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恐怖的來歷與危害至今的魯迅

中共在香港的惡行被說成「白色恐怖」大錯特錯，只有國民政府為了捍衛中華民國憲法對共產黨的鎮壓才被紅色宣傳誣衊為「白色恐怖」。凡是與共產黨相關的罪行都是紅色恐怖。原因如下：

1848年馬克思與恩格斯完成共產主義者同盟交給他們的任務，用德文發表該同盟的政治綱領《共產黨宣言》，鼓吹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不僅要廢除自由、正義，還要廢除宗教、道德。 《共產黨宣言》就是恐怖主義宣言，以此為政綱的組織當然是恐怖組織。2005年美國雜誌《人類事件》（human events）邀請15位學者和公共政策領袖評比19到20世紀世界「十本最有害的書」（ten most harmful books），《共產黨宣言》名列第一。https://humanevents.com/2005/05/31/ten-most-harmful-books-of-the-19th-and-20th-centuries/

所以，共產恐怖主義從一問世便遭到「神聖的圍剿」，但卻像病毒一樣傳染開來。1917年，列寧在俄國篡奪二月革命果實，創建第一個名為布爾什維克的紅色暴政。列寧不僅殺害俄國末代沙皇一家，連僕人與醫生也不放過，還在1918年9月5日發布「紅色恐怖」令，公然把濫殺無辜當作他的國策！僅9月份，列寧就在聖彼德堡處決500多名社會精英。不僅屬於社會上層的前政府官員、軍官、企業家、商人、東正教僧侶被殘殺，工人與農民也是被殺害的對象，只因為他們敢於捍衛自己的權益。換言之，列寧以「無產階級革命」的幌子掩蓋爭權奪利，謀財害命的罪行。

從此「紅色恐怖」從俄國蔓延開來，所到之處無不生靈塗炭，但以列寧為首的共產黨徒善於用美麗的謊言掩蓋其滔天罪行。1919年列寧一邊在全國各地設立集中營，一邊成立共產國際，用搶劫來的財產派人到他國從事非法活動，收買墮落文人比如魯迅「聽將令」，為共產國際顛倒黑白，掩蓋罪行。

反共先賢

辛亥革命後的中華民國百廢待舉，百家爭鳴。共產國際間諜利用民國的自由滲透各界。蔡元培主張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在他出任北大後，李大釗與陳獨秀把北大變成赤化中國的堡壘，他們發動的「五四運動」開啟赤化中國的機制。（更多請看： https://xu-pei.blogspot.com/2021/03/blog-post_3.html）

孫中山反共，但為了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同意聯俄容共。對此蔣中正在《建都南京告全國同胞書》中告知孫中山容共「不外兩層意思：（一）為預防共產黨在中國禍患起見，想以三民主義融化共產主義，與以思想上之感化。（二）對共產分子有願從事國民革命的，給他們一個努力的機會；並不是要他們來篡竊黨權，破壞國民黨，推翻三民主義而宰制中國的」。全文請看：https://zh.m.wikisource.org/zh-hant/建都南京告全國同胞書

而毛澤東1927年3月發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則透露他像列寧一樣，是以革命的名義謀財害命的恐怖份子。

以蔣中正為首的國民黨人識破共產國際企圖赤化中國的陰謀後開始反共剿匪。1929年4月25日蔣中正在出席長沙市民歡迎大會時發表《本黨國民革命和俄國共產革命的區別》。明確表示：共產革命是「由於恨人」，而孫中山「從事革命是由於愛人」。講演中透露「共產黨盤據湖南的時候，不僅是到處罷工罷市抗租，而且到處從事沒收土地，沒收工廠，沒收商店，結果使湖南農民，沒有田可耕，湖南工人，沒有工可作，湖南商人，沒有商業可以經營，民生凋敝，社會紛亂，使湖南人民，不僅不能安居樂業，而且單純的生存，也無時不在危險狀態之中」。

蔣中正還以個人經驗說明：「以恨為動機的革命，決不適於中國的民族性，因為動機既然是恨，行動一定是殘酷和卑污，而且要損人利己的，這完全和中國的民族性相反。中國幾千年來倫理觀念，都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所以中國民族的固有特性，是和平的、寬厚的、和光明的；不願受別人的殘酷的待遇，也不願以殘酷的手段施諸別人。既不願以卑污的手段對待別人，也不願別人以卑污的手段對待自己，所以殘酷和卑污手段，在中國決不能行使，至少不會為大多數人所贊許。而且以殘酷的手段革命，沒有不失敗的」。

