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恐怖与白色恐怖的异同（上）

二零一三年共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在北京西山公园建造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纪念上世纪五十年代为国家统一、人民解放事业牺牲于台湾的大批隐蔽战线无名英雄”。榜上有名的八百四十六位红色烈士比如李友邦与同年在台湾开展的“迟来的爱─白色恐怖时期政治受难者遗书特展”的名单大致相同。[1]

三年后，被称为“白色恐怖的受害者”的台湾人陈映真（1937－2016）在北京过世后进入共产党安葬中层以上干部的八宝山墓地。二零一七年中共媒体红歌网转载陈映真一九八七年四月在其创办的《人间杂志》上发表的评论“为了民族的和平与团结 — 写在《二二八事件：台中风雷》特集卷首”，但标题改为“陈映真： 1950年代比“二二八”更惨烈 — 从史的全局重新思考“二二八””，文中声称 “我们以为，国府作为当时中国最高的统治者，当然对“二二八”不幸事件负有最高的政治和道义上的责任”，并断言““二二八”事变，是全中国人民共同的伤痕”。[2]

鉴于二二八一直是中共针对台湾宣传的重点，而因二二八被陈仪政府通辑的谢雪红在陈芳明的《谢雪红评传》问世后，成为连接两岸的红人。特以谢雪红现象为例探讨大陆的红色恐怖与台湾的白色恐怖的异同。 

面对两岸关系，每个人的立足点决定其视角与看法，而个人的立场及观点与其阅历及追求尤其是价值观密不可分。跳出个体局限，超越族群与党派立场，探求真相，捍卫人权是我研究与写作的动力。以真实为准，评介为祸百年的国际共运，捍卫普世价值则是我首旅台湾的初衷。北京的共产暴政侵害人权，腐蚀世界，我希望有助首当其冲的台湾人认清大陆知识人在《九评共产党》中用血淋淋的实例为共产党总结的九大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

个人出发点

一九八八年，我赶在圣诞节前，从北京乘东德航班抵达东柏林，在黑暗中走过毛泽东建议打造的柏林围墙，进入明亮如昼的西柏林，然后乘火车穿越被德共隔立的东德，前往帮我获得杜塞道夫大学入学通知的西德担保人家，开始了个人的求真之路。

一九八九年北京发生的六四屠杀，促使我认同以结束共产暴政为目地的民主运动。为了搞清被共产党奉为真理的马克思主义，我专门改修哲学，研究领域涉及东西方的传统宗教与近现代思潮，比如浪漫主义、社民主义、三民主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以及极权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变种，德国与中国的历史及其名家名作，东西德的变迁与台海两岸的关系。在独善其身的同时，开始公开表达对共产极权与民主宪政，共产党文化与东西古文化的心得体会，希望有助读者摆脱马列枷锁，认清充满谎言与仇恨的共产党文化，推崇以博爱为本的东西古文化。

简言之，我是因为留学德国，获知六四屠杀，亲历东西德的异同，才从一头像奥威尔刻画的动物农庄里的特权猪，成长为身在德国心在华的世界公民。生长在动物农庄的大陆人难免被共产党通过学校与媒体灌输谎言、仇恨与斗争，大多失去接触真实历史的机会。我既有六四屠杀前在动物农庄的生活经验，又有六四屠杀后因亲情、乡情于一九九六与二零零一年两次试图回国任教的切身感受。二零零二年初从香港飞回德国后，我才有缘了解被共产党迫害的法轮功。为了捍卫以“真善忍”为宗旨的价值观，我主动加入被共产党迫害的庞大人群。二零零四年在大陆护照过期前，入籍德国。

共产主义为祸百年

一九九七年《共产主义黑皮书 — 罪行、恐怖与镇压》问世，用事实证明以苏联为首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在八十年里虐杀亿万人。该书估计六千五百万受害者在中国大陆，而二零零四年出版的《九评共产党》推测中共在和平年代以各种名义害死的大陆人可能多达八千万。其实中共从未停止虐杀民众，从被所谓的“计划生育”强制堕胎的胎儿到被活摘器官的良心犯的数目至今还在增长。

一九一七年列宁创建第一个以共产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苏维埃暴政后，共产国际在德国南部成立第二个短命的苏维埃共和国。

一九三一年苏联国庆日，武装割据江西的中共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台共为了与之呼应，在其第二个党纲中提出“建立工农民主独裁的苏维埃政权”。[3]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作为战败国被英美法以及苏联先分为四块，后在英美法的管辖区上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而苏联则在其辖区建立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名的苏联殖民地。

一九四五年，沦为日本殖民地半世纪的台湾被抗日胜利的中华民国接管；一九四九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在听命于斯大林的各国共产党包括台湾共产党的支持下，把西安事变后变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再次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百万各族各省的中华民国军民追随一九四八年高票当选总统的蒋中正败退台湾，强行把沦为日本侵略战争后备基地的台湾建设成反共复国的根据地。

一九七一年，为了遏制苏联及结束与共产阵营在越南的战争，以基辛格为代表的美国政客背叛普世价值，向斯大林扶植起来的中共示好，导致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席位被马列中国取代，从此台湾被剥夺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共用坦克镇压大陆民主运动，保住极权暴政，而北京大屠杀遭到国际抗议，引发共产阵营像柏林围墙一样被民众推翻。然而北京继承莫斯科的衣钵，以经济为诱饵，赤化全球，台湾首当其冲。

两岸被同时赤化

列宁于一九一九年三月成立共产国际，企图赤化全球包括台湾。为了篡夺台湾政权，现在的中共像昔日的俄共一样不择手段，渗透台湾。

正视台湾的历史与现状不难发现：台湾的自由一直受到共产党的侵蚀。像陈映真一样信奉马克思的史明（1918–2019）也用作品与生平证实，“台湾人的四百年史”中四分之一像中国大陆一样遭到共产党渗透与祸乱。

一九二零年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到中华民国，资助并创办共产国际在中华民国的支部 — 中国共产党，开始系统赤化中国。孙中山为了实现三民主义，也在共产国际的统战下主张联俄容共。当台湾人比如蒋渭水主动追随孙中山之时，共产国际也通过日本与中国以各种名义与渠道渗透台湾。

在国际共运史中台湾与日本及中国至今密不可分。台湾有不少共产党员因被台日本殖民者镇压，逃到中国并在那里为实现共产恐怖主义浴血奋战而死比如与谢雪红同居的林木顺。陈芳明“非常崇拜的对象”[4] 史明就曾在中国奉共产国际之命与一女党员假扮夫妻，假戏真做，为此结扎。正是史明告知陈芳明：谢雪红是“台湾唯一接受共产国际训练出来的共产党员”[5]。而谢雪红本人则先因在上海与林木顺奉命组建共产国际地下组织被遣返回台，后因领导武装暴动成为二二八的通缉犯逃到大陆，在中共的整肃中病逝于北京。

