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的紅色文藝活動

 

  馬驥伸（1931-）發表的回憶《70年一覺戲劇夢》[38]從另一個角度證實「二二八」前臺灣已被紅色滲透。

   

    馬驥伸於1946年3月來到臺北，就讀師大，是師大「戲劇之友社」的創辦人。師大上演的第一步話劇就是紅劇《日出》，該劇作者曹禺，在上海首演時的導演歐陽予倩，主角扮演者鳳子都是接受共產黨領導的紅色文藝兵。

    馬驥伸因紅劇《日出》登上舞臺並結識參與該劇幕後工作的黃榮燦（1916-1952）。黃榮燦也屬1945年被派到臺灣的地下共產黨員之一，出任《人民導報》副刊的主編，參與紅色話劇，大力推廣魯迅。二二八期間，他與歐陽予倩等有聯繫，但沒有材料顯示他們在一起幹什麼？暴動被鎮壓後，他刻版畫「恐怖的檢查」到上海宣傳，此畫是二二八宣傳戰的重磅炸彈，觀者無不動容，影響至今。[39]

    

    馬驥伸演出紅色宣傳劇之餘，還閱讀紅色宣傳物。他文中提到的共諜不僅有被處決的黃榮燦，還有沒被抓住的兩名共諜。一名叫鄭鴻溪，臺灣人，從大陸回來插班大二。他在夏衍的《離離草》中飾演祖父。馬驥伸回憶到：「他給同學的印象也是那般親和。一口道地的北方腔國語，比我純正得多。下一學期他就成為學生自治會中堅，『四六事件』他列在政府緝捕名單，人已失蹤。多年後，我在中央社大陸動態資料中，看到他已是大陸中央對臺工作部門的副首長，料想他在臺灣師院學生時，已為中共祕密工作」。另一位是「《樑上君子》女主角音樂系一年級沈蘇斐，十分靈秀的女孩〔中略〕沈蘇斐來臺幾個月，就在師院演戲當女主角，又加入臺『大麥浪歌劇團』，是『麥浪』的重要歌舞演員，還兼邊疆歌舞助理指導。她在師院和臺大都有一名護花使者，她不即不離、一視同仁，我們旁觀者清，兩位當事人卻能相互默忍」。同時與兩人戀愛，如此反常，只能推斷這兩人也可能是地下黨員，因為潛臺女共諜蕭明華與其領導于非（原名朱芳春）就假扮夫妻。馬文透露，陳誠肅清匪諜時，沈蘇斐「未被波及，學期末，國軍已在大陸節節敗退，兩岸斷離情勢明顯，她悄然向我們道別返鄉，不多幾年輾轉傳來消息，她在故鄉蘇州已是藝文界高級幹部。四十年後兩岸開放，她應邀來臺和我們一些老友重聚，已是祖母級的文靜女士。相談中，提到早年因藝文活動曾獲周恩來數度召見。我很想私下問她，在臺師院讀書時，是否已加入共產黨，卻始終問不出口」。了解共產黨歷史就知沈蘇斐也像鳳子一樣屬周恩來手下的燕子。 

   

    馬驥伸有幸來到臺灣，求學時被紅色滲透。在其回憶中一目了然：「不幸的是我們想演的劇本，幾乎都被列入禁演名單，而且持續將近四十年。自此以後，除了改編外國劇本和少數抗戰題材作品，只能演出反共宣傳八股，我們沒合適劇本可選，校方對我們也轉冷淡。」而他卻在臺灣的「白色恐怖」中出任各種要職，包括教育電臺節目部副主任兼新聞組長，「中央社」資料編輯部主任，臺灣大學社會教育系新聞組副教授等等。他還透露：「從『二二八』到『四六』前後，我認識的戲劇圈師友，包括劇社同學，動態變化很大。黃榮燦、白克被處死刑，蔡瑞月、歌雷入獄，雷石榆、司徒陽、陳大禹或逃或走，返回大陸」。他提到的都是紅色文藝兵。在此僅以被中共追認為烈士的白克為例說明共諜滲透中華民國的嚴重程度。

   

    白克（1914-1964）也像歐陽予倩一樣，聽命於共產黨，是第一批赴臺灣接收的「 前進指揮所」成員，出任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委員，被派到臺灣後，參與一系列赤化活動比如創辦紅色媒體《人民導報》。白克在被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普通審判庭以「為匪宣傳」、「擴展匪黨組織」等罪名宣判死刑，後經國防部高等覆判庭開庭宣判原判決核准被處死前，是臺灣電影界要人，可想而知他的影響有多大。白克在「二二八」後還跟隨被蔣中正派來宣慰的國防部部長白崇禧在臺巡視16天，拍有紀錄片《白崇禧部長蒞臺重建新臺灣》。[41] 白崇禧不僅重用白克，舉薦共諜吳石接替柯遠芬，讓共諜謝和賡當自己的機要秘書並加以推薦，這可能是白崇禧到臺後被監控的一個原因。

