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六四

以魯迅為首的五四狂人們打著「救救孩子」的旗幟害了中華兒女，害得我這個在大陸上了15年學的中國人到德國時對中華民族的傳家寶四書五經幾無所知。多虧德國教授們的指點我才得以了解中華文化。而我對中華文化的一知半解就足夠我創作出讓教授們讚嘆不已的德語詩歌，得以靠此申請綠卡，申請護照。我的作品屬少有媒體問津的中國古董，很巧2004年五四時卻有電台記者採訪。這位女記者是東德人，很感謝中國的古代文學，因為在柏林牆被砸毀前它們的德文譯作曾給過她不少慰藉。她還笑話德共很傻，不知道這些古書比禁書更能發人深思。我們暢談了很久，沒有絲毫障礙，讓我斷定古代各位先賢拓展視野，而現代各種主義封閉思路。

從小使用簡化字的我在德國學會欣賞古文，獲知中共奪取政權後把自五四就開始膚淺化的漢語更加馬列化空洞化，讓內涵深厚的古文失去了原意，所以在我2002年接觸法輪功前很少讀現代漢語，也很難用現代漢語寫作。2003年上網後情況有所改變。漫遊一年多發現華語文壇花草繁茂，驚嘆間也寫下一系列讀後感。我最大的慨嘆則是華語文壇缺乏我熟悉的中華文化氣息。連打碎了中共思想牢籠的知識分子也還在推崇魯迅胡適等文化殺手，把馬列子孫的罪惡算在被五四人破壞了的傳統文化頭上。

儘管如此我仍受到諸多啟發。黃花崗雜誌網頁上的「驅除馬列」更是直接道出我的心聲。破除中共灌輸給同胞的馬列主義（無神論和暴力論）正是我為漢語網路撰文的動機。我佩服辛灝年用史實論證新中國是被國際共產勢力顛覆的中華民國。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只不過是個馬列化，或曰全盤西化的法西斯專政，在這個專政下中華兒女接受的是中共黨文化。而正是五四人狂妄自大，褻瀆神靈，蔑視先賢，才引共入國。不過還有持中華民國護照的明居正和我等人大獲傳統文化之益並以中華文人自律。

在辛灝年的鼓勵下，「我看五四」得以問世。我希望能以此回報他及各路仁人志士給我的啟發。秦小川看後發表「文化大革命是五四精神的發揚光大嗎？」加以質疑。

仔細拜讀秦文後，我覺得作者持的正是我文中所針對的魯迅式的唯物主義世界觀。而我已發表了多篇文章揭露中共偶像魯迅。如果作者能借「誰是新中國」，黃花崗雜誌等驅除頭腦中的中共流毒，所提問題都可不辯自明。

對我來說「文化大革命」是五四精神或曰阿Ｑ精神的發揚光大！魯迅胡適們從思想上砸毀了佛像神龕孔廟，為共魔侵佔中國人的頭腦開闢了通道。以「新青年」為骨幹的中共在大陸顛覆中華民國後，被綁架的大陸人被迫視馬恩列斯毛為神明，以致毛澤東得以發動新青年的下一代紅衛兵把魯迅的口號「痛打落水狗」落實到行動上……「文化大革命」與「五四運動」或者說「新文化運動」完全一脈相承，都違背我所遵從的中華傳統美德「仁義禮智信」。

我即使有意也難以指正秦小川的世界觀，但樂意努力讓他和讀者明白我的世界觀，特續寫「我看六四」，正好用來紀念「六四」。

六四

如果1919年5月4日是共魔在神州大地作亂的標誌，那麼1989年6月4日則敲響了共魔在世界橫行霸道的喪鐘。這是我對五四和六四的總評，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說六四是五四帶來的必然惡果。所以，一慣顛倒是非的中共把五四定為愛國運動、新文化運動和思想啟蒙運動，5月4日成了大陸的青年節，而六四卻被其污為「反革命暴亂」，1989年6月4日以來一直有人因紀念「六四」受到迫害。我是五四的受害者，卻是六四的受益者。