蔣中正已經認識到「共產黨是我們國民革命的敵人之一，自然要來破壞我們革命戰線，欺騙我們革命青年。因此我要敬告我們親愛的革命青年，要時時刻刻提防著共產黨的誘惑，使大家迷入歧途，重蹈永劫不復的慘境。並望大家毅然的加入國民黨，在三民主義旗幟之下，共同努力，而走向為民族努力，為民權奮鬥，為民生犧牲的光明大道」。

遺憾的是，蔣中正在大陸時期沒有發現共產黨收買墮落文人以魯迅為筆名欺騙中國的革命青年，讓他們認賊作父，迷入歧途。退守台灣後，以蔣中正為首的反共先賢痛定思痛，才開始禁止紅色宣傳包括魯迅著述。可是兩蔣去世後，推崇魯迅的李登輝上台，很快解除相關禁令，僅1989年就出版幾種《魯迅全集》。而《魯迅全集》违反天理人倫與常识理性，歪曲历史真相，傳播共产毒素。

謳歌列寧讚美李大釗

為了赤化世界，列寧派人以各種名義到各國秘密組建社團比如「未名社」，以文學之名行赤化之實。共諜還以教俄文等方式潛入中華民國，創辦刊物比如《每周評論》，赤化讀者。

據徐澤榮研究所得：「從1919年或者1921年算起，到1949年，中共每個月平均得到100萬銀元蘇聯給的錢，是現金，還不包括武器和物資的折價，那個就多了去了。」為了出版《共產黨宣言》，共產國際甚至出資成立「又新印刷所」。1920年8月，《共產黨宣言》以社會主義研究社的名義出版。操盤手是被莫斯科指派為中共第一任總書記的陳獨秀。翻譯是陳望道（1891-1977）。

陳望道1915年留學日本並在那裡被赤潮蠱惑，1919年6月回國後投身共運。他加入共產國際在中國成立的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參與共產國際用以赤化中國的雜誌比如《新青年》編輯。1920年到上海後被邵力子邀請進入復旦大學任教，開始赤化學生。

《共產黨宣言》在共產國際資助下出版後，陳望道專門寄贈比他更早為《新青年》撰稿的魯迅。把恐怖主義宣言譯成中文被魯迅讚美為「對中國做了一件好事。」

1918年1月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從果戈理處剽來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魯迅與李大釗、陳獨秀都是最早賣身投靠共產國際的墮落文人，為共產國際顛覆中華民國充當刀筆吏。魯迅身邊的共產地下黨徒至少有60人，魯迅承認「聽將令」而寫作與翻譯。

魯迅的《葯》和四篇《隨感錄》都發表在李大釗編輯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上。張作霖把李大釗從蘇聯大使館抓捕並處決。李大釗罪有應得的證據可查閱《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可惜連李大釗之死也被共產勢力利用來顛倒黑白。魯迅為此寫作《守常全集》題記，抹黑反共愛國先賢，美化賣國漢奸並明確表示在《新青年》時代他以李大釗為「站在同一戰線上的夥伴」。

李大釗與魯迅誤導了無數熱血青年比如他倆的聽眾三一八慘案的死難者劉和珍，她的同學許廣平在《魯迅回憶錄》（1961）中則透露，她在「三一八」那天被魯迅阻止參加「請願」。當許廣平說她「要去請願！」後，魯迅回答說：「請願請願，天天請願，我還有些東西等著要抄呢。」但如民國史專家張耀傑所言魯迅「非但不反思檢討自己不願意冒險卻偏要『煽動青年冒險』的有限罪責，反而把一切罪惡完全轉嫁到已經註定要成為『死老虎』的段祺瑞和章士釗身上，連帶著還要把據實檢舉魯迅等人『煽動青年冒險』的陳西瀅連同所有的《現代評論》派，誣衊為拿過段祺瑞1000大洋的『落水狗』。事實上，連作為敵黨首領的馬敘倫，都承認段祺瑞『腦子裡還有人民不可欺侮的觀念』，一味惡罵段祺瑞等人卻從來不肯反省自己的魯迅等人，才真正是根本不知道『人民不可欺侮的觀念』的欺世盜名之輩」。

魯迅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透露：陳獨秀是催促他「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魯迅聽將令用小說顛倒黑白，在陳獨秀的敦促下，把在《新青年》等紅色刊物上發表的小說結集重印，為共產國際「吶喊」。在十八年的時間裡，魯迅躲在181個化名後發表約600萬字，他名下的譯作多半是用來赤化讀者尤其是青少年的紅色宣傳品比如謳歌列寧的小說《工人》。

