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自由宁可流亡

 

   本来我很愿意尊孔子之言“三十而立”，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可惜我未能经受住大陆现实的考验。所以1996年从北大回德国后，我就着手寻找赖在德国的借口。德国不是移民国家，居留权很难得到。我钻的空子是身为获得过德国资金的中国作家可以继续繁荣德国的文化生活，毕竟我的工作无人替代。外事局让我出示各种证明外，还要我保证不成为德国社会救济金的领取人。为我提供这一经济担保的是位收藏家。他的藏品包括中国各个朝代的陶马、木马、石马……惟独没有现代马，所以就在替我的第一本德文诗集配图的画家那儿看上了我这个属相为马的现代人。从他的朋友莫拉处我获知高行健也首先遇到了德国伯乐。

   

   高行健第一次到德国是1985年，当时他得到了一笔德国资金。热爱八大山人的莫拉看上了高行健的画，从此成了他的德国靠山，并于1987年圣诞节前满足了高行健想到欧洲呆一到两年的愿望。因为他只会法语，所以莫拉把他安排去了巴黎。本来高行健打算在1989年回国，但因反对六四屠杀被中共剥夺了国籍，于是法国人给了他政治难民的居留权。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莫拉已收藏了他一百多幅画。

   

   我在德国第一次听说高行健时，大叹这位四十年代生的中国人还有机会学国画，而六十年代生的我虽然爱画，却只学会了赏画，求人代画和给画写文。我无缘去参加他的画展，也从未见过他的作品。我是在威尼斯当闲人时从一个意大利人口里听说世纪末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个生活在巴黎的中国人，当时我没想到是他。因为这位意大利人把他的名字念错了。后来我才有机会读到《一个人的圣经》和《灵山》。

   

   2003年上网后，读曹长青批高行健时颇有异议，所以后来见署名燕窝的把曹长青的文章比作燕窝，我乐了，因为这两种燕窝我都觉得不错，如果彼此能扬长避短，那就太好了。一篇文章不可能面面俱到，更何况作者读者都受自己的生活环境和思想境界的限制。诸葛亮刘伯温有神通能超越局限，但他们的作品尤其是预言有几人能懂？

   

   我赞成曹长青对李慎之（1923-2003）的评价。六四的鲜血可以让共产愚民如我发现中共的邪恶，而不曾让李慎之觉醒，可见他在中共的精神牢笼中陷得有多深了。六四后再次遭中共迫害的李洪林（1925-2016）在我眼里比他清醒明智。李洪林在《命运》中诉说了他如何被红色宣传蛊惑，为共产党赴汤蹈火，结果却落入让他备受煎熬的马列极权暴政。这是他们的不幸，也是中国的不幸。曹长青既然有幸摆脱中共的魔掌，来到自由世界，用“曹长青意识”启发尚在魔掌中的学者，堪称义举，否则如何驱马列意识出中国人脑呢？总之，“曹长青现象”比“韩素音现象”可贵可喜，值得爱国华人感谢，因为曹长青反共利民，而韩素音媚共利己。

   

   但用曹长青意识没法去看高行健的个人意识《灵山》。高行健是个不可多得的对宗教感兴趣的中文作家。从他作品的名字（我还知道《八月雪》）就可见一斑。当然这和他曾经被诊断为肺癌有密切关系。在那之前他象所有的无神论者一样嘲笑烧香拜佛。但在他得到死亡诊断书后“心里默念南无阿弥陀佛”，虽然他“不能理解一个人正当盛年，也作这种蠢事，但我竟然祈祷了，还十分虔诚，纯然发自内心。命运就这样坚硬，人却这般软弱，在厄运面前人什么都不是。”当他再去医院照片时，他的肺癌不翼而飞，于是医生说是误诊。

   

   看了他的生平和《灵山》中对此的描述后，我笑了。作为信神女我知道他发自内心的祈祷感动了神佛，佛给他去了病，虽然他本人还未意识到这份恩典。他象唐僧一样渴望到达灵山，然而只能找到灵岩，因为每个求道者，每个修炼人都必过的色魔关，他没能闯过，还“性”趣正浓，让忧国忧民的曹长青反感。我曾象他一样在宗教和世间四处求道，才终于找到了法轮佛法，所以看《灵山》时可谓一目了然，况且里面也讲述了不少我所熟悉的佛道两家的奇闻异事。我以为这是高行健艺术魅力之所在和获奖的原因。他获奖绝非政治因素，因为入籍法国的高行健不关心国家大事。他的自我意识很强，但民族意识不足，也似乎没社会责任心，所以我个人更关注积极投身八九民运的刘晓波。

   

