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藏本一家

在共產主義幽靈從歐洲侵入亞洲以前，華人和藏人都在自己的家園繁衍生息，即使曾有戰爭和饑荒。西曆641年，文成公主入藏，嫁給藏王松贊干布後，漢藏成了親家。

然而，自從共產黨在大陸顛覆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 中華民國後，華人和藏人要麼成了共奴，要麼成了囚徒，要麼開始流亡，在過去的六十年里還有億萬民眾成了暴政的犧牲品。

我是生在西藏，長在四川的漢人，有幸在德國人的幫助下來到自由世界，從而得以獲知共黨的罪惡，識破馬列的騙局。因六四屠殺我才從中共愚民變成反共華人， 結交不少藏人和西藏之友。

共同抵制紅色滲透 

2008年在抵制張丹紅們把德國之聲辦成中共之聲時，藏人和西藏之友就是華人的盟友。

中共新華網在吹捧張丹紅的一篇報道中聲稱，「在波恩舉行的一次有達賴駐歐洲代表格桑堅贊參加的活動上，張就當場質問格桑堅贊為什麼在達賴對西方媒體宣稱放棄獨立訴求後，西藏流亡政府的所謂憲法里仍然沒有刪除追求西藏獨立的條款。」張丹紅不敢去質問中共為何不執行自己制定的憲法，不履行一個記者的職責，捍衛被剝奪人權和自由的漢藏民眾，卻濫用德國之聲記者的身份在德國謳歌中共暴政，向流亡藏人發難。

格桑堅贊1952年生於西藏，1963年九死一生逃到達拉薩拉。 幸運的是他於同年和另外九個西藏孩子被慈善組織送到瑞士上學。直到1979年，他在一家銀行工作後，才有錢趕去印度探望父母。他的遭遇可以感動任何一個有良知的華人， 卻感動不了共奴。

德國之聲在外界的強大壓力下，不得不邀請各方批評者於2009年2月舉行思想交流會。我對台長貝特曼，這位以參觀大寨為榮的中共老朋友不報希望，但我也花了一個多小時前去赴會，主要就是想見識各界的反共同盟。

在會上我與格桑堅贊並肩而坐。他的觀點和我一致，但他的口才卻好我幾倍，他用流利的德語不僅發出了藏人的聲音，也道出了我的想法。在德國沒有哪個公眾人物敢為東德共黨或者德國納粹說好話， 但為比它們罪孽深重的中共評功擺好卻大有人在。在張丹紅的謬論，比如，她在為中共封網辯護時，把自由西藏和法輪功媒體與在德國禁止兒童色情和新納粹相提並論引起公憤後， 還有中共高官的女婿敢寫公開信支持她，並且居然徵集到105個簽名。這難道不是中共滲透德國的政界、學界和媒體的證據？

張丹紅為中共舉辦奧運暴露了真面目。她在德國坐冷板凳，也不回黨媽媽懷抱， 說明她也知道自由的可貴嗎？

一起揭露中共罪行 

中共媒體在讚美張丹紅時，沒有忘記醜化我，其中包括罵我是「反華人物」。可所有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反共文人。我從獲知六四屠殺開始反共， 2009年就已二十年，反共儼然成了我半輩子的事業。經歷了三個階段。剛開始是加入民陣，然後是獨自為營，2003年起則四處聯絡。

中共搞幕後交易，紅色統戰，我則大張旗鼓地揭露中共的罪惡。2008年我的標語牌上寫「沒有人權、沒有奧運」。2009年是法蘭克福書展的中國年，我的計劃是在展覽館裡擺一個「中共囚徒、中共禁書」的展台，介紹紅樓禁書和紅牢囚徒。因其作品而坐牢或流亡的，包括我在大陸看過的第一本禁書《第二次握手》和其作者張揚；因良知而坐牢，出牢後寫了傳記的，比如曾錚，蘇明和孫寶強； 沒得到足夠關注的獄中作家和流亡作品，比如黃金秋和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

在藏民大起義五十周年紀念日，我照例聲援藏人和西藏之友的相關活動。在此把我想告訴生活在瑞士和列支敦斯登的藏人和西藏之友的心得體會意譯出來與漢語讀者分享： 

 