我在1989年已留學德國。從電視新聞中獲知北京的遊行請願時，我正因中德的巨大差別而懷疑所受的愚民教育。我六十年代出生在一個所謂的幹部家庭，生長的年代和家境允許我自由地成長。出國前我生活在四川，大學時代尤其是畢業後當德語導遊時到過不少名勝古迹，充滿了當中國人的自豪感，但這其實是典型的愚民心態。

我雖然算得上勤學好思，比如說1加1等於2，我就想1個蘋果加1個梨子既不等於2個蘋果也不等於2個梨子。但在大陸時我本能地排斥馬列說教，也因此不敢考研究生。就是說在六四前我從未思考過國家大事，不曾懷疑「黨的偉大光榮正確」，更未想到「共產主義道德」根本就不存在，因為共產主義本身是最不道德的邪說。六四前後我的心路歷程詳情可見「孩子的自由」和「自由的孩子」兩文。

2004年戴晴和茉莉對六四的評價促使我寫出下列看法：

戴晴說六四「不是一場得到了控制的暴亂，也不是一個遭到鎮壓的偉大民主運動。它是中國在實現其社會轉型時候的一個挫折，一個後退，一場悲劇。」對此茉莉則表示「六四不是一場暴亂，它是一場自發的民主運動，由於中共當局的血腥鎮壓，造成了六四悲劇，打斷了八十年代中國和平演變的進程，使中國的發展遭受挫折與倒退。」

戴晴因參與六四而入獄，因反對屠殺而退黨，出獄後仍然不改初衷，並堅守大陸。茉莉因反對屠殺而入獄，出獄後流亡海外，投身民主運動。我因六四而獲知戴晴，因上網而獲知茉莉。她們算得上中共黨文化中少見的異議者。然而生活在中共謊言系統里的人們即使能擺脫其「精神控制」，卻很難避免「精神污染」。（我使用這個謊言系統里的兩個專詞是想揭露中共如何顛倒黑白。）

一個人想要提高思想境界需要自由，生活在中共黨文化中的大陸人恰巧被中共剝奪了自由，而且一切需要的信息也都橫遭中共篡改。所以，當了一輩子中共筆杆子直到六四後十年才找到自我的李慎之會被戴晴們當成思想家，而中共塑造的偶像魯迅則一直阻擋著茉莉們的視線。就是說戴晴們因為條件所限至今未能擺脫中共意識形態的束縛，還站在中共立場說話，以致讓人誤解她有「為官」心態。茉莉們則因思鄉心切會忘記中共噬血成性，被人懷疑有「招安」心態。即使我從理論上對共魔了如指掌，也因鄉思病發作而兩次試圖海歸，但每一次都證明只要中共不倒，在大陸就不可能安居樂業。就是說我以為六四屠殺是中共的邪惡本性決定的，而非哪個人的錯誤所致。

六四不是一場暴亂，這是每一個獲知真相的普通人都能得出的結論。問題是生活在大陸的老百姓向來只能聽到中共的謊言。以丁子霖為首的六四難屬的聲音可以抵達海外，惟獨不能在大陸傳播。然而六四前慘遭中共屠殺的受害者何其多也，唯從六四起，難屬們開始吶喊……這難道不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說過屠殺發生前六四給我的印象是謠言滿天，垃圾遍地，爭權奪利。下跪、絕食、綁架、結婚……這些場面與我理解的民主運動相去甚遠。然而被迫流亡的參與者包括茉莉到了海外後倒是獲得提高素質，見習民主的機會。我贊成1989年6月4日慘遭鎮壓的是「示威請願活動」。我所推崇的爭取民主自由的姿態是十年後法輪功學員的4·25上訪。

