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較中鑒別劉曉波

身為文人我樂於支持各界反共抗暴，曝光反共陣營的偽類比如李建強（劉路……）；作為德國公民，我被迫抵制中共對德國社會的滲透比如德國之聲的丹紅門，駁斥五毛黨的媚共言論。雖然我不能對中共的受害者及其家屬有實質性的幫助，我也不能阻止中共繼續作惡，但我願意竭盡所能傳播中華兒女前仆後繼反共抗暴的英勇事迹，提醒世人，中共暴政是世界和平的威脅。中國的傳統價值觀「仁義禮智信」是我審時度事的標準。我用它來衡量一切公眾人物，不會也不認同用不同的標準評判不同的人。

如果諾貝爾和平獎沒有落到劉曉波的頭上，我還會象2007年以來一樣躲著劉曉波似的魯迅徒。沒想到我會在「仰望歷史的天空」下張貼劉曉東（三妹）談劉曉波和「零八憲章」等信息時遭到李建強（劉路……）和李劍虹（小喬）的謾罵。於是，我立即表示， 我很慶幸能在自由中快活地聲援同胞們的抗爭。我對劉曉波的惡感最先來自他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上網以後，被動地獲知他與其跟班余某的更多醜聞。我認同魏京生等對劉曉波的立場和看法，但如果劉曉波不得諾獎，我不會專門去揭露和批評他。現在我會利用每一個機會來批評劉曉波的中共特色。

劉曉波的迷惑性

我是在1996年以後才第一次在德國讀到劉曉波作品。他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讓我對他心生反感。但我2003年上中文網後，並沒有囿於成見，相反，我還一度被他的網文所迷惑，並在撰寫《走馬觀花（高行健-張藝謀）》時表示，高行健「的自我意識很強，但民族意識不足，也沒社會責任心，所以我個人更讚賞三者兼備的劉曉波」。我一廂情願地希望劉曉波已從八九學運時的政治投機者升華為值得尊重的獨立知識人。因此，我特意表示，「作為以弘揚中國文化為己任的信神女我理解劉曉波的西化論，但不贊成他的觀點。事實上他所深惡痛絕的中共專制正是一個西化的政權，這是它和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所謂的封建專制的根本區別。無論哪個王朝打下天下以後都信神敬天，尊孔奉佛求道，皇帝為天子，凌駕於臣民之上，但行王法，施仁政，有異議，大臣可以告老還鄉，百姓可以攔轎喊冤。皇帝更不影響三從四德，三教九流。而中共奪取政權後，只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無神論暴力論），用馬恩列斯毛的畫像取代了神龕佛相孔子牌位。在共產黨的天下，老百姓失去了一切自主權，什麼都要中共說了算，從生兒育女婚嫁喪葬到上學工作居住遷徙。所以我以為不用西化，不學美國，只要趕走馬列，就可復興中國。有儒家風範正身陷困境的孫大午的實踐足以應證我的觀點。」

可惜隨著我上網時間越長，越了解與劉曉波相關的人物和事件，我越覺得他還是一個缺乏道德的政治投機者。尤其是在2006年郭飛雄被剝奪了與小布希會見的機會後，我在調查排郭者余某的來歷時，才明確認識到他們的中共特色和魯迅精神。在揭露余某是文壇剽客的專文《從罷免談起—余傑和丁子霖之我見》中我寫道，「魯迅因投靠國民黨不成而上了共產黨的賊船，甘當中共頭號筆杆子，以罵人聞名並染紅了幾代中國知識分子，而推崇魯迅的余傑想進入體制內不成，便以『拒絕謊言』的高姿態把自己描述為『六四之子』，並因此騙取民心，甚至當選為獨立中文筆會的副會長。劉曉波在《文壇剽客》出版發行的同年同月（2002年6月）還專門為余傑的文集《拒絕謊言》作序，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題為《余傑怎麼成為文化名人？》的序言中劉曉波還譴責了『把剽竊當成果』的大陸文壇亂象！