共產黨從一開始便被中國人稱為赤匪。中國議會1947通過了反共法令。從1949年起中國人就開始大逃亡， 1989年北京屠殺後又是一個高峰。

不光是藏人，華人一樣遭受迫害和被迫流亡。不光是西藏，中國也一樣被赤匪蹂躪。

至少八千萬華人已經被迫害致死。如果把每年一千三百萬被強行打掉的胎兒算上的話，中共必須為五億冤魂負責。

所以，我希望朋友們一定要區分共產黨和中國人。我們中國人和西藏人一樣飽受共產黨的禍害。另外共產黨中也有藏人，比如謳歌中共領導的才旦卓瑪。

赤匪曾經佔領了半個世界，但1989年在拉薩和北京屠殺後，矗立在西方的柏林牆已經倒塌。

中共之所以還能維持暴政是因為它更狡猾和兇殘。比如中共可以讓西方的政客、學者和記者聽命於它。暴政可以被美化，冷戰可以被結束，雖然中共的軍費每年以兩位數的百分比在劇增，估計2009年已突破5000億元人民幣。蘇聯雖發明了古拉格，但活摘人體器官謀取暴利卻發生在當今的中共專制下。

抵抗中共暴政的中國人會付出生命的代價。請看中國律師高智晟的文集。儘管如此還是已有超過五千萬的中國人宣布退出中共及其相關組織。這不僅是中國人的思想解放，也是解體中共、獲取自由的和平之路。  

從2008年起已有一個中國過渡政府在致力於促成中共的最後滅亡。 

所以，你們不是孤獨的奮鬥者。

你們的同盟遍天下，尤其是在中國。我們只不過沒有中共和它在西方的宣傳員那麼大聲而已。

劍橋大學的德國博士生楊克在中共總理的宣傳秀上代我們喊出了心聲，「一個大學怎麼可以向獨裁者賣身，我們怎麼能傾聽這個獨裁者？我們應該站起來抗議。」

請各位朋友不要再寄希望於中共，被它牽著鼻子走。向赤匪請求自治無異於與虎謀皮。

正義一定會戰勝邪惡，這只是個時間問題。

科隆，2009年3月5日

殘體字版

汉藏本一家

在共产主义幽灵从欧洲侵入亚洲以前，华人和藏人都在自己的家园繁衍生息，即使曾有战争和饥荒。西历641年，文成公主入藏，嫁给藏王松赞干布后，汉藏成了亲家。

然而，自从共产党在大陆颠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 中华民国后，华人和藏人要么成了共奴，要么成了囚徒，要么开始流亡，在过去的六十年里还有亿万民众成了暴政的牺牲品。

我是生在西藏，长在四川的汉人，有幸在德国人的帮助下来到自由世界，从而得以获知共党的罪恶，识破马列的骗局。因六四屠殺我从中共愚民变成反共华人， 结交不少藏人和西藏之友。

共同抵制红色渗透 

2008年在抵制张丹红们把德国之声办成中共之声时，藏人和西藏之友就是华人的盟友。

中共新华网在吹捧张丹红的一篇报道中声称，“在波恩举行的一次有达赖驻欧洲代表格桑坚赞参加的活动上，张就当场质问格桑坚赞为什么在达赖对西方媒体宣称放弃独立诉求后，西藏流亡政府的所谓宪法里仍然没有删除追求西藏独立的条款。”张丹红不敢去质问中共为何不执行自己制定的宪法，不履行一个记者的职责，捍卫被剥夺人权和自由的汉藏民众，却滥用德国之声记者的身份在德国讴歌中共暴政，向流亡藏人发难。

格桑坚赞1952年生于西藏，1963年九死一生逃到达拉萨拉。 幸运的是他于同年和另外九个西藏孩子被慈善组织送到瑞士上学。直到1979年，他在一家银行工作后，才有钱赶去印度探望父母。他的遭遇可以感动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华人， 却感动不了共奴。