正是因為全世界都目睹了中共用機槍、坦克屠殺手無寸鐵、和平請願的老百姓，才引發本來就搖搖欲墜的國際共產主義陣營分崩離析。冷戰在西方從此結束！獲得自由的東歐人和蘇聯人想來和我一樣都對六四感激不盡。是六四讓王若望等良知未泯的馬列信徒發現上當受騙，是六四讓共產愚民比如我得以看清中共反人性反人民的邪惡本質。沒有六四受難者鮮血的刺激，我肯定不會自願去啃馬恩原著，當然也不可能變成反共的有神論者。六四最偉大的意義就在於從此共產主義永遠地失去了人心，只有愚民才會繼續相信中共的騙局。而我從此相信中外的預言，關於六四，北宋邵雍(1012—1077）在其預言「梅花詩」里甚至明確透露了趙紫陽的姓「原壁應難趙氏收」。

中共可以在六四屠殺後繼續用謊言加暴力穩定大陸的表象，卻控制不了人心。恐怖更不能根除良知。人們在流亡中，在沉默中尋找出路，尋求真理。一直不引人注目的氣功（傳統文化）從此真正深入民心。在六四後十年，中共再一次用謊言加暴力迫害法輪功時象我一樣回歸傳統道德的海內外中國人已數不勝數，其中有不少人是八九一代。北大的曾錚，清華的趙明在六四後的恐怖中沉默不語，但十年後他們卻勇於抗暴，即使為此經受酷刑，卻不屈服。他們和我一樣都尋到了中華文化的神根，好比有源之水，「抽刀斷水水更流」。

作為學生參與六四的安田在其「天安門情人」序言中也象別的有識之士提到中國人的「劣根性」。而我以為這正是五四惡果的表現。是五四人破壞了中國人的傳統文化，讓中華兒女受不到儒釋道的熏陶，變成無源之水，淪為馬列信徒，也因此，中共執政後知識分子中少出清流。八九一代怎能例外？

總之，依我之見中國的民主運動沒有被六四鎮壓，而是因六四而再生，因法輪功而獲得堅實的道德基礎，無邊的精神資源。而五四時就興起的民主運動正是因五四人違背「敬天法祖」的傳統道德才招來共魔，止於獨裁。如果說六四令我堅決反共的話，那麼法輪功讓我堅信中共必亡。「真善忍」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只要大家都象丁子霖們蔣彥永們一樣「說出真相，尋求正義，呼籲良知，拒絕遺忘」，象法輪功學員一樣捍衛「真善忍」，中共必定不攻自破。幹嘛奢望劊子手來給被害者「平反」「正名」！？

2004年首發

殘體字版

我看六四 

以鲁迅为首的五四狂人们打着“救救孩子”的旗帜害了中华儿女，害得我这个在大陆上了15年学的中国人到德国时对中华民族的传家宝四书五经几无所知。多亏德国教授们的指点我才得以了解中华文化。而我对中华文化的一知半解就足够我创作出让教授们赞叹不已的德语诗歌，得以靠此申请绿卡，申请护照。我的作品属少有媒体问津的中国古董，很巧2004年五四时却有电台记者采访。这位女记者是东德人，很感谢中国的古代文学，因为在柏林墙被砸毁前它们的德文译作曾给过她不少慰藉。她还笑话德共很傻，不知道这些古书比禁书更能发人深思。我们畅谈了很久，没有丝毫障碍，让我断定古代各位先贤拓展视野，而现代各种主义封闭思路。

从小使用简化字的我在德国学会欣赏古文，获知中共夺取政权后把自五四就开始肤浅化的汉语更加马列（政治）化空洞化，让内涵深厚的古文失去了原意，所以在我2002年接触法轮功前很少读现代汉语，也很难用现代汉语写作。2003年上网后情况有所改变。漫游一年多发现华语文坛花草繁茂，惊叹间也写下一系列读后感。我最大的慨叹则是华语文坛缺乏我熟悉的中华文化气息。连打碎了中共思想牢笼的知识分子也还在推崇鲁迅胡适等文化杀手，把马列子孙的罪恶算在被五四人破坏了的传统文化头上。

