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來紅色宣傳的惡果

  李大釗等通過紅色宣傳影響愛國青年，其中包括聞一多（1899-1946）。以聞一多為例可以審視「五四」以來紅色宣傳造成的後果。在地下共產黨發起的「一二九運動」與「西安事變」時，聞一多還理性地選擇支持民國政府，但在紅色宣傳的作用下，1944年，他就想加入共產黨，但中共認為他在黨外更能發揮作用，因此他加入受共產黨操縱的「中國民主同盟」並與李公僕一起充當中央委員。[36]  

  聞一多在〈八年的回憶與感想〉中透露： 「抗戰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那時還不甚顯著，人們對蔣委員長的崇拜與信任，幾乎是沒有限度的。在沒有讀到史諾的《西行漫記》一類的書的時候，大家並不知道抗戰是怎樣起來的，只覺得那真是由於一個英勇剛毅的領導，對於這一個人，你除了欽佩，還有什麼話可說呢！」[37] 改變聞一多對蔣中正印象的《西行漫記》正是共產國際間諜網推出的宣傳品。[38] 

  紅色宣傳品能惡化聞一多對蔣中正態度的一個因素是聞一多等都有「五四情結」[39] 。〈八年的回憶與感想〉透露：「聯大風氣開始改變，應該從三十三年算起，那一年政府改三月二十九日為青年節，引起了教授和同學們一致的憤慨。」[40] 而對聞一多本人而言1943年蔣中正發表的《中國之命運》一書「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五四給我的影響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的向五四宣戰，我是無論如何受不了的」[41]。而流亡德國的湖南人陳嘉遠（1932-2018）卻因小學畢業後，在父親的講解下讀過《中国之命运》，深受啟發，即使後來身陷匪区，也不为紅色宣傳所动，1950年企圖投奔臺灣，可惜未能如願。

   1946年7月11日，李公樸在雲南被暗殺。兩天後在兩千公里外的延安，中共就在《解放日報》上用標題為〈反動派恐怖行動變本加厲，李公樸先生在昆明遇害〉的宣傳稿指控「李公僕，前晚在昆明突遭國民黨特務暗殺殞命」，而《人民日報》則直接在標題上誣衊〈蔣介石加緊法西斯恐怖，國特殺死李公僕〉。四天後，在西南聯大舉辦的追悼會上，聞一多則聲情並茂地痛斥「反動派暗殺了李先生」，當天下午聞一多本人亦被槍殺。這就是讓民國政府大失民心的又一事件「李闻惨案」。

  聞一多的激憤言論被潛伏西南聯大的地下共產黨員何麗芳等製作成〈最后一次讲演〉，在聞一多名下發表，變成打擊民國政府的重磅炸彈；大陸淪陷後，又被中共加工成給初中生洗腦的紅色教材。原來的版本中有下面這段話：「現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中略〕從前在北平時，也常見面。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學者，是真正知道中國人民的要求的，這不是說司徒雷登有三頭六臂，能替中國人民解決一切，而是說美國人民的輿論抬頭，美國才有這轉變。」[42] 這段話似乎無意中透露，聞一多當時在為改變輿論而戰。

  大陸學者楊奎松已證實蔣中正並非「李聞慘案」的幕後主使者，相反，蔣中正早在1946年3月中旬就專門告誡國民黨人：「完全依賴既得的政權和武力來解決一切問題，是最卑劣的手段」並諄諄教誨：「不要只在形式上和別人鬥爭，應該忍耐沉著，不動如山，埋頭苦幹，在政治建設上表現我們的成績和力量」 [43] 。但「李聞慘案」發生後，立即被中共各路人馬利用來詆毀以蔣中正為首的國民黨，通過宣傳達到「輿論抬頭」，壓制美國政府支援中華民國行憲。[44]

  而獨立學者林輝則在還原歷史系列中指出原中共地下黨員，後在大陸當教授的朱傑勤曾向其偷渡到香港的學生張君達透露，是中共策劃了「李聞慘案」，因為「只有暗殺受大學生愛戴崇拜的民主學者，方可營造恐怖氣氛，掀起群眾的衝動情緒，激發全國青年的反抗思想，而且還可離間國府與美國的關係，影響美國對華政策，促成美國減少對國府的經濟與軍事援助」。[45]

  

  聞一多等試圖影響並確實受到影響的司徒雷登在1949年8月18日就被毛澤東謾罵為「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徵」。 而聞一多則是這篇標題為〈別了，司徒雷登〉的罵文讚美的對象：「許多曾經是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的人們，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面前站起來了。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願屈服」。[46] 

  《巨流河》的作者齊邦媛（1924-）在抗戰中就讀大學，親歷共產黨領導的學運，她的回憶錄中有個章節就叫〈學潮〉，裏面專門評介聞一多及其影響。她寫道：「我記得常聽父親說，一個知識分子，二十歲以前從未迷上共產主義是缺少熱情，二十歲以後去做共產黨員是幼稚。我常想聞一多四十五歲才讀共產制度（不是主義）的書，就相信推翻國民黨政權換了共產黨可以救中國，他那兩年激烈的改朝換代的言論怎麼可能出自一個中年教授的冷靜判斷？而我們那一代青年，在苦難八年後彈痕未修的各個城市受他激昂慷慨的喊叫的號召，遊行，不上課，不許自由思想，幾乎完全荒廢學業，大多數淪入各種仇恨運動，終至文革……。身為青年偶像的他，曾經想到衝動激情的後果嗎？」聞一多通過五四運動感染紅色病菌，再在紅色宣傳的強化下發作，於是聞一多也像李大釗一樣投身赤潮，充當烈士。齊邦媛證實：「聞一多之死成了全國學潮的策動力量，對延安的中共而言，他的助力勝過千軍萬馬，對於中國的命運更有長遠的影響。因爲他所影響的是知識分子對政治的態度」[48]。換言之，中共利用聞一多及其慘死達到了騙取民心尤其是知識分子支持的作用。

 

  盡管臺灣像大陸各省一樣被赤潮滲透，但退守臺灣的中華民國各界要員吸取大陸淪陷的教訓，嚴懲共諜，甚至槍斃拒絕悔過自新的共產黨員比如潛伏臺大的許強（1913-1950），以防臺灣被中共侵吞。[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