德国之声在外界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邀请各方批评者于2009年2月举行了思想交流会。我对台长贝特曼，这位以参观大寨为荣的中共老朋友不报希望，但我也花了一个多小时前去赴会，主要就是想见识各界的反共先锋。

在会上我与格桑坚赞并肩而坐。他的观点和我一致，但他的口才却好我几倍，他用流利的德语不仅发出了藏人的声音，也道出了我的想法。在德国没有哪个公众人物敢为东德共党或者德国纳粹说好话， 但为比它们罪孽深重的中共评功摆好却大有人在。在张丹红的谬论，比如，她在为中共封网辩护时，把自由西藏和法轮功媒体与在德国禁止儿童色情和新纳粹相提并论引起公愤后， 还有中共高官的女婿敢写公开信支持她，并且居然征集到105个签名。这难道不是中共渗透德国的政界、学界和媒体的证据？

张丹红为中共举办奥运暴露了真面目。她在德国坐冷板凳，也不回党妈妈怀抱， 说明她也知道自由的可贵吗？

一起揭露中共罪行 

中共媒体在赞美张丹红时，没有忘记丑化我，其中包括骂我是“反华人物”。可所有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反共文人。我从获知六四屠杀开始反共， 2009年就已二十年，反共俨然成了我半辈子的事业。经历了三个阶段。刚开始是加入民阵，然后是独自为营，2003年起则四处联络。

中共搞幕后交易，红色统战，我则大张旗鼓地揭露中共的罪恶。2008年我的标语牌上写“没有人权、没有奥运”。2009年是法兰克福书展的中国年，我的计划是在展览馆里摆一个“中共囚徒、中共禁书”的展台，介绍红楼禁书和红牢囚徒。因其作品而坐牢或流亡的，包括我在大陆看过的第一本禁书《第二次握手》和其作者张扬；因良知而坐牢，出牢后写了传记的，比如曾铮，苏明和孙宝强； 没得到足够关注的狱中作家和流亡作品，比如黄金秋和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

在藏民大起义五十周年纪念日，我照例声援藏人和西藏之友的相关活动。在此把我想告诉生活在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的藏人和西藏之友的心得体会意译出来与汉语读者分享： 

 

共产党从一开始便被中国人称为赤匪。中国议会1947通过了反共法令。从1949年起中国人就开始大逃亡， 1989年北京屠杀后又是一个高峰。

不光是藏人，华人一样遭受迫害和被迫流亡。不光是西藏，中国也一样被赤匪蹂躏。

至少八千万华人已经被迫害致死。如果把每年一千三百万被强行打掉的胎儿算上的话，中共必须为五亿冤魂负责。

所以，我希望朋友们一定要区分共产党和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和西藏人一样饱受共产党的祸害。另外共产党中也有藏人，比如讴歌中共领导的才旦卓玛。

赤匪曾经占领了半个世界，但1989年在拉萨和北京屠杀后，矗立在西方的柏林墙已经倒塌。

中共之所以还能维持暴政是因为它更狡猾和凶残。比如中共可以让西方的政客、学者和记者听命于它。暴政可以被美化，冷战可以被结束，虽然中共的军费每年以两位数的百分比在剧增，估计2009年已突破5000亿元人民币。苏联虽发明了古拉格，但活摘人体器官谋取暴利却发生在当今的中共专制下。

抵抗中共暴政的中国人会付出生命的代价。请看中国律师高智晟的文集。尽管如此还是已有超过五千万的中国人宣布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这不仅是中国人的思想解放，也是解体中共、获取自由的和平之路。  

从2008年起已有一个中国过渡政府在致力于促成中共的最后灭亡。 

所以，你们不是孤独的奋斗者。

你们的同盟遍天下，尤其是在中国。我们只不过没有中共和它在西方的宣传员那么大声而已。

剑桥大学的德国博士生杨克在中共总理的宣传秀上代我们喊出了心声，“一个大学怎么可以向独裁者卖身，我们怎么能倾听这个独裁者？我们应该站起来抗议。”

请各位朋友不要再寄希望于中共，被它牵着鼻子走。向赤匪请求自治无异于与虎谋皮。

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科隆，2009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