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女何所憶？

 

西曆八月十五日，是日本的投降日。在蔣介石的領導下中華民族打敗了日本侵略者，可惜勝利果實卻被趁國難暗中發展勢力的馬列子孫—中共所篡奪。中國從此落入中共的魔掌，遭受馬列政黨的奴役，中國人也成了變相的亡國奴，因為中共強迫全國人民包括和尚尼姑學洋痞馬列，批先賢孔孟……但各階層中都不斷湧現出敢於抗爭的先知先覺，知名的有北大女生林昭、高幹子弟林立果、還有農民之子高智晟，而中共則一直都在用其邪惡襯托出一個比一個悲壯的英雄！

二零零六年八月十五日，高智晟被中共非法逮捕。這位勇於站出來揭露中共迫害大陸法輪功學員慘狀的男子漢大丈夫從此遭受了同樣殘酷的迫害。高智晟的遭遇再一次告訴世人中共是林立果所說的「絞肉機」，中共不垮台，中國無人權。

在「六四」十八周年到來前，又一個英雄楊春林將失地農民「要人權不要奧運」的呼聲傳到了海外。隨著人權聖火的傳播，中共的罪惡必將暴露在世人面前。而人權聖火能在中共的利誘威脅下在雅典點燃就表明得道多助，聽從良知召喚的正義力量終將不戰而勝邪惡中共，促使中國走向民主，讓中共奴變成中國人。

《先爭人權再辦奧運》是我本來想寫的文章，但我樂於放棄自己的主張，響應億萬民眾「要人權不要奧運」的呼聲。就象我本來主張把中共那一套稱作「非文化」，因為教人撒謊、施暴的馬列邪說不是文化，但見《九評共產黨》也稱中共那一套為「黨文化」後，我就不再使用「非文化」一詞。只要不違背良知，我樂於放棄己見，想來這該是我身為女人的一個特點吧。

我辨別真假、善惡、優劣也主要是先憑直感，再找證據。我從未把好人當成壞人，卻一再把壞人當成好人，我也曾相信「毛主席是我們的大救星」之類的中共謊言，但自從六四屠殺暴露了中共的邪惡本質後，我就再也沒有被中共的謊言所欺騙。

有人認為我要「依靠大屠殺」才開始反共表示這之前我深受黨文化的毒害。對此我在姐妹篇《孩子的自由》和《自由的孩子》中早有反省。我的個性和志趣讓我在六四屠殺前不關心中共的「國家大事」，根本沒進入黨文化圈。這主要歸功於我從小信神，熱衷於被中共污衊為「迷信」的中華傳統文化，出國前憑感性，出國後上升到理性。而我在國外接觸黨文化人後便得出受黨文化毒害的最大特點是心口不一、言行不一。我想我沒受黨文化毒害的最好證據就是，我還沒接觸法輪功就在為法輪功辯護；而我一接觸法輪功學員就馬上開始修鍊，因為法輪功就是最正統的中華文化。

還有人輕視傳統智慧比如「正邪不兩立」。這是胡適知道共產主義邪惡，卻縱容地上和地下共產黨員的原因，而我也因此把他和魯迅視為黨文化的鋪路石加以唾棄。我也不贊成所謂「黨同伐異是黨文化的一種形式」，就是因為我信奉古訓「正邪不兩立」。這也是共產黨迫害法輪功的根本原因。而我本來就反共，又認定法輪功是中華文化，自然會以退垮中共、解體黨文化為要務。

我做人的原則在生活工作中都一致，認理不認人。我不隱瞞任何讓我不滿或為難的觀點和事情，主張有矛盾就趕緊面對，力圖解決，不行就各奔東西。我對包容的理解是對方如果改變不了，我自然接受，比如相貌聲音，但如果是陋習比如抽煙酗酒，我拒絕接受，如果他想做我老公；或不給贊助，如果他只是來做客。

我不願無端懷疑，別人說什麼，我就信什麼，不過只要我發現對方撒謊，就不會再予以信任，也會從此躲避此人。第二屆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大會二零零七年在布魯塞爾召開時一再有人邀我參加，我全笑著拒絕，因為我不願再見在柏林首屆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大會上領教過的真假共特。柏林大會的經歷讓我明白自己缺乏應付各種騷擾的能力，我只能與遵守公共秩序的人和睦相處。好在我沒有政治抱負，只想履行一個作家的社會義務，可以惹不起就躲起來。

