言〉请看：

http://www.tiananmenduizhi.com/2015/05/blog-post_2.html

[52] 习近平讲话请看：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4/30/c_1124440193.htm

 [53] 余敏玲：“伟大领袖”vs.“人民公敌”- 蒋介石形象塑造与国共宣传战(1945 - 1949) http://www.mh.sinica.edu.tw/FileUpload/59/蒋介石形象.pdf

[54] 姚依林的早年岁月和他的大家族 dangshi.people.com.cn/BIG5/85038/10313886.html

[55]自由的追求与毁灭 

www.open.com.hk/old_version/0910p33.html

[56] 笑蜀，〈北中国的自由孤岛 ——燕京大学抗战写实〉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renquan/xgmyd/20170422/749132.html

[57] 中共治下学者的悲惨命运（五）陆志韦与燕京大学 

http://www.soundofhope.org/b5/2017/07/21/n949352.html 

[58] 林辉：燕京大学校长相信中共后的结局

http://www.epochtimes.com/b5/18/5/18/n10405751.htm

[59] 人民日报曾有良知：记者为六四开枪大哭 四·二六社论不是我们写的 

https://www.aboluowang.com/2018/0722/1147263.html 

[60] 台视报导请看视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wWg_1PCmRQ

[61]傅国涌专栏：胡风，“胡适的风”？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11264

[62] 梁实秋：关于鲁迅

http://millionbook.net/mj/l/liangshiqiu/lsq/10.htm

[63]朱开阳：【秘档】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

http://www.epochtimes.com/gb/17/6/29/n9331484.htm

更多可参考徐沛：无耻的洋人史沫特莱、左尔格等

https://blog.boxun.com/hero/201204/xupei/3_3.shtml

第二章

[1]引自：真实了解“美丽岛、台独与共产党 ”

http://blog.udn.com/Veritaspaul/103680319

[2] 武之璋，《二二八的真相与谎言》。台北：风云时代，2017，页206

[3] 白先勇、廖彦博，《止痛疗伤：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摘录自http://m.thepaper.cn/renmin_prom.jsp?contid=1311957&from=renmin

[4]吴克泰回忆录，台北：人间，2002

摘录自https://blog.boxun.com/hero/2006/xsj12/20_11.shtml

[5] 《陈诚先生回忆录──建设台湾（上）》448-449页。

[6]如上，9-11页

[7]《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40页

[8] https://228fighter.wordpress.com/2017/03/24/吴克泰︱欧阳予倩在台北演话剧──回忆二%EF%BC%8E二八/

[9]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45年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4/4416000.html

[10] 武之璋，229页

[11] 《陈仪的本来面目》陈兆熙等，台北， 2010

摘录自http://blog.udn.com/amlink/7884275 

[12]林忠先生访问纪录

https://blog.boxun.com/hero/2006/xsj12/12_1.shtml

  

[13] 陈仪有12个兄弟姐妹，其中8个不同母，还有13个堂兄妹。弟弟陈公亮留苏，侄儿丁名楠通共。更多请查阅：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陈仪军政生涯， 杭州， 2005年，8页

http://xxzx.zjzx.gov.cn/lhv4//multi/getPDF.spr?id=215,648,978

[14]在台湾的红色刊物《两岸犇报》，2019/4/24-5/7赵刚，祛毒者：鲁迅与陈映真 

[15]曹维录，〈谁渴望日本侵略中国—对20世纪中日战争产生重要影响的两个外国人〉，《黄花岗》季刊，第22期

[16] 日治时期台湾人的“唯一言论机关”：《台湾新民报》复刻出版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34740

[17] 李吉奎：孙中山李大钊关系管窥(上)   

https://kknews.cc/zh-tw/history/vm9apay.html 

  

[18] 宋斐如生平简介　  

chinatide.net/xiachao/page_765.htm

[19] 《二二八消失的台湾菁英》 — 宋斐如 （1903－1947）

http://www.taiwantt.org.tw/taiwanspirit/html/02.htm

[20]未归的台共斗魂(BC0030)──苏新自传与文集

 http://www.readingtimes.com.tw/ReadingTimes/ProductPage.aspx?gp=productdetail&cid=mcbh(SellItems)&id=BC0030&p=excerpt&exid=31247  