尽管如此我仍受到诸多启发。黄花岗杂志网页上的“驱除马列”更是直接道出我的心声。破除中共灌输给同胞的马列主义（无神论和暴力论）正是我为汉语网络撰文的动机。我佩服辛灏年用史实论证新中国是被国际共产势力颠覆的中华民国。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只不过是个马列化，或曰全盘西化的法西斯专政，在这个专政下中华儿女接受的是中共党文化。而正是五四人狂妄自大，亵渎神灵，蔑视先贤，才引共入国。不过还有持中华民国护照的明居正和我等人大获传统文化之益并以中华文人自律。

在辛灏年的鼓励下，“我看五四”得以问世。我希望能以此回报他及各路仁人志士给我的启发。秦小川看后发表“文化大革命是五四精神的发扬光大吗？”加以质疑。

仔细拜读秦文后，我觉得作者持的正是我文中所针对的鲁迅式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而我已发表了多篇文章揭露中共偶像鲁迅。如果作者能借“谁是新中国”，黄花岗杂志等驱除头脑中的中共流毒，所提问题都可不辩自明。

对我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五四精神或曰阿Ｑ精神的发扬光大！鲁迅胡适们从思想上砸毁了佛像神龛孔庙，为共魔侵占中国人的头脑开辟了通道。以“新青年”为骨干的中共在大陆颠覆中华民国后，被绑架的大陆人被迫视马恩列斯毛为神明，以致毛泽东得以发动新青年的下一代红卫兵把鲁迅的口号“痛打落水狗”落实到行动上……“文化大革命”与“五四运动”或者说“新文化运动”完全一脉相承，都违背我所遵从的中华传统美德“仁义礼智信”。

我即使有意也难以指正秦小川的世界观，但乐意努力让他和读者明白我的世界观，特续写“我看六四”，正好用来纪念“六四”。

六四

如果1919年5月4日是共魔在神州大地作乱的标志，那么1989年6月4日则敲响了共魔在世界横行霸道的丧钟。这是我对五四和六四的总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六四是五四带来的必然恶果。所以，一惯颠倒是非的中共把五四定为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5月4日成了大陆的青年节，而六四却被其污为“反革命暴乱”，1989年6月4日以来一直有人因纪念“六四”受到迫害。我是五四的受害者，却是六四的受益者。

我在1989年已留学德国。从电视新闻中获知北京的游行请愿时，我正因中德的巨大差别而怀疑所受的愚民教育。我六十年代出生在一个所谓的干部家庭，生长的年代和家境允许我自由地成长。出国前我生活在四川，大学时代尤其是毕业后当德语导游时到过不少名胜古迹，充满了当中国人的自豪感，但这其实是典型的愚民心态。

我虽然算得上勤学好思，比如说1加1等于2，我就想1个苹果加1个梨子既不等于2个苹果也不等于2个梨子。但在大陆时我本能地排斥政治（马列）说教，也因此不敢考研究生。就是说在六四前我从未思考过国家大事，不曾怀疑“党的伟大光荣正确”，更未想到“共产主义道德”根本就不存在，因为共产主义本身是最不道德的邪说。六四前后我的心路历程详情可见“孩子的自由”和“自由的孩子”两文。

2004年戴晴和茉莉对六四的评价促使我写出下列看法：

戴晴说六四“不是一场得到了控制的暴乱，也不是一个遭到镇压的伟大民主运动。它是中国在实现其社会转型时候的一个挫折，一个后退，一场悲剧。”对此茉莉则表示“六四不是一场暴乱，它是一场自发的民主运动，由于中共当局的血腥镇压，造成了六四悲剧，打断了八十年代中国和平演变的进程，使中国的发展遭受挫折与倒退。”

戴晴因参与六四而入狱，因反对屠杀而退党，出狱后仍然不改初衷，并坚守大陆。茉莉因反对屠杀而入狱，出狱后流亡海外，投身民主运动。我因六四而获知戴晴，因上网而获知茉莉。她们算得上中共党文化中少见的异议者。然而生活在中共谎言系统里的人们即使能摆脱其“精神控制”，却很难避免“精神污染”。（我使用这个谎言系统里的两个专词是想揭露中共如何颠倒黑白。）