谢雪红既是共产国际渗透台湾的实例，又是中共针对台湾的宣传重点。

谢雪红现象

二零一零年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级中学许佳琦等四名女生共同撰写论文《“妖魔化”？“神格化”？─1945年后谢雪红的形象初探》，解析在两岸对峙下与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二二八受难者群体、台独群体以及女性群体对谢雪红形象的塑造，该文总结说：“在不同的政党意识与时代背景下，会塑造出不同的谢雪红形象，至于现代与谢相关的叙述已渐趋中立”[6]。然而不分善恶的中立正是令我质疑的现象。只有不问是非，谢雪红才能被成功引入台湾主流社会，而许佳琦等台湾的新生代与她们的指导老师都把国民党独大的中华民国与共产党极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混为一谈，好像两党与两个国家没有本质区别，遑论意识到中共依然试图借助谢雪红似的人物吞并台湾。

二零一三年林琼华在台湾史学杂志第十五期发表的《从遗忘到再现：谢雪红在台湾与中国的影响与遗绪》与二零一五年刘瑀之出版的论文《欠缺的左翼视角 ─ 以谢雪红为中心的文学与批判》都进一步证实，谢雪红已成为台湾戏剧、小说与电影剧本讴歌的主角，而中共也因此不得不为了统战台湾，在谢雪红死后十六年为她“平反”，让她比陈映真早三十年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二零一六年谢雪红还被史明等供奉在台湾圣山。评介谢雪红现象，尤其是与谢雪红一起参与二二八的杨克煌遗作，有助大家以史为鉴。 

连接两岸的红人

一九九一年《谢雪红评传》在台湾问世后，昔日国民政府的通缉犯并因此成为中共高干的谢雪红在台湾变成引人称道的“落土不凋的雨夜花”。二零零九年该书增订版发表后，中共媒体也加以报导，标题为《台作家陈芳明：台共领导人谢雪红非常有魅力》[7]。

《谢雪红评传》不仅在台湾引发争议，也引起中共宣传部门重视。在此书中被陈芳明断定为“反谢雪红派”的周青也是二二八的参与者。一九九四年，他在北京撰写“‘历史造像论’的实践 — 评陈芳明著《谢雪红评传》”文中说：“谢雪红是出生在台湾的社会主义者。从出生地点说她是台湾人；从意识型态说她信仰社会主义。陈芳明研究谢雪红，究竟是研究她的出生地点呢？还是研究她的思想信仰？谢雪红信仰的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台独”主义，这是最本质的。”确实如此，陈芳明无法否认：谢雪红至死都自称社会主义者也即共产党员，无论她主张台独还是自治都是奉命而为。信仰显然比出生地更影响一个人的言行，更何况谢雪红主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发起过暴动；共产国际在谢雪红等支持下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害死八千万大陆人，而且一直威胁台湾。况且谢雪红曾是出任中共暴政最高官位的台湾人，其中包括中苏友好协会理事、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台盟第一届总部理事会主席等多个中共官位。不仅如此，她还利用权势诬告他人，制造多起冤假错案，引发众怒，自食其果。[8]

当越来越多的大陆民国派因红色恐怖流亡海外包括台湾之时，中共及其出版物渗透台湾。涉及二二八与谢雪红的中共出版物也在台湾发行。比如趁“二二八”六十周年之际，继谢雪红后在中共政权爬上最高位的台湾共产党人张克辉推出剧本《啊！谢雪红》，并在台湾举办新书发布会。参与二二八的张克辉以剧本形式讴歌谢雪红，目的是按照中共的旨意把“台独之母”吹捧为共产党需要的“中国的英雄”，不过史料证明谢雪红既是施害人，也是受害人。

二零零六年李大卫在《台湾共产党与二二八事件》中披露谢雪红在北京批斗会上的自白：“同志们，是的，我下流，我卑污，我做过许多不可告人的事，但是，那种污泥式的生活难道是我要过的吗？如果不是为了党，为了党的指示和党的纪律，我会如此吗？”  此话自证她加入共产党后不择手段，“下流卑污”。而且她非常清楚共产党对她的态度：“让我重复一遍，我对同志们这样说的：过去中共声言要解放台湾时，用我做对台湾的宣传工具，现在解放台湾有困难了，就对我不满，既然共产党和毛主席对台湾没有办法，甚至苏联对台湾也没有办法，叫我谢雪红有什么办法呢？即使我能再到台湾去开三美堂、大华酒家也没有用呀，我老了，我的时代过去了，我是不愿把我这条老命再到台湾去丢人的！”好在她也意识到共产党的邪恶：“哼，我的反动历史就是这样，还不是昨天要利用我时，党就把我捧成天上的神仙，今天不利用我了，就把我说得比魔鬼还坏。这简直成了什么世界？一点人性都没有，一点同情都没有，说句实在话，只有共产党才如此待人，资产阶级是不会如此没有人情味的，至少人性的尊严和体面是会保留的。”[9]

马列主义被引进台湾

在诸多与谢雪红相关的出版物中，于一九九七年首发的《我的半生记》与二零零五年首发的《我的回忆》都由杨克煌的女儿杨翠华在台湾自费编辑发行，就是说都没有通过中共的审查，算第一手资料。前者是杨克煌笔录的谢雪红口述，后者是杨克煌在谢雪红病逝后的回忆录。杨克煌的孤证不一定可信，但为共产党渗透台湾提供了见证。

《我的半生记》透露，谢雪红于一九一九年在中国青岛听闻与十月革命相关的红色宣传深受触动，产生反日意识与革命幻想，雪地上遍地鲜血的照片促使她改名雪红并为此刻章。不过报导称陈芳明在访谈中说谢雪红在一九二一年参加台湾文化协会时还是文盲，她钦佩被称为台湾现代文学之父的赖和（1894–1943）。赖和在日本殖民者的迫害中过世后，谢雪红为他提孝灯，虽然赖和与谢雪红没什么交情。[10]

赖和却被人错误地称为“台湾的鲁迅”，而笔者研究共运的一个成果就是论证鲁迅是以宋庆龄为头面人物的共产国际间谍网合力推出的红色宣传家。一九三六年鲁迅之死被共产国际利用来煽动民族主义，向国民政府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促成张学良等发动西安事变，以致中共死灰复燃。[11] 因此赖和之死也有可能被谢雪红等利用来煽动抗日，壮大组织。而中共至今借赖和之名统战台湾。自称是谢雪红老朋友的周青于一九九四年在《海协评论》发表《台湾新文学的一代宗师》，结尾高歌：“让赖和先生的精神发扬光大吧！他是台湾新文学的一代宗师！他那爱国、爱乡、爱民的业绩千古永垂！他也是我们宝岛，台湾人的光辉！”[12]

林木顺（1904–1931）在一九二二年就读台北师范学校时受台湾文化协会影响，产生反日意识并在一九二四年因与李友邦等人一起袭击日警，被退学。在去上海时结识谢雪红，与之同居。两人于一九二五年进入共产国际在上海创办的学校，很快被推荐到莫斯科接受培训。共产国际渗透世界的一个方式就是开办文化与教育机构，激发青少年的民族意识与斗争精神，引诱他们投身反天理人伦的共运，打着共产主义的幌子谋财害命，最后自食恶果。有不少台湾人曾进入名为上海大学（1922–1927）的共产国际培训学校就读，以致在台湾共产党的内斗中有“上大派”之说。

