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中共的臺灣人周青（1920-）及其他

 

   

    《還原二二八》中受訪的周青，原名周傳枝，比謝雪紅小19歲，可以算其下一代。1994年，時任中共社科院臺研所研究員的周青出面反駁陳芳明的《謝雪紅評傳》，曝光以謝雪紅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在臺灣的地下活動及其赤化作用： 

   「謝雪紅與簡娥、潘欽信等一批老臺共於1930年底和1931年初曾經為深入發動工人群眾，通過陳義農在臺北市幸町七間仔租厝為據點，組織附近紅酒會社、高砂啤酒會社、日華紡織會社和松山鐵路工廠的工人讀書班進行階級教育。由於我家恰好住在七間仔，所以我在小時候也常常雜在大人中間聽過謝雪紅的講課，我後來會年紀輕輕就信仰社會主義，是和這個情況不是一點都無關係的」[34]。就是說，臺灣共產黨員的地下活動對社會有影響，周青就因此被赤化，並參與「二二八」。

       時任《中外日報》記者的周青比吳克泰還早投身「二二八」，從事宣傳鼓動。吳克泰透露他倆合作的第一篇「二二八」報導是在採訪主任、副社長兼總編都不同意發後，在「印刷廠的工人」威脅說「如果這篇報導不發，就要把印刷廠燒了」，才得以發表。而報導一出來，「第二天一早，報紙發到全臺北巿並發往全省各地，被搶購一空」。[35] 

    周青在徐宗懋的訪談中，進一步佐證「二二八」前，共產黨已秘密滲透臺灣各界，尤其是報界，甚至包括國民黨與三民主義青年團。[36]

    在紀錄片《還原二二八》中，周青透露他就在導致「二二八」發生的「緝煙血案」現場，實屬偶然？[37] 

    周青在「二二八」前就以記者身分，「大量揭露了國民黨貪污腐敗的醜像」，他亦坦承：「二二八的第一篇報導是我和吳克泰合作撰寫的；我不僅每日採訪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消息；還騎自行車往返於國民黨松山機場策動地勤部隊的臺灣兵起義」。周青在國軍登陸後去參加桃園的武裝部隊，該部隊被打散之後他跟隨吳克泰一起逃去上海，投靠其時已由共產黨人李偉光掌控的臺灣旅滬同鄉會。該會也參與二二八宣傳戰。以同鄉會的名義組建或操控地下組織是中共延續至今的伎倆。

   

    周青告知謝雪紅在日本投降後立即著手籌備人民協會，並透露：當日本投降時各地士紳和青年熱情的自發組織「三民主義讀書班」或者「三民主義青年團」，臺北的陳逸松即與從重慶回來的張士德（張大佐）成立臺北市三民主義青年團，雲集在臺北的老臺共領導人：潘欽信、王萬得、蕭來福、蘇新等全部加入其中。也就是說國民黨的三青團被臺共赤化。而張士德就是謝雪紅國際書局的店員張克敏，回臺後與謝雪紅有來往。周青與陳翠蓮都指稱張士德屬軍統，可從陳翠蓮與黃鍾祥披露的情況以及楊克煌的回憶來看，筆者認為，張士德像李友邦一樣是潛伏國民黨（三青團）的地下共產黨員，這才能解釋李友邦之妻嚴秀峰在張被國府調查時出面掩護之。張士德以國軍上校之身比葛敬恩還早到臺灣，他借助地下共產黨員在全臺組建三青團並以此為所欲為，導致陳儀企圖讓葛敬恩解散三青團。反政府勢力能在二二八期間迅速擴展到全臺，與三青團密切相關。而王添燈等處委會成員也都加入三青團。

    周青也透露共產黨員在「二二八」前就已經發動了各種活動，他提到：1946年上半年簡吉支持高雄市灣仔內農民抗租運動而引發了轟動全島的「王添燈筆禍事件」，而廖瑞發是「1946年底和47年初臺北市的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如臺北市煙草工廠的怠工、汽車司機工會的罷工」以及1月9日的「反美抗暴大遊行」，也即「一·九學生運動」的幕後領導者。簡吉與廖瑞發都像謝雪紅一樣因抗日被赤化。

   

    謝雪紅在被日本人被捕前開了家從事紅色宣傳的「國際書局」，經常出入該書局並成為謝雪紅崇拜者的顧客有王忠賢，1946年年底他已被選為臺灣土水工會理事長，在「二二八」那天下午，在新公園跳上電臺灰牆上向群眾演說，後來和周植兄弟、呂赫若等撤退「鹿窟」武裝基地，在那裡被捕，成為共產烈士。

   

    被吳克泰帶去見歐陽予倩的葉紀東則是因對陳儀政府的失望在就讀延平大學時被老臺共廖瑞發赤化，葉紀東坦承：「從此以後，除了上課之外，就是搞讀書會，並且在臺北的各大學間搞串連。因為我雄中的同學陳金木就讀於師範學院的關係，我主持的讀書會也發展到師範學院。二．二八前不久，我也通過臺大學生楊建基發展到臺大。那時候，我白天在臺灣省教育會編小學教科書的參考教材，每個月有固定的收入，我於是就用這些錢來買書報、雜誌給其他學生看。一般說來，我們讀書會使用的教材還是以民主黨派的刊物為主；只有那些確定要吸收的學生，我才會給他看一些有關社會主義的書刊。我記得，46年 9 月，剛開學時，我在臺北圖書館借到一本埃德加．史諾寫的有關紅軍長征的書《西行漫記》，我於是告訴其他讀書會的成員，讓大家輪流去借來讀」。就是說，葉紀東也被美國共產走卒斯諾欺騙。參與二二八的延平大學師生不少，很像是一個被共產黨滲透的教育機構。