代君上網

我借口是女人不肯學技術，雖然我九十年代初就擁有個人電腦。二零零二年買了一台手提式電腦後我才學會操作中文系統。但只要對方懂外文，我就寧可寫外文，可想而知我打寫中文的水平有多高？然而上中文網以來，我居然用被人譏笑為手扶式拖拉機的電腦打寫和發送了難以統計的文章和信件，而且主要以中文為主，因為我想喚起同胞的公民意識或曰反共意識。所以，見郎朗甘願為中共用來迷惑世人的奧運倒計時慶典增加人氣，便通過網友給他留言曰：

郎朗，你好！

我叫徐沛，是德籍中國作家，住在科隆。歡迎你在孤狗上查閱我的文集。特此給你留言，希望我們的評論對你有所啟發……

「先爭人權、再辦奧運」是中國知識分子（非中共知識分子）對奧運的觀點。

祝保重

象郎朗這樣的「自我族」不可能獲知八月八日本來應該是舉國致哀的國難日，因為一九七五年河南水庫絕堤導致二十三萬人慘死，但在中共的信息封鎖下這一被外國媒體選為「世界十大人為災難之首」的慘劇鮮為人知。中共夢想用吉利數字給它帶來好運，實在是痴心妄想，就這二十三萬條冤魂就不會讓奧運吉利，還別說在中共暴政下無辜死去的中國人有八千萬之多。總之，天滅中共在即，我不願見郎朗們圖一時名利而成為中共的殉葬品。

在二零零二年上網前，我喜歡在西歐各國遊走，最愛在義大利的威尼斯漫步；自從學會上網，獲知清水君們的英雄事迹後，我就再也沒有過去的閑情逸志。木蘭是代父從軍，我則算代君上網，唯其如此，我才能堅持至今，畢竟我身處自由世界，網下活動更合我意。夏天是德國最美好的季節，男朋女友都外出度假了，我卻連散步都沒空，因為我總有信息要接受，總有郵件要傳送，總有文稿要完成。

可不，一年前，我就想寫上下篇《問女何所思？》與《問女何所憶？》，但拖了一年才寫出下篇，還主要是因為我想公開歡迎讀者指出我的盲點，比如文章中的黨八股或黨文化的痕迹。

二零零七年夏 於萊茵河畔首發

殘體字版

问女何所忆？

西历八月十五日，是日本的投降日。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中华民族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可惜胜利果实却被趁国难暗中发展势力的马列子孙—中共所篡夺。中国从此落入中共的魔掌，遭受马列政党的奴役，中国人也成了变相的亡国奴，因为中共强迫全国人民包括和尚尼姑学洋痞马列，批先贤孔孟……但各阶层中都不断涌现出敢于抗争的先知先觉，知名的有北大女生林昭、高干子弟林立果、还有农民之子高智晟，而中共则一直都在用其邪恶衬托出一个比一个悲壮的英雄！

二零零六年八月十五日，高智晟被中共非法逮捕。这位勇于站出来揭露中共迫害大陆法轮功学员惨状的男子汉大丈夫从此遭受了同样残酷的迫害。高智晟的遭遇再一次告诉世人中共是林立果所说的“绞肉机”，中共不垮台，中国无人权。

在“六四”十八周年到来前，又一个英雄杨春林将失地农民“要人权不要奥运”的呼声传到了海外。随着人权圣火的传播，中共的罪恶必将暴露在世人面前。而人权圣火能在中共的利诱威胁下在雅典点燃就表明得道多助，听从良知召唤的正义力量终将不战而胜邪恶中共，促使中国走向民主，让中共奴变成中国人。

《先争人权再办奥运》是我本来想写的文章，但我乐于放弃自己的主张，响应亿万民众“要人权不要奥运”的呼声。就象我本来主张把中共那一套称作“非文化”，因为教人撒谎、施暴的马列邪说不是文化，但见《九评共产党》也称中共那一套为“党文化”后，我就不再使用“非文化”一词。只要不违背良知，我乐于放弃己见，想来这该是我身为女人的一个特点吧。

我辨别真假、善恶、优劣也主要是先凭直感，再找证据。我从未把好人当成坏人，却一再把坏人当成好人，我也曾相信“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之类的中共谎言，但自从六四屠杀暴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后，我就再也没有被中共的谎言所欺骗。