   

    馬驥伸不經意間就證實，「二二八」前共產黨已經滲透臺灣各界，請看他的見聞：「學生時常罷課、遊行、示威，從南京來臺視察的教育部長朱家驊，為躲請願的師院學生，由後門閃走。議會言論肆無忌憚，王添燈以犀利馳名，郭國基大砲轟得臺大校長傅斯年腦溢血猝逝。報紙雜誌雖說不上百家爭鳴，發行量甚小，但家數多，言論報導未受禁限。國外和大陸報刊大都准許進口，電影院放映過蘇俄影片，因票房不佳後繼無力。圖書館可以借到馬克思的《資本論》，魯迅、高爾基的小說，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我都是向師院圖書館借閱的。果戈里、陳白塵等的諷刺劇都曾上演，學校劇團選擇劇本幾乎從心所欲。」

   

    總而言之，「二二八」前就有不少臺灣人投身共運，從事紅色宣傳；「二二八」後，有更多臺灣人被赤化，加入共產黨比如陳明忠。大陸淪陷後，臺灣共產黨人依傍北京政權繼續從事對臺宣傳與統戰，而「二二八」則成為他們的宣傳武器。蘇新用筆名「莊嘉農」發表的《憤怒的臺灣》以及他與楊克煌在林木順的名下發表的《臺灣二月革命》等紅色宣傳品都滲透臺灣，影響深廣。涉及「二二八」的不少謊言尤其是對國民黨的誣衊都來自聽命於中共的臺灣共產黨人。

   

    而柯遠芬（1908-1997）除當時發表〈事變十日記〉外，一直到1989年4月才應中研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張玉法的邀約改變寬恕不言的初哀，執筆寫作「臺灣二二八事變之真相」，留下歷史見證。他雖然獲知「共黨份子林日高、林樑材等」在二二八期間的領導作用，卻不知吳克泰等的地下活動以及紅色宣傳的作用。但他提到《國是日報》在2月27日「刊登一則軍民衝突的不實消息。新聞內容是說於蘇花公路上，在中途有一士兵強行乘車並與司機發生衝突，司機氣憤，將車墜入海中，全車乘客葬身魚腹云。後經調查，完全是謠言。此事亦只能認為是蓄意破壞軍民感情，醜化政府形象，與事變似無直接關係」[42]。他不知這是共產黨的宣傳手法，而陳翠蓮也證實該謠言對臺灣人參與二二八有煽動作用。這也證明共產黨滲透的媒體包括國民黨省黨部主辦的報紙。原本隸屬國防部的《和平日報》1945年5月在臺中發行臺灣版後，也很快被紅色滲透，楊克煌成了日文版編輯，謝雪紅被聘為特約評述。27部隊隊長鍾逸人也是《和平日報》記者。

   

    二二八前時任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的李翼中（1896-1969）對陳儀縱容長官公署負責的媒體「宣傳授人以柄」不滿，他還批判說：「《人民導報》為憲政協進會主辦，發行人為林忠，其總編輯為李純青，臺灣人，《大公報》記者，實為共產黨員，反動言論連篇累牘，不勝駭然」。[43] 而黃種祥在《二二八事件真相辯證》中證實正是《大公報》3月3日在上海刊登合眾社的新聞稿，謊稱「臺北的紛爭已有三、四千人殞命，當地憲警被迫向憤怒的群眾開槍，百姓多人擬入美國領事館避難」。《大公報》等大陸媒體同樣被共產黨滲透，也投入二二八宣傳戰。

   

    在研究各方著述尤其是潛臺共產黨員自述後，筆者認同二二八是在潛臺的各路地下共產黨煽動與操縱下利用民怨發起的暴動，目的是為了篡奪政權，這是共產黨在抗戰結束後發動全面戰爭顛覆中華民國的一個戰役，以失敗告終，然而共產勢力並未善罷甘休，而是從此利用二二八進行宣傳戰，並已成功顛倒黑白。衛國保民，守土有責的國軍將領彭孟緝等被抹黑成了元兇，敢於組織暴動的共黨份子比如謝雪紅被美化成了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