一九二八年，谢雪红与林木顺被共产国际派回上海，成立全称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的共产国际组织，林木顺当选书记长，制定以台湾民主，台湾革命和台湾独立为诉求的政治纲领，这是谢雪红被奉为“台独之母”的来源。谢雪红不是像史明所言唯一一位接受过莫斯科培训的台湾共产党人，至少林木顺也是台湾人。

该共产国际地下组织很快被上海租借地的日警破获，谢雪红被遣送回台，而林木顺成功逃亡。回到台湾的谢雪红秘密重建共党，继续从事赤化活动，包括成立国际书局，引进马克斯书房与以列宁所创之《星火报》为名的星火书房等左翼出版社的书籍。[13]“台共在谢雪红的领导下，以文化协会及农民组合为掩护吸收成员，并扩大于上述两个组织内的影响力，最后成功夺取这两个组织的领导权”[14]，这与我查阅资料后得出的判断一致。蒋渭水创办的文化协会与他推崇的孙中山创办的国民党一样都成为共产国际渗透的对象。孙中山的名号至今都被共产党用来欺骗世人，混淆视听。

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势不两立

三民主义源自美国总统林肯，其创建者孙中山解释说：“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为人民所共有，政治为人民所共管，利益为人民所共享。”孙中山心怀天下为公的理想，身体力行，至今感召无数追随者。

共产主义源自马克思，其《共产党宣言》明确表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马克思号召“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共产党的目的！马克思专家、《共产主义红皮书》的作者略武在专访《毁灭者马克思》中告知：马克思“是一个自信得无以复加，同时，轻视甚至蔑视他人、所有人和他们的传统的人”。简言之，马克思的理想就是毁灭世界。[15]

孙中山在一九二三年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时，明确表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国民党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为奋斗目标，反对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而共产国际作为列宁与斯大林操控的工具，为了篡夺各国政权，鼓动阶级斗争，煽动民族主义，唯恐天下不乱，这是一九二七年国民党被迫清共的原因。不幸的是国民党在早期接受共产国际援助时，沾染了共产党的匪气，而且共产国际利用中华民国的自由渗透党、政、军、警、宪、特各界。共谍们比如蒋中正的文胆、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夫妇与共军里应外合，导致正在努力实现宪政的中华民国在大陆沦陷。

与陈芳明同龄的大陆学者辛灏年（1947*）为发表专著《谁是新中国》，于一九九四年流亡海外。以他为代表的大陆民国派看穿红色宣传，突破红色恐怖，认同在大陆创建中华民国的国民党，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就致力于在大陆光复中华民国。二零一五年辛灏年首次抵台发表讲演《民国命运与台湾前途》时表示：“没有尝过红色恐怖的人，何以赘言什么叫白色恐怖啊！中国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留在中国大陆的人员，有四百六十万人被共产党在短短的一年之间全部杀光！中国大陆的土改，两百六十万地主富农，被共产党全部枪决，那才叫恐怖！四百万知识分子一百万被打成右派，家破人亡，那才叫恐怖！”[16]

 

目之所及的资料证明台共也像中共一样内斗不断，导致一九三一年被日警瓦解。谢雪红与杨克煌（1908–1978）等都被捕入狱，谢雪红被判重刑，写“转向书”后于一九三九年出狱。杨克煌先出狱并娶妻生子，杨翠华是其中之一。

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陈仪出任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最高行政长官并兼任警备司令。十月二十五日，在台北举办接收仪式。共产国际也分派各路人马随着陈仪潜入台湾，其中包括已获得国军中将军衔的李友邦。[17]

当时人在台湾的共产党员也没闲著。谢雪红与杨克煌在日本投降后立即前往台中从事赤化活动。他们不仅组织各种团体比如人民协会，发行红色宣传品包括号召谋财害命的《共产党宣言》，杨克煌还进入《和平日报》。

从禁忌变为争议的二二八

解严前，二二八在台湾算一大禁忌，达到的客观效果就是让中共利用参与二二八的台湾地下党员进行的红色宣传比如林木顺（即杨克煌）名下的《台湾二月革命》与庄嘉农（即苏新）名下的《愤怒的台湾》等大行其道。中共的宣传基调为：“二二八起义”是“台湾同胞反对当时国民党当局专制统治的爱国、民主、自治运动，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一部分，是台湾同胞光荣爱国主义传统的重要体现”。[18]

解严后行政院于一九九零年成立“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并于两年后发布《“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但引发争议。从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网站到台北二二八纪念碑碑文，再到台湾民视新闻台制作的二二八纪录片比如《二二八平反运动》以及李敖在中共外宣电视台的二二八言论，都几乎未涉及谢雪红等共产党人在二二八前后从事的红色宣传与红色暴动。

就目之所及的争议我先评介如下：

二二八事件中的导火索女烟贩林江迈之女林明珠在二零零六年上演的纪录片中表示，“228根本不是从‘查缉私菸’而起，也非‘外省人欺压本省人’”，纯粹是出自‘语言沟通不良’所产生的纠纷”。这种看法引来《孤寂煎熬四十五年：寻找二二八失踪的爸爸阮朝日》的作者阮美姝（1928–2016）痛斥。阮美姝还断言：“二二八事件绝对导因于外来政权的殖民压迫”[19]。这说明二二八造成无数台湾人深受创伤并拒绝认同中华民国。二二八前，十九岁的阮美姝在“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交响乐团”担任女中音，每个月有150元车马费，陈仪“曾经多次在台下欣赏音乐会”[20]，从这点看不出陈仪是歧视台湾人的殖民者，但陈仪算缺乏危机意识的享乐者。

阮美姝有权拒绝认同丘念台等台湾世家效忠的中华民国。但如果谢雪红们武装夺权成功，阮美姝家一定会像大陆沦陷区的有钱人家一样被共产党打成“阶级敌人”，遭到无产阶级血腥专政。

《岭海微飙》的作者丘念台（ 1894–1967）在事发后作为中华民国监察委员于四月九日在南京提交的报告与十号提交的意见书及建议书至今值得台湾政界参考，因为其中一笔带过的史实“共党潜煽于内”与“如何令共党无隙可乘”都是台湾至今必须正视的现实。[21]

童年亲历二二八的陈若曦在《坚持无悔–七十自述》中证实二二八的受害者不只台湾人，也有无数外省人，因为“头一星期是外省人遭殃”，他们被“浪人”追杀。

而“浪人”应该是指被日本殖民者皇民化的台湾暴徒。与他几乎同龄的外省人陈肇家则在视频《外省人受害真相》中证实，被派到台湾的国军官兵确实起到平暴安良的作用，解救了只是因为省籍就遭到暴徒追杀与抢劫的外省人。