一个人想要提高思想境界需要自由，生活在中共党文化中的大陆人恰巧被中共剥夺了自由，而且一切需要的信息也都横遭中共篡改。所以，当了一辈子中共笔杆子直到六四后十年才找到自我的李慎之会被戴晴们当成思想家，而中共塑造的偶像鲁迅则一直阻挡着茉莉们的视线。就是说戴晴们因为条件所限至今未能摆脱中共意识形态的束缚，还站在中共立场说话，以致让人误解她有“为官”心态。茉莉们则因思乡心切会忘记中共噬血成性，被人怀疑有“招安”心态。即使我从理论上对共魔了如指掌，也因乡思病发作而两次试图海归，但每一次都证明只要中共不倒，在大陆就不可能安居乐业。就是说我以为六四屠杀是中共的邪恶本性决定的，而非哪个人的错误所致。

六四不是一场暴乱，这是每一个获知真相的普通人都能得出的结论。问题是生活在大陆的老百姓向来只能听到中共的谎言。以丁子霖为首的六四难属的声音可以抵达海外，惟独不能在大陆传播。然而六四前惨遭中共屠杀的受害者何其多也，唯从六四起，难属们开始呐喊……这难道不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说过屠杀发生前六四给我的印象是谣言满天，垃圾遍地，争权夺利。下跪、绝食、绑架、结婚……这些场面与我理解的民主运动相去甚远。然而被迫流亡的参与者包括茉莉到了海外后倒是获得提高素质，见习民主的机会。我赞成1989年6月4日惨遭镇压的是“示威请愿活动”。我所推崇的争取民主自由的姿态是十年后法轮功学员的4·25上访。

正是因为全世界都目睹了中共用机枪、坦克屠杀手无寸铁、和平请愿的老百姓，才引发本来就摇摇欲坠的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分崩离析。冷战在西方从此结束！获得自由的东欧人和苏联人想来和我一样都对六四感激不尽。是六四让王若望等良知未泯的马列信徒发现上当受骗，是六四让共产愚民比如我得以看清中共反人性反人民的邪恶本质。没有六四受难者鲜血的刺激，我肯定不会自愿去啃马恩原著，当然也不可能变成反共的有神论者。六四最伟大的意义就在于从此共产主义永远地失去了人心，只有愚民才会继续相信中共的骗局。而我从此相信中外的预言，关于六四，北宋邵雍(1012—1077）在其预言“梅花诗”里甚至明确透露了赵紫阳的姓“原壁应难赵氏收”。

中共可以在六四屠杀后继续用谎言加暴力稳定大陆的表象，却控制不了人心。恐怖更不能根除良知。人们在流亡中，在沉默中寻找出路，寻求真理。一直不引人注目的气功（传统文化）从此真正深入民心。在六四后十年，中共再一次用谎言加暴力迫害法轮功时象我一样回归传统道德的海内外中国人已数不胜数，其中有不少人是八九一代。北大的曾铮，清华的赵明在六四后的恐怖中沉默不语，但十年后他们却勇于抗暴，即使为此经受酷刑，却不屈服。他们和我一样都寻到了中华文化的神根，好比有源之水，“抽刀断水水更流”。

作为学生参与六四的安田在其“天安门情人”序言中也象别的有识之士提到中国人的“劣根性”。而我以为这正是五四恶果的表现。是五四人破坏了中国人的传统文化，让中华儿女受不到儒释道的熏陶，变成无源之水，沦为马列信徒，也因此，中共执政后知识分子中少出清流。八九一代怎能例外？

总之，依我之见中国的民主运动没有被六四镇压，而是因六四而再生，因法轮功而获得坚实的道德基础，无边的精神资源。而正是五四狂人摧毀“敬天法祖”的传统道德才讓紅魔有機可乘，誤導中華兒女。如果说六四令我坚决反共的话，那么法轮功让我坚信中共必亡。“真善忍”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只要大家都象丁子霖们蒋彦永们一样“说出真相，寻求正义，呼吁良知，拒绝遗忘”，象法轮功学员一样捍卫“真善忍”，中共必定不攻自破。干嘛奢望刽子手来给被害者“平反”“正名”！？

2004年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