[21] 如 [19] 

[22] 抚台街洋楼：“二二八事件”媒体受难遗址

https://newtalk.tw/citizen/view/23758  

【二七部队老兵专访】钟逸人、黄金岛谈二二八在台中的抗暴 

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27cohort/62202

[23]宋斐如生平简介　  

chinatide.net/xiachao/page_765.htm

[24] 父亲、丈夫、儿子与我

http://www.bjstl.org.cn/taibaozhijia/taibaofengcai/2018-06-20/3684.html

[25]https://228fighter.wordpress.com/2017/03/12/蔡子民︱忆“二%E2%80%A7二八”与王添灯/

[26] https://dawogroup.pixnet.net/blog/post/38679060-一条曲折前进的认同之路：吴克泰口述历史

[27]台湾共产党与二二八事件（四）

http://www.epochtimes.com/b5/6/3/6/n1246029.htm

红色组织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

 history.book.163.com/10/0208/15/5V0RIC0N009244K2_2.html 

[28]徐宗懋：李登辉重逢亲密同志

 https://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id=1368906373770&docissue=2002-46

相关报导还有：老台共追忆二二八真相

http://big5.huaxia.com/2003627/00018925.html

[29] https://dawogroup.pixnet.net/blog/post/38679060-一条曲折前进的认同之路：吴克泰口述历史

[30]15老台胞返台扫墓　曾位大陆要职

https://news.tvbs.com.tw/world/126047

[31]【老台胞故事集】（二十）何标：从《乱都之恋》到人间正道 https://www.jianshu.com/p/70203f49f190

[32]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奠基者:张我军

 http://isbn.ncl.edu.tw/NEW_ISBNNet/C00_index.php?&Pfile=1886&KeepThis=true&TB_iframe=true&width=900&height=650  

[33]五四运动在台湾 — 战后国语运动的实践

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1664/3776953

[34]“历史造像论”的实践 — 评陈芳明著《谢雪红评传》

https://www.haixia-info.com/articles/946.html

[35] 吴克泰：一条曲折前进的认同之路──专题／悼念吴克泰先生逝世 

huzhuhui.org.tw/?p=597　　

[36] 徐宗懋： 我所认识的谢雪红——周青访问记 

https://blog.boxun.com/hero/2006/xsj12/22_1.shtml

[37] 还可参考黄智贤为你揭密《台湾史上最悲情的228事件真相背后之真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ZY2PgMik8

  

[38] 马骥伸/70年 一觉戏剧梦（上）

http://glbog01.studios.com.tw/2017/05/70.html 

[39] 关秀惠：宣称见证二二八事件的木刻版画：黄荣灿恐怖的坚持暨其木刻创作：http://wubunai.zxart.cn/about

文中提到的吴不乃是听命于共产党的红色美术工作者，估计也曾潜伏台湾。而黄荣灿已是共产党公认的烈士。

徐宗懋专栏－色盲的转型正义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801000365-260109?chdtv

[40]【书院特展】“白克导演的一生”

http://media.tnnua.edu.tw/files/14-1033-6397,r868-1.php?Lang=zh-tw

[41] 白先勇、廖彦博，《止痛疗伤：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页234。http://www.readingtimes.com.tw/timeshtml/ad/BCB0218/index.html

白崇禧之子揭秘228事件与中共真实关系

http://history.creaders.net/2017/02/26/big5/1791618.html

[42] 柯远芬：台湾二二八事变之真相 

https://blog.boxun.com/hero/2006/xsj12/5_2.shtml

[43]https://gushi.tw/从风起云涌到失语噤声：二二八事件如何改变了台/

第三章

[1]请参考中共浙江党史和文献网：陈仪起义

http://www.zjds.org.cn/dsxx/zrsy/201401/t20140115_3895.shtml

[2]中共媒体的相关报导标题为〈汤恩伯告密，陈仪起义失败被枪毙，64年后骨灰由台北迁葬杭州〉

https://kknews.cc/history/onjaq35.html

请对照毛森： 陈仪迫汤投共始末 （外一种）

https://blog.boxun.com/hero/xsj1/256_1.shtml

[3]批228五大元凶 吕秀莲问连胜文：祖国在哪里

https://www.storm.mg/article/27950?srcid=7777772e73746f726d2e6d675f38336335306632663330653462383833_1562770604