陈若曦表示：“八十年代在日本碰到鼓吹‘台湾独立’的史明，拜读了他写的《台湾人四百年史》，提到‘二二八’死亡人数竟高达十几万人，相当不以为然。根据事件当年五月二十七日的《新生报》公布，‘二二八’以来遭暴徒加害的，包括死亡和失踪的，公务员七十二名，军警一百三十名，民众两百六十八名，合计四百七十人。事件后国府扩大打击面，牵连一些台籍菁英，当不止此数。二十世纪末，国府给‘二二八’死难者刻碑纪念并赔偿，人数约八百出头；据说从宽处理，包括杀人放火的流氓、政治异议份子，甚至自然死亡者在内。相信正确数字在两者之间。”要还原历史真相，不仅要审视公权力如何侵害人权，还应该搞清，企图武装暴动篡夺政权的谢雪红等该不该被镇压，被通辑。剥夺他人财产与生命的“浪人”该不该被惩罚。

红色宣传与红色暴动

二二八时，史明还在中国为共产党效力包括偷运鸦片。一九四九年五月，史明回到台湾，秘密组织“台湾独立武装队”，试图谋杀总统蒋中正。一九五一年底被发现后，史明携带组织名册逃到日本，开始用他在中国学到的厨艺谋生并宣传其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台独主义。史明亲眼见证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暴行，但他不把共产党的邪恶算在其始作俑者马克思的头上，而是算在遭受共产党荼毒的中国人头上，有意扩大台湾人与中国人的矛盾。中华民国八十二年出版之《汪敬煦先生访谈录》在《美丽岛、台独与共产党》一章中透露史明属中共情报系统，“中共透过史明支持台湾的独立运动”，虽然中共反对台独，“但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最高策略是：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他的主要敌人是国民党，因此他联合美丽岛这批人是最便宜的方法”。 “ 再者，中共希望台湾的政治与社会愈混乱，民心愈浮动，对他愈有利；要达成这种有利情势，就必须要有一个反对的力量，而现成的反对力量就是美丽岛这批人士。不论这批人的历史背景如何，至少他们的活动对中共来说是最有利的，最起码比中共自己来培养反对力量好得太多；同时政治愈乱，社会愈不安，愈容易制造中共对台湾采取行动的借口：台湾地方政府控制不了这个社会，而且有台独倾向，中共必须采取行动制止这类活动。因此无论美丽岛这批人如何变化，对中共来说都是利多弊少，所以他一定支持台独。”中共还通过史明拨出二十五万美金，分两次给许信良，以维持美丽岛周刊的出版。[22]

涉及美丽岛事件的陈若曦想来不知上述红色背景，但在自传中本能地表示不满：“台独人士把国府打成‘外来政权’，把事件（指二二八）渲染为省籍和族群对立，长年成为台湾政治与社会的最大乱源。”

杨克煌在回忆中说：“日后我们才知道，当时蒋匪介石假借参加‘台湾光复周一年纪念’的名义来台湾，而其真正目的是为了进行内战。他和宋匪子文等一起来，在草山（即阳明山）极秘密地同美帝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会谈，大肆拍卖中国的领土、主权，台湾就在这时被出卖给美帝驻军的。不久以后，就接连出现‘中美商约’等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这也成了二、二八起义的一个政治背景。”

此段证实杨克煌相信并传播共产党的谎言宣传，抹黑国民党及其党魁，抹黑美国。国民党领导抗日，让中华民国既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也成为联合国的创会国以及五个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出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华民国代表的张彭春被选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参与起草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

国共两党的本质区别在于一个以民主宪政为目地，而共产党不择手段夺取政权，目地就是实行红色恐怖。国民党在大陆时期为了实现宪政，甚至限制国民党员参选，以便给青年党、 民社党等少数党参政的机会，但共产党当时借各种借口大肆破坏行宪，在篡夺大陆政权后，不仅强行领导一切党派，还残酷迫害一切信仰。

杨克煌在《我的回忆》中具体描述了谢雪红在二二八前后扮演的角色：“谢雪红首先对那些青年说，刚才有匪军要来进攻台中的消息，我们应先武装起来，到市郊的交通要道去防卫；伪台中警察局有几十多把步枪和日本刀，先去搬来武装起来。

    青年们去拿了武器，武装起来后，就分头去各交通要道站岗去了。另外有些青年说他们要去攻打派出所、匪军的小单位，也都出发去了。

    谢雪红又叫《中华日报》分社的一个记者去组成一个小组到电台广播，交代他要向台中地方的人民报告蒋匪军要来进攻台中，台中市民已准备好要抗战，并已在市内开始主动向蒋匪军进攻了。并呼吁中部地方的人民起来进行斗争，占领市、区、镇，乡的国民党政、军、警、党团的所有机关和派出武装队伍到台中来支援台中人民的武装斗争。那个记者就去电台彻夜继续广播了。 ”

凭杨克煌提供的上述见证，可以确认：以谢雪红为代表的台湾共产党人挑唆青年，武装篡夺政权；其时不少共产党员渗透媒体，充当共产党的宣传工具。所以，陈仪在当年三月十日〈告民众书〉上称“少数阴谋分子，企图利用机会，夺取政权，背叛国家”符合实际。他还上报蒋中正一份〈办理人犯姓名调查表 〉，名列其上的阮朝日等在红色恐怖造成的白色恐怖中被秘密枪决。不过“二二八消失的台湾菁英 ”不是因为他们的省籍，而是因为他们的匪谍嫌疑。

阮朝日等受害者是否属于共产地下党，尚不得而知，但像他一样上了名单的徐征是共产党人在杨克煌的自传中可找到证据。在李明典制作的《光复初期与二二八事件》中名列被冤杀的台湾精英宋斐如也属共产党，身为台湾行政公署教育处副处长，却创办〈人民导报〉为共产国际张目，他之后王添灯(1901–1947)出任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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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恐怖與白色恐怖的異同 （上）

二零一三年共軍總政治部聯絡部在北京西山公園建造無名英雄紀念廣場，「紀念上世紀五十年代為國家統一、人民解放事業犧牲於台灣的大批隱蔽戰線無名英雄」。榜上有名的八百四十六位紅色烈士比如李友邦與同年在臺灣開展的「遲來的愛─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遺書特展」的名单大致相同。[1]

三年後，被稱為「白色恐怖的受害者」的台灣人陳映真（1937－2016）在北京過世後進入共產黨安葬中層以上幹部的八寶山墓地。二零一七年中共媒體紅歌網轉載陳映真一九八七年四月在其創辦的《人间杂志》上發表的評論「为了民族的和平与团结 — 写在《二二八事件：台中风雷》特集卷首」，但標題改為「陈映真： 1950年代比“二二八”更惨烈 — 从史的全局重新思考“二二八”」，文中聲稱 「我们以为，国府作为当时中国最高的统治者，当然对“二二八”不幸事件负有最高的政治和道义上的责任」，並斷言「“二二八”事变，是全中国人民共同的伤痕」。[2]

