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對臺灣的滲透

 

  身在臺灣與閱讀臺灣史都得面對共產黨對臺灣社會的滲透。黃種祥2018年發表的專著《二二八事件真相辯證》注意到「中共地下黨及臺共在事件中的作為」，也意識到有所作為的左翼勢力至今「未受重視」，並在專著中分別評介「日治時期的臺灣左翼」，「半山中的左翼勢力」，「三民主義青年團在臺灣」以及「二二八事件中的左翼勢力」。而二二八後逃亡大陸的謝雪紅（1901-1970）、吳克泰（1925-2004）等中共黨員以及被民國政府抓捕判刑的陳明忠（1929-）、陳映真（1937-2016）等「白色恐怖受難人」的紅色生涯都證實從「五四運動」起紅色宣傳就滲透臺灣並影響至今。

  1945年後，利用抗日戰爭在中國發展的共產黨滲透臺灣的程度比在日據時代嚴重，因為中共中央在日本正式投降前的1945年8月11日，就發布《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指示全党全军「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9]， 臺灣亦不例外。曾任中華民國國家安全局局長的汪敬煦（1918-2011）在訪談錄中總結如下：「當時中國共產黨到臺灣來活動的人，據我瞭解有四個系統：一是黨的系統，他們稱做『中國共產黨臺灣工作委員會』，蔡孝乾即是這個系統派來的（我當情報局局長時，蔡孝乾在情報局當少將主任）。二是中共的情報系統，史明即是這個系統派來的。三是中共的軍事情報系統，有名的國防部次長吳石案即是這個系統派來的。吳石長朝潛伏在國軍中，直到他擔任國防部次長，利用職權之便，把臺灣軍隊的佈署圖、軍事計畫交給一位女間諜，稍後這位女間諜被捕，而爆發這個案子。四是國際共產黨和日共系統，謝雪紅這批人即是這個系統派來的。」[1] 但這還不完全，中共因接受莫斯科領導，從成立起就是一個處於非法狀態的地下組織。中共有按地区划分的中共中央北方局與中共中央南方局等，各中央局及所属的各省、市委都有自己的情報組織及人員。比如吳克泰就是1946年3月被中共中央華東局從上海派到臺灣進入臺大的地下黨員，下面會以吳克泰為例進一步評介共產國際勢力如何從五四運動起就利用學運，操縱輿論，滲透社會，顛倒黑白。

  

  武之璋在《二二八的真相與謊言》中證實陳儀不僅遵奉蔣中正的命令包括手諭「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令論罪」，而且還在給當時的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的手諭中「希即遵令軍憲不得隨意傷害臺人，注意保護善良民眾」[2]。白先勇卻在《关键十六天：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的序言中指控柯遠芬在綏靖清鄉的會上「慷慨發言」：「有些地方上的暴民和土匪成群結黨，此等暴民淆亂地方，一定要懲處，寧可枉殺九十九個，只要殺死一個真的就可以。」對此白崇禧「當場嚴加駁斥」：「有罪者殺一懲百為適當，但古人說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者不為，今後對於犯案人民要公開逮捕、公開審訊、公開法辦，若暗中逮捕處置，即不冤枉，也可被人民懷疑為冤枉。」[3] 就是說，白崇禧尊奉古訓，抵制暴虐，這既是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本質區別，也是蔑視傳統道德的共產黨員能夠滲透並打敗國民黨的根本原因。二二八後白崇禧作為國防部長被蔣中正派到臺灣宣慰16天，主張「參加此次事變人員，除了共黨之外一律免究」，而陪在身邊的白克就是共諜。

  就算柯遠芬也被赤潮污染，無視人命關天的古訓，但吳克泰的回憶錄透露：1947年1月9日，柯遠芬曾在吳克泰等發起的「一·九學生運動」中「擠上主席台講話」。柯遠芬那時就認識到「美國是我們的友好盟邦，不應該反對，我們應該反對的是蘇聯」，可惜吳克泰不聽勸說，反而號召學生「馬上開始遊行」，讓警總參謀長柯遠芬只能「被甩在主席台上」，聽任學生唱著紅歌「義勇軍進行曲」遊行到「美國新聞處」與「美國領事館」，高呼「美軍滚回去！」等口號。遊行中吳克泰的同志陳炳基則高呼「组織全臺灣的學生聯盟」。吳克泰在回憶錄中透露自己「為了组織這次反美抗暴遊行」，兩天兩夜没有闔上一眼。[4]

  早在1920年魏金斯基向共產國際提供的報告中就透露：「學生運動是特別容易見成效的工作對象，整個中國被學生組織網覆蓋，共有學生組織193個，參加這些組織的，既有高等學校學生，也有16歲以上的中等學校學生」，而「由學生組織成員組成許多從事蘇維埃和黨的宣傳工作的訓練班與小組」[7]，魏金斯基所說的中國尚不包括臺灣，但吳克泰等人的回憶證實利用學生運動與學生組織赤化社會的紅色模式被搬到了臺灣。中共在臺灣成立了多少學生組織？「中國共產黨臺灣大學醫學院支部委員會」難道是唯一？

  共產黨及其意識形態通過紅色媒體赤化讀者尤其是愛國的大中學生，再通過他們利用學運滲透社會，包括中華民國黨政軍警憲特。共產黨的各路人馬不僅在「二二八」期間企圖篡奪臺灣政權，而且在「二二八」前就已經像在大陸一樣不斷發動各種運動尤其是學運壯大力量。幸好1949年出任臺灣省政府主席的陳誠（1898-1965）與臺大校長傅斯年（1896-1950）等中華民國精英在退守臺灣時已達成共識，「要求安定，先要肅清匪諜」。[5] 

  陳誠已認識到共產思想無遠弗屆，治臺要義不與民爭利，「要與共產黨鬥爭，不能單靠軍事，必須政治、經濟雙管齊下，在思想主義上去戰勝共產黨，才能遏止紅流的泛濫」[6]。為了防共反共，陳誠們不得不嚴懲潛伏臺灣的共諜。這是在臺灣被稱為「四六事件」的核心。

  傅斯年在北大求學時難免被紅潮裹挾，積極參與「五四運動」，但隨著閱歷的增長，他選擇支持國民黨，1927年他在擔任中山大學教授時，親歷五四新青年張太雷等聽命於斯大林發動的廣州暴動後，公開反共。在共諜發動「西安事變」時，他支持以蔣中正為首的中華民國政府。1929年，傅斯年就出於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反共反苏並警告用共产党的方法反对共产党，可惜被共產黨滲透的國民黨卻像共產黨一樣反共，结果可想而知。

   共產黨從1947年起就企圖利用「二二八」篡奪臺灣政權，讀者應該了解共產黨的滲透方式與功效。以轉型正義之名給罪證確鑿的共諜平反與賠償是否算共產黨滲透臺灣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