[4]https://chinesehistorytopics.wordpress.com/2017/06/13/陈-仪-的-本-来-面-目-陈-兆-熙-撰/

[5]武之璋，118页

[6]引文来自以下连结：

https://blog.boxun.com/hero/xsj1/253_1.shtml

[7]〈地下十五年与陈仪〉

 https://blog.boxun.com/hero/xsj1/255_1.shtml 

[8]〈陈仪的爱国情结〉

http://zjlnb.zjol.com.cn/html/2006-03/03/content_52288.htm

[9]引自中共媒体的报导〈汤恩伯告密，陈仪起义失败被枪毙，64年后骨灰由台北迁葬杭州〉

https://kknews.cc/history/onjaq35.html

[10]本周选书－归骨于田横之岛 傅斯年其人

https://www.chinatimes.com/amp/newspapers/20100131000816-260309

[11] 武之璋，226页

[12] 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陈仪军政生涯 杭州 2005年

http://xxzx.zjzx.gov.cn/lhv4//multi/getPDF.spr?id=215,648,978

[13] 杨肇嘉与台湾政治社会运动

https://sites.google.com/site/yanxian1947/lun-wen/yangzhaojiayutaiwanzhengzhishehuiyundong

[14] 许雪姬：1937-1947年在上海的台湾人

https://www.ntl.edu.tw/public/Attachment/281415523478.pdf

[15] 武之璋，246页

[16] 新书选摘》玉山社-邪恶的开端：陈仪及其带来的中国官场文化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8-03-09/116807

[17]悠然：二二八惨案研究（三）陈仪的为人与统治方法

https://newtalk.tw/citizen/view/2386

[18] 吴晓波：跌荡一百年（下） 第9章 第四部·1944年：此消彼长的中国 (2)

http://www.b111.net/novel/49/49397/4419300.html

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引言都出自该文。

[19] 国民党如何接收台湾

http://mind-reference.blogspot.com/2009/10/blog-post_7514.html

[20]张炎宪：杨肇嘉与台湾政治社会运动

https://sites.google.com/site/yanxian1947/lun-wen/yangzhaojiayutaiwanzhengzhishehuiyundong

[21] 司马啸青：〈陈仪等接收大员“上下交征利”，终至民怨沸腾引爆228事件〉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92257

[22] 〈台湾五百天：从光复到“二二八” - 听葛天惠老人一席谈〉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389 

[23] 武之璋，229-230页

[24]黄彰健，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证稿， 554页

[25]伍国：陈仪与鲁迅的交往初探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4940.html

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引文都来自此文。

　

[26]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陈仪军政生涯， 杭州 2005年， 19页

http://xxzx.zjzx.gov.cn/lhv4//multi/getPDF.spr?id=215,648,978

[27] 欧阳凡海：第一个为鲁迅写传的人

http://qjwb.zjol.com.cn/html/2014-07/25/content_2756772.htm?div=-1

[28] 曹聚仁，鲁迅评传 308页

[29] 魏建功在“文革”中的遭际  

https://xw.qq.com/view/20160309014111/undefined

[30] 白先勇忆台静农：他是一个沉郁太久的人呐

http://https://kknews.cc/zh-tw/culture/p5v4ea8.html

台静农：“于玩世中恭谨做人”

https://kknews.cc/zh-tw/history/r8vvm8v.html

[31] 关于郁达夫可参考：苏雪林：郁达夫及其作品

http://f.ttwang.net/RoomFile/FreeRommArticleShow.aspx?RoomId=7084&ArticleId=5054

[郁风]郁达夫――盖棺论定的晚期

――《郁达夫海外文集》编后随笔

http://www.people.com.cn/GB/14738/28490/30706/30707/2236070.html

[32] 陈仪军政生涯，13页

[33]记郁达夫与赵家欣的友谊    

https://read01.com/xmJ30x.htmlhttps://read01.com/xmJ30x.html#.XMVU_S35x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