鑒於二二八一直是中共針對臺灣宣傳的重點，而因二二八被陳儀政府通輯的謝雪紅在陳芳明的《謝雪紅評傳》問世後，成為連接兩岸的紅人。特以謝雪紅現象為例探討大陸的紅色恐怖與臺灣的白色恐怖的異同。 

面對兩岸關係，每個人的立足點決定其視角與看法，而個人的立場及觀點與其閱歷及追求尤其是價值觀密不可分。跳出個體局限，超越族群與黨派立場，探求真相，捍衛人權是我研究與寫作的動力。以真實為準，評介為禍百年的國際共運，捍衛普世價值則是我首旅臺灣的初衷。北京的共產暴政侵害人權，腐蝕世界，我希望有助首當其衝的臺灣人認清大陸知識人在《九評共產黨》中用血淋淋的實例為共產黨總結的九大基因：「邪、騙、煽、鬥、搶、痞、間、滅、控」。

個人出發點

一九八八年，我趕在聖誕節前，從北京乘東德航班抵達東柏林，在黑暗中走過毛澤東建議打造的柏林圍牆，進入明亮如晝的西柏林，然後乘火車穿越被德共隔立的東德，前往幫我獲得杜塞道夫大學入學通知的西德擔保人家，開始了個人的求真之路。

一九八九年北京發生的六四屠殺，促使我認同以結束共產暴政為目地的民主運動。為了搞清被共產黨奉為真理的馬克思主義，我專門改修哲學，研究領域涉及東西方的傳統宗教與近現代思潮，比如浪漫主義、社民主義、三民主義、自由主義、女權主義以及極權主義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及其變種，德國與中國的歷史及其名家名作，東西德的變遷與臺海兩岸的關系。在獨善其身的同時，開始公開表達對共產極權與民主憲政，共產黨文化與東西古文化的心得體會，希望有助讀者擺脫馬列枷鎖，認清充滿謊言與仇恨的共產黨文化，推崇以博愛為本的東西古文化。

簡言之，我是因為留學德國，獲知六四屠殺，親歷東西德的異同，才從一頭像奧威爾刻畫的動物農莊里的特權豬，成長為身在德國心在華的世界公民。生長在動物農莊的大陸人難免被共產黨通過學校與媒體灌輸謊言、仇恨與鬥爭，大多失去接觸真實歷史的機會。我既有六四屠殺前在動物農莊的生活經驗，又有六四屠殺後因親情、鄉情於一九九六與二零零一年兩次試圖回國任教的切身感受。二零零二年初從香港飛回德國後，我才有緣瞭解被共產黨迫害的法輪功。為了捍衛以「真善忍」為宗旨的價值觀，我主動加入被共產黨迫害的龐大人群。二零零四年在大陸護照過期前，入籍德國。

共產主義為禍百年

一九九七年《共產主義黑皮書 — 罪行、恐怖與鎮壓》問世，用事實證明以蘇聯為首的所謂「社會主義陣營」在八十年里虐殺億萬人。該書估計六千五百萬受害者在中國大陸，而二零零四年出版的《九評共產黨》推測中共在和平年代以各種名義害死的大陸人可能多達八千萬。其實中共從未停止虐殺民眾，從被所謂的「計劃生育」強制墮胎的胎兒到被活摘器官的良心犯的數目至今還在增長。

一九一七年列寧創建第一個以共產主義為指導思想的蘇維埃暴政後，共產國際在德國南部成立第二個短命的蘇維埃共和國。

一九三一年蘇聯國慶日，武裝割據江西的中共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臺共為了與之呼應，在其第二個黨綱中提出「建立工農民主獨裁的蘇維埃政權」。[3]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作為戰敗國被英美法以及蘇聯先分為四塊，後在英美法的管轄區上成立德意誌聯邦共和國，而蘇聯則在其轄區建立以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為名的蘇聯殖民地。

一九四五年，淪為日本殖民地半世紀的臺灣被抗日勝利的中華民國接管；一九四九年，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在聽命於斯大林的各國共產黨包括臺灣共產黨的支持下，把西安事變後變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再次改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二百萬各族各省的中華民國軍民追隨一九四八年高票當選總統的蔣中正敗退臺灣，強行把淪為日本侵略戰爭後備基地的臺灣建設成反共復國的根據地。

一九七一年，為了遏制蘇聯及結束與共產陣營在越南的戰爭，以基辛格為代表的美國政客背叛普世價值，向斯大林扶植起來的中共示好，導致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席位被馬列中國取代，從此臺灣被剝奪參與國際事務的權利。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共用坦克鎮壓大陸民主運動，保住極權暴政，而北京大屠殺遭到國際抗議，引發共產陣營像柏林圍牆一樣被民眾推翻。然而北京繼承莫斯科的衣缽，以經濟為誘餌，赤化全球，臺灣首當其沖。

兩岸被同時赤化

列寧於一九一九年三月成立共產國際，企圖赤化全球包括臺灣。為了篡奪臺灣政權，現在的中共像昔日的俄共一樣不擇手段，滲透臺灣。

正視臺灣的歷史與現狀不難發現：臺灣的自由一直受到共產黨的侵蝕。像陳映真一樣信奉馬克思的史明（1918–2019）也用作品與生平證實，「臺灣人的四百年史」中四分之一像中國大陸一樣遭到共產黨滲透與禍亂。

一九二零年共產國際派維經斯基到中華民國，資助並創辦共產國際在中華民國的支部 — 中國共產黨，開始系統赤化中國。孫中山為了實現三民主義，也在共產國際的統戰下主張聯俄容共。當臺灣人比如蔣渭水主動追隨孫中山之時，共產國際也通過日本與中國以各種名義與渠道滲透臺灣。

在國際共運史中臺灣與日本及中國至今密不可分。臺灣有不少共產黨員因被臺日本殖民者鎮壓，逃到中國並在那裡為實現共產恐怖主義浴血奮戰而死比如與謝雪紅同居的林木順。陳芳明「非常崇拜的對象」[4] 史明就曾在中國奉共產國際之命與一女黨員假扮夫妻，假戲真做，為此結紮。正是史明告知陳芳明：謝雪紅是「臺灣唯一接受共產國際訓練出來的共產黨員」[5]。而謝雪紅本人則先因在上海與林木順奉命組建共產國際地下組織被遣返回臺，後因領導武裝暴動成為二二八的通緝犯逃到大陸，在中共的整肅中病逝於北京。

謝雪紅既是共產國際滲透臺灣的實例，又是中共針對臺灣的宣傳重點。

謝雪紅現象

二零一零年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許佳琦等四名女生共同撰寫論文《「妖魔化」？「神格化」？─1945年後謝雪紅的形象初探》，解析在兩岸對峙下與開放後，中國共產黨、國民黨、二二八受難者群體、台獨群體以及女性群體對謝雪紅形象的塑造，該文總結說：「在不同的政黨意識與時代背景下，會塑造出不同的謝雪紅形象，至於現代與謝相關的敘述已漸趨中立」[6]。然而不分善惡的中立正是令我質疑的現象。只有不問是非，謝雪紅才能被成功引入臺灣主流社會，而許佳琦等臺灣的新生代與她們的指導老師都把國民黨獨大的中華民國與共產黨極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混為一談，好像兩黨與兩個國家沒有本質區別，遑論意識到中共依然試圖借助謝雪紅似的人物吞併臺灣。

