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二二八」相關的紅媒

 

  改名甚至換姓是投身共運的各地人包括臺灣人的特點。這也是共產黨員及其同路人與傳統文化為敵的表現之一，因為中華傳統文化人奉行「行不更名坐不更姓」，「好漢做事好漢當」，而聽命於莫斯科的中共卻用「民族魂」的幌子覆蓋躲在181個名字後千方百計為蘇聯「吶喊」的五四狂人周樹人的屍體上，魯迅只是其匿名之一。

  魯迅不僅赤裸裸地為蘇聯的暴政狡辯比如《我们不再受骗了》與《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而且還拼命詆毀中華文化及其精髓仁義道德，為西來歪理邪說開闢思想通道。

  魯迅好比毒樹，推崇魯迅就好比吃下毒果。青少年讀魯迅，很容易中毒，然後像魯迅一樣用毒眼看世界，淪為魯迅造出的「大群的新的战士」，雖然他們不一定意識到自己扮演的角色，但當他們的言行符合共產黨的需要時，就會被共產勢力相中，得到共產黨的支持與宣傳。原名陳永善的陳映真「愛敬魯迅，受他影響很大」，而「少年陳映真的第一本啟蒙讀物就是《吶喊》」[14]。

  陳映真生長在臺灣，魯迅本為民國政府禁止的紅色毒品，但他敢於偷讀，結果就是像魯迅一樣與紅魔為伍，借二二八顛倒黑白，支持六四屠殺，被中共任命為箝制思想的中國作家（實為作假）協會副會長，死後與謝雪紅為伴。

  而魯迅一死便被共產國際間諜哄抬成「民族魂」，因為那時共產黨要用民族主義鼓動反日，促使蘇日矛盾被轉嫁成中日戰爭。[15] 沒有魯迅，沒有二二八，陳映真會因「組織聚讀馬列共黨主義、魯迅等左翼書冊及為共產黨宣傳」被捕入獄嗎？這位「白色恐怖受難者」難道不是共產黨的宣傳家，紅色恐怖的捍衛者嗎？

魯迅在臺灣的傳人

  在查閱二二八受難者子女阮美姝、郭勝華、陳肇家、胡宗駒等的著述時，筆者注意到阮美姝的父親阮朝日（1900-1947）與其任總經理的《臺灣新生報》。查閱後獲知，該報前身是日據時代創辦的日刊「臺灣新民報」。[16] 

  該報1923年在日本創刊，而張我軍（1902-1955）是該報的漢文編輯。張我軍被稱為「臺灣新文學旗手」，因為正是張我軍在臺灣傳播以魯迅爲代表的五四狂人及其作品。1924年4月21日張我軍在《臺灣民報》第2卷7號發表〈致臺灣青年的一封信〉，以魯迅為榜樣痛罵臺灣傳統文學與文人，宣稱「臺灣的詩文等從不見過真正有文學的價值的，且又不思改革，只在糞堆裡滾來滾去，滾到百年千年，也只是滾得一身臭糞。」赤潮入侵中文世界的一個標誌就是五四狂人及其傳人瘋狂辱罵民族傳統，推崇至今沒有證實的進化論以及鼓吹仇恨的階級鬥爭，張我軍一邊宣稱「古典主義之當廢」，一邊把傳統文人罵成「守墓犬」，引發爭端。

  1927年，張我軍參與北京大學臺灣學生宋斐如創辦的《少年臺灣》雜誌。而宋斐如（1903－1947）與「二二八」更是密不可分。

宋斐如與《人民導報》

  宋斐如原名宋文瑞，也用過無數名字。1923年他去北京大學經濟系求學，其時「少年中國」的發起人之一李大釗正在以北大教授的身分從事赤化工作，21歲的宋斐如主編《少年臺灣》能不受李大釗影響？畢竟李大釗在1918年10月中就曾介紹毛澤東加入「少年中國學會」，11月間在「少年中國學會」會友中宣傳俄國革命。[17] 與中共密切合作的臺灣紅色組織「夏潮聯合會」在宋斐如生平簡介中寫道：「在校期間與張我軍、洪炎秋等進步臺灣青年學生創辦《少年臺灣》月刊，任該刊後期主編，向臺灣島內介紹、宣傳祖國狀況，『架起臺灣與大陸間資訊傳播的橋樑』」。[18]

  1945年10月宋斐如隨葛敬恩等人組成的「前進指揮所」返臺，出任教育處副處長。12月，陳儀核准他創辦《人民導報》，讓他協助傳達民情，倡導「臺灣新文化運動」。[19]  而《人民導報》的總編蘇新就是與蕭來福一起在日本被赤化的臺灣共產黨員。「1929年，他們倆接受台共的指示而返台從事工運」，一年後被日本當局分別判處12年與10年徒刑」。[20]

所以，《人民導報》再「敢說直言」也非「民間報紙」。「由於刊登有關國共和談的敏感文章，陳儀親自找宋斐如談話，提出教育處副處長與《人民導報》社長，二者擇其一，最後宋斐如辭去人民導報社長，由王添燈繼任社長職務。」[21]

  「1946年9月17日，『王添燈先生辭退《人民導報》社長職，其後職務由宋斐如負責自理』。1947年2月19日因堅持主辦《人民導報》被免去教育處副處長職務。」這離「二二八」不到十天。[22]

 陳儀在寫給蔣中正的報告中指責宋斐如：「（1）陰謀叛亂首要，組織臺灣民主聯盟；（2）利用報紙抨擊政府施政，竭力暴露政令弱點」。[23] 這符合地下共產黨員所從事的共產主義事業，可惜陳儀不僅未防患於未然，也沒有亡羊補牢，相反還自己中招。

  宋斐如回臺後一年多，不僅在《人民導報》，也在《新生報》等刊物發表三十多篇文章，值得進一步分析。

  宋斐如妻子區劍華曾在臺灣省政府法制室工作，在宋斐如罹難後，依然從事赤化活動，不僅掩護曾任《人民導報》主筆與建國中學校長的共諜陳文彬一家逃離臺灣，還「煽動台大學潮」[23]，1950年被處以極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