   刘晓波的博士论文是我读完的唯一一本大陆中文专著，虽然我这辈子读了不少专著比如德文的《艺术和文学的社会史》。全书1030页，我只读到729页，便第二次企图海归。从此我再也无暇顾及这样的德文“专”头。上中文网后看见刘晓波的名字，我象见了熟人，因为在这之前我还看过他涉及六四的著述。

   

   作为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的信神女我不赞成刘晓波的种种谬论尤其是西化论。事实上中共专制正是一个西化的政权，这是它和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所谓的封建专制的根本区别。无论哪个王朝打下天下以后都信神敬天，尊孔奉佛求道，皇帝为天子，凌驾于臣民之上，但行王法，施仁政，有异议，大臣可以告老还乡，百姓可以拦轿喊冤。皇帝更不影响三从四德，三教九流。而中共夺取政权后，只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无神论与暴力论），用马恩列斯毛的画像取代了神龛佛相孔子牌位。在共产党的天下，老百姓失去了一切自主权，什么都要中共说了算，从生儿育女婚嫁丧葬到上学工作居住迁徙。所以我以为不用西化，不学美国，只要赶走马列，就可复兴中国。有儒家风范却一再遭中共迫害的孙大午就足以应证我的观点。

   

   2003年上网时，赶上《英雄》出笼。于是又一次目睹大家讨论张艺谋。第一次是因为他和巩俐的婚外情。当时有人恨不能是包公，把这位“现代陈世美”给斩了。我读了秦香莲的哭诉也愤愤不平，不明白巩俐为何要当个不光彩的第三者，让人怀疑她不是凭本事，而是靠色相当上影星。为了同情秦香莲我从此不看张巩的电影。到了德国后，一次被朋友拉去看中国电影。散场后，我便对德国朋友们讲，《红高梁》既不含中国文化（儒释道），不合中国民风习俗，也不带中华民族特色。这是一位中国男人受了好莱坞影响在借电影艺术宣泄个人的性意识。如此没有内涵的男人不可能拍出真正的中国电影。

   

   所以，我一点不奇怪张艺谋会与共党俱进，拍出《英雄》。自国际共产势力在大陆颠覆中华民国后黑白便颠倒了，英雄皆被迫害甚至被残杀，唯有小人能出人头地。象高行健和我这样的中国人为了自由只能入外国籍。

2004年首发

正體字版

為了自由寧可流亡

   本來我很願意尊孔子之言「三十而立」，在獲得博士學位後回國任教，可惜我未能經受住大陸現實的考驗。所以1996年從北大回德國後，我就著手尋找賴在德國的借口。德國不是移民國家，居留權很難得到。我鑽的空子是身為獲得過德國資金的中國作家可以繼續繁榮德國的文化生活，畢竟我的工作無人替代。外事局讓我出示各種證明外，還要我保證不成為德國社會救濟金的領取人。為我提供這一經濟擔保的是位收藏家。他的藏品包括中國各個朝代的陶馬、木馬、石馬……惟獨沒有現代馬，所以就在替我的第一本德文詩集配圖的畫家那兒看上了我這個屬相為馬的現代人。從他的朋友莫拉處我獲知高行健也首先遇到了德國伯樂。

   

   高行健第一次到德國是1985年，當時他得到了一筆德國資金。熱愛八大山人的莫拉看上了高行健的畫，從此成了他的德國靠山，並於1987年聖誕節前滿足了高行健想到歐洲呆一到兩年的願望。因為他只會法語，所以莫拉把他安排去了巴黎。本來高行健打算在1989年回國，但因反對六四屠殺被中共剝奪了國籍，於是法國人給了他政治難民的居留權。在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前，莫拉已收藏了他一百多幅畫。

   

   我在德國第一次聽說高行健時，大嘆這位四十年代生的中國人還有機會學國畫，而六十年代生的我雖然愛畫，卻只學會了賞畫，求人代畫和給畫寫文。我無緣去參加他的畫展，也從未見過他的作品。我是在威尼斯當閑人時從一個義大利人口裡聽說世紀末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是個生活在巴黎的中國人，當時我沒想到是他。因為這位義大利人把他的名字念錯了。後來我才有機會讀到《一個人的聖經》和《靈山》。

   

   2003年上網後，讀曹長青批高行健時頗有異議，所以後來見署名燕窩的把曹長青的文章比作燕窩，我樂了，因為這兩種燕窩我都覺得不錯，如果彼此能揚長避短，那就太好了。一篇文章不可能面面俱到，更何況作者讀者都受自己的生活環境和思想境界的限制。諸葛亮劉伯溫有神通能超越局限，但他們的作品尤其是預言有幾人能懂？

   