余傑被人以誹謗罪告上法庭，也因此被罰巨款，我不由得問提倡『以真話來維權』的余傑為何不以誹謗罪把徐林正告上法庭？！這可關係到一個作家的清白和信譽，而且屬於『非政治化的維權活動』。維權不正好從自身權益入手？然而余傑面對如此嚴重的指控，不選擇上法庭捍衛自己的清白，而是象李敖一樣面對事實斥責徐林正是『小人物』。要知余傑那時還沒有被美國總統接見。

我歷來認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從來不會斥責誰是『小人物』。即使余傑沒有剽竊，就憑這種蔑視他人的態度我也覺得余傑非正人君子也！更何況余傑確實剽竊。」

那時我還不知劉曉波曾以老俠為名與王朔一起在《美人送我蒙汗藥》中嘲諷過余傑。劉曉波說余傑們，「就是本來乾淨的書桌，也會被他們弄髒，不弄髒就混不出名堂來」。「獻媚也要講點含蓄與技巧，這些人卻狂妄得一個個都站在巨人的頭上俯視眾生。」「我要問，他們在贖什麼罪，要虔誠懺悔的人怎麼能這麼不擇手段地黑著臉獻媚，他心裡有什麼罪惡感，一點也沒有。他們怎麼覺醒的？覺醒到用世界上偉大的作家向自己的團伙小兄弟獻媚。」「就這麼一群人還要義正辭嚴，還被稱之為一匹匹『黑駿馬』，除非全世界的人都死光了，只剩下他們幾個敞開了互媚」。 為什麼劉曉波會為他自己曾經嘲諷過的「文壇剽客」吹喇叭呢？

接著我在《獨立筆會與柏林大會—談海內外作家的選擇》中講述了我對數位活躍在網上的中文獨立筆會會員的初步印象，「以劉曉波為代表的會員算五四派，因為他們傳承了魯迅和胡適對中華文化的謬論；以余樟法（東海一 梟）為代表的會員像清水君和我一樣推崇中華文化。五四派主要集結在也是筆會負責人的陳奎德出面主編的觀察網站」。當時的搜索結果是：「東海一梟名下僅２篇文章（楊天水１、鄭貽春２）。劉曉波名下有243篇之多（余傑154、王怡95）」。「面對中共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五四派中少有文過問。而為法輪功呼籲的作家們要麼被捕、要麼失蹤」。

不久，我就在《問女何所思？》中明確希望後起之秀們不要在意劉曉波，因為劉已淪為民眾抗暴的阻力，文中表示，「自從讀到汪紅雨的《墮落文人劉曉波》後，我就想寫篇文章勸勸後起之秀們不要苛求『文革一代』，應該以他們為誡，充實自己，超越魯迅。我已把『墮落文人』當成了魯迅的別號，不忍看它與劉曉波連在一起，畢竟劉曉波也是中共的專政對象。魯迅把青年人誤導上了中共的賊船，而劉曉波算是賊船上的造反者，雖然我也一再發現他象魯迅一樣說話不負責。他曾用生花妙筆把大陸的『文壇剽客』描繪成『拒絕謊言』的俊傑推介到海外。現在他又強加《未來中國論壇》『借聲援高智晟的機會，再次煽動暴力奪權或政變』等罪名。劉曉波似乎不知正是在大陸的『軍中聲音』建議下《未來中國論壇》才得以問世，並專門用來討論『如何解體中共』。『政變』作為選項在討論中出現值得大驚小怪嗎？更何況提出要『政變』的反共勢力並不在海外，因為我等論壇議員沒資格也沒有能力搞政變！劉曉波既然支持美國出兵伊拉克，為什麼要反對大陸軍人搞政變？難道劉曉波也患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願意繼續被共匪綁架？！