二零一三年林瓊華在台灣史學雜誌第十五期發表的《從遺忘到再現：謝雪紅在臺灣與中國的影響與遺緒》與二零一五年劉瑀之出版的論文《欠缺的左翼視角 ─ 以謝雪紅為中心的文學與批判》都進一步證實，謝雪紅已成為臺灣戲劇、小說與電影劇本謳歌的主角，而中共也因此不得不為了統戰臺灣，在謝雪紅死後十六年為她「平反」，讓她比陳映真早三十年被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二零一六年謝雪紅還被史明等供奉在臺灣聖山。評介謝雪紅現象，尤其是與謝雪紅一起參與二二八的楊克煌遺作，有助大家以史為鑒。 

連接兩岸的紅人

一九九一年《謝雪紅評傳》在臺灣問世後，昔日國民政府的通緝犯並因此成為中共高幹的謝雪紅在臺灣變成引人稱道的「落土不凋的雨夜花」。二零零九年該書增訂版發表後，中共媒體也加以報導，標題為《台作家陈芳明：台共领导人谢雪红非常有魅力》[7]。

《謝雪紅評傳》不僅在臺灣引發爭議，也引起中共宣傳部門重視。在此書中被陳芳明斷定為「反謝雪紅派」的周青也是二二八的參與者。一九九四年，他在北京撰寫「『歷史造像論』的實踐 — 評陳芳明著《謝雪紅評傳》」文中說：「謝雪紅是出生在台灣的社會主義者。從出生地點說她是台灣人；從意識型態說她信仰社會主義。陳芳明研究謝雪紅，究竟是研究她的出生地點呢？還是研究她的思想信仰？謝雪紅信仰的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台獨」主義，這是最本質的。」確實如此，陳芳明無法否認：謝雪紅至死都自稱社會主義者也即共產黨員，無論她主張臺獨還是自治都是奉命而為。信仰顯然比出生地更影響一個人的言行，更何況謝雪紅主動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發起過暴動；共產國際在謝雪紅等支持下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僅害死八千萬大陸人，而且一直威脅臺灣。況且謝雪紅曾是出任中共暴政最高官位的臺灣人，其中包括中蘇友好協會理事、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全國婦女聯合會執行委員、台盟第一屆總部理事會主席等多個中共官位。不僅如此，她還利用權勢誣告他人，製造多起冤假錯案，引發眾怒，自食其果。[8]

當越來越多的大陸民國派因紅色恐怖流亡海外包括臺灣之時，中共及其出版物滲透臺灣。涉及二二八與謝雪紅的中共出版物也在臺灣發行。比如趁「二二八」六十週年之際，繼謝雪紅後在中共政權爬上最高位的臺灣共產黨人張克輝推出劇本《啊！謝雪紅》，並在台灣舉辦新書發佈會。參與二二八的張克輝以劇本形式謳歌謝雪紅，目的是按照中共的旨意把「台獨之母」吹捧為共產黨需要的「中國的英雄」，不過史料證明謝雪紅既是施害人，也是受害人。

二零零六年李大衛在《台灣共產黨與二二八事件》中披露謝雪紅在北京批鬥會上的自白：「同志们，是的，我下流，我卑污，我做过许多不可告人的事，但是，那种污泥式的生活难道是我要过的吗？如果不是为了党，为了党的指示和党的纪律，我会如此吗？」  此話自證她加入共產黨後不擇手段，「下流卑污」。而且她非常清楚共產黨對她的態度：「讓我重復一遍，我對同志們這樣說的：過去中共聲言要解放台灣時，用我做對台灣的宣傳工具，現在解放台灣有困難了，就對我不滿，既然共產黨和毛主席對台灣沒有辦法，甚至蘇聯對台灣也沒有辦法，叫我謝雪紅有什麼辦法呢？即使我能再到台灣去開三美堂、大華酒家也沒有用呀，我老了，我的時代過去了，我是不願把我這條老命再到台灣去丟人的！」好在她也意識到共產黨的邪惡：「哼，我的反動歷史就是這樣，還不是昨天要利用我時，黨就把我捧成天上的神仙，今天不利用我了，就把我說得比魔鬼還壞。這簡直成了什麼世界？一點人性都沒有，一點同情都沒有，說句實在話，只有共產黨才如此待人，資產階級是不會如此沒有人情味的，至少人性的尊嚴和體面是會保留的。」[9]

馬列主義被引進臺灣

在諸多與謝雪紅相關的出版物中，於一九九七年首發的《我的半生記》與二零零五年首發的《我的回憶》都由杨克煌的女兒楊翠華在臺灣自費編輯發行，就是說都沒有通過中共的審查，算第一手資料。前者是楊克煌筆錄的謝雪紅口述，後者是楊克煌在謝雪紅病逝後的回憶錄。楊克煌的孤證不一定可信，但為共產黨滲透臺灣提供了見證。

《我的半生記》透露，謝雪紅於一九一九年在中國青島聽聞與十月革命相關的紅色宣傳深受觸動，產生反日意識與革命幻想，雪地上遍地鮮血的照片促使她改名雪紅並為此刻章。不過報導稱陳芳明在訪談中說謝雪紅在一九二一年參加台灣文化協會時還是文盲，她钦佩被称为台湾现代文学之父的赖和（1894–1943）。赖和在日本殖民者的迫害中过世後，謝雪紅为他提孝灯，雖然賴和與謝雪紅沒什麼交情。[10]

賴和卻被人錯誤地稱為「臺灣的魯迅」，而筆者研究共運的一個成果就是論證魯迅是以宋慶齡為頭面人物的共產國際間諜網合力推出的紅色宣傳家。一九三六年魯迅之死被共產國際利用來煽動民族主義，向國民政府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促成張學良等發動西安事變，以致中共死灰復燃。[11] 因此賴和之死也有可能被謝雪紅等利用來煽動抗日，壯大組織。而中共至今借賴和之名統戰臺灣。自稱是謝雪紅老朋友的周青於一九九四年在《海協評論》發表《台灣新文學的一代宗師》，結尾高歌：「讓賴和先生的精神發揚光大吧！他是台灣新文學的一代宗師！他那愛國、愛鄉、愛民的業績千古永垂！他也是我們寶島，台灣人的光輝！」[12]