陳望道表示他「從五四運動以後不久」就開始與魯迅交往。1920年，魯迅「明確地反對了胡適等人要《新青年》『多談問題少談主義』的企圖，支持把《新青年》雜誌從北京遷到上海」。陳望道為《新青年》去信北京約請魯迅寫小說。魯迅寄來「一篇批判反革命復辟派的小說：《風波》。這篇小說就刊登在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雜誌第八卷第一期上；而從這一期開始，《新青年》雜誌也即正式改組為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機關刊物了」。

1927年初，魯迅與其學生許廣平從廣州到上海同居。陳望道邀魯迅到復旦大學講演講座，魯迅則替陳望道為共產國際開辦的大江書鋪編書譯稿。後來陳望道出面創辦《太白》，魯迅暗中支持他為共產國際赤化中國而筆戰。

與瞿秋白沆瀣一氣

1927年共產國際代表指派瞿秋白取代陳獨秀，成為中共的第二任總書記。瞿秋白聽命於莫斯科，策劃三次暴動，均以失敗告終，堪稱名副其實的恐怖份子。

1930年3月，共產國際在上海成立以魯迅為面首的左翼作家聯盟，有組織地進行紅色宣傳。同年瞿秋白失去中共駐莫斯科代表之職後回到上海。

從1931至1934年，瞿秋白潛伏在上海從事紅色宣傳，其中包括為了哄抬魯迅，出版《魯迅雜感選集》。而魯迅則先後四次在寓所接納被國民政府追捕的瞿秋白夫婦，甚至同意瞿秋白以魯迅的名義發文。魯迅留下的信中有一封致瞿秋白的稱其為「敬愛的J.K.同志」。

1935年6月瞿秋白被剿匪的國軍處決後，魯迅在7月30日和8月9日還在設法營救。獲知瞿秋白死訊後，魯迅日記中斷了25天。在魯迅的主持下共產地下組織很快出版瞿秋白翻譯的紅色文藝尤其是高爾基的宣傳品，美其名曰《海上述林》。魯迅曾出面請在列寧格勒的曹靖華翻譯紅色長篇小說《鐵流》，請瞿秋白翻譯長序，以「三閑書屋」的名義出版。1933年秋，曹靖華回國，繼續與魯迅等一起從事紅色宣傳，翻譯紅色文藝，哄抬共諜包括李大釗。

為了讓紅色宣傳更能迷惑受眾，共產國際還利用魯迅出面提倡版畫藝術。1931年8月，魯迅出面在上海主辦「木刻講習會」，為紅色陣營培訓了無數青年。

看到此文的讀者還質疑魯迅是五毛鼻祖嗎？

殘體版

红色恐怖的来历与危害至今的鲁迅

中共在香港的恶行被说成“白色恐怖”大错特错，只有国民政府为了捍卫中华民国宪法对共产党的镇压才被红色宣传诬蔑为“白色恐怖”。凡是与共产党相关的罪行都是红色恐怖。原因如下：

1848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完成共产主义者同盟交给他们的任务，用德文发表该同盟的政治纲领《共产党宣言》，鼓吹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不仅要废除自由、正义，还要废除宗教、道德。 《共产党宣言》就是恐怖主义宣言，以此为政纲的组织当然是恐怖组织。2005年美国杂志《人类事件》（human events）邀请15位学者和公共政策领袖评比19到20世纪世界“十本最有害的书”（ten most harmful books），《共产党宣言》名列第一。https://humanevents.com/2005/05/31/ten-most-harmful-books-of-the-19th-and-20th-centuries/

所以，共产恐怖主义从一问世便遭到“神圣的围剿”，但却像病毒一样传染开来。1917年，列宁在俄国篡夺二月革命果实，创建第一个名为布尔什维克的红色暴政。列宁不仅杀害俄国末代沙皇一家，连仆人与医生也不放过，还在1918年9月5日发布“红色恐怖”令，公然把滥杀无辜当作他的国策！仅9月份，列宁就在圣彼德堡处决500多名社会精英。不仅属于社会上层的前政府官员、军官、企业家、商人、东正教僧侣被残杀，工人与农民也是被杀害的对象，只因为他们敢于捍卫自己的权益。换言之，列宁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幌子掩盖争权夺利，谋财害命的罪行。

从此“红色恐怖”从俄国蔓延开来，所到之处无不生灵涂炭，但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党徒善于用美丽的谎言掩盖其滔天罪行。1919年列宁一边在全国各地设立集中营，一边成立共产国际，用抢劫来的财产派人到他国从事非法活动，收买堕落文人比如鲁迅“听将令”，为共产国际颠倒黑白，掩盖罪行。