好在汪紅雨越來越多，剛見識了泛藍聯盟的膽識，又聽聞泛綠聯盟的成立。雖然如此，我還是希望劉曉波不要淪為海內外華人反迫害運動的阻力！」

想躲躲不了

2007年，我先後三次在文中順便駁斥劉曉波。我在撰寫《六四是土 埋葬五四》一文，指出，「推崇五四精神包括魯迅和胡適的知識分子都還沒有清除黨文化的毒害。比如被張林列為六四新文化代表性作家的劉曉波。依我來看，劉曉波即使參與了六四前後的民主運動，也算不上六四知識分子，因為劉曉波繼承了五四敗家子反中華文化的衣缽和對中華文化的謬論。

我在從各個角度揭示魯迅的醜惡面目時，研讀過劉曉波的相關文章，比如《魯迅的悲劇》。劉曉波居然在此文中聲稱『我們這個沒有宗教、沒有終極價值關懷的民族，無法給他（魯迅）提供一種更高的甚至絕對的尺度，使生而為人者有一份宗教性的謙卑和敬畏。』中華民族少說也有三大宗教（儒釋道），魯迅自己不僅不信，還要加以詆毀，劉曉波卻倒打一釘耙，把魯迅的罪過算在中華民族的頭上！最不可思議的是，劉曉波在不得不承認魯迅的斑斑劣跡和惡劣影響後卻表示『狂妄必遭天責，這種命運，在狂妄得絕對、卑賤得純粹的漢文化傳統中，連集道義、智慧、深邃和堅韌於一身的魯迅也無力倖免，更何況絕大多數不及魯迅者。』就是說，劉曉波雖然象我一樣相信『狂妄必遭天譴』，卻仍然認為遭到天譴的魯迅『集道義、智慧、深邃和堅韌於一身』，相反倒給傳承敬天畏神重德行善的漢文化傳統扣上『狂妄得絕對、卑賤得純粹』的帽子。

所以，2007年在美國聽人讚揚劉曉波時，我不客氣地加以反駁。首先劉曉波對中華文化缺乏起碼的了解，在他的文章中上述五四謬論俯拾即是；其次，他以異議知識分子著稱，卻似乎不知共產黨是打著民主的旗號，實行獨裁的壞東西，否則，他怎麼會撰文讚賞中共筆杆子說《民主是個好東西》？諸如此類……

但我承認劉曉波確實會寫，他不僅多產，而且也能寫出令我讚歎的語句：『心中沒有超世俗的神聖尺度，沒有對這神聖的真正謙卑和敬畏，我們就會永遠掙扎和沉淪在或苟活在世俗的權力、金錢、地位和名聲的泥潭中。』不過魯迅也寫出迷惑了包括六四一代在內的《紀念劉和珍君》等文。

然而，當我多讀了一些史料，了解到被魯迅抨擊的段祺瑞是個不可多得的仁人君子，而劉和珍則是上了地下共產黨員當的五四青年以及魯迅的為人和這篇文章的背景後，我就只能驚嘆魯迅多麼會用謊言煽情了！而劉曉波卻說魯迅是我們這個民族『最需要的精神資源』。其實，劉曉波只是透露了魯迅是他『最需要的精神資源』，因為只有他才拒絕投奔光明，到國外深造，而願意置身於黑暗中，象魯迅一樣『吶喊』，但他的運氣沒魯迅好，因為魯迅臆造的『鐵屋子』在共產黨的天下已成為現實，劉曉波一再被共產黨投進監獄，可惜這還是無助於劉曉波象高智晟一樣看透中共的邪惡本質，否則，他就不會象六四難屬丁子霖一樣盼望『黨媽媽』為六四平反！

簡言之，我贊同張林認為2004年前後出現在互聯網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起源於六四，是『六四新文化運動』，但我不同意他把以劉曉波為首的一系列五四迷列為代表性作家，更何況後起之秀汪紅雨對劉曉波的認識過程值得讀者借鑒。」