林木順（1904–1931）在一九二二年就讀臺北師範學校時受台灣文化協會影響，產生反日意識並在一九二四年因與李友邦等人一起襲擊日警，被退學。在去上海時結識謝雪紅，與之同居。兩人於一九二五年進入共產國際在上海創辦的學校，很快被推薦到莫斯科接受培訓。共產國際滲透世界的一個方式就是開辦文化與教育機構，激發青少年的民族意識與鬥爭精神，引誘他們投身反天理人倫的共運，打著共產主義的幌子謀財害命，最後自食惡果。有不少臺灣人曾進入名為上海大學（1922–1927）的共產國際培訓學校就讀，以致在臺灣共產黨的內鬥中有「上大派」之說。

一九二八年，謝雪紅與林木順被共產國際派回上海，成立全稱為「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的共產國際組織，林木順當選書記長，制定以臺灣民主，臺灣革命和臺灣獨立為訴求的政治綱領，這是謝雪紅被奉為「臺獨之母」的來源。謝雪紅不是像史明所言唯一一位接受過莫斯科培訓的臺灣共產黨人，至少林木順也是臺灣人。

該共產國際地下組織很快被上海租借地的日警破獲，謝雪紅被遣送回臺，而林木順成功逃亡。回到臺灣的謝雪紅秘密重建共黨，繼續從事赤化活動，包括成立國際書局，引進馬克斯書房與以列寧所創之《星火報》為名的星火書房等左翼出版社的書籍。[13]「臺共在謝雪紅的領導下，以文化協會及農民組合為掩護吸收成員，並擴大於上述兩個組織內的影響力，最後成功奪取這兩個組織的領導權」[14]，這與我查閱資料後得出的判斷一致。蔣渭水創辦的文化協會與他推崇的孫中山創辦的國民黨一樣都成為共產國際滲透的對象。孫中山的名號至今都被共產黨用來欺騙世人，混淆視聽。

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勢不兩立

三民主義源自美國總統林肯，其創建者孫中山解釋說：「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國家為人民所共有，政治為人民所共管，利益為人民所共享。」孫中山心懷天下為公的理想，身體力行，至今感召無數追隨者。

共產主義源自馬克思，其《共產黨宣言》明確表示：「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法律、道德、宗教，在他們看來全都是資產階級偏見，隱藏在這些偏見後面的全都是資產階級利益」。馬克思號召「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共產黨的目的！馬克思專家、《共產主義紅皮書》的作者略武在專訪《毀滅者馬克思》中告知：馬克思「是一個自信得無以復加，同時，輕視甚至蔑視他人、所有人和他們的傳統的人」。簡言之，馬克思的理想就是毀滅世界。[15]

孫中山在一九二三年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時，明確表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国民党以三民主义統一中國為奮鬥目標，反对阶级斗争與無產階級專政。而共产国际作為列寧與斯大林操控的工具，為了篡奪各國政權，鼓動阶级斗爭，煽動民族主義，唯恐天下不亂，這是一九二七年國民黨被迫清共的原因。不幸的是國民黨在早期接受共产国际援助時，沾染了共產黨的匪氣，而且共產國際利用中華民國的自由滲透黨、政、軍、警、憲、特各界。共諜們比如蔣中正的文膽、陳布雷的女兒陳璉夫婦與共軍裡應外合，導致正在努力實現憲政的中華民國在大陸淪陷。

與陳芳明同齡的大陸學者辛灝年（1947*）為發表專著《誰是新中國》，於一九九四年流亡海外。以他為代表的大陸民國派看穿紅色宣傳，突破紅色恐怖，認同在大陸創建中華民國的國民黨，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就致力於在大陸光復中華民國。二零一五年辛灝年首次抵臺發表講演《民國命運與台灣前途》時表示：「沒有嘗過紅色恐怖的人，何以贅言什麼叫白色恐怖啊！中國國民黨黨政軍警憲特，留在中國大陸的人員，有四百六十萬人被共產黨在短短的一年之間全部殺光！中國大陸的土改，兩百六十萬地主富農，被共產黨全部槍決，那才叫恐怖！四百萬知識分子一百萬被打成右派，家破人亡，那才叫恐怖！」[16]

 

目之所及的資料證明臺共也像中共一樣內鬥不斷，導致一九三一年被日警瓦解。謝雪紅與杨克煌（1908–1978）等都被捕入獄，謝雪紅被判重刑，寫「轉向書」後於一九三九年出獄。杨克煌先出獄並娶妻生子，楊翠華是其中之一。

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陳儀出任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最高行政長官並兼任警備司令。十月二十五日，在臺北舉辦接收儀式。共產國際也分派各路人馬隨著陳儀潛入臺灣，其中包括已獲得國軍中將軍銜的李友邦。[17]

當時人在臺灣的共產黨員也沒閒著。謝雪紅與楊克煌在日本投降後立即前往台中從事赤化活動。他們不僅組織各種團體比如人民協會，發行紅色宣傳品包括號召謀財害命的《共產黨宣言》，楊克煌還進入《和平日報》。

從禁忌變為爭議的二二八

解嚴前，二二八在臺灣算一大禁忌，達到的客觀效果就是讓中共利用參與二二八的臺灣地下黨員進行的紅色宣傳比如林木順（即楊克煌）名下的《臺灣二月革命》與莊嘉農（即蘇新）名下的《憤怒的臺灣》等大行其道。中共的宣傳基調為：「二二八起義」是「台灣同胞反對當時國民黨當局專制統治的愛國、民主、自治運動，是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一部分，是台灣同胞光榮愛國主義傳統的重要體現」。[18]

解嚴後行政院於一九九零年成立「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並於兩年後發布《「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但引發爭議。從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網站到臺北二二八紀念碑碑文，再到臺灣民視新聞台製作的二二八紀錄片比如《二二八平反運動》以及李敖在中共外宣電視台的二二八言論，都幾乎未涉及謝雪紅等共產黨人在二二八前後從事的紅色宣傳與紅色暴動。

就目之所及的爭議我先評介如下：

二二八事件中的導火索女煙販林江邁之女林明珠在二零零六年上演的紀錄片中表示，「228根本不是從『查緝私菸』而起，也非『外省人欺壓本省人』」，純粹是出自『語言溝通不良』所產生的糾紛」。這種看法引來《孤寂煎熬四十五年：尋找二二八失踪的爸爸阮朝日》的作者阮美姝（1928–2016）痛斥。阮美姝還斷言：「二二八事件絕對導因於外來政權的殖民壓迫」[19]。這說明二二八造成無數臺灣人深受創傷並拒絕認同中華民國。二二八前，十九歲的阮美姝在「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交響樂團」擔任女中音，每個月有150元車馬費，陳儀「曾經多次在台下欣賞音樂會」[20]，從這點看不出陳儀是歧視臺灣人的殖民者，但陳儀算缺乏危機意識的享樂者。

阮美姝有權拒絕認同丘念臺等臺灣世家效忠的中華民國。但如果謝雪紅們武裝奪權成功，阮美姝家一定會像大陸淪陷區的有錢人家一樣被共產黨打成「階級敵人」，遭到無產階級血腥專政。