反共先贤

辛亥革命后的中华民国百废待举，百家争鸣。共产国际间谍利用民国的自由渗透各界。蔡元培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在他出任北大后，李大钊与陈独秀把北大变成赤化中国的堡垒，他们发动的“五四运动”开启赤化中国的机制。（更多请看： https://xu-pei.blogspot.com/2021/03/blog-post_3.html）

孙中山反共，但为了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同意联俄容共。对此蒋中正在《建都南京告全国同胞书》中告知孙中山容共“不外两层意思：（一）为预防共产党在中国祸患起见，想以三民主义融化共产主义，与以思想上之感化。（二）对共产分子有愿从事国民革命的，给他们一个努力的机会；并不是要他们来篡窃党权，破坏国民党，推翻三民主义而宰制中国的”。全文请看：https://zh.m.wikisource.org/zh-hant/建都南京告全国同胞书

而毛泽东1927年3月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则透露他像列宁一样，是以革命的名义谋财害命的恐怖份子。

以蒋中正为首的国民党人识破共产国际企图赤化中国的阴谋后开始反共剿匪。1929年4月25日蒋中正在出席长沙市民欢迎大会时发表《本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区别》。明确表示：共产革命是“由于恨人”，而孙中山“从事革命是由于爱人”。讲演中透露“共产党盘据湖南的时候，不仅是到处罢工罢市抗租，而且到处从事没收土地，没收工厂，没收商店，结果使湖南农民，没有田可耕，湖南工人，没有工可作，湖南商人，没有商业可以经营，民生凋敝，社会纷乱，使湖南人民，不仅不能安居乐业，而且单纯的生存，也无时不在危险状态之中”。

蒋中正还以个人经验说明：“以恨为动机的革命，决不适于中国的民族性，因为动机既然是恨，行动一定是残酷和卑污，而且要损人利己的，这完全和中国的民族性相反。中国几千年来伦理观念，都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所以中国民族的固有特性，是和平的、宽厚的、和光明的；不愿受别人的残酷的待遇，也不愿以残酷的手段施诸别人。既不愿以卑污的手段对待别人，也不愿别人以卑污的手段对待自己，所以残酷和卑污手段，在中国决不能行使，至少不会为大多数人所赞许。而且以残酷的手段革命，没有不失败的”。

蒋中正已经认识到“共产党是我们国民革命的敌人之一，自然要来破坏我们革命战线，欺骗我们革命青年。因此我要敬告我们亲爱的革命青年，要时时刻刻提防著共产党的诱惑，使大家迷入歧途，重蹈永劫不复的惨境。并望大家毅然的加入国民党，在三民主义旗帜之下，共同努力，而走向为民族努力，为民权奋斗，为民生牺牲的光明大道”。

遗憾的是，蒋中正在大陆时期没有发现共产党收买堕落文人以鲁迅为笔名欺骗中国的革命青年，让他们认贼作父，迷入歧途。退守台湾后，以蒋中正为首的反共先贤痛定思痛，才开始禁止红色宣传包括鲁迅著述。可是两蒋去世后，推崇鲁迅的李登辉上台，很快解除相关禁令，仅1989年就出版几种《鲁迅全集》。而《鲁迅全集》违反天理人伦与常识理性，歪曲历史真相，传播共产毒素。

讴歌列宁赞美李大钊

为了赤化世界，列宁派人以各种名义到各国秘密组建社团比如“未名社”，以文学之名行赤化之实。共谍还以教俄文等方式潜入中华民国，创办刊物比如《每周评论》，赤化读者。

据徐泽荣研究所得：“从1919年或者1921年算起，到1949年，中共每个月平均得到100万银元苏联给的钱，是现金，还不包括武器和物资的折价，那个就多了去了。”为了出版《共产党宣言》，共产国际甚至出资成立“又新印刷所”。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操盘手是被莫斯科指派为中共第一任总书记的陈独秀。翻译是陈望道（1891-1977）。

陈望道1915年留学日本并在那里被赤潮蛊惑，1919年6月回国后投身共运。他加入共产国际在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共产国际用以赤化中国的杂志比如《新青年》编辑。1920年到上海后被邵力子邀请进入复旦大学任教，开始赤化学生。

《共产党宣言》在共产国际资助下出版后，陈望道专门寄赠比他更早为《新青年》撰稿的鲁迅。把恐怖主义宣言译成中文被鲁迅赞美为“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1918年1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从果戈理处剽来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鲁迅与李大钊、陈独秀都是最早卖身投靠共产国际的堕落文人，为共产国际颠覆中华民国充当刀笔吏。鲁迅身边的共产地下党徒至少有60人，鲁迅承认“听将令”而写作与翻译。