有人认为我要“依靠大屠杀”才开始反共表示这之前我深受党文化的毒害。对此我在姐妹篇《孩子的自由》和《自由的孩子》中早有反省。我的个性和志趣让我在六四屠杀前不关心中共的“国家大事”，根本没进入党文化圈。这主要归功于我从小信神，热衷于被中共污蔑为“迷信”的中华传统文化，出国前凭感性，出国后上升到理性。而我在国外接触党文化人后便得出受党文化毒害的最大特点是心口不一、言行不一。我想我没受党文化毒害的最好证据就是，我还没接触法轮功就在为法轮功辩护；而我一接触法轮功学员就马上开始修炼，因为法轮功就是最正统的中华文化。

还有人轻视传统智慧比如“正邪不两立”。这是胡适知道共产主义邪恶，却纵容地上和地下共产党员的原因，而我也因此把他和鲁迅视为党文化的铺路石加以唾弃。我也不赞成所谓“党同伐异是党文化的一种形式”，就是因为我信奉古训“正邪不两立”。这也是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的根本原因。而我本来就反共，又认定法轮功是中华文化，自然会以退垮中共、解体党文化为要务。

我做人的原则在生活工作中都一致，认理不认人。我不隐瞒任何让我不满或为难的观点和事情，主张有矛盾就赶紧面对，力图解决，不行就各奔东西。我对包容的理解是对方如果改变不了，我自然接受，比如相貌声音，但如果是陋习比如抽烟酗酒，我拒绝接受，如果他想做我老公；或不给赞助，如果他只是来做客。

我不愿无端怀疑，别人说什么，我就信什么，不过只要我发现对方撒谎，就不会再予以信任，也会从此躲避此人。第二届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二零零七年在布鲁塞尔召开时一再有人邀我参加，我全笑着拒绝，因为我不愿再见在柏林首届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上领教过的真假共特。柏林大会的经历让我明白自己缺乏应付各种骚扰的能力，我只能与遵守公共秩序的人和睦相处。好在我没有政治抱负，只想履行一个作家的社会义务，可以惹不起就躲起来。

代君上网

我借口是女人不肯学技术，虽然我九十年代初就拥有个人电脑。二零零二年买了一台手提式电脑后我才学会操作中文系统。但只要对方懂外文，我就宁可写外文，可想而知我打写中文的水平有多高？然而上中文网以来，我居然用被人讥笑为手扶式拖拉机的电脑打写和发送了难以统计的文章和信件，而且主要以中文为主，因为我想唤起同胞的公民意识或曰反共意识。所以，见郎朗甘愿为中共用来迷惑世人的奥运倒计时庆典增加人气，便通过网友给他留言曰：

郎朗，你好！

我叫徐沛，是德籍中国作家，住在科隆。欢迎你在孤狗上查阅我的文集。特此给你留言，希望我们的评论对你有所启发……

“先争人权、再办奥运”是中国知识分子（非中共知识分子）对奥运的观点。

祝保重

象郎朗这样的“自我族”不可能获知八月八日本来应该是举国致哀的国难日，因为一九七五年河南水库绝堤导致二十三万人惨死，但在中共的信息封锁下这一被外国媒体选为“世界十大人为灾难之首”的惨剧鲜为人知。中共梦想用吉利数字给它带来好运，实在是痴心妄想，就这二十三万条冤魂就不会让奥运吉利，还别说在中共暴政下无辜死去的中国人有八千万之多。总之，天灭中共在即，我不愿见郎朗们图一时名利而成为中共的殉葬品。

在二零零二年上网前，我喜欢在西欧各国游走，最爱在意大利的威尼斯漫步；自从学会上网，获知清水君们的英雄事迹后，我就再也没有过去的闲情逸志。木兰是代父从军，我则算代君上网，唯其如此，我才能坚持至今，毕竟我身处自由世界，网下活动更合我意。夏天是德国最美好的季节，男朋女友都外出度假了，我却连散步都没空，因为我总有信息要接受，总有邮件要传送，总有文稿要完成。

可不，一年前，我就想写上下篇《问女何所思？》与《问女何所忆？》，但拖了一年才写出下篇，还主要是因为我想公开欢迎读者指出我的盲点，比如文章中的党八股或党文化的痕迹。

二零零七年夏 于莱茵河畔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