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別真偽抑惡揚善

 

2010年「雙十節」前，我開始拜讀《被忽視的中華民國》下集的大樣。作者韋唐仕（Thomas Weyrauch）是德國的法學博士、人權衛士。他熱愛中國，娶了華裔妻子。他太太大我十歲，生在台灣，在德國獲得文學博士，後來創辦龍台出版社，推出一系列與中國相關的德文書籍。德國之聲被中共滲透的一個表現就是，中文節目不介紹韋唐仕等愛華反共的德國人，卻吹捧小罵大幫忙的五毛。

劉曉波擁躉在德國之聲對魏京生等仁人志士的謾罵促使我決定抵制共特敗類，因為我反共不是出於政治抱負，而是道義良知。靠異議出名的劉曉波及其跟班余某在我眼裡與他們抨擊的中共筆杆子王蒙、余秋雨一樣都是魯迅的徒弟，都在為了一己私利踐踏「仁義道德」，助共為虐，迷惑世人，區別只在劉、余把紅旗換成白旗，得以賺取外幣。

本來我奉行「親君子，遠小人」，不會主動閱讀小人之作，無論他們名氣多大。可惜我想躲都躲不了。我可以把余某在台灣發表的《看哪，這個口吃的讀書人—劉曉波的俠骨柔腸》當作笑料，雖然他不僅可笑，而且無恥。僅舉此文中的一例：「劉霞經常打趣我們說：『上帝選擇你們兩個結巴成為說真話的中國人，可真夠幽默的。』」這位「文壇剽客」為了美化自己真是不擇手段！（余某是「文壇剽客」的證據請看《從罷免談起—余傑和丁子霖之我見》）

劉曉波曾與王朔合作並以後者之名發表《美人贈我蒙汗藥》，其中痛斥余某，可是余某卻吹捧前者，貶損後者。目睹余某之作《王朔：永遠的憤青，永遠的痞子》後，「六四畫家」武文建打抱不平，他認為，余某「把楊佳說成納粹很是配合了上海當局，余傑應該讀讀王容芬老師寫的關於楊佳案文章，楊佳殺沒殺人我們蹲過大牢的人很敏感（有常識邏輯的人也能分析出）。希望余傑別關鍵時刻幫倒忙，用王朔的話說，誰也不比誰傻多少」。余某自封「六四之子」，但與因反抗六四屠殺曾被捕入獄的武文建相比，他只能算假冒。

參與出版《美人贈我蒙汗藥》的獨立作家野夫則撰文透露，王朔把所有的稿酬全部贈與了劉曉波。文中寫到，「我在這個世界也算見過一些書生義氣的人，像這樣為朋友出手闊綽一介不取的，這是唯一。而且他幫的人，可能正是許多故人避之不及的病人，這樣的雲天高誼，試問那些長期罵他痞子的正人君子，到底曾有幾人能夠？」余某巴結像他一樣的偽君子，而痛斥假痞子，再一次證明人以群分。

劉曉東羅列了劉曉波的「八臭」，可劉曉波的臭事不止八樁。劉曉波先把余某臭罵一頓，然後又把「文壇剽客」當「文化名人」瞎吹就算一例。不過認識劉曉波的前輩劉賓雁（1925—2005）早就提醒世人， 「劉曉波在八十年代中期是以最極端、最激烈的叛逆的姿態一舉成名的。七年以後，他成了中共和中國現狀的辯護士。在這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的軌跡中能夠找到什麼始終一貫的東西嗎？只有他那塊一百多斤的個人。這個人之所以還值得一提，是因為他代表了一種現象，一個我們絕不可掉以輕心的信號：毛澤東耕耘過的這塊土地，是野心家和叛徒的溫床」。

劉賓雁年輕時因愛國抗日被中共的宣傳騙上賊船，淪為中共的筆杆子，可是因為他講真話，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遭到迫害。22年後才被「平反」，然而1987年他又因講真話被中共開除黨籍和公職。六四屠殺發生時，劉賓雁正在美國講學，從此因反對屠殺，被中共禁止回國，客死他鄉。在流亡華人為他舉辦的80歲生日慶祝會上，劉賓雁承認，他身為中共高幹在1949年後的生活，「還不如日本人佔領時期那麼自由，至少在意識形態、在文化上，日本人從來也沒有像毛澤東、更沒有像林彪、『四人幫』那樣統治中國」。

劉賓雁是最早撰文反對中共鎮壓法輪功的知識分子。劉賓雁雖然選錯了信仰，但他卻有自己的人格，與善變的敗類形成鮮明對比。當初我也被劉曉波迷惑，就是因為他也能寫出好文章，也反對中共鎮壓法輪功。

2010年11月27日，台灣法輪功學員在台北中正紀念堂前的廣場上，以一人為一點的方式排列出「真、善、忍」三字、一個蓮花座和36道光線，整個圖形面積達 90公尺×120公尺。與此同時，中華民國再次在台灣選舉。

而1947年，中華民國曾在大陸舉行歷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國大選舉，當時有兩億五千萬居民參與選舉，被一人一票選出的國大代表（國會議員）大多不屬國民黨，但都反共。在1948年4月19日召開的國大代表大會上，蔣中正以2430票當選中華民國總統。