接著我還在《女性意識》中表示，「面對『獨立中文筆會』的劉曉波們指責在網上搞『天鵝絨行動』的高寒對中共判處大陸異議人士許萬平和楊天水12年重刑負有責任，我覺得很好笑，因為被高寒名列『民主中國臨時過渡政府各省市政權交接委員會接收成員』的大陸人士多的是，包括劉曉波自己，中共只逮捕許萬平和楊天水，是因為他們倆不僅會寫文章，而且還有實幹精神和活動能力，就象清水君和張林一樣。我不懂為什麼劉曉波們不明白如此淺顯的道理？

不過我雖收讀了雙方的論戰，但無心介入，就象我也不想再為高智晟『悔罪』辯護一樣，因為任何明白人都不會把高律師在魔掌中為了妻子和孩子的生存而說的違心話當真，高律師的遭遇只能促使我更加反共」。

為了躲避劉曉波之流，我甚至辭去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的評委。我在《力不從心—辭評委之故》中坦誠，「我樂於參與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則是因為發起人袁紅冰們和我一樣都與共產黨及其黨文化勢不兩立。我希望中國自由文化運動能在解體黨文化的同時『復興中華神傳文化』。遺憾的是，自薦者和推薦者對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的認識明顯與我不同。

否則，劉曉波怎麼會一再被人推薦。難道他不是五四反文化的傳承者，黨文化的傳播者嗎？劉曉波象五四知識分子一樣詆毀以儒釋道為主的中華文化，對此我在《六四是土 埋葬五四》一文中曾具體指出。以異議知識分子著稱的劉曉波還一邊寫出《從俞可平、吳思、劉軍寧看普及民主》等文章來吹捧中共筆杆子和思想力度對中共沒有威脅的學者，似乎他不知道中共從來就沒說過民主是個壞東西；一邊卻寫出《希望國內維權遠離境外的暴力或政變等煽動》等不符合事實的文章在反共抗暴陣營中挑撥離間，對此我則在《問女何所思？》一文加以駁斥。而這只是我看到的與中國自由文化運動背道而馳的劉曉波言行……」

既然劉曉波象魯迅一樣讓我想躲都躲不了，那我就迎接劉曉波擁躉的挑戰，協助海內外的仁人志士抵制另類五毛，為歷史留下中華兒女對抗共產「精英」的見證。

2010年11月首發

殘體字版

在比较中鉴别刘晓波

身为文人我乐于支持各界反共抗暴，曝光反共阵营的伪类比如李建强（刘路……）；作为德国公民，我被迫抵制中共对德国社会的渗透比如德国之声的丹红门，驳斥五毛党的媚共言论。虽然我不能对中共的受害者及其家属有实质性的帮助，我也不能阻止中共继续作恶，但我愿意竭尽所能传播中华儿女前仆后继反共抗暴的英勇事迹，提醒世人，中共暴政是世界和平的威胁。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仁义礼智信”是我审时度事的标准。我用它来衡量一切公众人物，不会也不认同用不同的标准评判不同的人。

如果诺贝尔和平奖没有落到刘晓波的头上，我还会象2007年以来一样躲着刘晓波似的鲁迅徒。没想到我会在“仰望历史的天空”下张贴刘晓东（三妹）谈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等信息时遭到李建强（刘路……）和李剑虹（小乔）的谩骂。于是，我立即表示， 我很庆幸能在自由中快活地声援同胞们的抗争。我对刘晓波的恶感最先来自他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上网以后，被动地获知他与其跟班余某的更多丑闻。我认同魏京生等对刘晓波的立场和看法，但如果刘晓波不得诺奖，我不会专门去揭露和批评他。现在我会利用每一个机会来批评刘晓波的中共特色。