鲁迅的《药》和四篇《随感录》都发表在李大钊编辑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上。张作霖把李大钊从苏联大使馆抓捕并处决。李大钊罪有应得的证据可查阅《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可惜连李大钊之死也被共产势力利用来颠倒黑白。鲁迅为此写作《守常全集》题记，抹黑反共爱国先贤，美化卖国汉奸并明确表示在《新青年》时代他以李大钊为“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

李大钊与鲁迅误导了无数热血青年比如他俩的听众三一八惨案的死难者刘和珍，她的同学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则透露，她在“三一八”那天被鲁迅阻止参加“请愿”。当许广平说她“要去请愿！”后，鲁迅回答说：“请愿请愿，天天请愿，我还有些东西等着要抄呢。”但如民国史专家张耀杰所言鲁迅“非但不反思检讨自己不愿意冒险却偏要‘煽动青年冒险’的有限罪责，反而把一切罪恶完全转嫁到已经注定要成为‘死老虎’的段祺瑞和章士钊身上，连带着还要把据实检举鲁迅等人‘煽动青年冒险’的陈西滢连同所有的《现代评论》派，诬蔑为拿过段祺瑞1000大洋的‘落水狗’。事实上，连作为敌党首领的马叙伦，都承认段祺瑞‘脑子里还有人民不可欺侮的观念’，一味恶骂段祺瑞等人却从来不肯反省自己的鲁迅等人，才真正是根本不知道‘人民不可欺侮的观念’的欺世盗名之辈”。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透露：陈独秀是催促他“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鲁迅听将令用小说颠倒黑白，在陈独秀的敦促下，把在《新青年》等红色刊物上发表的小说结集重印，为共产国际“呐喊”。在十八年的时间里，鲁迅躲在181个化名后发表约600万字，他名下的译作多半是用来赤化读者尤其是青少年的红色宣传品比如讴歌列宁的小说《工人》。

陈望道表示他“从五四运动以后不久”就开始与鲁迅交往。1920年，鲁迅“明确地反对了胡适等人要《新青年》‘多谈问题少谈主义’的企图，支持把《新青年》杂志从北京迁到上海”。陈望道为《新青年》去信北京约请鲁迅写小说。鲁迅寄来“一篇批判反革命复辟派的小说：《风波》。这篇小说就刊登在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八卷第一期上；而从这一期开始，《新青年》杂志也即正式改组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了”。

1927年初，鲁迅与其学生许广平从广州到上海同居。陈望道邀鲁迅到复旦大学讲演讲座，鲁迅则替陈望道为共产国际开办的大江书铺编书译稿。后来陈望道出面创办《太白》，鲁迅暗中支持他为共产国际赤化中国而笔战。

与瞿秋白沆瀣一气

1927年共产国际代表指派瞿秋白取代陈独秀，成为中共的第二任总书记。瞿秋白听命于莫斯科，策划三次暴动，均以失败告终，堪称名副其实的恐怖份子。

1930年3月，共产国际在上海成立以鲁迅为面首的左翼作家联盟，有组织地进行红色宣传。同年瞿秋白失去中共驻莫斯科代表之职后回到上海。

从1931至1934年，瞿秋白潜伏在上海从事红色宣传，其中包括为了哄抬鲁迅，出版《鲁迅杂感选集》。而鲁迅则先后四次在寓所接纳被国民政府追捕的瞿秋白夫妇，甚至同意瞿秋白以鲁迅的名义发文。鲁迅留下的信中有一封致瞿秋白的称其为“敬爱的J.K.同志”。

1935年6月瞿秋白被剿匪的国军处决后，鲁迅在7月30日和8月9日还在设法营救。获知瞿秋白死讯后，鲁迅日记中断了25天。在鲁迅的主持下共产地下组织很快出版瞿秋白翻译的红色文艺尤其是高尔基的宣传品，美其名曰《海上述林》。鲁迅曾出面请在列宁格勒的曹靖华翻译红色长篇小说《铁流》，请瞿秋白翻译长序，以“三闲书屋”的名义出版。1933年秋，曹靖华回国，继续与鲁迅等一起从事红色宣传，翻译红色文艺，哄抬共谍包括李大钊。

为了让红色宣传更能迷惑受众，共产国际还利用鲁迅出面提倡版画艺术。1931年8月，鲁迅出面在上海主办“木刻讲习会”，为红色阵营培训了无数青年。

看到此文的读者还质疑鲁迅是五毛鼻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