《嶺海微飆》的作者丘念臺（ 1894–1967）在事發後作為中華民國監察委員於四月九日在南京提交的報告與十號提交的意見書及建議書至今值得臺灣政界參考，因為其中一筆帶過的史實「共黨潛煽於內」與「如何令共黨無隙可乘」都是臺灣至今必須正視的現實。[21]

童年親歷二二八的陳若曦在《堅持無悔–七十自述》中證實二二八的受害者不只臺灣人，也有無數外省人，因為「頭一星期是外省人遭殃」，他們被「浪人」追殺。

而「浪人」應該是指被日本殖民者皇民化的臺灣暴徒。與他幾乎同齡的外省人陳肇家則在視頻《外省人受害真相》中證實，被派到臺灣的國軍官兵確實起到平暴安良的作用，解救了只是因為省籍就遭到暴徒追殺與搶劫的外省人。

陳若曦表示：「八十年代在日本碰到鼓吹『台灣獨立』的史明，拜讀了他寫的《台灣人四百年史》，提到『二二八』死亡人數竟高達十幾萬人，相當不以為然。根據事件當年五月二十七日的《新生報》公布，『二二八』以來遭暴徒加害的，包括死亡和失蹤的，公務員七十二名，軍警一百三十名，民眾兩百六十八名，合計四百七十人。事件後國府擴大打擊面，牽連一些台籍菁英，當不止此數。二十世紀末，國府給『二二八』死難者刻碑紀念並賠償，人數約八百出頭；據說從寬處理，包括殺人放火的流氓、政治異議份子，甚至自然死亡者在內。相信正確數字在兩者之間。」要還原歷史真相，不僅要審視公權力如何侵害人權，還應該搞清，企圖武裝暴動篡奪政權的謝雪紅等該不該被鎮壓，被通輯。剝奪他人財產與生命的「浪人」該不該被懲罰。

紅色宣傳與紅色暴動

二二八時，史明還在中國為共產黨效力包括偷運鴉片。一九四九年五月，史明回到臺灣，秘密組織「台灣獨立武裝隊」，試圖謀殺總統蔣中正。一九五一年底被發現後，史明攜帶組織名冊逃到日本，開始用他在中國學到的廚藝謀生並宣傳其源於馬克思主義的臺獨主義。史明親眼見證共產黨在中國大陸的暴行，但他不把共產黨的邪惡算在其始作俑者馬克思的頭上，而是算在遭受共產黨荼毒的中國人頭上，有意擴大臺灣人與中國人的矛盾。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出版之《汪敬煦先生訪談錄》在《美麗島、台獨與共產黨》一章中透露史明屬中共情報系統，「中共透過史明支持台灣的獨立運動」，雖然中共反對台獨，「但共產黨統一戰線的最高策略是：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他的主要敵人是國民黨，因此他聯合美麗島這批人是最便宜的方法」。 「 再者，中共希望台灣的政治與社會愈混亂，民心愈浮動，對他愈有利；要達成這種有利情勢，就必須要有一個反對的力量，而現成的反對力量就是美麗島這批人士。不論這批人的歷史背景如何，至少他們的活動對中共來說是最有利的，最起碼比中共自己來培養反對力量好得太多；同時政治愈亂，社會愈不安，愈容易製造中共對台灣採取行動的藉口：台灣地方政府控制不了這個社會，而且有台獨傾向，中共必須採取行動制止這類活動。因此無論美麗島這批人如何變化，對中共來說都是利多弊少，所以他一定支持台獨。」中共還通過史明撥出二十五萬美金，分兩次給許信良，以維持美麗島周刊的出版。[22]

涉及美麗島事件的陳若曦想來不知上述紅色背景，但在自傳中本能地表示不滿：「台獨人士把國府打成『外來政權』，把事件（指二二八）渲染為省籍和族群對立，長年成為臺灣政治與社會的最大亂源。」

楊克煌在回憶中說：「日後我們才知道，當時蔣匪介石假借參加『台灣光復周一年紀念』的名義來台灣，而其真正目的是為了進行內戰。他和宋匪子文等一起來，在草山（即陽明山）極秘密地同美帝遠東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會談，大肆拍賣中國的領土、主權，台灣就在這時被出賣給美帝駐軍的。不久以後，就接連出現『中美商約』等許多喪權辱國的條約。這也成了二、二八起義的一個政治背景。」

此段證實楊克煌相信並傳播共產黨的謊言宣傳，抹黑國民黨及其黨魁，抹黑美國。國民黨領導抗日，讓中華民國既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也成為聯合國的創會國以及五个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之一。出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華民國代表的張彭春被選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参与起草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通過的《世界人权宣言》。

國共兩黨的本質區別在於一個以民主憲政為目地，而共產黨不擇手段奪取政權，目地就是實行紅色恐怖。國民黨在大陸時期為了實現憲政，甚至限制國民黨員參選，以便給青年黨、 民社黨等少數黨參政的機會，但共產黨當時借各種藉口大肆破壞行憲，在篡奪大陸政權後，不僅強行領導一切黨派，還殘酷迫害一切信仰。

楊克煌在《我的回憶》中具體描述了謝雪紅在二二八前後扮演的角色：「謝雪紅首先對那些青年說，剛才有匪軍要來進攻台中的消息，我們應先武裝起來，到市郊的交通要道去防衛；偽台中警察局有幾十多把步槍和日本刀，先去搬來武裝起來。

    青年們去拿了武器，武裝起來後，就分頭去各交通要道站崗去了。另外有些青年說他們要去攻打派出所、匪軍的小單位，也都出發去了。

    謝雪紅又叫《中華日報》分社的一個記者去組成一個小組到電台廣播，交代他要向台中地方的人民報告蔣匪軍要來進攻台中，台中市民已準備好要抗戰，並已在市內開始主動向蔣匪軍進攻了。並呼籲中部地方的人民起來進行鬥爭，佔領市、區、鎮，鄉的國民黨政、軍、警、黨團的所有機關和派出武裝隊伍到台中來支援台中人民的武裝鬥爭。那個記者就去電台徹夜繼續廣播了。 」

憑楊克煌提供的上述見證，可以確認：以謝雪紅為代表的臺灣共產黨人挑唆青年，武裝篡奪政權；其時不少共產黨員滲透媒體，充當共產黨的宣傳工具。所以，陳儀在當年三月十日〈告民眾書〉上稱「少數陰謀分子，企圖利用機會，奪取政權，背叛國家」符合實際。他還上報蔣中正一份〈辦理人犯姓名調查表 〉，名列其上的阮朝日等在紅色恐怖造成的白色恐怖中被秘密槍決。不過「二二八消失的臺灣菁英 」不是因為他們的省籍，而是因為他們的匪諜嫌疑。

阮朝日等受害者是否屬於共產地下黨，尚不得而知，但像他一樣上了名單的徐征是共產黨人在楊克煌的自傳中可找到證據。在李明典製作的《光復初期與二二八事件》中名列被冤殺的臺灣精英宋斐如也屬共產黨，身為臺灣行政公署教育處副處長，卻創辦〈人民導報〉為共產國際張目，他之後王添燈(1901–1947)出任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