刘晓波的迷惑性

我是在1996年以后才第一次在德国读到刘晓波作品。他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让我对他心生反感。但我2003年上中文网后，并没有囿于成见，相反，我还一度被他的网文所迷惑，并在撰写《走马观花（高行健-张艺谋）》时表示，高行健“的自我意识很强，但民族意识不足，也没社会责任心，所以我个人更赞赏三者兼备的刘晓波”。我一厢情愿地希望刘晓波已从八九学运时的政治投机者升华为值得尊重的独立知识人。因此，我特意表示，“作为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的信神女我理解刘晓波的西化论，但不赞成他的观点。事实上他所深恶痛绝的中共专制正是一个西化的政权，这是它和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所谓的封建专制的根本区别。无论哪个王朝打下天下以后都信神敬天，尊孔奉佛求道，皇帝为天子，凌驾于臣民之上，但行王法，施仁政，有异议，大臣可以告老还乡，百姓可以拦轿喊冤。皇帝更不影响三从四德，三教九流。而中共夺取政权后，只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无神论暴力论），用马恩列斯毛的画像取代了神龛佛相孔子牌位。在共产党的天下，老百姓失去了一切自主权，什么都要中共说了算，从生儿育女婚嫁丧葬到上学工作居住迁徙。所以我以为不用西化，不学美国，只要赶走马列，就可复兴中国。有儒家风范正身陷困境的孙大午的实践足以应证我的观点。”

可惜随着我上网时间越长，越了解与刘晓波相关的人物和事件，我越觉得他还是一个缺乏道德的政治投机者。尤其是在2006年郭飞雄被剥夺了与小布什会见的机会后，我在调查排郭者余某的来历时，才明确认识到他们的中共特色和鲁迅精神。在揭露余某是文坛剽客的专文《从罢免谈起—余杰和丁子霖之我见》中我写道，“鲁迅因投靠国民党不成而上了共产党的贼船，甘当中共头号笔杆子，以骂人闻名并染红了几代中国知识分子，而推崇鲁迅的余杰想进入体制内不成，便以‘拒绝谎言’的高姿态把自己描述为‘六四之子’，并因此骗取民心，甚至当选为独立中文笔会的副会长。刘晓波在《文坛剽客》出版发行的同年同月（2002年6月）还专门为余杰的文集《拒绝谎言》作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题为《余杰怎么成为文化名人？》的序言中刘晓波还谴责了‘把剽窃当成果’的大陆文坛乱象！

余杰被人以诽谤罪告上法庭，也因此被罚巨款，我不由得问提倡‘以真话来维权’的余杰为何不以诽谤罪把徐林正告上法庭？！这可关系到一个作家的清白和信誉，而且属于‘非政治化的维权活动’。维权不正好从自身权益入手？然而余杰面对如此严重的指控，不选择上法庭捍卫自己的清白，而是象李敖一样面对事实斥责徐林正是‘小人物’。要知余杰那时还没有被美国总统接见。

我历来认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从来不会斥责谁是‘小人物’。即使余杰没有剽窃，就凭这种蔑视他人的态度我也觉得余杰非正人君子也！更何况余杰确实剽窃。”

那时我还不知道刘晓波曾以老侠为名与王朔一起在《美人送我蒙汗药》中嘲讽过余杰。刘晓波说余杰们，“就是本来干净的书桌，也会被他们弄脏，不弄脏就混不出名堂来”。“献媚也要讲点含蓄与技巧，这些人却狂妄得一个个都站在巨人的头上俯视众生。”“我要问，他们在赎什么罪，要虔诚忏悔的人怎么能这么不择手段地黑着脸献媚，他心里有什么罪恶感，一点也没有。他们怎么觉醒的？觉醒到用世界上伟大的作家向自己的团伙小兄弟献媚。”“就这么一群人还要义正辞严，还被称之为一匹匹‘黑骏马’，除非全世界的人都死光了，只剩下他们几个敞开了互媚”。 为什么刘晓波会为他自己曾经嘲讽过的“文坛剽客”吹喇叭呢？