2010年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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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别真伪抑恶扬善

2010年“双十节”前，我开始拜读《被忽视的中华民国》下集的大样。作者韦唐仕（Thomas Weyrauch）是德国的法学博士、人权卫士。他热爱中国，娶了华裔妻子。他太太大我十岁，生在台湾，在德国获得文学博士，后来创办龙台出版社，推出一系列与中国相关的德文书籍。德国之声被中共渗透的一个表现就是，中文节目不介绍韦唐仕等爱华反共的德国人，却吹捧小骂大帮忙的五毛。

刘晓波拥趸在德国之声对魏京生等仁人志士的谩骂促使我决定抵制共特败类，因为我反共不是出于政治抱负，而是道义良知。靠异议出名的刘晓波及其跟班余某在我眼里与他们抨击的中共笔杆子王蒙、余秋雨一样都是鲁迅的徒弟，都在为了一己私利践踏“仁义道德”，助共为虐，迷惑世人，区别只在刘、余把红旗换成白旗，得以赚取外币。

本来我奉行“亲君子，远小人”，不会主动阅读小人之作，无论他们名气多大。可惜我想躲都躲不了。我可以把余某在台湾发表的《看哪，这个口吃的读书人—刘晓波的侠骨柔肠》当作笑料，虽然他不仅可笑，而且无耻。仅举此文中的一例：“刘霞经常打趣我们说：‘上帝选择你们两个结巴成为说真话的中国人，可真够幽默的。’”这位“文坛剽客”为了美化自己真是不择手段！（余某是“文坛剽客”的证据请看《从罢免谈起—余杰和丁子霖之我见》）

刘晓波曾与王朔合作并以后者之名发表《美人赠我蒙汗药》，其中痛斥余某，可是余某却吹捧前者，贬损后者。目睹余某之作《王朔：永远的愤青，永远的痞子》后，“六四画家”武文建打抱不平，他认为，余某“把杨佳说成纳粹很是配合了上海当局，余杰应该读读王容芬老师写的关于杨佳案文章，杨佳杀没杀人我们蹲过大牢的人很敏感（有常识逻辑的人也能分析出）。希望余杰别关键时刻帮倒忙，用王朔的话说，谁也不比谁傻多少”。余某自封“六四之子”，但与因反抗六四屠杀曾被捕入狱的武文建相比，他只能算假冒。

参与出版《美人赠我蒙汗药》的独立作家野夫则撰文透露，王朔把所有的稿酬全部赠与了刘晓波。文中写到，“我在这个世界也算见过一些书生义气的人，像这样为朋友出手阔绰一介不取的，这是唯一。而且他帮的人，可能正是许多故人避之不及的病人，这样的云天高谊，试问那些长期骂他痞子的正人君子，到底曾有几人能够？”余某巴结像他一样的伪君子，而痛斥假痞子，再一次证明人以群分。

刘晓东罗列了刘晓波的“八臭”，可刘晓波的臭事不止八桩。刘晓波先把余某臭骂一顿，然后又把“文坛剽客”当“文化名人”瞎吹就算一例。不过认识刘晓波的前辈刘宾雁（1925—2005）早就提醒世人， “刘晓波在八十年代中期是以最极端、最激烈的叛逆的姿态一举成名的。七年以后，他成了中共和中国现状的辩护士。在这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轨迹中能够找到什么始终一贯的东西吗？只有他那块一百多斤的个人。这个人之所以还值得一提，是因为他代表了一种现象，一个我们绝不可掉以轻心的信号：毛泽东耕耘过的这块土地，是野心家和叛徒的温床”。

刘宾雁年轻时因爱国抗日被中共的宣传骗上贼船，沦为中共的笔杆子，可是因为他讲真话，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遭到迫害。22年后才被“平反”，然而1987年他又因讲真话被中共开除党籍和公职。六四屠杀发生时，刘宾雁正在美国讲学，从此因反对屠杀，被中共禁止回国，客死他乡。在流亡华人为他举办的80岁生日庆祝会上，刘宾雁承认，他身为中共高干在1949年后的生活，“还不如日本人占领时期那么自由，至少在意识形态、在文化上，日本人从来也没有像毛泽东、更没有像林彪、‘四人帮’那样统治中国”。

刘宾雁是最早撰文反对中共镇压法轮功的知识分子。刘宾雁虽然选错了信仰，但他却有自己的人格，与善变的败类形成鲜明对比。当初我也被刘晓波迷惑，就是因为他也能写出好文章，也反对中共镇压法轮功。

2010年11月27日，台湾法轮功学员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前的广场上，以一人为一点的方式排列出“真、善、忍”三字、一个莲花座和36道光线，整个图形面积达 90公尺×120公尺。与此同时，中华民国再次在台湾选举。

而1947年，中华民国曾在大陆举行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国大选举，当时有两亿五千万居民参与选举，被一人一票选出的国大代表（国会议员）大多不属国民党，但都反共。在1948年4月19日召开的国大代表大会上，蒋中正以2430票当选中华民国总统。

2010年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