   我贊成曹長青對李慎之（1923-2003）的評價。六四的鮮血可以讓共產愚民如我發現中共的邪惡，而不曾讓李慎之覺醒，可見他在中共的精神牢籠中陷得有多深了。六四後再次遭中共迫害的李洪林（1925-2016）在我眼裡比他清醒明智。李洪林在《命運》中訴說了他如何被紅色宣傳蠱惑，為共產黨赴湯蹈火，結果卻落入讓他備受煎熬的馬列極權暴政。這是他們的不幸，也是中國的不幸。曹長青既然有幸擺脫中共的魔掌，來到自由世界，用「曹長青意識」啟發尚在魔掌中的學者，堪稱義舉，否則如何驅馬列意識出中國人腦呢？總之，「曹長青現象」比「韓素音現象」可貴可喜，值得愛國華人感謝，因為曹長青反共利民，而韓素音媚共利己。

   

   但用曹長青意識沒法去看高行健的個人意識《靈山》。高行健是個不可多得的對宗教感興趣的中文作家。從他作品的名字（我還知道《八月雪》）就可見一斑。當然這和他曾經被診斷為肺癌有密切關係。在那之前他象所有的無神論者一樣嘲笑燒香拜佛。但在他得到死亡診斷書後「心裡默念南無阿彌陀佛」，雖然他「不能理解一個人正當盛年，也作這種蠢事，但我竟然祈禱了，還十分虔誠，純然發自內心。命運就這樣堅硬，人卻這般軟弱，在厄運面前人什麼都不是。」當他再去醫院照片時，他的肺癌不翼而飛，於是醫生說是誤診。

   

   看了他的生平和《靈山》中對此的描述後，我笑了。作為信神女我知道他發自內心的祈禱感動了神佛，佛給他去了病，雖然他本人還未意識到這份恩典。他象唐僧一樣渴望到達靈山，然而只能找到靈岩，因為每個求道者，每個修鍊人都必過的色魔關，他沒能闖過，還「性」趣正濃，讓憂國憂民的曹長青反感。我曾象他一樣在宗教和世間四處求道，才終於找到了法輪佛法，所以看《靈山》時可謂一目了然，況且裡面也講述了不少我所熟悉的佛道兩家的奇聞異事。我以為這是高行健藝術魅力之所在和獲獎的原因。他獲獎絕非政治因素，因為入籍法國的高行健不關心國家大事。他的自我意識很強，但民族意識不足，也似乎沒社會責任心，所以我個人更關注積極投身八九民運的劉曉波。

   

   劉曉波的博士論文是我讀完的唯一一本大陸中文專著，雖然我這輩子讀了不少專著比如德文的《藝術和文學的社會史》。全書1030頁，我只讀到729頁，便第二次企圖海歸。從此我再也無暇顧及這樣的德文「專」頭。上中文網後看見劉曉波的名字，我象見了熟人，因為在這之前我還看過他涉及六四的著述。

   

   作為以弘揚中國文化為己任的信神女我不贊成劉曉波的種種謬論尤其是西化論。事實上中共專制正是一個西化的政權，這是它和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所謂的封建專制的根本區別。無論哪個王朝打下天下以後都信神敬天，尊孔奉佛求道，皇帝為天子，凌駕於臣民之上，但行王法，施仁政，有異議，大臣可以告老還鄉，百姓可以攔轎喊冤。皇帝更不影響三從四德，三教九流。而中共奪取政權後，只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無神論與暴力論），用馬恩列斯毛的畫像取代了神龕佛相孔子牌位。在共產黨的天下，老百姓失去了一切自主權，什麼都要中共說了算，從生兒育女婚嫁喪葬到上學工作居住遷徙。所以我以為不用西化，不學美國，只要趕走馬列，就可復興中國。有儒家風範卻一再遭中共迫害的孫大午就足以應證我的觀點。

   

   2003年上網時，趕上《英雄》出籠。於是又一次目睹大家討論張藝謀。第一次是因為他和鞏俐的婚外情。當時有人恨不能是包公，把這位「現代陳世美」給斬了。我讀了秦香蓮的哭訴也憤憤不平，不明白鞏俐為何要當個不光彩的第三者，讓人懷疑她不是憑本事，而是靠色相當上影星。為了同情秦香蓮我從此不看張鞏的電影。到了德國後，一次被朋友拉去看中國電影。散場後，我便對德國朋友們講，《紅高梁》既不含中國文化（儒釋道），不合中國民風習俗，也不帶中華民族特色。這是一位中國男人受了好萊塢影響在借電影藝術宣洩個人的性意識。如此沒有內涵的男人不可能拍出真正的中國電影。

   

   所以，我一點不奇怪張藝謀會與共黨俱進，拍出《英雄》。自國際共產勢力在大陆顛覆中華民國後黑白便顛倒了，英雄皆被迫害甚至被殘殺，唯有小人能出人頭地。象高行健和我這樣的中國人為了自由只能入外國籍。

2004年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