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開啟赤化機制

  在列寧1919年3月成立共產國際前，就有俄共（布）党员鲍立维以教俄語為掩護從海参崴到北京從事赤化活動。鲍立维不僅通過教職與北大教授李大釗（1889-1927）取得聯繫，還赤化了在天津北洋大學就讀的張太雷（1898-1927）等青年學生。[18]

  李大釗1918年就在陳獨秀（1879-1942）創辦的《新青年》上發表〈庶民的勝利〉與〈Bolshevism的勝利〉，聲稱Bolshevism的戰爭，「是階級戰爭，是合世界無產庶民對於世界資本家的戰爭。……這是二十世紀世界革命的新信條」[19]。李大釗還想當然地宣稱：「由今以後，到處所見的，都是Bolshevism戰勝的旗。到處所聞的，都是Bolshevism的凱歌的聲。人道的警鐘響了！自由的曙光現了！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20]  李大釗一廂情願地把鼓動「階級戰爭」的「Bolshevism」美化成「人道的警鐘」與「自由的曙光」，奮不顧身地投入國際共運，利用愛國心與民族情誤導他人尤其是青年學生，赤化中文世界。[21] 

  1988年中共刊物《黨史研究與教學》就曾發文論證〈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應是李大釗〉 [22] ，此前因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預備會上的報告中稱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無人敢有異議。

  從目之所及的資料來看，五四運動是共產主義侵蝕中國的開始。中共青島大學教授吕明灼也得出類似的結論：「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幹部上的準備」。吕明灼也認識到促成「五四運動」的不只是陳獨秀與李大釗，蔡元培（1868-1940）與胡適（1891-1962）也必不可少。[23] 

  1917年1月，蔡元培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後，先用捏造的假學歷與假職位聘請陳獨秀（1879-1942）充當北大文科學長，後在陳獨秀的支持下，邀請李大釗當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24] 這是李大釗能夠發動「五四運動」的關鍵。陳獨秀則因嫖娼，已於1919年3月失去北大教職，而胡適雖然也參與「反傳統反儒教反文言」的反文化運動，也即所謂的「新文化運動」，為馬克思主義開闢思想通道，但他畢竟主張「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並因此引發與陳獨秀的論戰。所以，筆者認同李大釗是「五四運動」缺一不可的核心人物。

  從1918年起，李大釗便開始發言發文鼓吹馬列主義，鼓動愛國學生「直接行動」，仇恨拒絕共產主義的國家與群體以及個體，自此「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等可以致人於死地的紅色新話源源不斷地進入中文世界。

  李大釗不僅身體力行地宣傳階級鬥爭，還親自成立或指導以此為目的的各種社團，目之所及有「少年中國學會」（1918年6月），「學生救國會」（1918年6月），「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為欺騙警察，用了馬爾格斯的名字）（1918年冬）「北京大學學生會」（1919年2月），「國民社」（1918年10月）。李大釗還是1919年元旦出版的《國民》雜志月刊的總顧問，該雜誌不僅鼓動仇日，而且在第五期發表《共產黨宣言》中譯本前一部分，據稱這是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著作的中譯本。[25]

  就是說，在「五四運動」前，李大釗在思想上，宣傳上，人員上與組織上都做了大量工作。沒有李大釗，就沒有「五四運動」；沒有鲍立维，就沒有李大釗與張太雷的赤化工作。他們投身共運應該不是為了領取盧布，雖然中共從成立起就得到莫斯科的大力扶持。[26] 而「1920年陳獨秀辦《共產黨》月刊、《勞動界》雜誌，以及創辦外國語學校，印刷各種宣傳小冊子等，無不從魏金斯基（維經斯基）那裡取得資助」[27]。

  李大釗讓北大成為「五四運動」的發源地，北大學生成為被赤化的對象，其中包括傅斯年。而北大圖書館主任室成了「五四運動」的指揮中心與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場地。1920年3月，經鲍立维介紹，李大釗與共產國際代表魏金斯基見面，開始籌組共產國際中國支部。[28] 

  魏金斯基在1920年9月1日於莫斯科就其1919年9月至1920年8月在東亞各國的工作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中透露：「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採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來加劇這種冲突。」[29] 為此魏金斯基在1920年5月，為領導業已展開的工作，在上海成立了「第三國際東亞書記處」。開展的工作如下：

「1.通過在學生組織中以及在中國沿海工業地區的工人組織中成立共產主義基層組織，在中國進行黨的建設工作。

2.在中國軍隊中開展共產主義宣傳。

3.對中國工會建設施加影響。

4.在中國組織出版工作。」[30]

  李大釗等淪為實現共產國際總政策的中國走卒，誤人子弟，屢肇事端，比如參與反英的「五卅運動」，導致「五卅慘案」，也因此1925年遭到北洋政府通緝。1927年4月，張作霖占領北京，將藏在蘇聯大使館的李大釗等逮捕並繳獲李大釗為蘇聯從事軍事諜報工作的罪證。李大釗認賊作父，出賣中國利益，被處以極刑。[31]

  以李大釗為首的共產走卒打著愛國主義的旗號幹的是聽命於莫斯科的賣國勾當，可是一般人尤其是青少年很難識別共產騙局，因爲共產黨確實如飽嘗其苦頭的閻錫山在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元月對山西省集訓小學教育幹部訓詞中所言「共匪是最能迷惑人的九尾狐狸精」。[32]

  「五四運動」把反傳統反道德的「新文化」運動推向社會，為共產黨在中國生根發芽培植了土壤，這是中共把5月4日定為青年節的原因。從南京遷到臺北的中研院與臺大都在紀念「五四運動」100週年，卻不直面危害至今的紅禍，還為接受共黨閹割的大陸學者提供講台，而筆者卻因質疑推崇五四狂人陳獨秀被一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員排斥，可見五四狂人掀起的赤潮對臺海兩岸的影響延續至今。

  中華民國當然可以紀念「五四運動」，但應該反省該運動的赤化作用與紅色惡果，尤其是當蘇聯及其在東歐扶植的共產陣營已被和平解體，而赤潮在大陸吞噬的人數還在增加，臺灣依然遭受北京打壓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