接着我在《独立笔会与柏林大会—谈海内外作家的选择》中讲述了我对数位活跃在网上的中文独立笔会会员的初步印象，“以刘晓波为代表的会员算五四派，因为他们传承了鲁迅和胡适对中华文化的谬论；以余樟法（东海一 枭）为代表的会员像清水君和我一样推崇中华文化。五四派主要集结在也是笔会负责人的陈奎德出面主编的观察网站”。当时的搜索结果是：“东海一枭名下仅２篇文章（杨天水１、郑贻春２）。刘晓波名下有243篇之多（余杰154、王怡95）”。“面对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五四派中少有文过问。而为法轮功呼吁的作家们要么被捕、要么失踪”。

不久，我就在《问女何所思？》中明确希望后起之秀们不要在意刘晓波，因为刘已沦为民众抗暴的阻力，文中表示，“自从读到汪红雨的《堕落文人刘晓波》后，我就想写篇文章劝劝后起之秀们不要苛求‘文革一代’，应该以他们为诫，充实自己，超越鲁迅。我已把‘堕落文人’当成了鲁迅的别号，不忍看它与刘晓波连在一起，毕竟刘晓波也是中共的专政对象。鲁迅把青年人误导上了中共的贼船，而刘晓波算是贼船上的造反者，虽然我也一再发现他象鲁迅一样说话不负责。他曾用生花妙笔把大陆的‘文坛剽客’描绘成‘拒绝谎言’的俊杰推介到海外。现在他又强加《未来中国论坛》‘借声援高智晟的机会，再次煽动暴力夺权或政变’等罪名。刘晓波似乎不知正是在大陆的‘军中声音’建议下《未来中国论坛》才得以问世，并专门用来讨论‘如何解体中共’。‘政变’作为选项在讨论中出现值得大惊小怪吗？更何况提出要‘政变’的反共势力并不在海外，因为我等论坛议员没资格也没有能力搞政变！刘晓波既然支持美国出兵伊拉克，为什么要反对大陆军人搞政变？难道刘晓波也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愿意继续被共匪绑架？！

好在汪红雨越来越多，刚见识了泛蓝联盟的胆识，又听闻泛绿联盟的成立。虽然如此，我还是希望刘晓波不要沦为海内外华人反迫害运动的阻力！”

想躲躲不了

2007年，我先后三次在文中顺便驳斥刘晓波。我在撰写《六四是土 埋葬五四》一文，指出，“推崇五四精神包括鲁迅和胡适的知识分子都还没有清除党文化的毒害。比如被张林列为六四新文化代表性作家的刘晓波。依我来看，刘晓波即使参与了六四前后的民主运动，也算不上六四知识分子，因为刘晓波继承了五四败家子反中华文化的衣钵和对中华文化的谬论。

我在从各个角度揭示鲁迅的丑恶面目时，研读过刘晓波的相关文章，比如《鲁迅的悲剧》。刘晓波居然在此文中声称‘我们这个没有宗教、没有终极价值关怀的民族，无法给他（鲁迅）提供一种更高的甚至绝对的尺度，使生而为人者有一份宗教性的谦卑和敬畏。’中华民族少说也有三大宗教（儒释道），鲁迅自己不仅不信，还要加以诋毁，刘晓波却倒打一钉耙，把鲁迅的罪过算在中华民族的头上！最不可思议的是，刘晓波在不得不承认鲁迅的斑斑劣迹和恶劣影响后却表示‘狂妄必遭天责，这种命运，在狂妄得绝对、卑贱得纯粹的汉文化传统中，连集道义、智慧、深邃和坚韧于一身的鲁迅也无力幸免，更何况绝大多数不及鲁迅者。’就是说，刘晓波虽然象我一样相信‘狂妄必遭天谴’，却仍然认为遭到天谴的鲁迅‘集道义、智慧、深邃和坚韧于一身’，相反倒给传承敬天畏神重德行善的汉文化传统扣上‘狂妄得绝对、卑贱得纯粹’的帽子。

所以，2007年在美国听人赞扬刘晓波时，我不客气地加以反驳。首先刘晓波对中华文化缺乏起码的了解，在他的文章中上述五四谬论俯拾即是；其次，他以异议知识分子著称，却似乎不知共产党是打着民主的旗号，实行独裁的坏东西，否则，他怎么会撰文赞赏中共笔杆子说《民主是个好东西》？诸如此类……

但我承认刘晓波确实会写，他不仅多产，而且也能写出令我赞叹的语句：‘心中没有超世俗的神圣尺度，没有对这神圣的真正谦卑和敬畏，我们就会永远挣扎和沉沦在或苟活在世俗的权力、金钱、地位和名声的泥潭中。’不过鲁迅也写出迷惑了包括六四一代在内的《纪念刘和珍君》等文。

然而，当我多读了一些史料，了解到被鲁迅抨击的段祺瑞是个不可多得的仁人君子，而刘和珍则是上了地下共产党员当的五四青年以及鲁迅的为人和这篇文章的背景后，我就只能惊叹鲁迅多么会用謊言煽情了！而刘晓波却说鲁迅是我们这个民族‘最需要的精神资源’。其实，刘晓波只是透露了鲁迅是他‘最需要的精神资源’，因为只有他才拒绝投奔光明，到国外深造，而愿意置身于黑暗中，象鲁迅一样‘呐喊’，但他的运气没鲁迅好，因为鲁迅臆造的‘铁屋子’在共产党的天下已成为现实，刘晓波一再被共产党投进监狱，可惜这还是无助于刘晓波象高智晟一样看透中共的邪恶本质，否则，他就不会象六四难属丁子霖一样盼望‘党妈妈’为六四平反！

简言之，我赞同张林认为2004年前后出现在互联网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起源于六四，是‘六四新文化运动’，但我不同意他把以刘晓波为首的一系列五四迷列为代表性作家，更何况后起之秀汪红雨对刘晓波的认识过程值得读者借鉴。”

接着我还在《女性意识》中表示，“面对‘独立中文笔会’的刘晓波们指责在网上搞‘天鹅绒行动’的高寒对中共判处大陆异议人士许万平和杨天水12年重刑负有责任，我觉得很好笑，因为被高寒名列‘民主中国临时过渡政府各省市政权交接委员会接收成员’的大陆人士多的是，包括刘晓波自己，中共只逮捕许万平和杨天水，是因为他们俩不仅会写文章，而且还有实干精神和活动能力，就象清水君和张林一样。我不懂为什么刘晓波们不明白如此浅显的道理？

不过我虽收读了双方的论战，但无心介入，就象我也不想再为高智晟‘悔罪’辩护一样，因为任何明白人都不会把高律师在魔掌中为了妻子和孩子的生存而说的违心话当真，高律师的遭遇只能促使我更加反共”。

为了躲避刘晓波之流，我甚至辞去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评委。我在《力不从心—辞评委之故》中坦诚，“我乐于参与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则是因为发起人袁红冰们和我一样都与共产党及其党文化势不两立。我希望中国自由文化运动能在解体党文化的同时‘复兴中华神传文化’。遗憾的是，自荐者和推荐者对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认识明显与我不同。

否则，刘晓波怎么会一再被人推荐。难道他不是五四反文化的传承者，党文化的传播者吗？刘晓波象五四知识分子一样诋毁以儒释道为主的中华文化，对此我在《六四是土 埋葬五四》一文中曾具体指出。以异议知识分子著称的刘晓波还一边写出《从俞可平、吴思、刘军宁看普及民主》等文章来吹捧中共笔杆子和思想力度对中共没有威胁的学者，似乎他不知道中共从来就没说过民主是个坏东西；一边却写出《希望国内维权远离境外的暴力或政变等煽动》等不符合事实的文章在反共抗暴阵营中挑拨离间，对此我则在《问女何所思？》一文加以驳斥。而这只是我看到的与中国自由文化运动背道而驰的刘晓波言行……”

既然刘晓波象鲁迅一样让我想躲都躲不了，那我就迎接刘晓波拥趸的挑战，协助海内外的仁人志士抵制另类五毛，为历史留下中华儿女对抗共产“精英”的见证。

2010年11月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